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马戎，田耕：当代都市人的社群认同与认同危机

文景艺文季《论坛》23B 场，2017 年7 月23 日晚，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北街甲20 号（原中法大学）艺术8。

“论坛”介绍：“文景艺文季”缘起于2012 年世纪文景成立10 周年，它展现文景品牌的出版理念，并力图树立起其文化品牌。2017 年为文景创立15 周年，本次艺文季的主题为“城市：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在为期两天（2017 年7 月22、23 日）的活动中，有多位不同领域的作家、学者参与主题各异的四场论坛。活动现场还有文景精心布置的书店、咖啡馆、放映厅，供前来参与的读者以多元方式体验文景的书香和文化气息。

主持人：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位重磅嘉宾一起来探讨当代都市人的社群认同与认同危机这样一个切身的议题。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三位嘉宾依次上台。首先是远道而来的著名历史人类学家、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明珂老师，第二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老师，第三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田耕老师。田耕老师今天还有一个重任，就是担任本场论坛的主持人。下面把话筒交给田耕老师。

田耕：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展开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我非常兴奋，马老师和王老师是我的师长，我从他们两位的课和著述当中学到了很多和今天我们语谈内容相关的东西。我和大家一样是以非常兴奋的心情来参加今天的活动的。在座的各位朋友可能很多通过文字或网络了解到两位老师的研究。王老师和马老师的学术有非常多的时间是在和民族、边疆、社会、历史、人文的生态打交道，两位老师有非常多研究的心力实际上是花在我们看起来和城市不是直接相关的环境里，比如刚才讲到的民族地区的社会，王老师花了许多的时间在传习羌族的历史和口述研究。今天这个话题，尤其是两位老师的到来有一些惊喜。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要展开一个有关城市生态或者城市人文生活的这样一个座谈？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在两位老师待会儿的发言里要揭示的。

在座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历史人类学家，一位是民族社会学家，两位老师的研究非常多地在社会科学几个主要的人文领域里穿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共同的特点是有大量的田野工作。无论像王老师一样非常多地接触历史文本——王老师的著作《反思的历史》所进行的研究，还是像马老师一样有非常强的从实求知的北大社会学的传统，有一个焦点是共通的，现时代下人生活的心智状态和他的社会状态。我觉得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城市集中体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这个话题的关注。从社会学诞生以来，它在几次的学术高峰期间都和城市生活的变迁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的城市生活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和我们想象当中的乡村或者历史当中的田野相对应的现代的生活方式，其实它和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的状态关系非常紧密，这也是文景在两天的活动里召集了许多学者、作家和城市建筑师在一起讨论的原因。我们今天在城市这个生活状态里面能看到的东西可能贯穿在我们的历史里，也贯穿在我们认为的非城市甚至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就是想揭示我们从离开城市到返回城市当中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今天这个活动的发起，王老师抛出了非常多的主题。我们接下来第一部分是由王明珂老师来作发言，他会抛出今天会谈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欢迎王老师。

王明珂：首先谢谢文景提供我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面对面谈一些当前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也要感谢马戎老师跟田耕老师两位与我一起参加此活动，让我们彼此有机会产生一些对话，我也乐意接受他们的批评。大家或许知道，如果我将自己视为一个人类学家，那么得承认，人类学家一般对于都市是很陌生的，我们常常在都市之外做田野。今天主办单位邀请两位社会学家来，当然是希望我们之间有些思想互补与激荡。

今天我要谈的问题，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也是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而让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无力独自解答它，而需要很多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投入其中；甚至不仅是学术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加入这些思考之中。

简单地讲，大家都知道，最近两年在西方的都市里发生很多恐怖攻击事件，尤其是孤狼式的恐怖袭击事件。事发后，恐攻者的邻人﹑同事常常对媒体表示，他们对此感到非常讶异：“完全不能相信，为什么会这样？他平常看来很正常，跟大家处得非常好。”如美国南加州恐攻者的同事说﹕“前不久我们还替他们的新生儿办了庆祝party。”大众的震惊与无法置信，应被视为一种提示与警讯。震惊，表示人们对此全然无知，我们对这一类事件有一严重的知识断层。我指的是，我们和一个身边的人，尤其是一个都市里面的人，平常同生活在一个都市小区中。邻里社群一分子，每天出门跟邻居打打招呼。他也是一职场社群的成员，每天到办公室跟同事们一起工作﹑谈笑，看来社交愉快。其实人们不知道的是，下班回家后他过着另一种社群生活——网络社群生活。为什么一个都市人，生活在现实世界多元的社群中，同时也活跃在网络社群中？现实与网络世界两者间产生何种的纠结关系，以至于让他成为颠覆现实世界及现实生活的恐怖分子，并让他在邻人及同事眼中顿时由“熟人”成为“异类”，让大家对其所为感到惊讶？这便是我所指的、重要而值得我们共同探究的当代问题。我们应严肃面对网络媒体传播时代人类社群认同与认同危机。

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媒体报道里常提及：恐攻者，尤其是孤狼式的恐攻者，他们中许多人都有精神疾病。什么样的都市生活，平日各种现实社群生活与网络社群生活，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不正常，或让身边的人认为他不正常，因而去看精神病医师，在医院留下看诊记录？在网络时代，我们是否应重新界定一个人的精神是正常，或是不正常？这是社会学家一直很关心的：社会如何界定一个人是否疯狂？

有一次我读到一则西方媒体报道，心生感触。那报道是，一位恐攻者的母亲对媒体记者说，她儿子是在英国变成恐怖分子的。没有错，这些人的父母亲那一代人也许是从巴基斯坦、阿富汗来的，在那儿战乱多﹑生活苦，但他们并没有成为恐怖分子；反而是他们的孩子，在英国长大的孩子成为恐攻者。这些恐攻者大部分都曾在西方都市里长期生活，甚至在那儿出生。所以这位恐攻者的母亲认为，其子会变成今天的恐怖分子，完全是西方都市的影响，而不是他的母国、民族或宗教的影响。但是，这位母亲所讲的也不完全正确。回过头来，问题还是在网络社群上：透过网络，他的社群生活经验已经完全超越现实的都市生活经验，他常由网络得到其激进主义思想。简单讲，有很多外来移民或其后代长期生活在都市边缘的移民社区里，在邻里及都市生活中或在职场上，他们都可能有非常多的挫折，但在网络世界里也许他成为英雄，或至少得到精神慰藉与宣泄。个人如何调适这样的角色变化移转，如何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认识自己及认识他人，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当前世界所面临的危机? 我认为这个危机不只是恐怖主义为人们带来的社会秩序和生命安全的威胁，特别是对于都市人来讲，更是其带来的人际间之恐惧﹑猜疑与信任危机，对于受恐怖主义威胁的人﹑被疑为恐怖分子的人以及恐怖分子自身皆然，大家都活在恐惧﹑猜疑与信任危机之中。近年来学者们相当急切地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心理各个层面，借由相关学科知识，来分析当前在世界各地蔓延之恐怖主义，许多人也注意到网络与恐怖主义宣传及其影响之关系。很自然地，学者多将此视为一“当代”现象：当代网络传播特性所造成的结果。然而我认为，网络传播﹑网络社群固然是当代现象，但透过网络媒介并容易让个人激进化的，仍是族群﹑政治及宗教社群认同，只是它们在相关的网络社群中发酵而已。因此，基于长久以来学者对人类族群﹑政治及宗教认同的探讨，我们需要探究的新问题是：网络如何改变或影响人们的族群﹑政治及宗教社群认同？现实生活中人际互动经验与认同，与网络世界人际互动的经验与认同，两者间的关系如何？

后面，我很简单地举出两个我对此的思考方向，请两位老师及在座大家指教，我们可以一起谈谈这些问题。第一个思考方向是，在人类社群生活中，人们的沟通互动方式如何影响人我关系之建构。我们从一个基本的人类“社群”概念及现实说起。不管是中文的“社群”还是西文的community，原来指的是在一个小区域里，成员们常有面对面接触﹑互动的群体。像我们今天这场合，我们就像一个小社群，我们面对面，你们看得到我讲话，我也可以看见你们；我讲得好不好，可以从你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你如果在打瞌睡，我也看得见。这样的互动会造成一些社会效果。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bert Elias），他的一本名著《宫廷社会》，里面讲的就是这种互动。在近世初期法国宫廷的小社会里，一个人会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也会注意观看身边的人。譬如一个比较低阶的贵族，他会注意到高阶贵族们怎么吃东西，怎么跟人家行礼﹑谈吐，他会学习别人。他也随时注意修正及表现自己的礼仪行为，不要被人家瞧不起，或借此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如此，在这种互动里，慢慢地每个人的行为都在改变，按照埃利亚斯的理论，整个西方所谓“文明化历程”就如此发生。事实上，这样的人际互动模式不只发生在欧洲近世宫廷与上层社会，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小村落﹑部落之平民间，如我曾作田野考察的羌族村落。

离开人们面对面的社群，我们来看看近代较广义的“社群”，也就是包括族群、政治社群、乡土社群、职业社群、宗教社群等等的人类社会群体。在这样的社群中，一个当代人与近世初期宫廷社会的人不一样的是，我们不再依赖面对面的接触﹑沟通而注意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注意到自己该怎么样，而是我们从社会中得到一种身份——我是一个工人，一个老板，或是一个教授，所以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讲话，应该怎么穿着。举个简单的例子，各位也许在外面的私人企业里，如果你是一个作业线上的员工，今天到了年底公司聚餐的时候，从大老板到底下作业线上的员工都要参加，这时你自然知道自己该穿什么适宜自己身份的衣服，应如何与不同阶层的上级主管对话。所谓文明化之“礼仪行为”成为一种个人内在的理性与驱力。当然，这种理性不一定是很正面的理性，而事实上更是一种社会阶级与权力关系下被人为界定的“理性”。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社群，历史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讲的“想象的社群”——国族。在一个国族国家里，人们的国族身份受到政治力量的塑造，很多研究国族国家的学者包括安德森都提及印刷与普及教育对于国族塑造的贡献。这是一种新的人际沟通方式，不是面对面的，因为国族这么大，你不可能跟国族同胞们都面对面交流，你也不只是知道自己的身份，而是国家透过教科书，透过各种国民教育制度，来传播一种普遍知识，让我们每个人得到国族身份认同。

由此看来，每一种人类社群认同，每一个时代不同的社群认同，背后都有一个主要的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但也没有全然放弃旧有的沟通与认知方式）。这种沟通方式的不同，在每一个时代，从古代一直到近代﹑当代，一直在不停地塑造及再塑造人类社群，也不停地改变社群中自我跟他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大家来想想，网络社群所依借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沟通方式？造成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可能，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很复杂，关键就是在这里。第一，它是面对面的。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在忙碌的生活中，每天跟邻居都不见得面对面交流﹑沟通，在工作场所也一样，分工复杂，与不同部门同事也缺乏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在网络上，如果你积极参与一个网络社群，那么你与社群成员倒有非常密切的“面对面”接触。所谓的面对面沟通指的是彼此有回应，你讲一句话他马上就回应你，你讲些别人不满意的话，他立刻就回应过来，你也知道他会有回应。但是它跟近代欧洲宫廷社会或过去羌族村寨，也就是传统社会中那种面对面沟通不一样的是：在传统社群的人际沟通里，由于个人身份是显露的，每一个人都在意自己的身份。譬如，我知道我是大学教授，我也知道马戎教授跟我一样，我们都是差不多年纪的大学教授，所以我们有些话可以讲，有些话不能讲，大家会注意到对方的身份，也注意到自己的身份。但在网络世界里，个人身份消失或被隐藏，如此也就是什么都可以讲，不用顾忌自己与对方的身份。

我们刚才讲到民族，民族认同的人际沟通也被网络打破。国家靠着国民教育维持民族认同与国家秩序。当然，当代国家的国民教育可以被批评为，国家借着它来左右人们的民族认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透过教育来凝聚国民及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但这样的沟通在网络世界里也崩溃了。透过网络信息流通，已没有可称为典范的“历史”及“文化”，甚至连婚姻、家庭等基本社会概念都被重新界定。好处是，你可以说，我不受权威的控制；坏处是，若任何结构、任何秩序都没有了，个人如何在“社群”中立身？网络世界里的人类社群生活，会将人类现实社群生活带入什么样的情境？会让人们疯狂或者让人彻底颠覆或脱离现实？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与思考的问题。

其次，对于网络世界的未来，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思考、讨论。最近我发现很多人在谈“数字原民”。有学者将当前网络世界的人分为两种，一种称“数字移民”（digital immi grants），另外一种就是“数字原民”（digital natives）。数字原民指的是出生及成长在网络发达环境（如都市）的新一代人。所以，我应算是数字移民，马戎教授若不太碰网络，则可能连移民都称不上，田耕教授可能要再年轻一点才能当数字原民。这种观点认为，我这一代的数字移民，自小接受的是权威式教育，单向的思考方式，容易为各种权威所掌控，也容易去附和大众。但是数字原民，因为透过网络的讯息接收习惯，他们接触到的知识信息非常多元，习于双向或多向思考，容易对威权、典范产生反思，因此其反思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改变。正好，我自己也出过一本书叫《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所以我看到这些，心里有些怀疑﹕是否我这个年龄的“网络移民”真的已难有反思？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难有确切答案。是不是真的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在网络世界出生的人，就真的能思想多元，脱离思想威权掌控，比较能够独立判断？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因为所有现在受到网络影响者，不管是变成神经病或者变成恐怖攻击者，都是网络移民。他们对于网络其实不熟悉，也许等新一代人起来以后，这些当代现象就会成为过去，我们不用担心。但是对这一点，我还是有些怀疑，因为我自己研究族群认同，在族群认同中，人们惯用的传统伎俩之一就是区分老居民与新移民。所以光从“网络原民”跟“网络移民”这些词看来，这仍是一种古老的人群区分偏见，区分谁是老居民﹑谁是新移民，谁是本地人﹑谁是外地人。我觉得，对于“数字原民”的认知﹑认同及其独立思考能力等问题，我们还是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我就此提出以上议题，以及一点思考方向，请大家多指教及一起讨论。我希望这样的讨论可以让我们对此的知识有所增长。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田耕：谢谢王老师。老师提到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网络社区算是我们城市里面生长出来的，但是又没有放在这个城市生活里的一种新的生活的样态？接下来请马戎老师接着这个问题谈下去。马老师也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经验，欢迎马老师。

马戎：刚才王明珂老师说到的题目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恐怕会对我们今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小，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过去社会学研究初民社会，研究原住民，研究社区，研究职业群体。现在网络兴起，智能手机普及，现在确实是在不知不觉间——从我们这个年龄看，好像还没有回过劲来——就出现了一种我们很不熟悉的交往方式，通过我们不太熟悉的一种新技术，造就了一种新的社群。而且人们会在网络交流中进行思考，在网络交流中推动一些个体或群体的行动。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一个新现象。

在过去各种传统社区，比如职业社群，大家都是工人，或者都是教师，发生在同一种职业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他们在很多方面，包括在外表上和着装上存在相似性，在话语用词上也有本职业的“行话”。对于这样一些社群的成员们而言，他们的外表和一些具体行为（如话语习惯）的特点都是显性的，同行以及其他群体的成员也很容易观察到。但是，现在存在于网络上的社群，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群老师如何在课堂上讲课和讨论科研课题，也可以观察到一群学生如何读书、备考和求职，但是我们无法观察到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交流的那些人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所具有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等）是隐性的，只要他自己不表露，其他人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者是不可能发现的。所以，在网上以妙龄女子身份与网友交流的人，有可能最后被发现是个中年男子；有的在网上表现出是个“高富帅”的“富二代”，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无业的混混。

我们发现，在这样一个网络的沟通当中，实际上开始出现了某种自发组成的虚拟群体。一开始人们在网上彼此试探开展交流，大家在交流中寻找共同语言和旨趣，逐步建立起一种群体认同，彼此间培养出某种“同道者”情感。当这个交往的圈子像滚雪球那样逐渐扩大后，最后会演变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网络群体。这些网络群体有自己的朋友圈和公众号，交流中有时还有内部专用的特定用语。最后，当遇到某个他们共同关心的事件时，就有可能把他们的思想共识和共同的情感追求转变成实际行动。这个行动有可能是某项公益活动如救灾、支教，或者是某种群体性活动如抵制某地的“狗肉节”，也可能是组织游行示威表达不满，甚至可能是交流制造爆炸物技术，去实施暴恐活动。现在看起来，如果我们只是用传统社会理论开展群体研究、社群研究，用传统调查方法来研究群体认同机制，就很容易忽视这些隐匿于网络世界的群体现象以及它们的产生演变机制。学术界对于网络群体、网络世界的关注，目前从整体上看，还是很不够的。

刚才王明珂老师谈到我们现在的都市社会。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随着互联网的开通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现在这些新型网络社群不仅出现在城市，也出现在农村。这些年来，大陆各地区积极开展扶贫项目，很多偏远山区、西部边疆地区进行扶贫的措施之一，就是在当地建立起网络体系，“村村通”，这样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牧民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展电商业务，在网上销售自己的产品，从而实现脱贫致富。比如南疆农民开始通过互联网建一个网页推销自己生产的葡萄、核桃、水果、大枣，有些维吾尔族大学生回乡创业，也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的组织与辅导。这些原生态、无污染、高质量的农副产品、特色瓜果可以在东部城市开拓出很好的销路，帮助农民致富。政府在推行乡村基层网络建设的时候，在发展农村信息高速公路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把以网络为手段建立的隐形社群从城市带到乡村。所以，网络社群这一现象现在不仅仅出现在都市里，也同样出现在农村牧区。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我们如果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可以看一看周围有多少人在看手机。你们也可以想一想，你们自己每天花费多少时间看手机微信。人们看手机，就是在通过互联网和微信来获取各种信息，是在与那些或远或近的网络社群成员进行信息交流，在开展对话，而且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所以，网恋也已经成为今天人们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现在，这些因网络而出现的社会现象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绝对不应被忽视的。而且，无论是微信公众号也好，朋友圈也好，我们看到许多人会同时加入不同的交流社群，有家族亲属圈、同乡圈、单位同事圈、同学校友圈、业务工作圈、业余兴趣圈、学科专业圈等等。每个人有可能同时加入多个群体，大家在分享信息时，同时也使各个社群之间出现多种交叉，这些信息交叉传播的方式也是与过去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社群交流方式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多元、庞杂、交错的信息交流网和网络社群的多元集合体。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生态体系，也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动员体系，几乎不受政府部门的控制。政府即使很想通过监管、举报措施来“净化网络”，实际上也是相当困难的。许多网站、公众号的出现就像雨后春笋，关闭一批，很快就以新的名义重建起来。所以，对于今天的网络世界，不管是研究者也好，执政者也好，都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刚才王明珂老师谈到社会上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现象，例如穆斯林的群体认同，佛教徒的群体认同，基督徒的群体认同，另外还有民族群体的认同，如维吾尔族的族群认同，藏族的族群认同等等。我们也看到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以民族或宗教为特色或标志的新社区或新社群如“××族在线”和“中穆网”（中国穆斯林网）。我国政府正式识别出56 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成员们共享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文化特征，对长期共同居住的土地寄托了感情，在这些方面具有的共性，会自然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群体认同意识。而且，这些认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彼此重叠，例如民族认同可以和宗教认同相重叠，宗教认同可能成为民族认同的一个基本要素。

我们过去的一些提法，今天看起来是值得思考的。例如我们有时候把一个民族和一种宗教直接划等号，说某某民族“全民信教”，说某种宗教是某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这些说法其实未必符合社会发展的自然演变进程。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可能信仰某个宗教，但是不排除该族少数或个别成员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改信了其他宗教，这种现象在各国的现实社会里都真实存在。某个人的宗教信仰可能受到本群体多数成员的影响，但他仍然有权利选择其他宗教。这应当是一项基本人权。在20 世纪60 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中，有些黑人反感美国的主流社会，放弃了原来信仰的基督教，转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阿里”“穆罕穆德”等。埃及人口的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同时存在一定比例的基督徒。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因此，“教族一体”论值得注意。

刚才王明珂老师谈到，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外来移民可能怀有某些不满情绪，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有些阿富汗人或者巴基斯坦人移民来到英国或者法国，他们在迁入国出生的孩子们，长大后有可能会对居住国社会不满。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国际迁移潮流可能引发在认同意识方面非常显著的代际差异，或者出现“代际更替”现象。

当年在二战之后，欧洲的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欧洲许多国家从原来的殖民地吸收劳工移民，例如法国就从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引进许多能讲法语的劳工，许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来到法国就业。当时恰是二战之后的法国经济起飞期，非常需要劳动力，这些阿拉伯移民填补了劳动力缺口，也因此得到法国白人主流社会的欢迎。这些移民来到法国后享受的就业机会、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基础设施等等，与他们原来在阿尔及利亚的生活相比要好很多，所以第一代移民往往从内心感激法国社会，因为他们进行比较的参照系是原来生活的阿尔及利亚社会。但是他们在法国出生成长的第二代，在法国学校和社会传媒中接受的，是有关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的政治道德教育，当他们用这些观念来评价身边的社会现象时，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父母和法国本地白种人在工作机会、收入水准方面的悬殊差距。他们的父母那一代是不抱怨的，因为父母进行比较的参照系不是身边的法国白人，而是家乡的阿拉伯人，他们对在法国的生活感到很满意甚至感恩。但是他们在法国长大的子女在思考问题时的参考系，是法国主流社会的白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看到自己与身边的白人在许多方面发展机会不同、收入存在差距，以“平等”“公正”这些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普世价值”来评判，就会十分自然地萌发不满情绪，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息，他们当中思想偏激的人最后就有可能变成叛逆的一代，参加反对主流社会的各种活动，甚至发动暴力恐怖袭击或者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民族平等、共同繁荣，其实有很多具体的研究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譬如刚才王明珂老师提到的年轻人很熟悉并广泛参与的网络社会，我们就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网络社会和网络交流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理想、生活伦理、认同观念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对于网络交流工具和网络社会，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必须认真和系统地开展调查研究，在网络社群如何健康发展方面，努力进行一些必要的引导，在这些方面努力多做一些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并且跟上现实社会的最新发展态势，才能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点我们的知识。

田耕：按王老师刚才的分类，我其实连网络的移民恐怕也很难算上，对网络的生活其实参加得相当少。我大概总结一下前面两位老师的发言，有一个核心的问题。网络的生活是一种新的城市生活的方式，借助印刷式的文化，抽象理念，能够组织和动员人，不依赖于面对面的交流，或者像马戎老师说的在初民社会的交流方式之外，它可以成就一个改变现代世界动员的力量，这个力量在那里。实际上这是在民族主义这个语境里提出的一个非常一般的问题，非传统的联系方式，当它切入到传统的生活方式里面，它实际上极大地缩小了形成传统认同所需要的时间的力量和空间的凝聚感。简单来说，它并不需要大家生活在一个非常紧的小的共同体中，我们可以相互预测对方的喜好，可以相互知道对方对自己行为的反应，我们也不需要长时间投入到共同的文化惯习里面的历史的力量。如果照这个思路来问，王老师提到的网络的生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要视为一个更高版本和具有更强力量的想象共同体，这就是我们把问题从民族主义的方式里投入到现在生活里面会问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新的网络化的动员和组织情感的方式，对消解传统社区的力量有多大？源泉在什么地方？另外一方面我们所认为的传统社区组织方式，非常重要的是它有可见的时空的边界。可见的空间边界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把它负面地理解为最极端的空间分隔，就是所谓的族群和宗教的分隔，比如说我们针对犹太族群设立的限制区，以及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里面都可以看到的族群分隔，或者是按照宗教信仰的分隔，都是最极端的负面意义上的空间分隔。所谓的时间的分隔，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宗教，你是不是能够投入到有非常长时段信仰力量的生活里面去，是把你和其他人分开的一个标志。接下来的问题，我们说认同的社区的纽带，到底以什么方式呈现它自己？它可以呈现为一群非常有特点的人聚集在一起，也可以呈现为一群掌握了特定资源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方式，也可以呈现为有特定信仰或者特殊喜好的人的方式。借用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n）的话，一个社区也有它自己自我呈现的技术和方式，这个技术和方式在遭遇到新的挑战的时候会开始升华，比如刚才马戎老师提到的传统的穆斯林连接的方式，其实它也在一步一步地随着网络原民的进入开始演化。这个看上去是新的边界新的方式，侵蚀老的边界和老的方式，同时是这个问题的两面。

稍稍往网络社会之前靠一下，回到传统社群里面来考察。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问题，比如王老师开始提到的几个例子，有关恐袭的例子，社会学非常关心的主题，熟悉的陌生人或者身边的外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下，不仅是身边的外人，可能是身边的危险的人或者身边的敌人怎么形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和我们今天主题相关联的问题。我们称自己和他人是生活在一个社区、生活在一个街区里的人的时候，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共享特定的空间，有密切的日常交往，能够改变我们因为宗教信仰等任何其他的身份差异而带来的隔阂？到底是能够削弱这种隔阂，还是在某种不知觉的情况下可以强化甚至异化它？我举一个例子，有一部非常有争议的学术著作，一位波兰籍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可能有的朋友们已经看过，是格罗斯（Gross）的，标题叫作《邻居》。这是一本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的书，它的主题是关于在二战期间，准确说是在苏联对波兰的战役结束到纳粹进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剧烈的社区间的暴力，有的演化成屠杀，作者关注的是一个小镇里面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作者的观点是说，其实在真真切切的社区里面，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力，例如俄国人或者纳粹的强力，也会出现这种所谓邻友之间的非常极端的暴力行为，这是作者的观点。他遭到波兰国内学术界批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在于，波兰的史学家大部分认为社区间的暴力是因为苏俄的压力或者纳粹的压力，而不能认为是邻人之间的极端行为。《邻居》一书引起轩然大波，大家对史料的可靠性争论了很久。后来波兰的学者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出版了大概超过2000 页的调查报告，去讨论格罗斯在美国普林斯顿出版的这本书的资料是否可靠。最后的结论是格罗斯的材料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是援引了一位幸存者口述的记录和非常少的材料，但即使是长达千页的报告，也并不能否定这个材料本身的真实性。留给我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在邻人之间，在切实的具有共享的生活的人之间所可能爆发的极端的行为。我们从格罗斯这本书的争议里面挑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贯穿在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历史当中。几乎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里，大多数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称之为非常暴烈的事件，许多其实恰恰是发生在能够有共享生活空间的人当中。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邻里”我们称它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同时，它对于在更大时空的意义上形成的区隔到底有什么作用?是不是能弱化区隔，还是说去异化它，这是我自己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网络生活视为一种更高版本的，一种在安德森那里看来具有更强力量的想象共同体的话，它到底对于我们传统可见的社区边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有的学者已经开始在研究网民共同体的问题，相信在未来若干年非常快的时间里，它会成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所有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几乎对我们非常经典的社会理论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冲击。这是我抛砖引玉、等一会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放开时间进行讨论。下面进入提问时间。

王明珂：在各位提问之前，我回应一下刚才田耕讲到的“亲近的敌人”这个概念。我们可能有时候都受到媒体误导，我们看到很多的恐怖攻击发生在巴黎﹑伦敦，发生在这些西方大都市里。大家如果更注意这些事件的全球分布，应当知道其实宗教极端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一宗教社群“身边的邻人”，譬如说，IS 到处发动很多恐怖攻击，其实最大的受害者是被IS认为不纯净的穆斯林。这议题也是我所关心的。我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说明，我，一个研究传统村寨的学者，为什么会对这么大的社群议题感兴趣。以前我在研究羌族的时候，曾注意到羌族村寨里面常流行一种毒药猫传说。最近，我把它跟西方中古末至近代初期的猎女巫风潮作比较。在整个猎女巫风潮的一百余年中，据估计欧洲至少有5 万到10 万人被指为巫（男女皆有）而遭处死。对我相当有启发的一本著作，是一位学者罗宾·布里吉斯（Robin Briggs）所写，书名就叫《巫者和他的邻人》，该书的主要研究角度便是，检举及指控别人为巫者的其实是后者亲近的邻人。最近我读了一些有关伊斯兰“圣战”（Jihadi）的书，发现主张发动“圣战”者，也经常在争辩“圣战”的最主要对象是近身的敌人还是远方的敌人——有的人认为，“圣战”的目标就是对付英国、美国，有的人认为“圣战”首先要对付的是身边受西方政治与文化污染的穆斯林。由羌族毒药猫研究中我体认到，事实上人们常常同时感受到远的敌人跟近的敌人之威胁，而又经常把远的敌人跟近的敌人连接在一起，透过想象与现实，我们很多的恐惧﹑猜疑都由此而来。譬如在美国，一个欧裔美国人若不喜欢他的华人邻居，成天怕这华人邻居违反及破坏美国价值（譬如不整理前院花园），那么他就更讨厌中国；他从各种媒体中看到关于“中国威胁”的信息，心生恐惧及厌恶时，他就更怀疑及厌恶他的华人邻居。

田耕：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

提问：田耕老师您好! 您是社会学的博士，想请教一下，您在美国读博士期间，您感觉到华人这个群体在美国的社会，社群认同与社会的融入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是怎样的？现在中国掀起留学归国的热潮，尤其2016 年回国的人数已经达到顶峰，您觉得华人在国外受到的这种文化冲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回国热潮的现象?谈谈您个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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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耕：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等一下王老师和马老师也能回答，你所说的问题他们都经历过。我事实上在北大听的第一个有关这个问题，是马老师讲的他当时留学时代的生活。我只能提供一下我自己的经验。你的第一个问题，从作为留学生的角度来讲，偏差性很大，因为他生活的状态是非常简单的。尤其是芝大的环境里，学业会比较重，很难说你对你所说的这个问题的体会是非常个性化的。在个人生活的层面，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学术生活，当然这个简单学术生活里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差异，有兴趣的可以再交流。简单说，美国是一个做得非常大的市场，但事实上我认为中国传统的核心并不是按照一个市场化的方式去组织研究、组织学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第二个问题，回国热的问题，最直接的动因，非常简单：2008 年之后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包括学术市场在内的许多就业的生态，直接触发了许多教职岗位的变动。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的研究，在发生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想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年，如果你把留学生回国这件事情放长时间来看，你会发现留学生回国是一个常态。从中国有留学生，比如曾国藩送留美童生这一代人开始，一直到我们最近回国的人，你如果作一个长时间的历史分析，就会知道其实中国留学生回国是比较常见的。事实上愿意在学成之后在国外生活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时期回到中国来进行研究和学习都是有同样的理由和动机，社会学讲，它的原因会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第一个需要提醒注意的。我们现在恰恰把这个关系弄反了，其实你回国继续你的学术研究可能是一个比较短期的行为，但实际上长期来看，数量上它一定是占据了绝大部分，特别是我们熟知的学术史的奠基的时代。第二个问题，留学生回国继续他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学术意味着什么？你在中国做的学问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到底和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做的有什么样的不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别。我自己简单地回答，其实从中国学术长期来看，大部分学者回到中国的工作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不是自动地延续他在博士论文里面研究的工作，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开展。为什么会作出这个改变，我觉得重要的是动机。接下来请这两位老师也谈一谈你的问题，他们在不同的时机也经历过你刚才说的这个重要的转变。

马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宣布中国政府的留学政策，这就是来去自由。即使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国也并没有因为外交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变化而关门，我觉得这是非常英明的。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曾派出大量留学生，1906 年据说在日本有超过一万名中国留学生。清末和民国初年，那时候的社会精英可以说很大一部分都有留日的经历，军事、文学、医学等各个学科都有。1949 年之后的国际形势打断了我们与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和人员交流。在邓小平领导下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中国人重新获得了到海外学习，进行知识文化交流的机会，让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们走到今天全面与世界各国交流的新局面。

关于现在是否出现了留学人员的回国潮，我想在不同时期回国人员的规模与当时的社会场景和人们主流的想法有关。比如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在海外留学、就业的人员总数虽然不多，但是回国的比例很高，像钱学森等不少留学人员克服各种阻碍，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个时候为什么出现一个回国潮?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留学人员一直十分痛心于祖国的衰弱，现在国家真正独立了，他们自然会考虑能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什么。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发展与财政面临一些困难。据我所知，这些年美国各高校新招收教师的数目大幅下降，许多大学减少招收正式教师，而是雇佣大量年轻“代课教师”，按照课时付钱，以此减少给正式教师的各项福利和退休金的支出。与此相比，这几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不断拓展，各级政府可以拿出更多的经费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的收入和待遇等方面得以持续提高，研究课题的经费支持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我想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与国内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也是造成近年来出现一个“回国潮”的重要原因。分析回国潮之所以出现，要综合考虑每个具体时期的内部外部各种条件，在影响因素中不仅有物质层面的因素，也有精神层面的因素。总的来说，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发展，这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

刚才我们谈到如何研究网络社区的问题。我们既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网络社群将会对我们当代的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社区重构发挥重大作用，我们社会学者就有责任来系统和深入地调查和研究网络群体。正好前两天我参加了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在那个讲习班上最后一个作报告的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张尹霰，她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民族主义真的在崛起？——一项基于社交媒体数据的实证分析”，听众们很感兴趣。她使用现在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分类进行分析，为67 亿条数据通过对比归类确定关键词，从而分析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否真的兴起。

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国外非常关心。反映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版物和网络信息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如1996 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2008 年的《中国不高兴》，以及钓鱼岛事件、南海风波引发的国内爱国主义热情，都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光。与此同时，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形势很好，GDP 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人的自信心在增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难免在报刊和网络上出现一些体现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论，在外国人看来，好像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崛起。所以国际社会对此十分关心：第一，民族主义是否在中国兴起？第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不是会破坏世界的平衡？是不是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国外有许多文章专门讨论和分析这个议题。张尹霰的这篇研究论文据说将在《中国季刊》杂志上发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试图回应这些讨论。

今天，网络社会本身在不断发展，网络信息的分析技术也在持续发展。年轻一代的社会学家们，与我们相比，他们对计算机软件和各种网络分析的新技术比较熟悉，他们肩上就承担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分析中国以及国际上网络社群的新动态，以及网络信息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新变化。我觉得这是年轻的社会学家应当给予特殊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提问：社群的认同和认同的危机，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危机。中年人，生活在北京也二十多年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群体的归属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属于什么群体，因为现在也不知道按什么标准来划分一个群体。比如您刚才讲的网络群体，我觉得它其实不是一个群体，就跟说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是一个群体一样，这么划分的话这个意义是不是很大?这些人无非就是大家都上网，大家从事不同的事情，表达不同的意见，或者有的人在网上采购，有的人在网上作评论，你说这些人是一个群体，这种划分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他们上网的目的不一样，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归属于网络群体这个所谓的群体，他不是自愿。因为网络并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组织的基本要素也不满足。网络是一个存在、一个范畴，就跟北京、天津、河北一样，你属于河北这个群体，但河北人干什么的都有，也有好人也有坏人，所以这种划分是不是有意义?而且我现在有点认同危机的情况，我还是想听几位专家来谈一谈这个话题——群体认同和群体认同危机的事。比如说行业，有的人说我在 IT 行业，有的人说你是IT 圈的，但我也不认为IT 互为竞争对手，打得很厉害，互为竞争。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或者有少数几个二代，你是星二代，你是富二代，你是这个圈子的。毕竟在这个群体里人数非常有限，非常少。你刚才讨论的很多是关于民族、种族、国家，这都是太大的群体范围。中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我们都是汉族人，汉族人里面是不是就可以把民族认为是一个群体呢？这么划分可能意义不是很大。

王明珂：我来尝试回答你的问题。其实这就牵涉到为什么我们讲都市人的认同。都市中很多人都是从外地来的，有各种行业的。其实一个都市人，就像我刚才讲的，社群生活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参加一个健身社群，你可以在同乡会的社群，职业社群，也许你与社区邻居相处温暖，可以跟邻居来往而结为邻里社群，您还可以跟老同学们组成同学会社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在其他社群生活中受到挫折时，他经常就诉诸族群认同。我自己研究族群认同，我并非因此要强调它，相反的，我希望大家能认识它。

的确，人类所有的社群生活里面，最根本的就是族群认同。但族群认同平常是可以被稀释的，如在都市生活里，如果你和你的邻居处得很好，你在自己的事业里成功愉快，或者即使事业并不成功，但你非常热衷于一个兴趣，你都可以在各种都市社群生活里面得到温暖。但当这些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很不幸的，许多人便回归到族群中。你上网，跟本族群的人诉苦，以被迫害感彼此相凝结。不仅如此，我们的族群认同还渗透到其他社群认同里。譬如，宗教社群，很多的宗教譬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一样，亲密教友间彼此都是以“兄弟”“ 姐妹”相称，尤其是在较小的群体，如一个教会的成员之间，常用这种人类血缘想象来凝聚彼此。所以，当一个人在别的社交生活里受到很多挫折的时候，你会回归到族群或宗教认同，好像溺水者想抓住最后一个浮木，让他在快要淹死时得到拯救。以前，一个无法融入都市生活的外地人，没有办法，只能在疏离感中变得郁郁寡欢。但是现在，人们可以在网络里面，在想象的“家庭”——族群或类似族群的宗教社群中寻求安慰。而且在这个时候，刚才田耕提到的“亲近的敌人”，也在网络社群中被猜疑﹑指控﹑霸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研究传统村寨人群认同的学者，会对现代人网络社群生活中的认同感兴趣。我觉得，激进的网络社群，它本身就像一个村寨。因为它时时都在边界受攻击的威胁中；网络沟通的立即性，让激进网络社群成员就像住在村寨中一样，走出去，便容易受攻击，在社群内也要时时小心不要被自己人猜疑。羌族，过去在20 世纪上半叶，走出寨子就被下游的人骂作蛮子。现在网络社群里也一样，在容易受到攻击的状况之下，人们自然会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集成一个很亲密的社群（所谓同温层），但在这社群内大家都有危机感，认同危机。团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随时可能被自己人当成异类，随时感受自己可能受到网络霸凌，因此加入他人对某一“边缘人”的霸凌是最简单的自保之道。所以，我讲到的都市人认同危机，一方面是都市生活中各种社群内的认同危机，以及传统的族群与宗教社群认同危机，再一方面是族群与宗教认同在网络世界里更被加深﹑强化的危机。

田耕：补充一点，关于最后这个问题，你其实说得很对，有可能你对自己公认的身份是没有任何投入感的，比如穆齐尔和舒茨，他们觉得自己是艺术家，并不是在银行工作的人。但是我们研究身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对他们没有投入，但是他们对你是有影响的，别的会将你归类，这是人具有真实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缘由。举个最有趣的例子，看大清律例，有大量的以身份立法的特性，不管你的这个想法、动机是怎样的，或者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身背这样一个身份，除非你能够否认它，不然你事实上就会在现实的法律政治里会被看成特定的人。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律，雍正朝的定律。贵州因为经常饥荒，所以有大量的苗裔人口，实际上是可以被政府允许进行人口交易的。人口交易只要你交这个印花税，得到地方官府的批准，是合法的。雍正朝的律法里有一条，如果贵州苗裔人口被四川人贩子带走了，这个地方官要负刑事责任。可能四川人非常好心地帮助困难的苗裔人，把他转移到四川去，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你有这个身份，那你就是被视为非法的渠道，可能四川人在清朝的人口拐卖中的影响实在太坏了。

提问：我更关注药品和食品安全的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在国内炒得纷纷攘攘的塑料毒紫菜，还有棉花肉松，这两个事件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想请三位教授从社群认同和认同危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心理造成这么一件恶性事件的恶性传播?同时如何来避免这种恶性事件的恶化和传播？我也进入到国家食药监总局的舆情监控系统，我看到了这件事情对社会传播的恶劣影响，请三位教授赐教。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在网络上有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说我们所食用的紫菜是由黑色塑料袋制成的。第二个事件，网民拍摄的一段视频，肉松是由棉花制成的，造成恶劣影响。

马戎：我觉得现在网络信息的流行和网络交流的普及，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些粉丝很多的“网红”，一旦成为网红后，高点击率和上万的粉丝规模可以吸收商业广告，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有些人太急于利用网络交流来使自己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而要想博得人们的眼球，就要找出那些大家最关心的而且最刺激的新闻。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就开始担心自己吃得是否安全，所以有些人就在“吃”的问题上制造一些假新闻，如你提及的“塑料紫菜”和“棉花肉松”，还有前几年北京的“纸箱包子”。这样耸人听闻的消息上了网之后，恐怕点击率就不是几万人的问题了。由于这里有一个成为“网红”的虚荣心并以此牟利的动机在里面，因此总会有一些人因为利益的驱动去制造这样的假新闻。

现在假如你在网上揭露某种伪劣食品的新闻是真实的，那么可以说你为维护广大民众的健康立了功。但是如果你是在造假新闻，那么你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信任，造成人们一些不必要的恐慌，而且也给相关厂商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对于这些破坏社会信任、引发社会恐慌的假新闻、假信息，社会大众必须严厉谴责，政府部门一旦查实后，必须对这样的人给予重罚并制订相关法律，让那些想出名的人今后再也不敢用这种方法来造假。我觉得政府应当出重拳来整治网络造假行为，因为它带来了社会恐慌，影响实在太恶劣。这是政府有关部门和立法、司法机关的社会责任。

提问：非常同意您刚才说我们现在生活在陌生人社会的生活环境中。简·雅各布森他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中说过，我们共同生活的街道对于我们公民责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公民责任是一种自发的公民责任，比方说我发现我这个街道上有一个人存在了危险，我会自发对他提供帮助。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我想问的是，我们的网络有没有可能形成简·雅各布森所说的公民之间的自发的公民责任？

田耕：先说一下这个书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为什么特定的国家能够形成像你所说的一种看上去非常自发的公民德性?第二个问题，在今天的网络社会情况下，相当久远的公民道德是不是能够获得一个新生的沃土?第一个问题的前半截，仅从你刚才说到的行为，似乎不大能够概括公民德行，公民德行的形成有相当的内聚性，往往是开篇所讲的，源发于一个小共同体里面人们的那种熟识和相互的责任感。我说的内聚性，作为它本真的概念来讲，它是非常有意识的区分，在这个意义上公民德行似乎不是完全靠你自发的对陌生人的救助，比如早期的共和时期的历史，所谓自发援助的对象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陌生人，只是一个我们看起来和他没有特殊亲缘和血缘关系的公民同伴，但这并不是你说的陌生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你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这个出自一个熟识共同体的所谓公民的德行，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我们扩大的社会，一个有高度流动性和高度陌生人参与的社会里面的一个部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自己觉得比如韦伯和托克维尔大体上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在美国看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宗教信仰，它能够跨越小共同体的传统，能够把这种信任扩大到陌生人之间，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前提。这一点上我认为古典的社会理论并不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十分乐观，坦率说，他们认为如果公民德行能够在一个有大量陌生人的城市存在，只不过因为能够有一个高于这种城邦政治或者小共同体政治的宗教的信仰。问题的第二个部分，今天网络上的公民，是不是能起到韦伯和托克维尔笔下的超越小共同体的作用？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不是肯定的回答，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个人认为网络社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在于它对传统的纽带，宗教族群的纽带，到底是起到一个弱化的作用还是增强的作用，并不是非常地明确；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当这个网络关系出现的时候，传统的小共同体是不是会接着它重新演化新的内聚性的力量?我觉得事实上它是。如果这样考虑，所谓的网络关系，其实非常有可能促使传统的内聚性的共同体重新升级，而不是去移除它。这是我对这个问题下半段的回答。

王明珂：基本上我完全同意田耕刚才讲的，可以稍微再补充一点。其实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讲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如何形成和它怎么维持的问题。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生动的说法，说英国的公民社会是靠一些爱管闲事的老太太来维持的。在美国也一样，若你的小孩子在车上没有系安全带，就会有一些路人来跟你说应如何如何。自然而然，社会中的一些规律就是在爱管闲事的人的干涉下慢慢形成的。在网络信息世界中，由于发言者的身份可掩藏，不但各种“干涉”多，且其规范变得非常多元，变成多元交织的状况。这时，也就是网络信息非常多且价值标准不一时，常常有一些人，花一点时间整理﹑简化，在台湾我们称之为“懒人包”，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极度简化。这种“懒人包”在网络上传播得非常快，一下子许多人就知道该怎么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个基本问题：人的独立判断与反思性在哪里？如果网络能够帮助我们接受多元信息，在多元信息里去判断，帮助我们独立思考，我认为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网络只是让我们去接受一些非常快速﹑简单因此便于流传的信息，让我们很快地掌握及顺从主流意见，那么我觉得这反而对于公民社会的维持有非常大的危险。

提问：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场合向三位老师问一个关于社群认同且与认同危机相关的问题。我本人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社会学，我希望能够问一个我更感兴趣的问题。刚才几位教授谈的是社区认同、认同危机，包括马老师提到他在少数民族地区对暴恐事件、群体认同作的实地的田野调查的一些感想、一些所见所闻。他也强调了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如果可能发生暴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除了宗教、种族的问题，还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的问题。我想问的是，因为我们经常在行为当中能够看到一些，比方在一个公共场合，可能这个人感到他自己有受到相对剥夺的感觉，就像孙立平教授提到过因底层沦陷出现的这样一种暴力的事件。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一个问题——阶层的固化。我们除了在一个社群，无论是一个实体的空间还是虚拟的空间，会有这样一个认同之外，大家可能不可避免地还会有一个阶层和阶级之间的认同，包括郝景芳写过《北京折叠》这样的小说，反映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孙立平教授也写过阶层固化的几个标准，比如阶层之间边界的出现，阶层之间流动率的下降，阶层内部的认同还有代际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转移、传递之类的。我想问的问题是，群体认同和阶层之间的认同是怎样一个互动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可现在已经出现了阶层固化的事实，那么群体认同和阶层固化之间，它们是相互促进的，还是怎样一个从多维角度上相互影响的关系？

马戎：大家知道，现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的时候是会谈到社会阶层的。当然，阶层并不是简单地、传统地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及占有多少来划分，而是在分析社会阶层划分时关注了很多非经济因素，比如考虑到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关注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职业声望等因素，以此来综合判定人们究竟属于社会中的哪一个阶层。这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思路。毫无疑问，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他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哪一类学校，在哪个层次毕业等）大致相当，他们从事职业的社会声望、收入和消费水平大致相近，他们之间会产生一种“社会阶层”的群体认同。比如大企业的老板和高管们多是一些高档会所（比如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似的社会声望和消费模式会使这些人产生群体认同。而那些穷人，相对而言属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人们，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因此同病相怜，在他们之间也会产生一种认同。

阶层认同是人类群体或者社群认同的一种类型。在分析静态的社会结构时，社会学家常用的一个概念叫“社会分层”；在分析动态的社会结构演变时，常用的一个概念叫“社会流动”。这些都是基础的社会学概念。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对于那些愿意认真努力和为社会作贡献的个体成员，这个社会应当使他们能够获得改善自己阶层地位的机会，换言之，是一个经过努力得以实现“向上流动”的空间。现在孙立平老师所说的，就是现在存在各种各样的因素，或者是制度性制约，或者是某些人为因素，使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固化了，所以出现了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这样的阶级固化态势，毫无疑问会对这个社会的结构稳定带来威胁。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一些开明的欧洲思想家，像伏尔泰、莱布尼茨等都非常羡慕中国。当时欧洲各国都是一个传统的世袭贵族等级社会，而在中国当时好歹还有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也有不少弊病，但是毕竟给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和年轻士子提供了一个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向上爬的机会，一个通过科举考试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在今天，如果我们要想建设一个朝气蓬勃、鼓励人们积极向上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应该给那些积极通过个人努力提高才干的年轻人，给那些依靠正当手段致富的企业家，给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改善自己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通道被堵死了，这个社会就会出现问题，那些无法通过正当渠道改善自己境况的人就会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反对这样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

当前中国是否存在阶层固化的现象，这确实是我们社会学家所关注的，这是分析中国目前结构演变过程时的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会发现，其实有些政策客观上不利于改善目前的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的教育制度，这些年来北大清华招收的来自农村学生的比例在下降，特别是来自西部地区、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的学生比例在下降，与20 世纪50 年代的招生结构相比较，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倒退。今年清华大学开始关注从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招生，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我们现在就需要仔细地看一看，我们现在高考招生的办法，客观上是不是造成当前某些阶层固化现象的原因之一。刚才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非常好，我们必须把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分析清楚，把促进社会阶层固化的各种原因分析清楚，再和目前的相关制度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未来能否通过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某些改变和调节，来努力改善和突破目前阶层固化的现象，我觉得这是当前社会学界需要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今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认同危机，重建认同您觉得有哪些方式？现在我们一个大的背景是反全球化，而且极端民族主义高发，还有很多恐怖主义。我自己能想到的，像用一些经济手段，比如促进您说的弱势群体，给他们一些更好的经济条件，或者让他们受教育更好。您认为现在怎么样能够更好地重建我们的认同？

王明珂：的确，在人类的族群认同里，其实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实利益。人类族群认同中有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根基性情感，大家用这个方式来团聚在一起，另一个是现实利益，团结是为了现实利益。而且我们也知道，在现实生活里，一个人在族群认同或政治认同中表现得十分极端﹑激进，常常是他在经济﹑社会上的挫折所造成的结果。所谓的经济问题不一定是改善他的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减少其挫折，也就是让他感觉到安全，不会因感觉别人都过得比自己好而挫折，这样会减少一个人对于族群、宗教、政治认同的依赖，容易面对自己的问题。若每一个人都能够面对自己的问题，做一个有反思性的人，知道如何响应社会现实，那么我们才能改变现实。如刚才大家讲到的社会阶级问题，若一个人明明是在社会阶级关系上受到迫害，但他在族群认同、宗教认同里发泄，那么只是在作一种转移，并不能改变不公义的社会阶级关系。

田耕：补充一点，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借用王老师自己的研究来谈。王老师讲毒药猫和女巫，如果用社会学比较苍白的语言来描述一下，当这个社会出现冲突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成功地找到一个替罪羊，使它像巫女和毒药猫一样能够成为抹平这个社会冲突的一个代价，如果能找到，似乎能够从冲突走向一个看起来至少是两分的状态，大家都往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去攻击。事实上有许多受害者理论按照这个方向去解释，要解释的对象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为什么特定的群体会被拎出来，去承担与他完全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社会的后果，无论这个后果是贫穷、战争、悲剧还是社会的撕裂。你提到的问题，其实今天比较难解决，我们似乎并不可能在一个我刚才讲到的状态里去完成对社会的冲突或者是潜在撕裂的平衡，你其实很难以一个替代性的对象去解决这个冲突，这是今天面临的问题。事实上网络的出现会使得这个社会的目标更分散，更难出现比如欧洲在两战之间面临的情况，大家会把这个战争带来的危机迅速归结到一两个群体之上，然后对它实施压力。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这个理论上思考的话。王老师刚才提到的第二个思路，更重要的是说，对所有社会来讲，社会不公平或者分层的后果都会存在。这个存在就是社会学家经常讨论的相对剥夺。社会学者经常画各种各样的曲线，看这个相对剥夺感什么情况下达到最高，是不是和社会真实的分工是一致的。有可能在社会的经济分层达到最高点之前就来临了，或者是在分工的差别达到最高点之后来临，这是社会学家感兴趣的问题。这个是主流的社会学非常关心的问题，在一直会存在分工带来的差异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群体会觉得自己是相对剥夺感最强，被这个社会分工最无情牺牲的那群人？这是第二个思路，如果用你的问题的逻辑来回答，重建这个认同，最重要的是去看相对剥夺感产生的缘起，会出现在什么样的群体，这个群体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相对剥夺感，是靠外在的身份还是和外在的标签都不一样的情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事实上随着网络社会的出现，我觉得这个分析更加困难，要比经典的社会分层和相对剥夺的分析更加困难。

提问：如何看待一些本来影响力很小的社会事件在网络交流传播中引发的愈发撕裂、极端的争论？

田耕：没有更多的信息，所以没有一个具体的背景，我只能说，事实上社会学对所有类似谣言的传播这个现象都很早地关注到了，所以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网络社会的现象。如果我们把它抽象化一点，小的事件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会引发极其剧烈的后果，甚至有可能是极端冲突性的后果。比如大家看孔飞力写《叫魂》等等，有关教案，比如曾国藩遇到最大的麻烦，他无法清除关于教会医院和教会杀戮儿童、解剖尸体或者是截取器官的流言。如果从社会事件的传播后果来讲，这的确不是一个网络交流的现象，但是今天网络发达，极大地缩短了我们原本在流言事件谣言传播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空的距离，这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就像变异一样，它在流传过程当中变身为其他版本的速度和更新的能力要远远强于任何传统传播的情况。大家在以前的提问当中已经列举到一些事件，网络交流是不是一个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的谣言传播的事件，我觉得这是社会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王明珂：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在网络的时代才有。我现在研究的主题，人类集体恐惧﹑猜疑，最后造成集体暴力等问题，这是在我们人类社会里一直存在的。问题不在于那是一个多大多小的事件，问题在于它为什么会被传播，为什么会被别人接受，会被别人一直不停地加入一些新元素。其实那背后总有一些恐惧，比如相关案例，全世界研究得最多﹑资料最丰富的，大概是欧洲史上的猎女巫事件。很清楚的，整个谣言的传播路线，比如刚开始不是讲女巫，而是归罪到麻风病人，说麻风病人会在水里下毒，大家开始猎杀麻风病人。最后又说犹太人给麻风病人钱，叫他们在水里下毒杀人，所以开始猎杀犹太人。最后又说犹太人背后的指使者是穆斯林王。到了后来这种传说的主角变成了女巫﹑男巫，而他们背后的指使者是撒旦，那就更可怕了。敌人已经不特定指一种社会边缘人，或者一种异教徒，不特别指一种族，敌人变成女巫与魔鬼时，谁都有可能暴露在被怀疑的危险里。其实有很多复杂背景，其中一个主要的背景是黑死病。黑死病流传，大家都在恐惧﹑猜疑中，当宗教与政治力介入这些猜疑时，猎巫就大规模展开了。当代人在怕什么，我们在恐惧什么，为什么一些人接受带来恐惧的谣言，为何要去传播它，我们内心到底有什么样的恐惧，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

田耕：今晚的活动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语谈，谢谢大家！

作  者  简  介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著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资深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田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公众号：《西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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