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学“术”问题

作者简介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摘要

科学研究是一种以常规研究为主、有特定操作规范和写作程式的社会生产活动。学术研究中的“问题优先”原则、“结论先行”原则是常规研究的要求，也是科学革命和理论发明的基本前提。民间文学的研究生培养本该“学”“术”并重，但我们往往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教学，战略目光长远而对学生的战术训练不足。民间文学缺乏先天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又错失政策红利，时代留给我们的或许只有学术自救。一方面，必须借助常规研究保有学术市场的基本份额，但止步于常规研究的学科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另一方面还得激发青年学者的学术想象力，通过学术革命实现积极的代际传承，突破理论建设瓶颈，促进学科发展。

关键词

民间文学；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研究生培养；问题意识；理论建设

21世纪已经走过了20年，可是，民间文学研究生教育中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我们将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审美特征、体裁特征，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民间文学的传播变异特征，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民间文学理论，包括田野调查的方法和意义都一五一十地传授给了研究生，还指导研究生去阅读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开列了长长的理论阅读书单；可是一进入论文写作，多数研究生的论文依然是“学术史+田野报告”的大综述，各种理论只是作为概念标签穿插于文中。研究生学到了许多关于民间文学的知识，可是并没有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可谓“有学而无术”。

19世纪以来，科学事业迅猛发展，学科分支越来越细，每一个学科都发展出自己领域的核心理论、概念、术语；专业门槛越来越高，学科隔阂越来越明显，学科范式的约束力也显得更加强大。但是，我们虽然在教科书中介绍了许多民间文学的学术流派，却很少为研究生提供研究范本，也很少进行方法论教学；对于研究生来说，教科书上怎么说就怎么听，无法鉴别也无从模仿，很难将抽象的理论说教融入具体对象的研究实践，更谈不上创新性发展。

基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目的，本文将从常规研究（继承）和学术革命（创新）两个角度入手，讨论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常规研究就是“做应用题”

所有的现代职业中，科学研究被认为是最具创造性的职业。但事实上，科学研究也有高度收敛的一面，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基于既有的专业知识，使用能够为学科共同体成员所理解的专业语言，来阐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传统和规范是科学研究的入门基础。

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是学科成熟的主要标志。研究范式是经由学科共同体多数成员认可并据以展开研究的工作模式，包括一整套基本观念、理论工具、专业术语以及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体现为一批示范性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经典学术成果。“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没有范式的指导这样做，将是不可想象的。

是否遵守既定的研究范式，是学科共同体识别一篇论文是否专业的主要标准。我们在日常的项目成果评审中，常常以“写作规范”乃至“行文老到”来称赞一项成果，言下之意是该成果的基本观念合乎学科传统，概念使用准确，语言表述恰当。写作规范是学科共同体对于学术写作的基本要求，即使天才般的发明发现，也必须基于传统、规范的学术表述。那些非传统、不规范的表述方式，无论是否反映真知灼见，都会被视作不具有专业常识，很难为同行所容忍和接受。

年轻学者只有首先习得“写作规范”，才能有效地融入学科共同体，这个过程往往是通过模仿导师和前辈学者的优秀成果来完成的。范式教学就是将这些优秀成果作为研究生学习的示范案例，“授人以渔”。导师的成果越是杰出，导师的方法越有可操作性，学生越容易上手，这是“名师出高徒”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顾颉刚给《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作者的一封指导信中，看看他是如何“授人以渔”的：

研究“《庄子》里的孔子”我意可照下列次序做去： 

1.将《庄子》中说及孔子的话完全录出。

2.将抄出的材料，分为三类：

（1）与《论语》相同者（即儒家之孔子）。 

（2）讥诮孔子者（即道家反对儒家的话）。 

（3）与道家说相同者（即把孔子道家化的话）。 

3.加以评论：

（1）证明孔子面目之变化。

（2）证明《庄子》非一人所著。

（3）证明战国各家学说之冲突。 

我们千万不要希望可以从《庄子》一书中得到孔子的真相，因为战国学者本无求真的观念，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只能知道古人对于孔子的观念曾经有过那样一套，如《庄子》中所举。

学术研究路在何方？世界虽然很大，但并不任你驰骋，只有走的人多的地方才是路。比如说，在当代中国，二人转表演远比史诗演唱流行，受众面也大得多，可是，为什么史诗学成了一门学科，“二人转学”却没能成为一门学科？因为我们的前辈没有为二人转发明一套适合于分析和评价的经典研究范式。面对史诗演唱，我们知道该用什么理论工具、如何提问、怎样分析，最后一定能在田野与理论的实证分析中得到一个满意的结论。但是，面对二人转，我们只能傻笑，头脑中一片茫然，不知道适用哪套理论，可以提出什么问题，更不知道如何解剖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界产生了大批以“××民俗学”命名的分支学科，可是，绝大多数只是某种研究取向或研究路径方面的学术主张，并未提供可操作的研究范式。提出一项学术主张很容易，发明一套研究范式不容易。学术主张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缺乏追随者模仿、跟进，就生产不出能够用来发表、可以获得学术声誉的学术成果，自然也就风流云散了。

民间文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顾颉刚居功至伟，他的“层累造史”理论和“历史演进”研究法，为民间文学、民俗学奠定了最重要的范式基础。胡适为顾颉刚归纳的“颠扑不破的”历史演进公式，在中国民俗学界乃至历史学界流行了近百年，至今仍被我们广泛使用。刘锡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依据不同的学术取向，将20世纪的民间文学划分为八个学术流派。这虽然略显牵强，但是对不同研究取向作了很有意义的归纳，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不同研究范式所构成的多样性民间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学科共同体在研究范式指导下的日常研究，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常规研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n）认为，“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也就是说，常规研究是在前辈学者典范性研究工作的启发之下，高度收敛、带有模仿性质的思维活动，这类研究主要局限在学科传统的范围内，无论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都会遵循既定的学科规范。常规研究是既定范式下的“解题”工作，类似于数学领域的做应用题。“解题”的乐趣在于不断更换对象和范畴，为变幻莫测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基于专业立场的答疑和阐释。

江绍原使用西方宗教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考据学方法，逐一分析那些流行于平民社会的迷信事项（“做应用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顾均正将江绍原范式与顾颉刚范式作比较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像江绍原先生从前在《东方杂志》上所译的一篇关于老鼠的文字，则是先有个关于老鼠的迷信这题目，而去搜寻各种不同的故事来研究的。譬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则是用同类的故事来研究的，而研究出来的东西，便是那一个故事在前，那一个故事在后：即是看他如何转变。

所以照我的意思，还是取前一种方法。因为前一种所得的成绩是无限， 后一种所得的成绩是有限的——故事如何转变。用前一种方法研究，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民俗学的智识。而用后一种方法研究，则反是要应用许多民俗学的智识来做工具的。从需要上说，从难易上说，我都采用前一种方法。

都是“应用题”，有些题难做，有些题易做，顾均正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张清水回应说：“所用方法的不同，便由于他俩的立场不同，所努力的学问，也是歧义的原故。顾先生所用的方法，要应用到许多学问与智识，固然是艰难。江绍原先生所用的方法要就一个题材广大搜集，也不是易事。”这段话也可以表述为：不同研究范式的立足点和操作步骤有别，但是，学术工作必须基于特定立场、理论，而且必须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开展，这一点是一样的。

要成就一门学科，得有成千上万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支撑。如果没有一批可供模仿的研究范式，光靠盲人摸象，生产不出如此数量的学术作品。学术研究不可能都具有开拓性、创新性，我们的绝大多数论文都是常规研究，都是那几个套路。我曾在《民俗研究》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说：“《民俗研究》转给我审读的稿子，只要不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来稿，虽然是匿名稿，但我多数时候都能一眼看出是谁的论文。至于青年学者，我猜不出本人，也很容易猜出他的导师。”每个学者的论文都是有套路的，越是成熟学者越有路径依赖，套路越明显。青年学者如果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套路，就会表现出师门的套路。同样的道理，越是成熟学科，对于学者的规范性要求越高，研究套路也越明显。写作套路是如此重要：没有套路就没有常规研究，没有常规研究就没有学科共同体，没有学科共同体就没有学科建设。

研究范式的套路性质决定了研究范式不能太复杂，一定要有实用性、可操作性才能得到应用和推广。顾颉刚提出“历史演进法”是一次彻底的学术革命，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提出这一方法很不容易，但是这一方法使用起来并不难，很适合其他学者模仿，哪怕刚入门的青年学者也可以据此进行研究。当年23岁的陈槃，就在他的《黄帝事迹演变考》一文的后面附了这样一段话：“我很愉快，我能捉住顾颉刚先生告诉我们的伪古史的原则——‘层累地造的’；又用了顾先生给我们辨伪史的工具——以故事传说的眼光来理解古史，于短期间写成这篇文字。”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民间文学，最典型的研究范式提供者莫过于刘守华，他的故事研究具有非常清晰的研究公式：“在确认了既定故事类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充分掌握该类型的所有文本及既有研究成果，然后，①描述该类型的形态特征；②回顾该类型的既有研究状况；③对该类型的历时传承和空间传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复原与描述；④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如人类学派故事理论、神话原型理论、精神分析学说等等），尽可能地对情节及母题的文化内涵加以阐释；⑤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故事的演述状况和传承语境进行描述和说明；⑥如果需要，还可从文艺学的角度进行美学分析。”这套操作简便的研究公式为他赢得了一批故事学的模仿者和追随者，他因此开创了一个故事文化学派。典型的反例则是刘魁立对于“故事生命树”的形态学研究。这种研究的范式过于倚重作者的学术想象力，不便操作，难成气候。

成熟学科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常规研究，常规研究主要是“做应用题”。写作论文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问题的基本答案，疑难之处只在于素材和阐释方案。如果在写作论文之前依然没有初步的答案，那么，论文就无法有序地循着一条中心线索来展开，只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所以，科学活动的开展牢固地建立在基于科学传统的一致意见上，如果没有规范性操作的严格训练，常规的研究或“解题”活动就不可能进行。

二、学术研究的“问题优先”原则

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的，这决定了学术研究中提问方式的重要性。我们的教学模式虽然强调了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却没有在方法论方面训练学生培养问题意识。

民间文学、民俗学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就不曾缺乏“指方向”的学者。可是，虽然我们有了这么多新方向、新领域，以至于民俗生活“无所不包”，学科实力却并没有取得突破性增长。道理很简单：划出一块学术领域，指明一个研究方向，提出一种学术主张，都不是什么难事，任何一位对学科格局有所了解的学者都可以做到，而且也很容易找到追随者，因为你总能招到一些为了学位而跟读的学生；但是，要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做出好的成绩，创立一套行之有效、能够得到学界公认的研究范式，却很难。

当我们提不出有意义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回到概念问题上做些辨析文章。比如，近40年来关于“神话”“传说”“故事”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精细讨论，虽然在分类学上或许有些意义，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民间文学的发展进程。如果一个学科没有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整天关起门来进行“内卷化”研究，不断重复一些没有实质性突破的老问题，那就说明这个学科尚未成熟，或者正处于停滞阶段。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简单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研究范式和学科本位决定了我们的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

我们一再强调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是因为只有在既定的研究范式之下，我们才会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作出有效的解答。如果只是从研究对象出发，那么骂街也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现象，语言丰富，特色鲜明，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研究呢？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研究范式，提不出有意义的问题，不知道从何着手研究。所以，能不能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决定着一个课题的成败；能不能提出一系列有意义的问题，决定着一个学科的兴衰。

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往往是从既定的研究范式中产生的。提问方式一方面考验我们的学术想象力，另一方面也考验我们掌握本学科知识的专业水平。“知识积累和学术史梳理，不仅能帮助我们判断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也能帮助我们舍弃那些没有讨论价值或没有研究条件的问题。”问题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提出问题和看待问题的视角是受到既有学科理论提示和塑造的。在这一点上，即便钟敬文也不例外。他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学术，对我们的新学术的建设有过很多影响。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微小的。可是，它可以证明在苏联科学的引导下，我们能够怎样避免错误和比较快步前进。解放以来，我有机会学习苏联学者和教育家们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优秀理论。凭着这种理论所受到的启发和帮助，使我能够抛弃了那些不正确的看法，使我能够解决那些有疑惑的问题，和重视那些原来不大留意的课题。”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 钟敬文时代的民间文学有那个时代的苏联印记，当时的有效问题不等于今天的有效问题，但是，提问的方式并没有改变。

民间文学之所以是民间文学，而不是其他学科，就在于它解决的是属于民间文学的问题，坚守着民间文学的本位。学科是有界限的，界限不在于对象，而在于问题。相对于无限世界的永恒问题，民间文学只提出和解决有益于民间文学认识和发展的有限问题。有些问题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或许是真问题，但对于民间文学来说很可能是伪问题。正如自然科学方面的所有学科都要用到数学知识，但并不是都要进行数学研究。学者个体有任何偏好都是正常的，但如果整个学科集体转向，则意味着学科性质的改变。

（二）好选题背后一定有一个等了很久的好问题

问题是所有研究工作的出发点，问题价值是研究价值的必要条件，只有好问题才可能引出有价值的研究。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在研究工作中提不出问题。查看知网收录的民俗学博士论文，充斥着诸如“某某传统村落的调查与研究” “某某族民俗文化传承研究”“某某村落形态变迁研究”“民俗学视域下的某某研究”“某某村与都市民俗研究”“某某族的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之类的论文，光看标题就知道作者的研究工作是对象先行，而不是问题先行。

问题在既定研究范式中是有解的，脱离了既定研究范式则很可能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可以任意提出一大堆人们关心的问题：宇宙到底有多大？人类的极限寿命是多长？民间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类似问题我们可以无限罗列，但也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至少在现代科技发展阶段，这样的问题是无解的。如何提问不仅考验我们的学术想象力，也 考验我们掌握和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

问题与选题密切相关，有了好问题才可能遇上好选题。问题往往萌生于学习过程中。我们在阅读前人著述时，对于前人尚未论及或者论证不周全之处总是会产生一些疑问，这些疑问激发我们的思考，甚至可能唤醒我们的生活经验，让我们提出一些大胆的猜想。这些问题和猜想就像一些撒落的种子，也许大部分都没有生根的机会，但是，读书越多，思考越多，疑问越多，撒落的种子也越多，总有一些能够获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机会。所以，如果没有事先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问题，就算遇见一个好选题，也会被我们错过。

问题总是先于选题而存在，没有问题的学者，对于再好的选题也会视而不见。刘魁立写《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一文，不是因为读了浙江的“狗耕田”故事，突然产生了要作结构分析的想法，而是先有了故事形态结构的一系列问题和思路，然后找了浙江的“狗耕田”故事来做例证。有了这些问题，即使没有浙江的“狗耕田”故事，他也会用河北的“狼外婆”故事来完成这个课题。所以，当我们羡慕优秀成果选题好的时候，应该明白：好选题不是凭运气遇上的，好选题背后一定有一个等了很久的好问题。

（三）问题往往从不确定的关系中产生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体’的作用和性质。”主体因子越多，各因子之间的关系和行动规律就越复杂、越难把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对社会现象及其内部诸关系的研究；而所谓人文科学，则是对人文现象及其内部诸因子关系的研究。种种复杂关系，在我们展开研究之前都是隐匿的、不确定的，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去揭示。

实证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和描述存在于现象与现象之间的一致关系及其规律。在自然科学领域，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趋于静态、相对稳定的；但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主体的介入，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趋于动态和不稳定，我们几乎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生态模型，可以让我们重复自己的社会考察。尽管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中引用了无数例证来论证其巫术理论，但是，这些例证中没有任意两组关系是完全一样、可以用来互证的。一方面，这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更不具备可重复性、可检验性，更难得到同行的一致认可，甚至导致文人相轻；另一方面，这也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变量加大、趣味性增强，尤其是语境维度的介入，使得研究对象更生动，研究工作也更具魅力。

（四）以问题为中心组织材料

客观事物在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之前只是一团混沌，要寻找其内在关系及运行规律，首先得切开混沌，分门别类。只有给混沌的事物分出了A，B，C，D，我们才有可能也有必要讨论A与B或者A与D的关系。但是，到底是将混沌切分为ABCD还是甲乙丙丁，完全视乎我们的研究目的。

就民间文学来说，当我们以问题为中心组织论证材料的时候，常常发现基于体裁的划分总是束缚我们的取材和思路。在问题面前，体裁界限变得极其脆弱。问题不仅超越体裁，也超越文本形态。比如我们对“民众如何塑造刘伯温形象”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不仅神话、传说、故事、戏曲、歌谣、谶语可以成为讨论的素材，甚至族谱、碑记、仪式抄本、口述史，只要涉及刘伯温的形象，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取材对象。

以问题为中心组织材料，必然会突破原有的体裁边界、文本边界。只要能够用来解答问题，逻辑上可靠可依，什么材料都是证据。过去警察断案多靠目击者的证言，现在有了天网监控系统、人脸识别技术、基因鉴定技术，原本最重要的主体证据也只能让位于科技证据。明白了这个道理，所谓“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也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基于“问题优先”原则，根本就没有“×重证据”的考虑，只有证据。

（五）问题为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空间

华中师范大学的徐金龙老师在一次会议上向刘魁立先生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故事讲述环境变了，基于过去的故事研究对于现代社会已经不适用了，故事研究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的回答是：创造过程首先由问题激发，问题调动了人们全部内在的思维活力；现实生活不断变化，恰恰要求我们作出变化了的解释，只要问题存在，对于答案的追寻就没有止境。

1.科学发展史一再证明，世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真理，所有的理论都是有条件的、不完善的。理论的不完善性为后来的科学工作者留出了永无止境的追寻空间。

2.条件发生变化，相应的理论也必然作出适应性调整。故事讲述环境变了，但只要讲述活动还在，无论讲述平台变成了广播、电视还是网络、游戏，民间文艺仍是一种表演方式或生活方式，我们的研究就依然有意义。研究目光是追随讲述行为的，而不是守在老槐树下等着讲故事的人。

3.只要生活中还存在民间文学表演，既定的民间文学研究范式总的来说尚未失效，就会有许多民间文学事件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有许多常规问题等着我们去解答。相反，如果部分研究范式已经失去效用，那么，学术革命的要求又会迫使我们针对新现象提出新问题、新假说。

如果一个学科面对变化着的世界却提不出有意义的新问题，总在一些已经解决或者无解的问题上反复打转，这也就意味着学科危机出现了。这里所说的新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常规研究中的新问题，巧妙地借助既有研究范式就能够得到解决；二是学术革命时期的新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新思想才能取得突破。前者维护学科的日常运作，后者引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三、论文写作的“结论先行”原则

所有的学术研究都由四个部分组成：对象、问题、“解题”方式、结论。它们共同组成被我们称作“范式”的范畴，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解题”方式，包括理论、设备、方法。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虽然各有侧重，但大部分是各学科共通共用的，属于通用软件。设备包括图书馆、数据库、田野基地等，这些属于外在硬件。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不存在实验室所必需的专用设备；唯有专业理论才是标示学科特色的专用软件。所以，衡量一个学科存在价值的关键，归根结底是理论建设。

专业理论不仅是“解题”的关键，还决定了你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最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作为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你接受了顾颉刚的历史演变观念，习得了民间文学的变异性理论，面对一系列民间文本，你就不可能将问题设定为寻找一个原生态、本真性的“本来面目”；相反，你从一开始就会明确论文是奔着“演变”而去的，关注的就是如何变，为什么变，变成什么样，变的机制如何，变的趋势怎样，变的临界点在哪儿，促成变的主体是谁，等等。同样，你接受了帕里-洛德理论，你就不会试图寻求史诗的历史真相、英雄原型，也不会试图确立一部标准史诗；相反，你从一开始就会把目光投射在程式或大词上面，你关注的是片语、音韵、步格、句法、艺人，讨论就一定会围绕典型场景、故事范型、传统指涉性或者艺人的故事创编而展开。

田野素材犹如已知数据，专业理论好比数学公式，常规研究就像解一道应用题，应用题的结论必然是预先设定的。当然，这个结论未必是清晰的、完整的，有待于在具体研究中系统化和精细化，但是，结论的目标、方向和轮廓是大致确定的。我们以中国民俗学最经典的“历史演进法”为例。胡适有一个研究公式，其中所谓“史事的渐渐演进”以及演进的方向和结论，全都是预先设定好的：

1.把每一件史事的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同样，一个优秀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他在走进田野之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做，而且清楚地知道问题的最终答案。他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把证据搜集得全面一些，把题解得漂亮一点，让你相信他的资料搜集是扎实的、“解题”步骤是可靠的、最终结论是正确的。

鉴于多数学者难以理解和接受“结论先行”的研究方法，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分解说明。

（一）田野调查是为了获得有效事实

客观世界呈现出无限丰富多样的信息，我们来到田野，到底调查什么、搜集什么？教科书告诉我们尽量全面、客观地搜集各种信息，但信息是永远不可能搜集全面的。我们可以将来自田野的事实材料分为两种：有效事实，无效事实。只有确定了有效事实，我们才能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有意义的访谈和记录上。什么事实是有效事实？只有能够用来解答或者辅助解答问题，具备一定学术功能的事实材料才是有效事实；否则事实材料就算再丰富，也是没有意义的无效事实。在光学史上，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光学爱好者们曾经记录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他们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所观察到的东西，认为自己虽然不能归纳为理论，但对别人积累第一手的材料有用处，也是对科学研究的一种贡献。但是由于他们的经验观察是脱离了相关的理论的，就显得琐碎和杂乱无章，对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帮助。

所有的学术观察都是在特定原则和目的指导下的选择性观察。田野调查绝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前期工作的延续，是为了给既定的问题和答案寻找证据。田野调查一定是理论先行的，没有理论指导的田野调查不叫“田野调查”，只能叫“生活体验”。抱着文学目的和社会学目的开展的田野调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田野调查。

（二）有效事实不等于科学事实

科学哲学区分了客观事实和科学事实：“物质世界的事件、现象、过程，这些是客观事实；人们从观测和实验中所得到的影像，对观测结果作出的经验陈述或判断，这些是科学事实。”有效事实和无效事实都是客观事实，对有效事实作出的经验陈述或判断叫“科学事实”。厘清事实只是我们进入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未经专业训练的人一般只问“何为客观事实”，不会就“科学事实如何”提出问题。

寻求客观事实不是学术问题，这样的调查一个普通新闻记者就能完成。严格地说，对科学事实的寻求也不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不仅是专业性的，还必须是经由归纳处理之后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我们在田野中观察一个仪式，“仪式怎么样”追寻的是客观事实，“仪式是什么”追寻的是科学事实，两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问题。只有通过归纳、假设、推理、论证才能找到答案的“仪式为什么”才是可能的学术问题。直观地说，问题太具体就没有难度，问题太抽象就没有可行性。如何提问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继续，有没有价值。

（三）研究范式决定了我们的学术眼光

面对同样一个民间仪式，民俗学者看到了“过渡礼仪”，舞蹈家看到了“撒叶儿嗬”，而老百姓看到的只是“办丧事”。事实信息孰为有效、孰为无效，取决于我们的学术眼光。而学术眼光又取决于研究范式，以及我们进入田野之后的事实洞察力。研究范式预设了我们的问题和答案，事实洞察力则有可能帮助我们调整问题和答案，从而实现新的学术突破。所以说，理论和预设必先于田野调查，否则，所谓的田野调查就只是盲目而艰苦的生活体验，不是有效的学术行为。

学术眼光和事实洞察力是由既定的研究范式和敏锐的感悟能力决定的，是学以致用和勤于思考的结果。在广州火车站的人流中，你会觉得每一个旅客都行色匆匆，但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察却能够迅速判断谁是小偷、谁是普通旅客，虽然未必百分之百准确，但也八九不离十。反过来，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浪漫诗人，他就算在江村住上一百年，也写不出《江村经济》。

（四）常规研究的问题和答案都是预先设定的

大部分学术工作都是常规研究。一个学者进入田野之前就已经明确了要解决的问题，预设了问题的结果，田野调查（或资料查询）所要得到的只是支撑这种结果的资料证据和生动细节。他会努力使最终结果与最初设想相吻合，需要调整的只是丰富和完善最初的设计模型。他不大可能改变原有的概念框架、观念图式和研究目的，否则他的前期工作和设想就作废了。

“结论先行”最突出的表现是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要求我们声明使用什么理论、使用什么方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甚至要求我们提供一个预设的研究方案以及所谓的“创新点”。评审人员可能会指出我们在某些地方“不够规范”，或者认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迫使我们回到常规研究的“阳关大道”上来。在课题进入正轨之后，虽说具体的结构提纲甚至思路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总体方向是不变的，支撑性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不变的，结论也还在预设的目标范围之内。

（五）放弃一个旧结论，必然重设一个新结论

遵循“结论先行”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必须一条道走到黑。一方面，成熟的学者很可能横跨多个研究领域，兼容不同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同一种研究范式也有不同的问题指向，范式是一棵大树，问题只是一根枝条。

实际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预设了问题和结论，可是，在实地调查或文献爬梳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更有价值、更值得挖掘的新问题，于是果断地放弃了原有的问题和结论，中途改变了选题方向。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否定“结论先行”原则。我们之所以放弃旧问题、旧结论，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中浮现了新问题、新结论。在旧结论与新结论之间，只是替换了一个结论，并没有否定“结论先行”的基本原则。如果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旧问题、旧结论被否定，却没有产生新问题、新结论，那就意味着课题 “流产”。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没有预设的问题和结论就无法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

（六）创造性、革命性研究的问题和结论也是预先设定的

绝大多数的创造性研究，都是学科共同体内部对于旧范式的一种革命性突破。革命必然是有对象的，科学革命的对象就是现有范式。所以，革命的前提是已经掌握并且能够正确使用现有范式，一个外行是不可能突然跑到民间文学领域来发动学术革命的。

只有在有目的的行进中，我们才能觉察到偏差和错误。我们之所以认为南辕北辙是一种错误，是因为我们有了“南”的目标指向，才意识到“北”的方向错误。如果本来就没有预设方向，那么，无论朝南还是向北，都无所谓对错。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在预设了结论，却在田野中遭遇了反例，发现了既定范式所不能解释的现象时，才有可能去思考新的“解题”方案，放弃旧的结论，提出新的假说。如果没有预设结论，我们就不会发现错误，不知道旧范式失效，因此也就不需要提出新的“解题”方案，革命也就无从发生。

没有“正常”的认知图式，就意识不到“异常”的存在；没有“重新解释”“重设目标”“提出假说”的需要，也就不会有创造性、革命性的成果产生。普通人看戏也就看个热闹，只有顾颉刚这种“读书多了”又“成了戏迷”的知识分子，才会意识到戏曲故事与历史记载的巨大反差，并试图解释这种反差：“推原编戏的人之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象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预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

（七）“结论先行”使得找证据成为最重要的工作

学术写作既然是一种“解题”行为，就必然具备已知数、问题、公式、结论四个要素。我们想象的“解题”步骤是这样的：先有已知数和问题，然后选定公式，经过一定的“解题”步骤，最后得出结论。可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解题”步骤是反转的，由于特定学科、学派的研究范式（公式）是确定的，范式所决定的问题和答案也是大致确定的，所以，四大要素中只有寻求已知数是“解题”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田野调查也好，爬梳文献也好，检索数据库也好，我们的“解题”工作主要是找证据，也即寻找已知数。面对无限的客观事实，哪些是有效的已知数，哪些是无效的已知数？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有效事实与无效事实的区分。也就是说，只有在既定研究范式、“结论先行”的前提下，我们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已知数，我们的工作才能变成一项有目的、有效率的行动。

四、重复“解题”的意义

接着我们会问：既然常规研究都是“解应用题”，“解题”之前已经有了结论，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一再重复“解题”呢？常规研究的必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确认理论和夯实研究纲领的必要

在科学观念史上，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认为，理论是存在于事实中间的恒常关系，是通过观察和经验“发现”和“确证”的。但是，近现代的科学发展逐渐让我们认识到，所有的理论都是相对的，具有“发明”的特征：真理没有永恒，科学只是一个向着真理无限接近的过程；理论无法确证，只能通过不断修订和完善，由学科共同体给予“确认”。确证和确认的差别在于，确证是一锤定音，而确认则是一个反复验证、修订，不断趋于完善和体系化，或者最终可能被阐释性更强的新理论所取代的动态过程。所以，我们的每一次“解题”，都是理论确认过程中的一环，是由假说向着真理不断逼近的一种认识活动。

科学研究是一项高度竞争的事业。不同的假说在提出之后，就进入了抢占拥趸的漫长角力之战。理论不仅是“发明”的，而且是“追认”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有理论在刚刚被提出的时候，都只是假说。假说必须得到学科共同体成员的承认和应用，只有当假说被应用于一个又一个同类个案且被证明有效之后，它才会被逐渐当作理论接受。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还有文化语境的差别。一个在始发地得到确认的理论，当它“旅行”到另一文化语境之后，还得有一个在地化的过程，需要重新修订和再确认。理论的“旅行”是不断丰富，反复、漫长的过程。

确认理论的过程，还可以用英国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 “科学研究纲领”来加以说明。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增长是由可持续操作的、以连续性为特点的研究纲领构成的。研究纲领主要包括硬核、保护带以及作为方法论的启发法三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都不是一次成形的，需要通过反复的正面启发法进行“证认”尤其是保护带，“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一套研究纲领的确认过程，是一系列艰苦而漫长的具体研究。“纲领的最初形式甚至可能只‘适应’于不存在的‘理想的’情况，它可能要用几十年的理论研究才能达到最初的新颖事实，并且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有趣的可检验的研究纲领的形式。”

（二）扩展知识的必要

常规研究不是为了揭示世界的新奥秘，而是借助不同的具体个案，不断验证已知理论，作出一些适应性调整，通过反复的验证和调适，不断强调这些理论的真理性特质，从而将之固定为一种认知图式。正是我们的“微创造性”工作，支撑和证明了前辈学者的创造性工作。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一些教授（尤其是博士生导师）会强制自己的研究生反复引证其学术成果，将其理论、观点广泛应用到相关领域和个案研究当中。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其理论、观点的引用率和知名度，另一方面是试图强化其理论、观点的适用性和真理性。

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指出：“科学的制度性目标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科学的惯例具有其方法论上的存在理由，但它们之所以是必须的，不只是因为它们在方法上是有效的，还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它们是技术上的规定，也是道德上的规定。”也就是说，将那些已经被证实的理论应用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提高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改造能力，既是科学的制度性要求，也是科学事业的技术规定、道德规定。

这种知识扩展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内涵扩展。理论是抽象的，只有回到具体实践才能体现其意义。从抽象到具体的回归是科学研究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回归都是理论内涵的具体化、多样化、丰富化过程。将理论应用于每一个具体案例，都可能衍生出一些更生动、更现实的扩展内涵。二是外延扩展。越是宏大的理论，越是拥有广阔的适用范围。将一个学科的理论应用于其他学科，通过对理论的适应性调校，可以极大地拓展理论的解释效力。比如我们可以尝试用口头诗学理论分析《诗经》或者李白的诗歌创作，用史诗结构来解释当代文化中的文化造神现象，用故事形态学理论来解释谣言传播中移花接木的变异现象，等等。

（三）学术能力的训练要求

当一种理论被反复确认，并且为学科共同体成员所熟知之后，如果再也没有修订和完善的必要，基于该理论的“解题”活动就会逐渐显得过时，再也无法向学科共同体提供新的信息，据该理论写出的论文就会很难再发表。所以，过时并不一定意味着错误或失效，有时候恰恰是因为理论被所有学科共同体成员所熟悉，转化成了众所周知的“理论常识”。典型者如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理论，今天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关论文很难发表不是因为这一理论被证伪，恰恰是因为这一理论已经化作常识，不再具有新鲜感。

那些已经被确认的理论虽然暂时失去了知识扩展的生长活力，但是由于已思考成熟、研究范本较多、操作程式稳定、解释效果显著，正适合拿来作为研究生培养的“解题”训练，用以培养他们利用学科理论和方法分析解释一般问题的能力。比如，我们可以鼓励研究生将本学科理论应用于家乡民俗现象的研究，回应当代社会文化中的热点话题，或者转换视角，用以解释一些新兴文化现象如电子游戏、神话段子、网红口头表演等。

（四）从常规“解题”活动中发现反常，孕育革命

一种过时的理论，只要还没有被更新的理论所取代，一般来说就还是有效的。但如果有一个替代性或者颠覆性的理论逐渐成为学科主流，也就意味着旧的理论逐渐失效。口头诗学理论兴起之后，曾经流行一时的史诗“历史叙事说”也就自然被淘汰了。比如朝戈金在对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的分析中发现：“这里的句式的构造，还体现出了蒙古史诗诗法中的另一个特点，即根据韵律的需要安排一些河流山川的名称。谁要是希望考证出这里的‘额木尼格河’和‘杭嘎拉河’在什么地方，他多半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学术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学术革命的需求恰恰源自旧理论的失效。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用旧理论的眼光去看待新事物，或者使用旧的“解题”方法遭遇失败之后，才有作出新猜想或提出新假说的需要。口头诗学理论的产生，就是因为传统的古典学无法解决年深月久的荷马问题，“学术探索走进了死胡同，长久地徘徊不前”，从而刺激米尔·帕里（Milman Parry）走向田野，寻找新的“解题”思路。

五、理论建设是一种认识活动

理论建设一直被认为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关键瓶颈。周作人早在民俗学创建之初就感叹这门学科没有自己的学说（理论）：“民俗学——这是否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似乎本来就有点问题，其中所包含的三大部门，现今好做的只是搜集排比这些工作，等到论究其意义，归结到一种学说的时候，便侵入别的学科的范围……民俗学的价值是无可疑的，但是它之能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则颇有人怀疑，所以将来或真要降格，改称为民俗志，也未可知罢。”江绍原后来淡出民俗学界，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民间文学、民俗学界因理论“饥渴”而造成的泛理论崇拜，不仅没能有效地促进学科发展，反而成为学科建设的认知障碍。有一些基本常识我们一定要明白：学术畅想和学术主张不是理论建设，不成逻辑体系的看法不是理论建设，学术权威的指导意见不是理论建设，制作术语拼盘不是理论建设。

理论是基于假说和论证、能够经受实践检验、最终受到学科共同体多数成员认可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认可只能来自学科共同体，而不能仅仅来自理论提出者的学生、部属，更不能来自社会公众。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伪命题往往比真命题更受市场欢迎，因为伪命题迎合了多数人的经验认知图式。以食品谣言为例，身体排毒理论、以形补形理论、素食养生理论，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不仅被人奉若圭臬，而且被许多大爷大妈 “确认过眼神”，“得到实践检验”。

科学哲学将科学认识区分为经验认识和理论认识两个层次。一般来说，对于现象的描述、概括、归纳、分类等可以归入经验认识层次，对于现象的解释、现象间关系的假说、由此及彼的逻辑推演等可以归入理论认识层次。所以，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从可观测的现象和已有的理论出发，经由合乎逻辑的推理论证得出的关于世界存在及运行方式的认知图式。理论是能够用来解释和说明所有同类现象的一般模式，是对事物存在规律的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看，钟敬文虽然用了一整本书的篇幅阐释如何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全书也有体系建构，但这终归只是一种学术设想或学术号召，而不是一种认识活动，没有体现为从现象到认知的逻辑推论过程，也不是对事物存在规律的认识，因而不能称为理论。

有些看似简单的知识反倒是理论。比如，顾颉刚的“层累造史”理论的提出虽然只用了一封信的篇幅，但它是古史和传说形成规律的一般性认识，是中国历史学、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最经典的理论。又比如，传说与故事的二分法作为一种不断深化的知识分类，也可视为一种认知理论。民间本无传说与故事的区分，可是，学者们意识到有些故事有历史因由，有些故事是纯幻想的，于是作出了传说与故事的区分。后来发现传说既有以人物为中心的，也有以事件为中心的，于是又把传说分为人物传说和史事传说，如此不断细化，渐成体系。传说有了分类，就需要对各个类别作概念界定。开始大家都借用柳田国男的传说定义，认为传说既有“可信性”特点，又有“中心点”或“纪念物”。但是，实际分类的时候，很可能找不到明确的中心点或纪念物。在一次讨论会上，徐华龙提出了“附着性”的概念，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于是，陈泳超以附着性取代中心点和纪念物，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的收录标准。由此可见，理论是一种可以不断修正和精细化的认知方案。

所有理论都有局限性，因为理论思维是一种抽象思维，而抽象思维必然要将对象进行分析处理，从中抽出一个或几个方面（悬置或抛弃其他方面）进行纯粹化思考。抽象思维中的世界是偏光镜中的世界，它达到了特定方向的清晰和深刻，但是悬置了其他一些方向，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所以，作为一种认识方案，所有的理论都具有自足性、片面性和封闭性，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边界。那些混贴理论标签、制作术语拼盘的学术研究不是理论素养高的表现。强令关公战秦琼，正说明作者对关公和秦琼都不够了解，要么是理论基础不扎实，要么是思路不清晰。

六、提出假说是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步骤

问题是，理论建设从何着手？理论发现有没有规律可循？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所有的创新性研究都是基于传统的创新，是在既有理论条件下的学术革命。“科学家承认他们依赖于文化遗产，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共同的。牛顿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只在于表明他受惠于公共遗产的观点，并承认科学成就在本质上具有合作性和有选择的积累性。科学天才的谦逊不能简单地从文化上加以说明，而应认识到，科学的进展是以往的人与现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科学只有基于传统和专业训练才有可能向前迈步，任何脱离科学传统的科学发现都是“民科”的无稽之谈，正如一个完全不懂数学的体育老师不可能突然来一场数学革命。

其次，理论发明要求科学家具备两项基本素质：基于传统的规范性操作，刺激发明发现的创造性思维。前者确保科学家的工作必须基于规范、专业的表达，这是其成果能被同行所理解和接受的必要条件；后者确保科学家能突破旧范式的固化思维，这是他能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必要条件。

伟大的发现各有各的机缘，但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有一个共同的步骤是所有理论生产都绕不过去的：出现反常，然后有假说（猜想），再后才有理论。“科学假说是科学理论发展的思维形式，是人们根据已经掌握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对未知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性，经过一系列的思维过程，预先在自己头脑中做出的假定性解释。

现实中出现了常规研究无法处理、不能解释的现象，或者说，出现了理论解释的反例，我们称之为反常。反常迫使我们去修正既有理论。当反常一再出现，既有理论无法再修正的时候，我们开始质疑既有理论，这时很可能提出新的假说：“难道是……原因？”

假说体现了学者的学术想象力，也是学者学术能力的重要标志。所谓假说，也即关于某一现象与其他现象，或者现象内部诸要素之间具有某种一致关系的猜测性判断。假说往往依靠经验和直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说：“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假说之所以依赖经验、直觉和想象力，是因为规律不可能从个别的事实当中被直接观测到，也无法必然地由逻辑推演出来。

直觉思维必须基于经验的积累，经验源于不懈的观察和学习。从个别事实到假说形成的过程中，必然调动我们对所有相似事件的知识储备，我们掌握的知识越多、经验越丰富，可以用于联想的学术资源也越多，表现出更加强大的学术想象力。知识和经验一方面构成了想象的资源，一方面也制约着想象的无边漫游。它们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哪些想象是有意义的，哪些想象是无意义的，哪些想象是难以论证的。假说一旦形成，就会让我们感到兴奋和刺激。假说不仅充分调动我们的学术积极性，也积极地作用于科学研究的全过程。

假说的提出是论文写作“结论先行”原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假说本身就是先于论证的预设性结论。假说改变了我们看待事物的眼光，改变了有效事实的判定标准，刺激着新思想的萌芽、新知识的生产。

科学假说是否成立，往往取决于它是否具备实验检测和实践预测的功能。但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假说很难用这两点来判定，而是需要经受两种考验：一是同类解释，二是同行竞争。所谓同类解释，即当假说不仅能用于解释这一民俗事件，而且能用于解释其他类似民俗事件的时候，我们就说该假说是有效解释模式。所谓同行竞争，指的是当一段时期之内存在相互竞争的多种假说的时候，得看哪种假说能够得到更多民俗学者的支持和引用。原则上，人们总是会选择一个更加“好用”的理论，放弃那些不符合自己解释要求的其他理论。

层出不穷的假说绝大多数都会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能够真正脱颖而出、成长为理论的假说极少。假说不一定成为理论，但是，没有假说就没有理论，因为客观事实并不会自然呈现出理论，理论是需要通过我们的归纳和猜想去发明的一种认识性表述。

七、用普通逻辑规范学术研究、提升学科竞争力

“科学发现从问题开始，科学家针对问题作出各种各样大胆的尝试性猜测，这些假说和理论激烈竞争，经受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在检验中清除错误并筛选出逼真度最高的新理论。”说白了，理论就是假说中的优胜者。所有理论都源于假说，是对最优假说的选择性接受，以及逐渐走向常规研究的认知固化；反过来看，所有假说都是新理论的可能方案。

判断优质假说的标准是实践检验，而淘汰劣质假说只需要普通逻辑。科学假说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意想象，科学假说和学术想象都必须受到逻辑的规范和制约。假说是需要论证的，论证主要由推理构成，有效推理除了前提可靠之外，还要求逻辑可靠。逻辑既是一种思想工具，也是一种约束性的规则。讲逻辑，包括正确使用概念、定义，合理分类，遵守推理论证的基本原则，等等。逻辑是所有学科通用的思维规则，它为一切科学制定了分析、批判、推理、论证的约束条件。所以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受到逻辑约束的知识发明。

逻辑是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体现为一套语言表述的规则。逻辑不是知识，但它可以检验知识，为我们提供有效生产、组织、运用知识的一般规则。所有科学活动都必须遵循基本的逻辑规则，否则就会导致错误的知识生产和理论认知。

不受逻辑约束的思维可能是奇思妙想，但一般来说是胡思乱想。没有逻辑，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体系。有学者批评说：“当今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都缺乏系统的逻辑学习，普遍存在逻辑思维能力欠缺的问题。学生表达一个观点，写作一篇论文，特别是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有些问题看似语言问题、看似材料问题，其实仔细分析都是逻辑问题或者说思想问题，思路不清其实就是逻辑混乱，论证不力其实就是逻辑不严密。很多学生，看了很多材料，也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就是组织不起一篇论文，其实是逻辑思维能力不够。”

逻辑与具体内容无关，指的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或正确性。无论对哪个学科，对什么人，判断和推理的形式都是相通的。一篇文章讲不讲逻辑，一个外行就能看出来。正是基于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的逻辑共通性，我们才有资格去评判其他相近专业的学术成果，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标准和眼光来评判我们的成果。所以，尽管不同学科关注的问题不同，使用的材料不同，理论、方法各异，但是，对于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水平的判断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

随着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融合，随着学术行业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从业者比例不断加大，学术界对于学术成果的逻辑性要求必然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高。民间文学要想赢得其他学科的尊重，靠的不是研究对象伟大、研究资料丰富，也不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而是研究质量、学术对话的能力。而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主要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思想能力，也即基于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的整体性学术能力。我们每一个从业者，都是民间文学学术成果的贡献者；我们每一个从业者的学术能力，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其他学科评判民间文学学科的一项指标。

20世纪80年代刚刚恢复民间文学学科地位的时候，由于原来的从业者大都“转移到学校以外的岗位上去了”，而临时补充到民间文学教学科研岗位上的从业者，许多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散兵游勇，因此，“受教育部委托，钟敬文主持开设了民间文学进修班，一边进行学术骨干培训，一边利用一年的时间组织学员编写了《民间文学概论》教材”。但就是如此草草组团的学术队伍，如此匆匆编就的教材，居然“后来在各高校民间文学专业建设与课程研发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今天面对的局面已经迥然有别于40年前，我们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硕士和博士。民间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的理论和方法，都通过教科书以及各种专业课程传授给研究生。但是，我们的专业教学依然是知识灌输式的教学，我们向研究生传授理论知识，却没有训练他们的研究能力。我们向研究生介绍了神话学派、流传学派、芬兰学派、功能学派，这个主义那个理论，甚至指出了这些学派、主义、理论各有哪些优缺点，却没有展示如何论证、怎样运用它们于学术实践，许多学生甚至连一个研究范本都没有看过。这就像递给你一把游标卡尺，却没有教给你使用方法。那些悟性差一些的学生，多数只是把理论名词当学术标签，认为用得上的地方就顺手拈一个，逻辑论证自然也就让 位于花里胡哨的标签游戏。许多博士学位论文表面上看起来田野调查扎实、材料丰富，可是，一进入到论证阶段就显得捉襟见肘，很难做到中心明确、逻辑严密、结构完整、 自成体系。

八、民间文学的自我拯救

在目前的学科体制中，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主要依时间序列划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又可划分为从先秦文学到近代文学的一个断代序列。这是一个合乎时间法则的逻辑结构，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嵌在这个逻辑结构中的任意一环都不会有学科危机之虞。但是民间文学不一样，它不在这个时间秩序之中，没有先天的“免死金牌”。

文学研究自古以来都只讨论作家文学，民间文学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开始在学术史上露一小脸。现行的各类文学理论都是关于作家文学的理论，偶尔提及民间文学，也只是寥寥数语。这主要是因为民间文学的话语体系与现行的文学理论互不兼容，民间文学尚未找到能够与文学史和文学创作充分对话的理论工具。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为了强调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一是借助时代话语和政治话语，强调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二是编辑、出版革命领袖或著名作家赞美民间文学的言论，以论证民间文学之伟大，如《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间文学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论民间文学（内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论民间歌谣》《马克思主义论民间文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民间文学》《鲁迅和民间文艺》《郭沫若论民间文学》《高尔基论民间文学》《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以“口头性”强调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以“独特性”论证民间文学的价值，曾经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独特性”定位也造成了民间文学研究的不断“内卷化”，学者们热衷于碎片化的地方性知识调研，甚至对个别社区的鸡毛蒜皮都作出精细描述，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内部问题和无解的玄学问题上耗力费神。“内卷化”导致我们的知识、概念、术语、话题都在逐渐远离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文学学科与其他兄弟学科的对话，民间文学学科相应地失去了兄弟学科的关注和支持。

21世纪初，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新概念吹拂中国学界的时候，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还曾幻想它能春风化雨，浇灌民间文学茁壮成长。可是，在2021年教育部公布的《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专业被归口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名下，民间文学再次错失政策红利。

民间文学相对于作家文学虽然有其独特的一面，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话语方式或艺术形态，归根究底还是人的创作，是传承人基于口头传统的即兴创编，也是草根作家的文学创作。通过“人类”这一共同主体，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被紧紧地关联在一起，具有艺术思维上的诸多共性。数量庞大的民间文学异文，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多种文艺形态的大数据样本，蕴含人类文化的多样基因成分，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认识。这些根植于民间文学，映射着民众情感倾向与审美期待的文学原型，构成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对话基础。

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故事形态学、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之所以能够进入更广阔的人文科学领域，成为语言和文学分析的理论工具，正是因为他们从民间文学中发现了普遍性的文学法则，这些法则很难从作家文学的复杂文本中直接发现。民间文学的简洁、明快、直截、高效，恰恰为我们排除了许多零碎细节的干扰项，有利于我们借助这些更单纯、更具原型特征的文学形态，探寻文学生产更原始、更基本、更深层的文化特质。

综上所述，民间文学缺乏先天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又错失政策红利，时代留给我们的或许只有学术自救。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有赖于我们每个人的研究水平、每篇文章的学术贡献，而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又是关键环节。树立科学观，强化科学思维和实证理念，是研究生培养必不可少的内容。

科学观与思维方式是相辅相成的，科学观会让一个人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事物，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反过来，这种看待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又会进一步强化一个人的科学观。实证研究是科学的基础和灵魂，当科学成为主流学术的通行思想方式的时候，那些不科学的研究就成了学界异数。如果民间文学从业者无法培养起坚定的科学意识和实证理念，拿不出代表性的成果，那么，无论我们如何自证价值，也很难得到兄弟学科的尊重。

搞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理论上似乎应该寄希望于每一位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但事实上人在40岁之后，思维习惯已经定型，很难作出改变，讨论学“术”问题 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社会学和创造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科学家有个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限，大致在35~40岁之间。在这个年龄，科学创造力达到抛物线的顶点。”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为高校的青年学者，尤其是科学思维尚未定型的在校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的参考。

为适应微信排版，注释从略。

西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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