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可||现代体育运动的兴起与若干相关社会理论

本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

2022年第6期（总第117期）

作者简介

范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讲座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体育人类学学科体系与基础理论研究”（编号：19BTY006）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摘要

本研究将现代体育运动的兴起视为一种“脱嵌”。在人类历史上，任何称得上体育运动的活动或者游戏都是作为仪式或者其他社会文化存在的构成之一而存在的，社会理论有助于理解这一过程。埃利亚斯和布迪厄是对体育有着较为深入研究的社会理论家。埃利亚斯将现代体育的兴起视为文明进程的组成部分，认为现代体育的兴起在文明进程的许多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政治的视野里，体育比赛对于降低社会出现政治性动乱的风险有帮助，它实际上成为文明人在严格规则之下宣泄其自然本性的管道。布迪厄将现代体育这一社会现象的崛起视为理性化的过程：体育运动首先出现在专门培养贵族或者其他社会精英家庭的子女的学校中，比赛和竞争性游戏开始有了各种规章制度，成立运动协会等；随着体育运动扩展到学校之外，各地也竞相成立体育组织，建立起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制度。布迪厄提醒注意的是，现代体育能成为相对自治的王国，是与客观社会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体育运动以及各种为之服务的能动者的产生，其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如同一个运作着的经济体。

关键词

体育人类学；现代体育运动；“脱嵌”；社会理论；埃利亚斯；布迪厄

体育人类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领域，是人类学家对体育的研究。中文的体育人类学其实就是英文的sport of anthropology，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运动人类学”。体育在英文里是physical education，在英语世界里属于教育学的内容。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体育人类学不能研究“体育”，但体育人类学对体育教学的研究确实不是太多。研究体育教育的学者多为教育学背景，其研究目的与方法都与人类学有别。但是，也有人类学家认为二者具有结合性（associativity）。体育人类学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领域，其主要术语和工具性概念必然是人类学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如同有些人类学家诟病其他学科的学者滥用“民族志”（ethnography）。民族志主体是田野工作，除此之外，还包括成文（writing up）的过程。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进入田野，但他们的成果称得上是民族志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们大都缺乏文化的维度，所以他们做的仅仅是田野工作。同样的逻辑，体育人类学必须有社会和文化的维度，在研究过程中也不能忽略社会理论。如此，方能使研究成果不至于沦落到仅仅是一份调查报告的地步。

通过讨论一些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理论，本文的立意在于强调理论思考的重要性。从事体育人类学与从事音乐人类学有很大的不同，后者需要研究者必须对乐理本身有些修养而且最好会演奏某种乐器，而前者无需如此。一位在运动上毫无天赋、乏善可陈的人，只要有兴趣，就可以研究体育人类学。体育人类学所倚重的理论必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而且不存在独特的研究方法。体育人类学虽然研究的是与体育相关的任何现象，但依然是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语境里做和写（doing and writing）。把体育视为文化的一个方面或者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大概没人有意见。但严格而言，现代竞技体育成为一个独立的场域，应该是它从社会“脱嵌”（disembedded）之后实现的。而运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之后，又会因为市场和其他社会文化的影响，成为资本大量涌入和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场域，称之为经济体也不为过。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体育运动不再是玩乐和比赛的简单事实，它是一个综合体，除社会文化因素之外，政治因素也卷入其中。面对这样的综合体，理论视野必不可少。唯有如此，方能建立起所需的讨论语境。

一、“脱嵌”：现代体育运动的崛起

“脱嵌”指的是把某种东西从它所嵌入的凹槽中拔出来（lifted out）。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讨论现代性的后果时指出，现代性的一大特点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地方脉络（local context）脱嵌出来，延展到远为广阔的空间。为理解这一概念，我们首先要考察何为“嵌入”（embedded）。这两个概念来自波兰尼（Karl Polanyi）。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认为，经济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sphere）是在市场崛起的过程中出现的。在此之前，土地和劳动力通过持续的社会关系被控制和管理，因而物质生活被 “嵌入”社会当中。例如，在前工业化社会里，人们的劳作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生存；生产场所和居所并未分开，而且同事就是自己的家人；每日的生产劳作就是日常生活。资本主义的兴起改变了这种状况：生产从我们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居所与生产场所分开，我们在工厂、公司里的同事在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是我们的亲人或者邻人，而是过去不曾认识的人。这就是“脱嵌”和“嵌入”的差别。

尽管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早就说过，运动提供一个观察人类社会的“重要的生活窗口”，但是体育运动一直到相当晚近才获得社会科学的关注。为何如此，波兰尼的洞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早期人类学家总是把自己的学科定位为研究与自身的社会文化有别的“前现代”的社会与文化，寻求“他异性”（alterity）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宗旨。这样的取向必然以研究传统社会和所谓的“原始社会”为使命，这样的社会是最缺少分类、许多事项杂糅不分的社会。许多前工业化的传统社会也有这样的特点，但社会分工多了起来。这种状况促使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把社会和文化视为“连续统”（continuum）。音乐与舞蹈在很多文化里都是作为仪式或者其他信仰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类似体育运动的各种游戏也是如此。哪怕有一定规则的游戏，也都嵌入某种庆典的过程中。今天的一些人类学家将体育运动视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和濡化（enculturation）过程中的重要活动，包括两种参与方式——自己从事运动进行比赛和只观看不参与或者很少参与运动。在此，涉及社会理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体育运动是如何起源的。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历史记载和考察最贴近“自然”的社会大致同意，回答运动的起源问题必须考虑游戏（play）和仪式（rituals）。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这类游戏活动发展成为当代复杂的竞技体育，吻合资本主义社会所浮现出来的竞争文化。体育人类学的实践并不算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已有人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体育运动，而且写下了大部头的博士论文。此后，虽也不断有人投入研究，但毕竟不成气候。这点，与社会学相比差之甚远，社会学家大多研究自己生活的社会。在现代社会，体育成为人们最为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但也滋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引发较多的社会学家关注也顺理成章。

对于如何解释体育运动有着许多说法。最为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常规理解——体育运动就是人类强身健体的方式。但这个说法在体育人类学上可能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完全忽视了比赛的内容和维度。“运动”（sports）这一概念就有这样的意思：必须服从规则，成绩必须是可以测度的，例如速度、距离、高度、重量等等；或者在制定的规则下拼出输赢。换言之，现代体育运动显然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这样理性化的体育比赛，也就是竞技体育，必然是比较晚的产物。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其形式和主要比赛项目而言，是建立在对传统进行选择的基础上的。古代奥林匹克比赛地域很有限，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一千多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出现后，不啻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活化。

法国贵族顾拜旦（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倡导体育运动，但其初衷是违背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和宗旨的。1871年5月，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割地赔款，这被视为耻辱。顾拜旦发现，法国军人的身体素质明显不如普鲁士军人，因此他号召法国人强身健体。此后，他才倡导国际和平，奥林匹克从此成为人类追求和平的象征，带动了许多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如果说在此之前竞技体育毫无任何基础，那也不可能。换言之，奥林匹克比赛能举行，说明体育运动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美洲殖民地开拓之后，带来了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巨大改变，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社会上出现了有闲阶层，最初的一些比赛便出现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

在很长的时间里，体育运动即便有，也是嵌入社会的其他方面之中，并不是谁都可以参与体育比赛的。例如，1674年，在维吉尼亚的约克郡，有位名叫詹姆斯·布洛克（James Bullock）的裁缝因为参加体育比赛，被罚100磅的烟叶和一只木桶，只是因为他是劳动者（labor），而运动比赛只能是绅士（gentlemen）参加。

如果体育比赛仅限于某些等级或者阶层的人群，那么无论它有多么流行，或者在比赛和规则上有多么成熟，都说明体育运动尚未从社会脱嵌。这说明参与体育运动是一种特权，是某种身份的象征，这是前现代社会的特点。体育比赛如果坚持这样的规定，就必将无法走向市场，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此时现代体育尚未崛起。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有许多源于英国，这与大英帝国的崛起相得益彰。在此之前，英国贵族虽然有些比赛，如马术、马球、击剑以及猎狐等，并且有一定的规则，但主要是为了娱乐。这样的比赛并非有规律地举行，而往往是贵族之间社交活动的一部分。现代运动项目如足球、排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等，都出现于19世纪。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殖民地开发和成功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带动了英国的工业化，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多无经济之虞，闲暇时间多了起来，这显然有助于现代竞技体育的发育。

然而，现代足球却是从英国劳动人民喜欢玩的类似游戏中发展起来的，形成于19世纪中叶，其标志是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首家比较正规的足球俱乐部，地点在英格兰的舍菲尔德。最初人们玩的类似足球的比赛不仅毫无规则，而且参与者的人数也没有限制。这种颇具暴力的比赛，其混乱往往给城市带来伤害，而且参与比赛者也时有伤亡。因此，从17世纪开始，该项目两次被英国政府禁止。足球的真正崛起与英国两所贵族学校有关，即拉格比（Rugby）和伊顿（Eton），并开始有了规则，规则意味着限制。在拉格比的比赛中，运动员可以持球奔跑，这最终发展为当今的橄榄球（rugby）运动，“拉格比”成为该项目的名称。伊顿公学的球赛规定球员在任何时候都只能用脚触球，伊顿球赛成为现代足球的真正祖先。拉格比的球赛在当时被人戏称为“赛跑”（the running game），伊顿的球赛则被称为“运球赛”（the dribbling game）。

体育人类学者将制订比赛规则视为现代竞技体育崛起的标志。理性化带来了足球比赛规则的制订，这是足球现代化的标志。首次制订合适的规则是在1848年的剑桥会议上，但在这次会议上并未能达成一致。直到1863年，真正的规则才得以达成。这时英格兰成立了第一个足球组织，该组织成立时规定，禁止手持球。剑桥会议的重要结果是将足球的大小和重量标准化，另外还将足球和橄榄球作了区分。但规则仍有待于完善。一定的规则虽然有了，但相当松散：没有规定上场人数，也没有对识辨双方球员的球衣作要求。由于当时头球不是球技，所以运动员习惯于戴着帽子上场比赛，等等。但无论如何，足球成为劳工阶层的最爱。到了19世纪晚期，伦敦的足球赛观众经常超过3万人。

足球如此，其他项目亦然，它们都离不开启蒙以来的理性化过程、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加。关于现代竞技体育为何成为现代游戏，在讨论美国的体育运动时，美国学者帕克森（Francis Logan Paxson）说，现代体育运动是“社会安全的阀门，它取代了边疆”。我们知道，“边疆”在美国话语里，有莽荒、野性、桀骜不驯的意思，是无法无天的盗匪猖獗之地。“取代了边疆”（replaced the frontier），固然点出了体育运动成为一种形式，使得人们的野蛮天性有了发泄之处。这与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看法相近。另一位美国学者则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过是野蛮人特性的表达。佩里（Albert Parry）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词条中认为，现代体育是一种工具，“大众被保持在一定的路径上，敬畏或者转移注意力（awed or distracted） ”。他甚至说，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大众最热衷的骑马、足球（美式橄榄球）、棒球和类似的运动，有助于弱化动乱的政治可能性”。上述这些说法，被博伊勒（Robert H.Boyle）批评是“社会学伪深度”（sociological pseudoprofundities），遮蔽了对体育运动的简单定义，即某种与休闲和消遣有关的活动。如同当一个人有时间来从事的其他事情——写作、画画等自我消遣。体育运动在美国的崛起，是因为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自由的道德准则。简而言之，体育运动在社会里提供了足够的地方来回馈理念和技术给社会，即便并非总是如此。一些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从社会政治功能的角度论及竞技体育，但为什么体育运动能吸引众多的参与者？参与者既有自己身体力行地参与比赛，也包含了球迷观众。正因为有后者的存在，竞技体育才能在现代世界有巨大的商机。所以，现代体育的崛起首先应该是理性化的，如果没有规则的制订和各方面的限制，竞技体育不可能最终成为市场的宠儿。其次就是商业化带来商业的繁荣，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人口的遽增，意味着闲暇时间的增加。在空余时间，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去做他们所喜欢和所想做的事。本文认为，上述两个因素是体育运动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脱嵌出来，逐渐形成独立的社会场域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这一独立出来的过程，也就不太可能有体育社会学（sports of sociology）这样的分支学科和体育人类学这样的研究领域。

二、什么是社会理论？

体育运动如果没有在社会中日益成为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就不会引起社会理论家的注意。在此，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什么是社会理论。历史学家巴克（Peter Burke）认为，社会理论包括文化理论，但它们并不是仅仅来自社会学或者其他学科，因为这些学科在研究“过去”（the past）时也经常使用同样的概念、方法和模式。那么，如何理解作为术语的“社会理论”呢？巴克是从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相互攻击的历史开始追溯和理解的。

在18世纪的时候，这样的争端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时并没有所谓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学者也在历史学家的群体之中。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弗格森（Adam Ferguson）、密勒（John Millar）也就常常被社会学和人类学宣称为社会理论家，他们有时被形容为社会学的“开山祖师”（founding fathers）。其实，这些人生前从未表达要创建任何学科。道理相同，他们圈子中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被誉为“经济学奠基人”，而他的一部影响同样深远的力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Sentiments），出版于1759年，与经济学毫无关系。

巴克认为，我们最好将这四位称为社会理论家，他们系统地讨论“公民社会”。在这当中，从帕拉图（Plato）到洛克（John Locke），曾经讨论过国家（the state）。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laws），弗格森的《公民社会史》（Essay on Civil Society），密勒的《等级区别面面观》（Observations on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以及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都有一般性理论讨论，如密勒所言的“社会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ociety）。他们还论述经济和社会体系，如斯密有关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体系”或者“商业体系”。根据生计模式标准，他们区分了四种社会形态——狩猎、畜牧（raising of animals）、农业、商业。相同的关键概念亦见于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著作《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马尔萨斯论证了人口增长与有限的维持生计资源之间的矛盾。

上述这些学者都没有清晰的学科归属，他们的理论思考既宏观，又不失微观。所谓社会理论，最初就是由这样的一批学者生发出来的。他们的研究都拷问了人类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们的提问方式及宏观或者微观视角，对于今天从事学术研究者依然有启迪作用。到了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有较为明确学科归属的涂尔干、韦伯（Max Weber）等人，在社会理论领域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经久不衰，诸多的社会理论都或多或少从他们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涂尔干和韦伯，还有诸如莫斯 （Michel Mauss）、齐美尔（Georg Simmel）、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等学者，他们虽然是社会学者 （韦伯的工作横跨诸多领域，但他自己说如果让他选择学术身份，他更喜欢将自己定义为历史学者），但其理论影响力跨越学科畛域，成为后辈建构理论的框架和思想源泉，无数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都离不开他们思想的启迪。社会理论家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框架或者范式 （paradigm），这些分析框架或范式被学者们用来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理论的历史争辩涉及不同方法论的有效性（valid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结构或者能动性的重要性，以及偶然与必然的关系。

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领域，体育人类学自然也离不开社会理论。比如，体育人类学研究中总有人关注体育运动的社会作用和功能，体育运动与国家政治，体育运动与社会治理，体育运动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形象塑造，体育运动中的性别（gender）、身体（body）及阶层、种族的问题，等等。一方面，既有的社会理论是否直接涉及体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掌握的一定的社会理论有助于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激发研究者的思考，拓宽视野，提高学理性，更何况有些社会理论家对体育运动有专门讨论；另一方面，现代体育运动作为社会现象所引发的关注与研究，也丰富了社会理论。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不仅支持了一些社会思想家的假设 （比如体育运动在社会分层和文化品位这类区隔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并且成为文明过程的重要故事，展现了它既是文明过程的成果，又反过来推动了文明的进程。这些讨论见之于埃利亚斯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分析和叙述当中。

三、埃利亚斯和布迪厄关于

现代体育的若干论述

社会理论家都认为体育有自身的社会位置和功能，体育社会学和体育人类学应该将之考虑在内。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方法中对仪式、认同建构和身体表演的分析，并没有给予运动和与运动有关的实践足够的关注。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多种因素，但最为可能的因素是现代体育运动起源于高度竞争的工业化社会，而这并不是传统人类学关注的对象，社会理论家关注更多的却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在他们当中，对体育运动有专门关注和讨论的主要有两位——埃利亚斯和布迪厄，两人的学问皆博大精深，非常人所能及。本文仅就他们有关现代体育的一些论述的精要作一未必全面的梳理。

（一） 埃利亚斯和过程社会理论

埃利亚斯是流亡英国的德国犹太人，在其学术生涯晚期声名鹊起，他早年的著述也因此被发掘，其中就不乏关于现代体育运动的手稿。如今，埃利亚斯已经跻身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列。他是个历史社会学家，因此他的作品既不失广博，又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埃利亚斯将体育运动的发展作为欧洲社会文明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这一观点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利亚斯将文明定义为持续不断地规定依法使用权威 ，通过社会组织来解决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体行为的自我控制等方面的不断强化。体育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文明过程所需要的一些角色，有助于文明为社会和个人所接受。埃利亚斯认为，体育运动在帮助人们习得自我控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体育运动也因此很快成为现代化的工具。在殖民地，制度化的体育运动成为对当地人进行不列颠式教育的一部分。

埃利亚斯对“文明进程”作了论证。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证据反映出人们在人格结构和社会结构上的改变。这些改变彼此关联。人们相互依赖的各种纽带日益增多，与之相伴的是国家对税收和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与此相关的是，人们变得“自然地”接受和容忍彼此。埃利亚斯通过分析人类行为来验证以下假设：从性的权力平衡到人们对死亡态度的转型；从组织的制度性变迁和知识验证到对强权的洞察和误解。体育运动与休闲活动成为一个被探索的重要园地。总之，现代文化赋予运动和休闲以价值，使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许多日常遵守的常规和约束得以松弛。在此，我们能使被工作、学习、每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的琐事所压制的激情得以释放。正因为如此，比起在其他场合，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在行为上经常更为随意和粗糙，甚至咄咄逼人。那么，在现代社会里还能有其他场域让人们的体育和休闲行为更符合自我控制和严格要求的标准吗？我们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不应被考虑在文明进程之内？

上面的两个问题具有主旨意义，为多种主题的运动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背景。第一个问题存在于兴奋的模仿性，这种模仿性生发于运动和休闲之中。大量的运动和休闲活动有舞台式的紧张 （staged tensions），人为地制造恐惧和对危险的想象。在多数场合，球场的观众就像电影院的观众那样，他们高度兴奋，但大多情况下并不会伤及别人，尽管这样的情况也不鲜见，英国的足球流氓就是个例子。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从世界媒体中听到的这类事件也不算少，可是如果考虑到各种球赛的频次和观众之多，那么足球比赛中因为暴力产生的伤亡事件的概率是很低的。第二个问题直接牵涉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的原创分析。他写道:“在有着严格之规的形式，我们称之为运动当中，人们竞争耗尽体力，由此成为象征性表述（symbolic representations），服务于国家之间的 非 暴 力 、 非 军 事 的 竞 争 模 式 。”埃 利 亚 斯 所 坚 持 的 个 体 之 间 的 “ 做 ”（interpersonal conduct）的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联系在此得以论证。出乎意料的群体行动的后果往往是人类行动中个体的相互依赖所导致的，这一观点是研究社会生活的所谓“具象的”（figurational）或“过程社会学”（process sociological）的标志。

埃利亚斯在他的研究中很少触及社会学上盛极一时的结构功能主义。他不喜欢结构功能主义者使用的诸如“共同价值体系”（common value system）和“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等概念，认为“通过解析它们进入其独立的构成部分”，简化了复杂现象，等等。他还指出，结构功能主义趋于将过程减小为各种状态。他强调，常态（normality） 的变化不是外在或者意外的，如结构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而是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常规现象。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持续到七八十年代。在这一时间段里，学术界见证了结构功能主义受到冲突论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埃利亚斯在1939年就写了《文明的进程》一书，拒斥了“静止”（static）的观念，强调了变迁是社会的常态。埃利亚斯这一具有原创性的想法被整合进过程论取向，成为其主要特征。尽管如此，过程论社会学在这三个年代里，一直遭受质疑。过程论社会学者指出，今天的社会问题只能在长程的观照（long-term perspective）里来检视；激进的学者则想要有及时的方案来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过程论者追求研究策略，目标是最大化的“分离”（detachment），也就是研究过程中的条分缕析；而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学者和女性主义者则呼吁学术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性，拒绝“分离”，将之称为另一种功能主义者的入侵。最后，过程论者主张“摧毁迷思”（destroying myths），强调回到现实的取向，基于现象学的社会科学家则怀疑“现实”（reality）、“认同”（identity）和“意涵”（meaning）这类概念是否能共享。

以上涉及的虽然是欧洲社会学的一段历史，但与当时人类学在欧洲的情况不无吻合之处。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有共同的鼻祖，理论原则大体相同。结构功能主义的衰弱在欧陆和英伦的这两门学科中也大体同时。人类学也是在过程论崛起之后，结构功能主义者的目的论和循环论证的瓶颈才被突破。所谓的过程论关注实践者的行动，更多地关注到人的理性和心理过程，因此个人而不是结构，才是研究所聚焦的。对结构功能主义者而言，他们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社会如何通过自身的调适运作进行自我管理。而所谓的“过程理论”（processual theory）则研究人们如何决定和实施公共目标，研究社会成员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和运用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所以决策既是集体的行动，也是个人的行动。例如巴特（Fredrik Barth）在他的成名作《斯瓦特帕桑人的政治领导》中指出，人们的决定取决于个体根据利益和策略所作的判断，而非取决于道德上的考虑。理性在此过程中是相伴而行的。巴特就此加入了过程论阵营，与其他行动论者如特纳（Victor Turner）和贝利（F.G. Bailey）一起终结了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范式。

无独有偶，正如上文揭示的那样，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在欧洲的终结也是因为过程理论的出现。埃利亚斯开启了这一过程个人如何被社会文化束缚并内化这一“心理学”的过程，可以通过变迁的行为和行动体现出来。人们行为样式（manner）的变化，被视为文明的进程。这一过程最初是理性的考虑，以后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得过程。在此过程中，耻感的植入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埃利亚斯的眼里，体育运动所经历的文明过程，恰恰是把人的一些自然本性转嫁或者归化（nurturalized）为另一种形式的文明——在严格的规则之下，人们通过竞技体育比赛来宣泄其不无自然本色的强烈竞争精神。就传统而言，无论是人类学还是社会学，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都被视为生活的次要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中鲜有成果，尽管已有少数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有兴趣。结合生物学和心理学，过程论社会学者已经有了一些有关游戏的研究。人类学的过程论者多是功能主义的“叛逆者”，由于他们（如巴特）面对的多是“简单社会”或者其他传统社会，体育运动尚未从社会生活中脱嵌，因此他们的研究没有涉及体育方面的内容。而由于对身体和情感的关注，过程论社会学遂成为运动社会学崛起的重要标杆。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起，埃利亚斯的学术影响日隆，带动了相当多的学者和学生投入运动和休闲的研究中，体育运动研究在社会学里迎来了春天。埃利亚斯偏于人文学的行文风格以及字里行间的历史纵深，加之“文化”“文明”“仪式”“日常生活”等人类学核心概念和重要概念在写作中的广泛使用，自然也强烈地吸引了人类学家，体育人类学从中获益匪浅。

（二） 布迪厄关于现代体育的若干表述

布迪厄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他从人类学起步进入社会科学之门，最终成为世界上著作引用率非常高的社会学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关注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布迪厄的取向不同于埃利亚斯，他以批评的视角透视和论证了体育所隐藏的社会角色。他相信体育运动是维护现在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的载体。他将特定体育运动项目参与者的体质特征与社会身份联系起来。例如，体育运动项目如足球、健美运动（body building），表明了与“身体本身”（body itself）有着多种工具性关系（instrumental relationships），表现在劳工阶级的所有实践中，身体是自己的核心所在；而中产阶级人士喜欢的网球、慢跑等项目，则催生了一种“身体为了他人”（body for others）的心性（mentality）。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白领员工之后，在写字楼中工作的他们慢慢地有了一种通过自我约束保持自己体型的身份建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在野外劳作的民众进入了室内，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员工。经济上的不平等让不同阶级的人在外观上也会产生差异。农业时代，主要劳作都在室外，劳动者不可避免地皮肤黝黑粗糙。那时候的养尊处优者不事劳作，少见阳光，社会也就偏好吹弹可破的白皙皮肤。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劳动者工作的车间或者服务行业的场所都在室内，白皮肤成为下层阶级的标志，不再具有时尚意义，橄榄色的皮肤反倒成为新宠，成为财富地位的象征——只有富人才有较多时间在野外活动，跨国旅游。运动和休闲的生活，使得富人有了引以为傲的健康肤色，黝黑的皮肤也因此被形容为橄榄色或者小麦色。此外，由于社会的富足，劳工阶层的家庭也很少为温饱焦虑，但他们因为无法像富人那样能为健康消费等原因，不健康的超重者大量出现。于是，充满活力的瘦削体型成为有钱人的标配。中产阶级对财富的向往和对上流社会的歆羡，令他们当中不少人追求起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参与运动。富裕的中产阶级人士投身的运动也都是身体接触甚少乃至毫无身体接触的项目，如滑雪、打网球、打高尔夫球、慢跑之类，于是出现了布迪厄所言的，他们运动的身体是为了他人，也就是把他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或她的身上或所属的特定社会阶层。换言之，充满活力的瘦削体型成为一种具身化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的眼里，包含了三种形式，第一种呈具身化的 （embodied），第二种是客体化的 （objectified），第三种是制度化的 （institutionalized）。

具身化的文化资本指的是个体通过社会化所内化的、成长过程中的 “处置”（disposition）的合成（布迪厄称之为“合奏”，ensemble），以及在同一过程中所组成的欣赏和理解的图式 （schema）。文化的东西不同于其他物质的东西在于：人们只能通过捕捉它们的意义来欣赏它们，或者“消费”（consume）它们。如此，方能称得上懂得欣赏诸如音乐、艺术品或者科学公式这类东西。这些是个人的见识和技能，它们与一个人来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有关系。

具 身 文 化 资 本 的 积 累 从 孩 提 阶 段 就 已 经 开 始 了 。它 要 求 的 是 “ 教 学 行 动 ”（pedagogical action）：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在时间上的投入，或者聘请专业人士来教育，使孩子感知文化区隔。布迪厄认为，获得这种教养处置预设着“与经济需要的距离”（distance from economic necessity），从而把“原来的基于阶级的不平等转化为文化差异”，因而传承文化资本的投资也必然在学校教育中体现出来。法国学校教育表明，老师们将文化资本结合到教学中，不这么做的教师将受到惩罚。布迪厄的民族志观察告诉我们，法国的教师们给学生灌输的是优雅的语言，尤其在写作和口试上。这样的实践必然倾向于喜欢那些来自有声望的家族、拥有大量文化资本的学生。但是，布迪厄并没有把他对文化资本的分析局限在学校教育上。在他的视野里，文化资本的运作几乎无所不在，从公司的雇佣到配偶的选择。管理和婚姻二者都倾向于产生高级别的等级内婚。

客体化的文化资本指的是诸如书籍、艺术品、科学器材等物件 （objects）。使用这些东西要求具备具体的文化能力。

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指的是教育资质凭据（educational credentials）。布迪厄投入许多精力研究不断发展的高等教育资质评估体系。比如文凭、学位证书之类，这些在发达国家社会中扮演了配备身份的角色。文凭有着不同的含金量，例如，在美国人眼里，哈佛大学的学位肯定比世界上其他大学的学位含金量高，有利于人们在职业市场和职称晋升等中占据有利位置。正因为许多行业的准入门槛都看文凭和其他足以证明教育资质的材料，许多家庭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投资于高品质的教育，以求他们日后有较好的职业前景。

在法国社会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个人喜好和练习的运动项目往往与出身背景有关。有些运动项目长期以来为上层阶级所垄断，初始原因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关，比如马术、划帆船、打马球、滑雪、打高尔夫球等等，这些花样运动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出身的阶层。骑马和打网球原来也是有闲阶级玩的“贵族运动”，但现在如同滑雪一样，已经在一般民众中流行开来，打网球尤其如此。这么一来，这样的项目所含的文化资本就减少了。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虽然都不以资本的形式出现，但最终都可以带来经济资本，这是布迪厄的基本观点。根据布迪厄的说法，任何构成文化资本的东西在成为文化资本之前，只是“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就像经济财富那样在与经济场域（economic field）发生关系之前，无法发挥资本的功能。同理，构成文化资本的任何形式只有被插入设置在经济生产体系和生产产品的生产体系之间的客观关系中，才能转化为文化资本。关于后一个体系，布迪厄用括号加了注：其构成于教育系统和家庭关系之中。这里考虑的显然与现代体育的出现有关系。布迪厄认为，现代体育的兴起与学校教育大有关系。学校不仅给学生教授运动技能，还鼓励学生参与运动，这也促进了体育产品市场的形成。这么一来，穿某种运动服装可以表明个人身份，穿的球衣可以表明所上的学校是否体面，等等。

上述讨论再度涉及现代体育兴起的问题。一些所谓贵族的或者高雅的运动项目很早就存在，但只限于在上流社会中流行。在理论上，上流社会所有人士都有能力玩马球、骑术之类。这些人的生活与现实的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除了财富身份这类差别，还有信息壅塞——那时候没有今天如此发达的传媒工具和无孔不入的娱乐记者。所以，一般人基本不知道上流社会人士究竟是如何生活和娱乐的。换言之，这个时候精于贵族运动者只是拥有这方面的“文化能力”。前文指出，现代体育崛起的原因与工业化过程有关，一些社会实践与活动逐渐从社会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门类或者自成一体。就现代体育运动而言，“首先需要考虑我们想当然地称之为‘现代体育运动’之可能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换言之，究竟是什么社会条件，使相关制度体系和个人与体育活动和娱乐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是布迪厄对现代体育从诞生到成为一系列社会现象的追问。布迪厄的研究取向决定了他对体育运动何以成为社会现象显然更为关心，所以，布迪厄对究竟是什么条件支持了现代体育的崛起、形成这类问题作了深入考察。他认为这一“崛起”背后的支持力量来自“生产”（production）。现代体育的制度系统包括了各种生产和提供各类运动器材、服装的厂家与供应商，以及教师、训练师、教练、运动医疗大夫、体育记者等，还有专门兜售各种结合体育与娱乐产品的厂家与商贩，他们生产和销售诸如T恤衫、明星照片等。那么，“究竟这一专门的群体的生活如何直接或者非直接地在体育运动之外一步步地形成？”“更准确地说，是什么时候，这个由人和制度的体系开始在‘竞争的场域’（field of competition）发挥功能（竞争的场域是一个特别利益与身份相联系的不同能动者在场域之内的地点）？”布迪厄的问题包含了这样的想法，制度和能动者的利益与运动相捆绑，这就使得人们难以直接理解：什么样的运动现象是在既定的时候和既定的社会环境里，与所交往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条件直接发生关系？所以，体育运动的历史是相对自治的历史，甚至被经济和社会历史的主要事件烙下印记也是如此。它有自己的节奏、自己演化的法律、自己的危机，总之，有自己的历法。

布迪厄还说，体育史的一个任务，是奠定体育作为一门独特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对象之合理性的真实基础。为此得提出和考虑一些问题，如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更准确地讲，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运动”可能得以切实地言说？布迪厄特地说明，直到今天，“运动”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依然有简单的比赛或游戏的意思。然而，它被介绍到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的国家里，是与它所表明的激进的社会实践同步的。那么，这个形貌（terrain）是如何构成，并根据自身特定的逻辑来作为相当专门的社会实践之场的？这些社会实践在专门的历史过程中如何定义其自身，并且只能在体育史方面（如体育法历史或者记录的历史） 被理解？布迪厄觉得，“记录”（recording）是一个很有趣的词，它令人想到“贡献”。记录和赞颂英雄业绩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这一切是否都有助于构成一种场域及其深奥的文化？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现代体育运动被布迪厄视为一个相对自治的生产和运动产品循环流通的领域。

布迪厄认为，在严格意义上，游戏到运动产生于为布尔乔亚社会精英所建立的教育体制。在英国公立学校中，贵族子弟与上层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成堆，他们接管了最为流行的、粗野 （vulgar）的游戏，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和功能，其方式如同学了音乐之后，传统的民俗舞蹈得以转型 （transformation）为高贵艺术的形式。

如果简要地刻画这样的转型，那么可以认为，在原则上，“精英”（the elites）的身体锻炼使他们断开与日常社会场合的联系，而民众的游戏恰恰相反——总是与这样的场合联系在一起 （例如乡间的盛宴等），一些缺乏归属的社会和宗教功能，依然贴附在许多传统游戏中（如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仪式性游戏总是在农业节律中的新年进行）。学校是学习和休闲的地点，是实践赋有社会功能和被整合进集体性历法的地方，一些社会功能被转变为身体练习，活动的目标就是自己的身体，“某种为身体的艺术（physic art）而艺术”（a sort of physic art for art’s sake）。经由特别的规则，这些活动日益难以简化为功能性需要，它们都被插入特别的历法当中。学校是一个地点，经常在百无一用的练习上出类拔萃，在这里，面对语言和社会世界，学生在学校获得的是过时和失效的处置与安排。这种情况与布尔乔亚们同艺术、语言和身体的关系一样：体操使用身体就像学校使用语言，目的都是在于自身。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体育活动的频率与教育程度的高低成正比，与年龄的增长成反比。正如其他文化实践那样，教育程度高，频率也就高。布迪厄发现，在工薪阶层中，许多人在结婚之后，或者有了一个需要负较多责任的职业后，就离弃了体育运动。年少时“爱玩”的天性似乎使参与体育运动成为一种青春期的特征。

布迪厄以法国学校的经验，论证了现代体育的兴起与体育运动进入学校而成为日后的社会精英所必须习得的重要内容。他强烈地批评了这样的处置，但客观上看到了现代体育的兴起及其如何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产业。他指责这些未来精英在学校的经历是某种从真实世界和真正的实践中退隐（retreat）的。那些贵族式的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s）代表了一种全面的发展形式（the fully developed form），而养成一种毫无目标的倾向（propensity），是布尔乔亚“精英”精神气质的一个本质方面。他们总是以凡事都满不在乎为傲，并在艺术和体育运动中作出选择来与物质兴趣保持距离。“公平竞争”（fair play）是这些人中没有被游戏带得太远 （以至于忘记了这不过是游戏）的人的特质。而保持“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的人，如戈夫曼（Ervine Goffman）所言，在所有的角色中意味着成为日后的领导人。布迪厄通过对法国精英学校教育的批评展示现代体育的兴起、形成及其与教育的关系。同时，他也认为，伴随现代体育自治化的是理性化的过程。正如韦伯所言，理性化保证的是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和可计算性（calculability）。理性化超越了地方差异性和特定性：组成全套的特别的规则，来对身体进行专业化的管理，至少在一开始是来自公立学校的“老男孩”（old boys），并与老男孩携手并进。一旦普遍意义的规则运用在运动领域，“运动交换”（sporting exchange）就在不同学校和不同地区之间逐渐形成。基于历史传统或者国家的保证，运动协会被认可；相对自制的体育运动场域明确断言其拥有自我管理和制订规则的权力，这些机构被赋予权力来制订标准，管理它们自己所组织的赛事参与。它们还被赋予实施惩罚的权力，如禁赛、罚款等等，以确保对制订的规则的尊重。

四、简短的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现代体育运动的若干社会理论关怀，强调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领域，体育人类学研究也应该有社会理论的视野。通过对有关体育的社会理论的研读，对提高研究的学理性必定有所帮助。本文认为，现代体育的兴起可以用波兰尼的“脱嵌”作为一个隐喻性概念来解释。只有游戏或者比赛之类的民俗活动不再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迎神赛会之类，现代体育方可能具备产生的条件。而只有这些活动脱离原先的社会体或者社会束缚，成为独立的社会生活门类，获得独立发展，现代体育才可能发展成为布迪厄意义上的自治体，或者笔者认为的“经济体”。

在关于何为社会理论的问题上，笔者认为社会理论的产生首先来自尚未有明确学术壁垒的时代，而正是这种没有学科分野或者认同的状态，才使最初的社会理论得以生发出来。而后，经由众多思想家面对社会问题和理解人类自身本质、行动和行为及其结构性因素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洞见。这些都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理论框架，进一步激发新的理论发展。现代体育运动作为一类社会现象的集中表现及其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相对自治的场域，也受到社会理论家如埃利亚斯和布迪厄的关注，他们对于现代体育兴起的解释各具特色，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埃利亚斯叙事宏大且细致入微，阐释了个体“做”的结果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没有他称为“文明进程”的人们行为样态的改变，讲究规则和公平竞争的现代体育运动也就不会形成。布迪厄以其独有的批评视角，展示了现代体育的产生和成为“自治”的领域与教育的关系，特别强调了现代体育如何从游戏活动转变为特定的、有着严格规则和惩罚制度的自治的专门场域，以及现代体育的一些项目如何从原先上流社会人士所拥有的“文化能力”转变为文化资本，强调了这些改变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条件，从而回到了有关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为适应微信排版，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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