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个维度
作者简介
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智库重点项目“北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编号：BZK-2020ZDB-03）的研究成果。
摘要
对于共同体而言，要素重叠、纽带联结、功能依存是其形成与维持 的基础所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定语境之中，这三者分别对应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华民族的互嵌性及中华民族的共生性。在要素重叠层面发掘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纽带联结层面发掘中华民族的互嵌性，在功能依存层面发掘中华民族的共生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个基本维度。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互嵌性；共生性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基本架构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当从哪些维度构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关系到民族理论话语的完善，也关系到民族实践工作的推进。当前的学术研究对此有所关注，但涉入的思路基本都忽视了共同体的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一种特定类型，理当从共同体的相关研究中获取理论启示与实践线索。“在日常用语中，共同体指的是特定地区的人们的结合体，它可以是一个村庄、城镇、城市甚或一个国家。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或社会原则，共同体一词表示的则是一个建立在友谊、忠诚和义务等联系基础上的具有很强的集体同一性的社会群体。”对共同体演进历程、理论脉络的多学科梳理可以发现，共同体由共享价值、共通情感、公共利益、共同身份等联结纽带构建而成，具备彰显集体价值、塑造群体团结、获取安全感、提供意义感等社会功能。概而言之，要素重叠、纽带联结、功能依存是共同体形成与维持的基础所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特定语境之中，这三者分别对应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华民族的互嵌性、中华民族的共生性的构建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尝试从这三个维度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基础与构建方向。
壹
要素重叠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构建
所谓“要素重叠”，指的是共同体各个组成部分在主客观构成要素上存在重合或同质的地方。要素重叠本质上表述的是共同体组成部分之间的共同性问题，它是任何共同体形成与维持的首要基础所在。毋庸置疑，共同体与共同性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拥有共同性固然不一定能够形成共同体，但缺乏共同性则必然无法形成与维持共同体。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共同体的一致性是由其同质性、共同性所构成的。共同体的英文单词community，无论是其最早的词源——拉丁文communis，还是其拉丁文前缀com，都具有“普遍、共同”之义。共同体就是建基于共同性的社会群体，其在形成之后也需要不断巩固和强化自身的共同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无疑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作为一个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中国内部民族结构的理论表述。然而在凝聚一体意识与维持多元结构的同时，两者的内在张力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也时有体现。每当中华民族步入历史关键时刻，都会围绕中华民族结构中 “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展开大论战，周而复始。究其根源在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影响到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挖掘和凸显既不可能自然而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与中华民族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从内部结构上来看，中华民族存在复杂性、动态性的一面。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写道：“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多元’与 ‘一体’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紧张，正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征。”从形成过程来看，中华民族在近代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在因素所推动的。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引发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西方民族国家知识体系更新着国人传统的家国认知，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中华民族”概念及自觉中华民族的形成。在此过程中，外在力量使得中华民族进一步凝聚并形成自我意识，但内在力量和凝聚因素并未随之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这既是近现代以来中国边疆危机的内在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生长迟滞的根源所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需求和强调。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的民族工作面临“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五个并存”事实上总结出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化，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大局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背景和初衷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问题息息相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为了回应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发掘和构建问题。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党章并被确立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发掘与构建已经成为当下民族理论和民族实践工作的重心之一。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正确认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正确处理这一关系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关于“一体”与“多元”关系的表述为此指明了方向：“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我们应当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遗产中认识和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应当在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现实框架中认识和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首先，差异性是中华民族多元的体现。多元作为要素与动力，其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得中华文明绚烂多彩，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从而使中华民族以独特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次，共同性是中华民族一体的依托。中华民族如同一艘大船航行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经风雨磨难而益发坚固和平稳，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集中体现。以一体作为主线和方向，要求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不断提升，也只有共同性的不断提升，才能维护中华民族一体的主线和方向。再次，一体与多元各自的定位要求我们在尊重和保护差异性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共同性的提炼与凸显。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针对的正是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失衡的问题。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段时期以来民族工作实践与民族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即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被夸大、被强调、被宣扬，而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却被忽视、被遗忘、被遮蔽。正确认识和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平衡关系，既不以差异性遮蔽共同性，也不以共同性否认差异性；二是凸显主线，深刻认识共同性对于多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从民族理论话语和民族工作实践两方面协同推进，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搞清楚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意涵与边界所在。目前对这个问题最清晰的回答，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关于“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表述。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意涵十分清晰，对其性质作一根本性的规定，就是各民族共享。这里的各民族共享具有共同体中要素重叠的意味，指向的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那么，何种程度的要素重叠才可以称为“各民族共享”呢？第一种情况是相当明确且不存在争论的，即共同体全体成员在特定构成要素上呈现重叠，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就是所有民族共同享有；第二种情况是共同体部分成员在特定构成要素上的重叠，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就是部分民族共同享有。关于部分民族共享是否属于各民族共享，人们应当存在不同的看法。考虑到部分民族共享要素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性上的独特意义，而且其在数量上远高于所有民族共享要素，有必要将其认定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所有民族共享要素通常也是从部分民族共享要素的基础上逐步扩展而形成的，部分民族共享要素是所有民族共享要素的强力支撑；另一方面，部分民族共享要素同样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使得这些民族不仅以个体形式关联于中华民族，还以群体或子集形式内嵌于中华民族。文化除了具有民族性外，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一些历史形成的多民族杂居区域，文化的地域性明显跨越民族界限，很多文化要素由若干民族共同享有，体现出部分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性。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极为关注的走廊研究、流域研究、通道研究等具有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事实上，陈连开、 谷苞等先生通过历史考证指出，中国历史上南北两个统一体的会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形成。区域性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这与部分民族共享的文化要素发展成为所有民族共享的文化要素是同一个道理。此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两者均以中华文化作为形成土壤，以各民族共享作为基本特征。因此在未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可以将两者联结起来，互为依托，相互促进。
贰
纽带联结与中华民族互嵌性的构建
所谓“纽带联结”，指的是共同体各个组成部分以各种社会纽带交织、关联在一起，从而在整体上呈现相互嵌入的有机状态。如果说要素重叠描述的是共同体组成部分之间的共同性问题，那么纽带关联描述的就是共同体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性与互嵌性问题。对于共同体而言，共同性的基础作用固然不可否认，然而共同体毕竟不是单纯的同质体，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在内部要素所具备的共同性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体往往是一种同质与异质兼备的整体，凝聚成共同体的除了上文强调的要素重叠之外，还有要素之间的关联与互嵌。从共同体构成的有机性上来说，纽带关联对共同体的塑造和维持作用还要更甚于要素重叠。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共同体的共同性往往是在要素关联、互嵌的过程中逐步融汇而成的。
数千年中华文明史是中华民族的互嵌性日益深化的过程，而中华民族的互嵌性又成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结构支撑。“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时写道：“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空间里已经出现了多种原始文化之间的接触、竞争与借鉴现象。在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对峙的时代，尽管历史记载里征战与劫掠时有发生，但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与贸易则更为频繁和重要。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并不能完全依靠牧业生存，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酒饮料等主要来自农业地区，一方面来自官方渠道的馈赠与互市，另一方面就来自农业地区与牧业地区的民间贸易。除了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关联之外，民族血统上的混杂融合在历史上也极为常见，汉族之中融入了大量中原地区和 北方的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也吸纳了数量众多的汉族人口，少数民族之间在族源上的融合、分化、流动更不鲜见。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各民族关联、互嵌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总结：“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那么，构建中华民族互嵌性的联结纽带包括哪些内容呢？首先，我们可以从与共同体相关的学术研究中获取一些启示。在一定意义上，共同体指的就是以各种主客观共同特征为联结纽带而组成的人类群体。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文献中，涉及共同体联结纽带的有关表述大致有共同地域、共享价值、共有文化、共同信仰、共同道德、共同信念、共同理解、共同情感、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公共利益、共同的善、共有认同、共同归属、 共同身份等。这些繁杂且重叠的联结纽带，很多同样可以视作构建中华民族互嵌性的联结纽带。其次，党和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文本也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共同”，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共同开拓的疆域、共同书写的历史、共同创造的文化、共同培育的精神自然而然也是构建中华民族互嵌性的重要联结纽带。
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互嵌性的构建，既是应对当前形势的客观需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需求。就外部形势而言，一方面，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普及，西方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对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团结大局形成的冲击益发猛烈；另一方面，境外敌对势力为了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加大了对中国民族事务的干涉和操弄，力图破坏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局面。就内部形势而言，一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使得既有的民族社会结构面临调整；二是城市化带来了人口大规模多向度的流动，各族民众从相对聚居时代走向相互嵌入时代，也面临着族际关联性的重构。就本质而言，中华民族的互嵌性指向的是多民族社会结构问题，而多民族社会结构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起点与基础。从社会结构的限定性上来说，民族政策乃至一切民族事务实践都必须依赖多民族社会结构或在其框架内发挥作用。合理的社会结构可以增进族际互动与交融，使不同民族成为利益相关、感情相通、结构相连的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无论是从共同体生成的内在逻辑出发，还是从社会结构的基础作用出发，都必须高度重视族际关联性、互嵌性的构建问题。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构建中华民族互嵌性的根本举措。“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坚持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意见》要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调要推进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开展各族群众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由此可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被定位为根本途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业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与使命。事实上，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交”就是 “相互”的意思，表达的是一种关联性、互嵌性的建立。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是要试图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结构层面、心理层面、情感层面织造一系列的纽带，使得各民族处于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嵌入的状态，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第一，以族际交往织造各民族之间的社会纽带。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族际之间的个体性及群体性社会交往极为重要，承担着织造族际社会纽带的功能。族际交往不仅是民族关系和谐的保障，也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可以想象，如果各个民族处于相对隔绝的平行状态，族际关系将会极为脆弱，共同体意识更是镜花水月。要促进族际交往，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一个是交往场景的营造，一个是交往意愿的提升。在交往场景营造方面，中央已经提出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为新形势下族际交往创造更便利的居住环境。此外，如何创造促进族际互动的学习、工作、生活、娱乐、消费环境也值得思量。在族际交往意愿提升方面，既要对群际交往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有全面的理论把握，也要对当前族际交往的现状及障碍因素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证调研，从而为相关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提供保障。
第二，以族际交流织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纽带。民族交流本质是文化交流，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起到纽带联结的作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除了要进一步挖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外，也需要提升各民族文化相互之间的包容度和吸纳度，并通过族际文化关联的纽带将各民族文化有机嵌入中华文化中。当前中国的族际互动中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停留在极为粗浅的层面，对其他民族的认知中夹杂着大量刻板印象和想象性解读，对与本民族文化存在显著差异的文化事项缺乏应有的包容和尊重，其深层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民族文化交流的不畅与不足。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以民族文化交流织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纽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根脉上的助力。
第三，以族际交融织造各民族之间的结构纽带。民族交融并非民族同化，它强调的是不同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结构上的交叉互嵌。戈登（Milton M.Gordon）在研究美国种族关系的时候指出，社会结构上的融合的主要表现是进入社交小集团、组织、机构活动和一般的公民生活中，尤其强调不同群体在各种初级社会关系上的相互涉入。这种视角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民族交融是具有启示意义的。中央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目的就在于“打破民族结构与其他社会结构的重合，使不同民族成员掺杂或嵌入到其他社会结构中去，从而为消除民族隔阂、实现交融创造条件”。所谓“民族互嵌型社会结构”，就是各民族通过频繁而有序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一个结构相连、利益相关、情感相通的共同体的社会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交融的过程就是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过程，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社会结构层面的支撑。
叁
功能依存与中华民族共生性的构建
所谓“功能依存”，指的是共同体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相互支撑、相互协作来实现共同体的社会功能，从而满足自身的特定需求。功能依存描述的是共同体的共生性问题，强调共同体各个组成部分在功能实现与需求满足上存在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共同体之所以重要，与其所具备的强大社会功能息息相关。共同体这个概念总是传递着一种温馨、 舒适、安全、可靠的情感体验。齐格蒙特·鲍曼说：“我们认为，共同体总是好东西。”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写道：“说坏的共同体是违背语言的含义的。”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持续赋予共同体以积极或褒义的情感评价，并将其作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来追求，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从共同体的基本功能上得到解释。对于群体而言，共同体意味着集体价值的彰显与群体团结的塑造，其功能在于维系群体延续；对于个体而言，共同体意味着安全感的获取与意义感的供给，其功能在于满足个体需求。简而言之，共同体满足了群体延续和个体生存的特定需要。
中华民族共生性的构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维度。对于共同体而言，要素上的共同性和结构上的互嵌性固然重要，但功能上的共生性也在其形成与维持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功能实现与需求满足是促使各个组成部分留在共同体内部的终极动力。一旦共同体不复存在，其组成部分就会面临功能或需求上的危机。由此共生性成为了共同体稳定性的重要来源，共生性的强弱程度对共同体凝聚力的强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特定类型的共同体，以功能依存为基础的共生性同样是其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央很早就提出的“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就非常鲜明地表述了中国各民族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共生关系。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更是以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来形象地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其组成部分共生共存的关系。“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更进一步来说，中华民族的共生性还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各民族相互的需求共生关系，另一个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功能依存关系。在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中，尤其需要强化各个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共生关系这一认识。
构建中华民族的共生性要注重对各民族基本需求的满足。社会成员以一定的共同性为基础，逐步形成具有互嵌性的共同体，实现特定社会功能以满足共同体成员的基本需求。社会成员以持续稳定的参与来滋养共同体，共同体则以功能实现、需求满足来回馈社会成员，这是共同体共生性的基本逻辑。一旦需求反馈长期失效或失灵，共同体就可能面临解体危机。除了通常所强调的利益需求之外，中华民族共同体还应该积极有效地满足各民族以下两方面的需求。一个是安全感的需求。共同体历来都被视作安全感的象征，能够为其成员提供安全庇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对外构筑强大的政治屋顶，对内营造温馨的幸福家园，成为各民族安全感的来源。一个是意义感的需求。人们选择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不只是要从中获取物质利益或安全保障，也在于这个共同体能够赋予他们意义感。“共同体不仅表明了他们作为其成员拥有什么，而且也表明了他们是什么；不仅表明了他们所选择的关系，而且也表明了他们所发现的联系；不仅表明了他们的身份的性质，而且也表明了他们的身份的构成因素。”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必须高度注重意义构建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越能赋予各民族以意义感，就越能在他们的认同体系之中居于中心位置。
中华民族的共生性在浅层意义上指向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在深层意义上指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利益攸关、命运与共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未来关联起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坚实依托。回望过往，中国各民族携手共辟山河、共铸文明、共担风雨，在西方列强的利炮轰开国门之际共抗外侮，奋力维持国家统一，在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之际各族儿女以血肉之躯共筑中华万里长城，这些都已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历史遗产。审视现实，中国共产党秉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理念，以一系列举措让各族民众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在2020年刚刚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中，面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最为严重的现实，国家以不可想象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确保全面脱贫道路上所有民族一个都不能少。这些事实既是中华民族共生性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竭源泉。展望未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角力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保守主义潮流冲击着世界格局。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的政治屋顶，将继续承担为各族人民遮风挡雨、提供安全与福利的重任。一方面，中国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 展”；另一方面，中国还必须做好自己的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则中国各民族的利益与命运都能有所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弱，则中国各民族的利益与命运势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不仅利益相关，而且命运相连。
肆
反思与展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理论上存在三个层面的思路。第一个可以称为“政治层面”，着眼于从宏观政治原则方面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问题，其依据主要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文本。第二个可以称为“政策层面”，着眼于从微观政策需求方面来构思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问题，其依据主要是民族工作现实需要或经验总结。第三个可以称为“理论层面”，着眼于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脉络之中抽取核心要素来推动实践进程，其依据主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架构。从研究现状来看，政治层面的研究是当前的主流，相关成果极为丰富，典型的如以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等为依据， 提炼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等诸多实践路径。相较之下，政策层面和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就少得多，应该是未来相关领域研究的重点发展方向。就这二者而言，政策层面的研究实务性强，适合由民族工作实务部门来承担；而 理论层面的研究理论性强，则可望成为学界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本文从共同体相关理论出发，从中抽取要素重叠、纽带联结、功能依存三种要素，来论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从构建共同性、互嵌性、共生性三个维度入手，正是此种研究理路的一种尝试。
为适应微信排版，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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