揭秘浙江最富村：资产500万以下算穷人

讲述者：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

编者按：日前，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接受腾讯网“致敬新时代 浙江城市影像纪录——《厉害了，我的城》”摄制组专访，讲述了“浙江第一村”花园村40年间从贫穷到富裕的奋斗历程。以下是邵钦祥讲述内容的概要。

我是邵钦祥，现任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党委书记。游客来我们村参观游玩，通常有个疑问：这里商场步行街、电器连锁店、肯德基齐全，怎么看都不像“村”。

从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设施配套看，花园村已经具备了小城市的功能，但它的确是个“村”，承蒙厚爱，获称“浙江第一村”，而眼前的一切幸福，都是全体村民团结一致奋斗出来的。

“人均收入12万，家家户户3层半”

我们村现有户籍人口13879人，外来人口5万多人，总人口超过6.5万。去年全村总销售额520亿元，1家上市公司，5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483家个体工商户，从事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木制品等优势产业。

这几年最出名的，是木制品产业。花园村有全国最大的红木家具交易市场，不算成品，光是村子里堆放的木材，保守估计就值两百多亿元。

村民去年人均收入12万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5万元——原本能达到20万元，但先富带动后富，我们去年新并了9个村，村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因此根据变化作了调整。

我们村没有暴发户，也没有贫困户。家家户户住新房，全是2004年以后建的，无论有钱没钱，一律三层半，统一外立面。房子是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高的一年能租50多万元，低的能租20多万元，最差也有10多万元。

每家都有几辆车，而且都是好车，奔驰，宝马，路虎……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村，家庭资产500万以下是困难户，1000万刚起步，5000万才算富，1个亿以上的才真正正正是富裕户。

我们的目标是：全世界最富裕，全世界最幸福。

“村民享受16年义务教育”

花园村村民挣得多，负担还小，每人享有31项福利待遇，能免费的全免费，电视安装费、收视费之类的，全部村里掏钱。公交车对所有人免费。每人每月发30斤大米、2斤猪肉、2斤鸡蛋，1斤茶油，很多人吃不完。

3种保险配齐，医疗免费，村医院是全国农村地区最大的，有520张床位。上学免费，享受16年义务教育，在法定9年的基础上向两头延伸，再加上幼儿园4年，和高中3年。

如果村民觉得义务教育还不够，可以读村里新办的外国语学校。我们投资7个多亿，跟浙师大合作办学，开设110个班级，户籍人口和集团员工子女学费打折。

村民们有个共识：生活靠集体，致富靠自己。

“以前村里穷得找不到20岁以下的姑娘”

别看现在日子好过，我们村原先可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发生在这40年间。

2004年前，我们村只有183户、496人，2004年和2017年先后跟周边18个村合并，组成“大花园村”。遥想40年前，谁愿意跟贫穷的花园村合并呢？

我们以前为什么穷？这要从家族史说起。我们的祖先是河南洛阳人，690年前逃难逃到了这里。隔壁马府村有个马太师，我们祖先讨饭讨到了马太师家，太师收留他在府上种花。

一种就是几十年，马太师认为这个外来工忠诚肯干，就给了他一块地作花园，就这样，我们家族定居了下来，有了后来的花园村。这块地条件很差，没有溪河，种地靠天，就连饮用水都要到隔壁村挑。在农业时代，这种村子自然就穷。

解放前，村民们打长工；解放后，靠抓鱼抓泥鳅为生，家家户户都住茅草屋。村里找不到二十岁以下的姑娘，十七八岁就都嫁出去了；二十七八岁的光棍却很多，娶不到老婆，娶二婚女的比例比较高。

“结婚被断电的耻辱激励我奋斗”

我1954年出生，小学毕业就没书读了，留在村子里干，粮食保管员、会计、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村长、书记……除了妇女主任，村里所有的岗位我都干了个遍。

上世纪70年代，全村80多户人家，只有200多亩耕地，缺水，又没水库，别村种两季稻，我们一季都种不了，粮食不够吃。去隔壁村挑水，挨白眼受欺负，还得忍气吞声，这种滋味不好受。

1978年，改革开放那一年，我25岁，7月份结婚摆酒水。我们村穷，不通电，我就向马府村的干部借电，对方爽快答应了。我找来200多米电线，请电工拉到祠堂，晚上灯光亮起，8桌开席。吃到8点多，灯突然灭了，一查，是电线被马府村的人剪断了。

洞房花烛夜被人欺负，是耻辱，这给了我一个启示：人穷被人欺，村穷被人欺，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我们关键是抓住了三个重大机遇”

花园村能有今天的发展格局，关键是抓住了三个重大机遇：

第一个机遇，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只要胆子大就能赚钱。1981年5月，我跟我哥哥、老村支书三个人，每人出500元，凑了1500元，买来设备办蜡烛厂。家属在后方做蜡烛，我们三个男人出去跑销售，一箱蜡烛能赚几块钱，这在当时是大钱。当年10月，我们三人又到处借钱，每人出资3000元，招工办了个服装厂。这两家工厂，让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个机遇，是邓小平“南巡”。小平“南巡”前一年，也就是1991年，我们就有先见之明，成立了工业公司，征地50多亩，创办工业园区。

工业公司办公楼建好后，我给时任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发请帖，跟几家省内最好的科研院校接上了头。我们跟大学合作，实施人才战略，请进来、送出去，委托培训职工，搞产学研合作，为我们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第三个机遇，是高科技浪潮。1996年，路甬祥校长调任中科院，我就跑去北京找他，请他支持花园村。一个农村书记跑到中科院要项目，令他吃惊。路校长很随和，派了四个人，找来十个项目给我看，我挑中了维生素D3。

政府、银行起初不相信、不看好：你一个村子，能搞这么大的项目？我说，有中科院强大的科研实力做基础，只要我们有决心，就一定能干成。

我们在北京呆了八年，从实验室到小试再到中试，从400万元到800万元再到1300万元，我们最终投了7000多万元。2002年，中试成功，我们又出资2000万元，买断技术，从此走上快车道。现在，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D3生产企业，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超过40%。

高科技让我们尝到了甜头，从那以后，我们坚持“非高科技项目不上马”的原则。今年要上一个新能源项目，做特斯拉电动车的电池配件，已经开工建设，年底试生产。

“村子里有270多家饭店，和300多家超市”

红木家具产业不算高科技，是个例外。

花园村所在的南马镇，老百姓脑子灵光，80年代全民办服装厂，90年代全民生产皮夹克，90年代末全民办木线厂，来去一阵风，上得快也倒得快。

2008年，依托东阳“木雕之乡”的底蕴，南马人又开始做家具。我分析历史教训，提出一定要集中发展，如果再像以前那样自相残杀，只会重蹈覆辙。

我出面牵头，圈出500多亩土地，办了个全国最大的原木集散地；又建了个建筑面积40多万平方米的红木家具交易市场。从生产到销售，发展全产业链，这样一来成本就低，价格就有了优势。一时间，批发的、零售的，全国各地的买家纷纷上门采购，市场爆满。后来，花园村成了国家4A级景区，来的人就更多了。

红木家具是大件，总价较高，绝大多数人不放心网购，通常都想现场采购。我们承诺：质量问题，一律包退包换，解决了质量信用问题。现场下单，上门安装，配送安装不成问题，价格优势又足以抵消车票机票钱，这笔账很好算。

红木家具产业贯通二产和三产，不仅带动花园村村民致富，周边乡镇几十万人也从中得到了实惠。人流量大了，餐饮、购物等服务业就跟着起来了。目前花园村共有270多家饭店，和300多家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