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浦意大利籍老师在中国的隔离生活：疫情之下，困难是最好的老师

本文于3月13日发表于《泰晤士高等教育》。作者Alessandra Cappelletti博士是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中国对中亚的外交政策、“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等。

在中国官方于一月底通报武汉疫情严重性的时候，我们就都清楚，新冠病毒传播到苏州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无法轻易为应对此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做好心理准备。

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开始紧张地查看公布疫情信息的官方网站，看着确诊和死亡病例数一天比一天多。虽然我是一名外国学者，但我从未想过要趁着还能走的时候离开中国——这个国家积极有趣、令人兴奋的地方让我每天都乐在其中，我不可能一遇到困境就马上离开。然而，原本现代舒适的日常生活突然转变，其速度之快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这些改变不仅仅只是我再也不能去大学校园办公，我还不能去健身房锻炼，不能去针灸理疗，不能和朋友一起去餐馆、酒吧，更不用说在周末坐火车去上海或杭州旅游。虽然超市、药店和诊所还开着，但是每个进去的人都戴着口罩、穿着睡衣，进门之前必须要量体温。有些时候，我还要出示护照和追踪人员流动用的二维码——这些都是平时会觉得很麻烦的检查措施。

进出小区也要经历一套相同的程序。一想到万一得了流感，很可能因为体温过高而回不了家，我就有些不安。

有时为了拿淘宝快递，再麻烦也要出去。因为平时收发快递的仓库都关门了，拿快递的人只能在接到电话通知后戴着口罩、穿着睡衣，一个个地去街上摆放整齐的包裹堆里找自己的快递。疫情之下，公共空间发生了变化，新的生活方式也正在逐渐形成。

社交媒体和电话成了仅有的交流方式，然而关心接踵而至，简直应对不完。家人们出于担忧纷纷来电，国外的朋友也发来信息——其中有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过我了，比如我小学的老朋友们。让他们冷静、放心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告诉他们，苏州的疫情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官方颁布的措施虽然严格，但也是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当地政府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及时发布通知，尤其是新确诊病例的所在地。此外，全城到处都有宣传单、广告和海报来告诉我们如何保护自己以及感觉不适时该联系谁。就发布信息和提供支持而言，我能感觉到身边总有人严阵以待，在需要的时候会马上来帮助我。

在此情况下，大学教学工作以视频的方式进行着，国际关系以及其他院系的同事们也会定期召开线上会议。这一点我的感受格外深刻，因为我被选为院系的联络人，要和大学负责预防及管理突发事件的人员保持联络，所以要开的会议尤其多。

起初，适应全新的工作模式并不容易。我很怀念和学生、同事日常的面对面交流，急需快速熟悉上课和开会的新方式。在这种境况下，重要的是要坚持下去，并且保持头脑清醒、心态乐观，积极地学习新事物。我明白，困难是最好的老师，我需要时刻告诉自己：“我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我相信一切马上就会回到正轨。”

除了大学的教学工作，我还加入了支援湖北英语教师小组，这个组织的志愿者们为处于疫情中心的湖北高三学生义务教授英语、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这些学生六月就要参加高考，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返校上课。除了我，还有许多人在行动。各地民众都自发组织、参与抗击疫情的活动，齐心协力、通力合作。中国人民和政府应对疫情的举措彰显了这个国家在困难时期的团结有序，我希望危机结束之时，各国政府都能对中国在此危急关头的表现予以肯定和赞扬。

居家隔离六周之后，我必须承认，和同事们一样，我也厌倦了这种不真实的生活。但是我理解，防疫措施现在还不能松懈，因为虽然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正面临着挑战，而他们将如何应对仍是未知数。

今天（2020年3月10日），意大利开始实施全面封锁。我健康但年迈的父母住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那里是意大利疫情第二严重的区域。最近，为了告诉他们要自我隔离，我每天联络他们的次数越来越多。我还有一半的家人住在意大利的南部，在正式宣布封锁之前，有上千人从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去往那里。

我十分担心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之前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认为行动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权利，但在封锁之后的现在，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考虑到意大利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在不断上涨，这样严厉的措施是必要的。正因为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中国才得以在两个月之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让一切逐渐恢复正常，在转危为机、增添了对病毒的新认知的同时，保障了人民安全和经济稳定。

话虽如此，目前我们的校园仍未开放，虽然不知道重逢会是什么时候，但我十分期待再次见到我的学生们。

翻译：韩香音编辑：胡秋辰
新媒体：俞启凡监制：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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