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在音乐节卖小报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味稀 Author 黄薇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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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等《读库2001》出来，《读库》就做足整100期了。去年琢磨好的庆祝方式今年失效了一大半，却也迎来了一个在家反思的契机。在这个特殊的开年，小报邀请编辑们回忆了自己进入读库前后的人生。审视自我，重新出发。今天是No.01，来自编“哲学系”编到秃头的薇兮。
一转眼，我也到了可以使用“十年前”这个字眼的年纪。而我的此番回忆，源自我与同事的一次谈话。
那天，同事问我，入职读库两年多以来，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改变当然不小，比如胖了十二斤（据说每个进读库的人都逃不开这个魔咒）。但是我想，对编辑来说，两年是一个太短的时间，作为编辑三年级生的我，仍然还是一个新手编辑，处于嗷嗷待哺的学习阶段。
几个月前，我曾写过一篇《在读库的两年》，为自己还十分短暂的编辑生涯做了阶段性总结，所以今天就不再赘述自己的读库生涯了。相反，很少聊起的我的“前读库时期”，或许还更值得听听。
翻出2017年十月写给读库的简历和求职信。在简历中，我赫然看到这么两行：
独立杂志《不周》创办人之一，该杂志关注北京地下音乐圈；采访多支乐队及独立音乐人，写稿、组稿、编辑。
说实话，看到这一段时我吓了一跳：要不是临时起意翻出这份旧简历，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想起自己还做过这件事，毕竟那是整整八年前了。若是再往前回溯，办独立杂志的源头可能还得追踪至2009年。
当一个报贩子
2009年的秋天，我成为一名大学生，刚摆脱家庭和学校的束缚，读完了土摩托的《来自民间的叛逆》和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成天在网上下载各类专辑，和在北京新认识的音乐同好热切讨论，不亦乐乎。那时候，大学南门附近就有两家livehouse，演出频繁，票价低廉。
每隔几天，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去看各类乐队的演出，伴着啤酒和喧闹消磨一个个夜晚。稍远一些的livehouse我也是常去的，但身上没有几个钱，演出结束，地铁停运，我只能就近找一家麦当劳刷夜，等到早上七点再坐地铁回学校。我还记自己曾在网吧里度过一夜，早上八点回了宿舍，睡几个小时，就又起床参加英语六级考试。当然，分数不怎么好看。
也是在那个时期，我第一次接触到北京大学生的地下杂志。那是一份叫做《范儿》的小册子，薄薄的几十页里收录的都是关于青年文化，尤其是摇滚乐的文章。杂志主编是一个北师大的男生，认识他没多久，我就成了《范儿》在我们学校的所谓“代理人”，也就是报贩子。
到底有没有为《范儿》写过稿子呢？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清楚的是，为卖这份杂志，我使出浑身解数，除了卖给本校的音乐同好，我还把杂志卖到了隔壁大学。
在那年的摩登天空音乐节，我带了上百份杂志，找一块树荫，便摆了地摊卖《范儿》，三天下来赚了几十块钱，乐不可支。我欢天喜地的拿着这笔钱去吃了几顿麻辣香锅，是的，在当时的高校物价体系中，几十块钱是够吃几顿麻辣香锅的。
一边上学逃课看演出，一边不务正业地当着报贩子，我这样度过了学生时代最疯的两年。
做一本独立杂志
后来，在朋友的提议下，我们几个人开始做自己的独立杂志，我为它起名为《不周》，名字来源于不周山。我在杂志简介中这么写道：
这是一本独立杂志，是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的读物，是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闲暇时捣鼓出来的玩意儿。我们做得随意，也希望读到《不周》的人也以随性的态度来面对这本不成熟的杂志。
关于音乐，关于摇滚，关于生活，关于小牢骚，关于所剩无几的青春，没有过多限制，没有严肃的命题，我们想做的就是这样一本轻松的杂志，关注年轻人自己的生活与经历。
《不周》这个名字，来自远古时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的传说，'不周'意味着不完整，就像这本杂志。它是不完整的，需要各种新鲜事物的补充；而共工氏牺牲个人，用生命殉难的举动，似乎也有着一丁点摇滚乐的影子。
这是当时我为《不周》写的宣传文案，现在看来，它年轻幼稚得可笑，我并不羞于把它分享出来，是因为它有着难以磨灭的青年人的印记。
提出做《不周》的人是我的校友，一个读哲学系的男生，而我与他相识于学校操场上一场无聊的摇滚演出。
大约在大二的上学期，一个下着霏霏细雨的傍晚。那天学校的操场上正进行着一场意义不明的摇滚演出，出场的都是校园乐队，他们一首接一首地翻唱摇滚史上的著名歌曲，水准不一，也略显乏味。我和朋友坐在观众席中，百无聊赖。后来他提议我们去pogo，我说行，于是在那一场大家都安静端坐的摇滚演出中，只有三个人在pogo，而这第三个人就是那个哲学系男生。后来，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不周》诞生了。它一共只出了两期。
几个人采访和写稿，一个人排版和画封面，一个人编辑文章，而我就是那个赶鸭子上架，做了编辑的人。我记得朋友宁远去采访了还远没有现在出名的张玮玮，但他们聊了什么，那篇文章里写了什么，到现在我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了。第一期杂志还采访过一支名叫Rustic的朋克乐队，他们的主唱时常着身穿像是超级马力欧的服装在舞台上蹦蹦跳跳，现在这支乐队已经多年没有动静，消失了。
要凑齐一本小册子的页数还是挺难的，于是我们在杂志中加入北京近期的演出信息，各类插画，还有一些只有那个年纪的人才能写出来的无聊文章，勉强凑成一个十几页的小册子，又找学校的快印店印了一百份。没有书号，没有CIP，这是一份真真正正的非法出版物，当然，这一点我没有写到给读库的简历上。
接下来是销售问题。首先排除的是在校园里卖，我所在的大学是一所以治学严谨闻名的综合类大学，学生以乖孩子为主，大部分同学的日常生活是教室、食堂和宿舍三点一线，而且学校也没有一个摆摊卖东西的传统和氛围。
思来想去，我们决定把第一个目标放在学校南门的那家livehouse。辗转打听到老板的手机号，我们就这么冒失地打了过去。老板在北京地下音乐圈颇有名望，也许出于善意，也许出于对年轻人的包容，他很快同意我们在他的酒吧里卖杂志的请求。但我们到底卖出了多少份杂志？印的一百份都卖完了吗？回忆至此，我的记忆出现了断片。
这本只有十几页的小册子或许压根就称不上杂志，在它短短的两期寿命里，我投入了自己二十岁的冲动和热情。在翻出旧简历，读到这段经历的那天下午之前，我早已将这件事尘封于旧纸堆中。如今再次回忆，也只有零星的片段了。但随它一起被我从记忆之海中打捞上来的，还有另一段关于做编辑的往事。
开始做一个编辑
十四岁时，一起长大的表姐考上了复旦，为了和姐姐在同一所大学，我把理想设定为复旦新闻系。但所谓理想，大多都是用来破灭的，我也没能读成新闻系，更没考上复旦，而是来了北京。
为填补这一缺失，我在大学刚入学不久就进了校报报社，而在报社中，我被分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采访校篮球队的一名球员。也许我真的有那么一点小聪明，在采访完那名球员之后，我直觉地想到自己不该只从他个人的角度来写他的篮球生涯与校园生活，于是我从当时还非常热闹的人人网上找到他的好友、队友和高中老师，与他们都聊了一遍，最后写成一篇3000字的采访稿。那篇稿件得到了主编（也是一位博士学姐）的赞赏，我十分雀跃。
但在接下来的一期里，我的角色从记者变成了编辑，因为主编学姐希望每一个新人都能在报社的各个岗位轮岗，得到全方面的锻炼。记者我做得愉快，编辑稿件却成为我的老大难，编辑的稿子被打回来数次，我几乎快要放弃这份工作。
最后，学姐实在看不下去，我被调到排版小组，从头开始学Adobe InDesign。在排版小组中，我仍然不适应，鉴于这种情况，两个月之后，我不再承担排版或编辑的工作，成了报社的一名专职记者。
在校报的一年里，我第一次体会到写作带来的愉悦感，也经历了我的第一个写作高产期。
本科毕业后，我去另一所学校读研究生，念文化研究专业。我热爱这个专业，因为每一门课的作业我都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而在完成作业之外，如何将研究结果简洁、准确又不失趣味地写出来，就成了我时常思考的问题。研究生阶段成为我第二个写作高产期，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思考自己将来的出路：我能否成为一名专职写作者？
四年前，在积累了一批作品之后，我用一年的时间来试图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个撰稿人。当然，这个尝试显而易见是失败的（关于我的自由撰稿人之路是如何失败的，我打算再写一篇充满血泪的文章），不然现在我也不会坐在读库的办公室里编稿子了。
在给读库的简历中，我还附上了三篇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不知道当时六主编是否就是因为这些作品而把我招了进来。
在读库做编辑已经进入第三年，而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六主编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强调编辑写作能力的重要性。我想，我这两年多的写作产出应该从来没有让他满意过，因为他曾对我说：“我没想到你的写作产出如此之低。”而我也很久没有再像前些年那样，就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深入挖掘，广泛查阅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再条理明晰地把它们写出来。
第三年，比起弥漫着音乐和酒精的大学生活，如今做编辑的时光当然是更寂寞的，但我也乐于在这样寂寞的生活里，与书、与纸、与写作为伴，曾经令我头疼的编辑工作，如今却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东西。
那么，未来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编辑？或者说，我又该如何在编辑的这份工作中修炼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尚在思考。
小报中出现过的薇兮：
人形猫用提款机，毫无感情的看稿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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