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周天勇等：增长放缓合理经济学解释及其政策含义
增长放缓合理经济学解释及其政策含义
周天勇 尤苗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打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黑箱，从居民消费相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两条主线探讨增长放缓的深层原因。（1）人口生育率下降及老龄化，（2）人口迁移受阻，（3）房地产体制形成的城乡及居民间收入差距，（4）政府税费及企业其他成本负担，这四个方面因素影响到人口增长和权利配置，又深层次地影响到居民收入以及与之相关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结果是居民收入与消费占GDP的比例降低；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和资本的集聚，使得生产过剩；于是发生了消费不足型的生产过剩及增长速度的放缓。本文试图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对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这次经济增速长时间降低，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并探讨其政策含义。
关键词：消费需求 生产过剩 增长放缓
虽然早在2013年有部分学者就开始意识到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遇到了问题，但还缺乏深入分析国民经济下行的内在传导和形成机理的相关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类：第一种观点认为，2011年时中国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达到10000多美元，按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来看，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以上水平的时候，经济增长就会从8%以上的高速自然向中速调整，甚至很快向低速调整。另一种观点是，中国这次经济下行，主要是由2008年美国次贷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波动传导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还在50%多水平上，人均GDP水平也较低，具有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当城市化向75%到80%推进以及人均GDP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迈进的时期，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国经济还会持续高速增长。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支撑这两种观点的数据就会发现诸多有待商榷之处。就第一种解释经济下行的数据来看，中国台湾地区在1998年达到人均GDP14000美元时，经济增速跌到8%以下；韩国在2003年达到人均GDP12000美元时经济增速跌到8%以下。而中国经济增速在2012年跌到8%以下时，人均GDP仅为5500美元左右。即使考虑时间价值的前后变化因素，折算成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2012年的人均GDP水平与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相比，仍然相差一半以上。换句话说，相比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发展经验，中国经济增速还没有达到临界点，保持8%以上经济增速的时间应该还有10到15年。
以上的分析是否会证明第二种论述可能是对的呢？现在来看第二种解释经济下行的数据，欧美经济最不景气的2008年到2011年，这一阶段却是中国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时期；而欧美经济增长有所恢复时，却是中国增长速度放缓的时期。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由欧美经济波动造成的判断，理由似乎不是很充足。另外，从人口生育率、人口增长速度、人口中位年龄、65岁以上人口占比这四个指标来看，2012年中国的数据和2003年的韩国和1998年的中国台湾地区（增速跌入8%以下的年份）的数据偏差很大。基于这些数据的对比，可以猜测我国经济本应该还有10到15年保持8%以上的速度增长，是不是由于人口增长放缓、结构老龄化和人口迁移障碍等方面的原因而丧失了呢？
基于这个猜测，笔者（2015）基于贝克尔等家庭经济分析、人口增长转型等文献，通过整理分析中国1949年以来人口数据，研究发现：人口在市场经济中，其生育决策和行为是由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所决定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阶段中，由于市场机制对人口生育的自然调节，其实人口也从“爆炸”式的高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甚至会负增长。另一个比较重大的发现是：中国1974年到199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1995年到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这两条曲线的相关度非常高。虽然此研究尝试证明20年前对人口的干预，使得经济主力人口的减少、人口老龄化（青年人与老年人的收入消费率不同）等，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对于20年前人口增长如何影响20年后经济增速，还是一个黑箱式的原因输入和结果输出说明，没有阐述清楚其中内在的传导机理和机制。
此外，另一影响因素是人口迁移受阻，笔者（2017）研究了人口迁移因土地产权和市场方面的原因而退不出；因城市中的户籍管制、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不公平、房价太高等因素而进不去；还提出了中国人口的“钟摆式流动”、“青出老回”和在“城市中漂泊”等特殊流程。此外，还研究了可能影响增长速度的税费负担、企业其他成本，以及对外经济的漏损原因。但是，此研究没有从数理和数量上分析其经济损失和增长速度下行的传导机制，没有将下行的基础和综合原因解释清楚。接下来笔者（2017）的研究开始尝试建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初步研究框架：一是从长周期人口变动造成的消费需求递增或者递减与对应总供给的相互变动，发现人口增长上行与下行对经济增长上行和下行的影响机理；二是从长周期中财富和收入在阶层中向上流动集中，而各层次收入消费率和收入投资率的不同，论证其传导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
基于前面的研究，本文将对经济增长放缓给予一个更深入的分析思路，创新点在于：试图打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黑箱，找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对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这次经济增长速度长时间放缓给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在研究内容上，从居民消费相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两条主线探讨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深层原因，具体包括：人口因素（生育管制、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障碍）、权利配置效率、财富收入向上流动集中的传导。在分析工具上，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和影响因素链等构建了简单的数理分析逻辑，来解释中国经济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内在关系。
（一）基本结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为：（1）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生育率的低水平，人口结构的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对国民经济重要的影响是，需要抚养消费的人口在减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持续收缩，老年人口消费率较低，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需求增长可能持续放缓，甚至萎缩。（2）对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限制，使中国城市化水平比国际一般标准滞后，其后果是，应当为市民的人数比实有的市民少得多，其收入比市民偏低，造成了居民消费需求不足。（3）居民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基础。由于土地的强制低价征用和农村土地产权和市场被管制，数亿农民基本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而转移到城镇中的土地资产，却因地方政府行政寡头垄断饥饿卖地、央行发行货币、银行贷款、房地产商和炒房客推动，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城镇居民都得到了丰厚的涨价利润。一方面形成了房地产商、城镇多套房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巨大的财富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政府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也分配了农民的土地利益和城镇居民的一部分收入。这样形成了大众居民收入总额在GDP中的比例降低，政府收入在GDP分配比例提高，资本在GDP分配中的比例上升。这种格局，造成了生产能力越来越强，有支付能力的群体消费需求日益不足。总之，计划生育减少的人口和老龄化，农村人口因体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退不出和进不去，GDP中政府和金融资本的高分配率，土地和住宅体制造成更大的城乡财富收入差距，干预和影响的都是人的收入和人的消费，特别是大众居民收入和消费。而技术的进步、资本的集中和集聚，则使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发生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造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这是本文的一个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并没有很复杂模型的创新，只是就中国实际发生的问题，尽可能地对照一些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标准值，来比较中国人口增长结构变动、二元结构转型等过程中人口增长、市民化水平、农业就业比例、财富收入房地产化、企业税费和其他成本、居民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偏差；再从偏差来估计可能有误的政策和体制给国民经济消费需求、居民收入和GDP产出造成的损失，包括长期过程中的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错过城市化人口，以及这些各类经济损失的累积性效应。从分析工具上讲，只是根据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因素影响链等，构建了一些较为简单的数理模型，并使它们能利用现有的数据，来逻辑地解释中国经济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因果关系。不仅是数理关系的假设，而且是一些人口等因素数据变动引起另一些经济因素数据变化的证明。虽然可能还不完善，也较为简略，但我们想提供研究中国经济下行的一种可能符合实际和有解释力的分析思路、范畴、方法和逻辑框架。
在此基础上本文调控国民经济步入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思路是：（1）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劳动报酬转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40%下降到了目前交通建设的15%左右和房地产的25%左右，其财政扩张和量化货币政策投资增加消费需求的效应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势下，越来越弱，扩大内需的重点应当从扩大投资需求转向扩大消费需求。（2）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着力点应当提高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水平，使消费需求的支付能力增强，以缓解最终消费产品过剩和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出口需求不确定性等难题。（3）在经济主力人口增长上行时，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要求生产能力不断地扩张，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是成立的；但是，当市场调节的生育机会成本和住宅、教育、医疗成本太高时，加上对生育的行政干预，造成了经济主力人口的不断收缩，而其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不断相对减少也要求上年相对过多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这时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因市场或政府对人口的失效性调节，而不再成立。因此，宏观政策上用不改变体制而市场机制自然修复的办法恢复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4）虽然2016年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城镇居民间，有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363元、22990元和37884元，以及消费分别为10130元、17702元和25382元的差距，特别是三者之间财富拥有和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更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重大问题；然而，因三者的收入消费率为67%、77%和82%，如果能够大力度提高目前57662万农村居民和22000万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会极大地增加中国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这些中低收入居民对传统工业化产品的需求，可以扭转生产持续过剩的格局，使工业化时间延长，保证国民经济未来有个7%，甚至8%水平，中高速8到10年的持续增长。
（二）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国民经济增长放缓深层次原因提出的政策含义是：一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源于推动增长的要素主要放在资本投资方面，扩大投资伴随着超发货币，而货币不能被不断收缩的制造业所吸收，过多地流向土地和住宅成为房地产GDP，也过多地在金融体系中自我循环，形成金融业GDP，投入与实体经济产出和效益不相对称。二是如果结构性地分析城镇非农业全要素模块和农村农业全要素模块二元结构，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二者之间的流动受到长期的体制性阻碍，发生了严重的通道淤堵和互相排斥：在农村和农业全要素模块中，农业中劳动力劳均土地的比例太低，其基本上失去了对城镇过剩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吸引和吸收功能，农村因土地房产是休眠和“僵尸”资产也排斥城镇的社会和银行信贷资金，使农村和农业全要素模块中，劳动力竟高达21000万之多，土地要素相对于劳动力实在是太少，资本和技术配比比城镇低得多得多；而城镇非农业全要素模块中，资本越来越强大，技术越来越进步，有素质的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却排斥城镇较低素质的非户籍劳动力开始回乡，土地要素因垄断和饥饿供给体制而价格越来越高，其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被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所平衡，再加上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而雪上加霜，导致了城镇资本和产业的过剩。实际上形成了农村全要素模块与城镇全要素模块之间要素不断通过流动而优化的通道被越来越严重地堵塞，可能会成为中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推进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城乡二元全要素模块淤积性陷阱。
因此，我们首先提出的一个政策含义是：不解决城乡二元全要素模块间要素不能正常流动和循环问题，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发展，实现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供给侧改革，应当从调整产能结构为主的改革，向更深层次延伸，转向调整城乡二元模块各自要素结构和疏通之间流动和循环为主的改革。
我们的第二个政策含义是：通过调整产能结构供给侧改革转向深层次的调整要素结构供给侧改革，提高全要素配置质量和空间，来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
首先，农村需要加快土地产权及配置方式的改革，城镇需要向进入的新市民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均等化的服务，废除户籍制度，使人口、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在城乡间、非农业和农业间双向流动和再配置。这样的改革，我们估计，会显著改善和优化城乡各自要素模块内的要素配比，改善产出和效益，带来1%以上的增长动能。
其次，切实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和配置方式的改革，使农村土地从生产和生活资料转变为资产，使农民拥有财富和财产性收入，并且使农村和农业及农村非农业产业有其土地资产吸收城镇社会资金和信贷资金及技术的功能，改善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的配比结构。这样的改革，我们估计，由于农村全要素结构质量提高，其土地生产和生活资料资产化具有吸收货币和资金功能，增加GDP和农民的财富和收入，以及农村农业和非农业得到社会资金注入的发展，会带来1%以上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再次，通过工程力量和技术进步改变淡水的地区分布，改造可利用的干旱土壤地、盐碱地和沙漠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新城镇、新农村和新交通体系，在现有的要素城乡存量模块外，实施更大力度增量土地产权的创新改革，放开社会投资进入，再增加一个经济发展的全要素新模块，吸收现有农村模块中过多的劳动力和人口，也吸收现在城镇要素模块中过剩的资本要素，也给技术进步在新的模块中以更大的更广阔的使用之地。这样既改善城乡存量要素模块的质量和生产率，增强其产出的动能，更是增加了一块新的可以优化配比的高质量的全要素模块，开拓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空间。我们估计，要素新模块的构建，会带来未来国民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以上的新动能。
上述构想基于这样一种国情：如果在全要素模块中，不能充分地转移和使用现有的2.1亿农业劳动力，不能很好地使用2.86亿农民工，未来我们不能有效地利用逐步进入劳动力年龄的6000万留守儿童，在全要素模块中仅仅用资本和技术这样的要素提高产出，则由于与劳动和人口有关的要素因无法参加财富创造而分配收入能力下降，其关联的8亿农村人口和城镇非户籍人口，他们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低下，与越来越强大的资本和技术生产能力相对，使生产能力会更加过剩。
而可以有效提高这样5亿劳动力和8亿人口收入的上述要素供给侧改革，通过提高要素配置结构质量，制定和实施其有效的政策，则会解开目前城乡二元存量要素模块间的淤积和梗阻陷阱，使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倍增，也会使中国国民经济具有一个良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尤 苗，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为周天勇主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性研究”（17BJL002）的阶段性成果；社科基金“我国外汇储备海外股权投资策略研究”（14CGL066）的阶段性成果。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第9期
策划：邢 丽
采编：何利辉 于婧华 岑可佳（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