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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梁羽生的一个小号
还有一点，根据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词或联语之类，如果不是注明“集句”或引自前人，则定然是作者代书中人物作的。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薛宝钗的怀古诗，史湘云的柳絮词等等，都是作者曹雪芹的手笔。元春回府省亲时，贾政叫贾宝玉题匾、拟联等等，也都是曹雪芹本人的大作。曹雪芹决不能叫林黛玉抄一首李清照词或贾宝玉抄一首李白的诗以显示才华，其理明甚。
《射雕》这回写黄蓉唱元曲之后，又碰到一位书生，连篇累犊描写黄蓉的“才华”，如谈《论语》的“微言大义”啦，猜谜语啦，对对子啦等等，这些都是抄自前人的旧作，而且是并不怎么高明的作品，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了。 老实说，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比梁羽生之写唐经天还多得多），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的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武侠小说既是揭出“武侠”二字，表明它与别种小说不同，不妨就从这两个字谈起。 一般读者爱看武侠小说，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为了追求刺激，作者笔下打得越紧张，读者也就读得越“过瘾”。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常常一打十天半个月，恐怕就是为了迎合读者这种心理。尽管用正统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这些冗长的武技描写，实在很难找出什么艺术价值，甚至简直可说是“胡扯一通”，但作者们也不能不“明知故犯”了。 我和金、梁也是相识的朋友，据我所知，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对武技恐怕都是一窍不通，梁羽生就曾在武技描写上闹过笑话。他最初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大约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描写武技，而又想写得细致一些，有两段是写太极剑和判官笔的，可能他根本就没见过判官笔；太极剑是怎样使法，他也不知，于是便在白羽的小说里找到两段关于判官笔与太极剑的描写，稍稍改动几字，便照抄无误。结果给懂得武技的人在报刊指出，说他抄袭已然不妥，改动白羽原文之处，恰恰又改得不对，笑话一番。 我也是认为不妥，但我不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大毛病（即使对梁羽生的初期小说而言）。谈到“抄袭”，中国文学史上的江西派，说句笑话，就等于是提倡公开抄袭的。江西派在宋代诗坛居于盟主地位，执诗坛牛耳二百多年。宋代的许多大诗人如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等，都是属于江西诗派的。这一派人认点窜别人的诗句叫做“夺胎”，借用前人的诗意叫做“换骨”，只要把别人诗句随便改动几字便当自己的作品。例如黄庭坚把李白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只改成“人家围橘袖，秋色老梧桐”；把白居易的诗“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添上几字，改成“百年中去夜分半，一岁无多春再来”，就当作自己的作品了。这种“点窜”前人诗句据为己有的风气在宋代盛极一时，可以追溯到江西诗派出现之前，如黄庭坚的老师苏东坡，也曾有过把蜀主盈昶的诗句，稍为增添改动，而写成那首为人熟知的《洞仙歌》词的例子。 我要说明我并不同意江西派的主张，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的最好作品也不是他们“点窜”前人的作品。我只是认为在一部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中，只要作者有他自己的新创造，那么即使在武技描写中有几段文字抄用前人之作，也就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 不过，虽非大毛病也是小毛病，毛病总是改了的好。当时的批评，我看对梁羽生还是很有益处的。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已经是认真的接受了人家的批评，比较肯花心思去想一些新鲜的武技描写了。批评家们其后也曾在报刊上指出这一点。 但话说回来，武技描写，我看不只对梁羽生是一个难题，它本身就是武侠小说难以克服的弱点，一来真正懂得武技的武侠作家，恐怕是凤毛麟角；二来就算是真是懂得，如实的描写正常武技，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写起来只怕也难生动有趣。读者未必赞你内行，反而可能感到沉闷。 前辈武侠作家中，郑证因是懂得一点技击的，他的《鹰爪王》关于武技的描写最多，但读起来许多人都有枯燥乏味之感。白羽的武技描写很生动，主要是他描写动手时的气氛写得好。据我所知，白羽本人不懂技击，而是有一个懂得技击的朋友和他合作的。后来那个朋友不在了，前几年他给香港一家报纸写武侠小说，就几乎简直没有武技描写。 正常的武技描写既是吃力不讨好，于是近年来的“新派武侠小说”就出现一个开倒车的现象，即由“武”而“神”，种种离奇怪诞的“武功”在小说家笔下层出不穷，即如金庸、梁羽生，亦不自觉的走上这条歪路。
老实说，大多数读者恐怕都是抱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明知这些关于武技武功的描写不合情理，只要看得“过瘾”，就乐于看下去的。但作为一个武侠作者，尤其是像金、梁两位，多少有志于把武侠小说的水准提高，挤进文艺领域的作者，假如也是随俗浮沉，流于神怪，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梁羽生的初期、中期小说，（《白发魔女传》之前是初期，《白发魔女传》至《冰川天女传》是中期，以后是近期。这是我根据他小说的演变给他划分的，可能不很恰当），武技的描写也有夸张得“离谱”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还算是“正派”的。到了《冰川天女传》之后，什么冰魄神弹、修罗阴煞功等等一出，就已经沾上了神怪的气味了。 有人认为“神怪”也未必就是没有艺术价值，《西游记》还不神怪？却也是宝贵的中国文学遗产。武侠小说应该容许幻想。但我以为武侠小说毕竟不是神话小说，《西游记》写的是“神”，或“半人半神”，武侠小说写的是“人”，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武侠小说的幻想可以用于其他方面，例如梁羽生笔下的英雄到珠穆朗玛峰探险，就是可以开拓读者心胸的幻想，至于“乜乜神功”之类，我看还是少写为佳。 金庸初期的小说（在《射雕英雄传》之前），大体上也还是正常武技的描写，笔下的英雄尽管招数神妙，内功深厚，也还不能算是离谱。到《射雕》之后，则越来越是神怪，其神怪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梁羽生。《射雕》中的西毒欧阳锋用头来走路，手下蛇奴驱赶蛇群从西域来到中原；《神雕侠侣》中的寿木长生功，九阴神功，九阳神功；以至现在《天龙八部》中的什么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功等都出来了，真是洋洋大观，就差没有“白光一道”了。但其中的六脉神剑，能用剑气杀人，也近乎放飞剑了。 其实即使漫无边际的幻想，也是有时而穷，神神怪怪，变来变去，渐渐也就变不出什么花样的。于是就互相模仿抄袭，谁有较新鲜的怪招一出，就群起而仿之。金庸曾在报上撰文，谈及“新派武侠小说”的流弊，也曾指出这一点。这确是目前武侠作者所犯的通病，即以金庸自己而论，也是不免。他的《天龙八部》前不久刚写过的一段情节，一个武功极低的少林寺小和尚，突遇奇缘，得逍遥派一个武功极高的人，把几十年的功力都送给了他（功力怎么能送给呢？据说那高人和他以头碰头，在他天灵盖一撞，功力就全部过去了云云），于是这小和尚登时就成了一流高手。这真是怪得难以思议。但这个怪诞的传功办法乃是旧派武侠小说家卧龙生的创作。卧龙生有一部小说《玉钗盟》，书中主角徐元平就是得到少林寺一个功力极高的老和尚，用开顶大法将几十年功力送了给他，于是老和尚坐化，徐元平则成了一流高手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武侠小说的神怪写法，已经是走进了死胡同，越走越窄了。所以即使是金庸这样一位最擅长于构思的作家，也难免有想不出新招之苦。 神怪的路子越走越窄，而正常武技的描写又是吃力不讨好，那么该怎样满足读者要求刺激的心理呢？是不是既可兼顾读者的要求而又使武技描写也多少有点艺术性？武侠作家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本用不着我这个外行人借着代筹，但我也不妨贡献一点外行的不成熟意见。 我想先举出金、梁作品中，我认为两段最出色的打斗情节来说明问题。 金庸《雪山飞狐》中苗人凤与胡一刀一比武，两人生死决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战，晚上抵足而谈，比武历时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除了两个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围的人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比武过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写了周围的人物，渲染了现埸的气氛，又从正面侧面，或淡描、或浓抹的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艺。读者看得紧张、“过瘾”，这一大段高明的描写，就丝毫没有神怪气味！ 梁羽生《白发魔女传》中，女主角玉罗刹大闹武当山这段打斗情节，与金庸那段苗、胡之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玉罗刹上山寻觅情人——武当派掌门弟子卓一航，与他的五个师叔展开恶斗，打斗过程中描写了爱情的纠纷，将男主角的柔懦，女主角的刚强作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战情的拉锯，细致的刻画了他们内心的变化，不但男女主角的性格凸出，陪衬人物武当五老的性格也跃然纸上。在这仍打斗中，还写了新旧思想——维持正统与反正统的思想冲突。写得颇有深度也颇有艺术性，读者同样看得紧张“过瘾”。 梁羽生书中出现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往往不是才子，便是名士，如《七剑下天山》中的纳兰容若，《大唐游侠传》中诗仙李白等等，也大都写得神采飞扬，十分生动。不过，这一类型人物，他也不是每一个都写得很成功，例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傅青主，把一代高士，也写成了江湖人物，那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在反派人物的描写上，金庸的长处恰恰是梁羽生的短处，梁羽生无论怎样著意刻画，他笔下的反派人物，给人的感觉也只是不过尔尔，并不感觉得怎么邪恶。《云海玉弓缘》中的孟神通，《还剑奇情录》中的云舞阳，写得较有深度，但若比之金庸《书剑》中的张召重，《射雕》中的东邪、西毒，则还是有所不如。不过，金庸笔下的邪派，往往邪得太过不近人情，如《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吸婴儿血液，南海鳄神要生食人心等等，这种类似西片吸血僵尸的镜头，只是着意制造恐怖而已，用来表现邪恶，究嫌肤浅。大体来说，梁羽生写反派人物，不及金庸，但这种邪得不近人情的毛病，倒是梁羽生所没有的。 梁羽生喜欢写知识分子，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他所塑造的某些反派身上，如《散花女侠》中的铁镜心，从一个文武双全的侠士，而渐渐变成豪情消减之人，以至为女侠于承珠所唾弃，写得颇有深度，在武侠小说中也是别开生面之作。 梁羽生这个特点有时也变成他的缺点，不是知识分子的江湖人物也带上知识分子的毛病。如《散花》中的毕擎天，是丐帮帮主，但猜疑忌刻，工于心计，却似曹操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奸雄典型，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了。 梁羽生的小说没有出现邪正不分，是非混淆的问题，这是在于，他只擅长于写名士型的侠客，写到其他类型的侠客，虽也不无可取之处，但笔力究嫌弱了。 倒是梁羽生的前期小说，技巧虽然不很成熟，粗扩的气息却比后期浓郁。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凌未风，《塞外奇侠传》中的杨云骢，就不是名士型的侠客而写得较为成功的。 后期的小说，写其他类型的侠客比较成功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云海玉弓缘》中的江南，一个是《大唐游侠传》中的史逸如。前者是书憧出身的小人物，后者是饶有侠气但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武侠小说中都算是别开生面之作。尤其是江南这个人物的性格写得很突出，在《冰川天女传》中给读者的印象，比主角唐经天还深刻。 梁羽生擅长写名士型的侠客，这是他的特长，可以保持，但若能多用心思，多创造一些其他类型的侠客，即使不那么成功，也可以令读者有清新之感（江南就是个好例子）。这是我对梁羽生的一点意见。 梁羽生笔下之侠，书卷气多而粗犷的气息少；名士才子多，而椎埋屠狗之辈少。《天山派》是他武侠小说的主流，侠士的活动范围也多在北方，“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但说句笑话，梁羽生笔下的北国健儿，却大多了江南才子的风华。用百剑堂主的一句话来说，“悲慷气酷近燕幽”（《风虎云龙传》题词），梁羽生创造的侠士，也正是稍欠这一点“燕幽之气”。 太史公笔下的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千载之下——荆轲的视死如归的豪侠形象依然如在眼前。杜光庭笔下的虬髯客，见李世民而推枰敛手，远走扶馀；遇李靖红拂气味相同，则毁家助友。着墨无多，而豪迈之气已跃然纸上。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李逵的大战“浪里白条”，这两个人物的憨直、粗豪、质朴的形象，千载之下，展书一读，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荆轲、虬髯客、鲁智深、李逵这些人物，在梁羽生的小说中找不到，在其他人的武侠小说中也找不到。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水平，依我看来，还是远远未能达到前面所述的那些名著的境界，要胜过古人，恐怕还得多多努力。
现在要换谈一个新的题目。新派武侠小说都很注重爱情的描写，“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因此在谈了“武”与“侠”之外，还需谈一谈“情”。 爱情的描写是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一大特色，依我看来，在这方面的成就，他倒是超过了前人的。 也许是因为梁羽生早年曾主持过报纸信箱的缘故，信箱中的函件十之八九是请教恋爱问题的。他收集的素材既多，在爱情的描写上便能运用自如，尤其对少男少女的恋爱心理刻画的十分细致。 我最欣赏他的悲剧性结局的爱情描写，尤其是《白发魔女传》与《云海玉弓缘》这两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的玉罗刹与卓一航，一个刚强，一个柔懦，两人都是专心一意的恋慕对方，但是在经过许多磨难之后，终于还是不能不悄然分手。虽然也还有刻骨铭心的相思，而这悲剧的结局已是无可挽回了。 一般小说中的爱情悲剧，或是由于意外的事变（如一方死亡），或是由于第三者的插入（如给有财有势者抢去爱人），而卓、玉的分手，却是由于性格所导致的悲剧，这就不落俗套而更有深度了。已故老词人刘伯端读他这部小说之后，曾写一首《踏沙行》词赠他，词道：“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萧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这“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三句，就概括的点出了悲剧的症结。 《云海玉弓缘》中写两个性格不同的女子——谷之华与厉胜男，都爱上了主角金世遗。谷之华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厉胜男则与金世遗一样，都是邪派出身。在写到最后一回之前，读者们都以为金世遗爱的是谷之华，甚至连金世遗本人也是这样以为的。直到了“洞房诀别”的一幕，金世遗才蓦然发觉，他只是在“理智”上希望与谷结合，而在感情上则真正是爱厉的。这么奇峰突起的结局，虽在人意想之外，却又在人情理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许多小地方，梁羽生是早已有了伏笔，刻画了金世遗与厉胜男的气味相投。 对照来看，梁羽生以大团圆作结局的小说，就比较平凡，不那么动人了。我尤其要为他惋惜的是，在《云海》的续集《冰河洗剑录》中，金世遗、谷之华终于又是以喜剧收惕，结为夫妇，实在破坏了《云海》的悲剧之“美”，虽说有许多读者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但毕竟难辞媚俗之诮。 梁羽生的爱情描写，还有一点毛病是，在对话中有时会夹有现代的语汇，弄得变成不伦不类的“新文艺腔”，也就破坏了应该统一的文字风格了。这毛病在初期的作品中尤其显著，后期则是大大减少，但也还未完全绝迹。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写古代男女的恋爱，在心理描写上可用现代语汇，在对话上则以尽量避免为佳。 金庸的爱情描写也有精彩之处，但比较起来，则似乎稍逊色了。就整部小说的情节安排而论，金胜于梁；就爱情描写的变化多样而论，金不如梁。这方面艺术的成就，似乎他也未达到梁的高度。 金庸的小说多是以团圆结局，只有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是悲剧收惕的，但也只能算是半个悲剧。香香公主死后，陈家洛与霍青桐祭墓立碑之后，“连骑西去”，给读者的暗示是他们最后“终在一起”（不论是否成婚）。则作者写香香公主之死，就只是解决他们三角恋爱的一种手段了。另外一个较为特别的结局是《雪山飞狐》中的胡斐与苗若兰，作者用悬疑手法让读者自己去安排结局。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悲剧的艺术性就一定比喜剧高，这还要看具体的内容。 金庸在爱情故事上惯用的题材是一男多女。《神雕侠侣》中的杨过，除了小龙女之外，还有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等人爱他，甚至斫断了他一臂的郭芙，对他也是暗存爱意的。《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也是一男四女，周芷若、蛛儿、赵敏、小昭等人都爱上了他。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女子出身不同，性情不同，何以都会爱上了男主角？而男主角也往往给他写成见一个爱一个的儇薄少年，尤其《神雕》中的杨过更是令人有此感觉。梁羽生小说也有三角恋爱，但却比较有合理的解释。金庸的多角恋爱则令人感到难以自圆其说，看来恐怕也只能解释为金庸受了好来坞电影的影响了。梁羽生的小说，除了三角恋爱之外，还有夫妇二人，自始至终没有第三者插入，只因思想不同而终告仳离的（《联剑风云录》中的霍天都与凌云凤），也有全无三角关系的恋人因性格不同而导致的悲剧。就题材的多方面来说，金庸也似显得较窄。 如果说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欧洲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则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好来坞电影的影响。在他后期的作品，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好莱坞电影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人性的邪恶阴暗面，思想基础是建筑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思想上，如今说这也算得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话。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恶”，既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就难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着力刻画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残忍，滥杀无辜的峨嵋掌门灭绝师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仑掌门何太冲，甚至少林寺的“神僧”当张三丰来和他们交换《九阳真经》之时，也曾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围攻光明顶”而发挥得淋漓尽至。总之是要给读者一个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论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恶自私的成分。 在《倚天屠龙记》还勉强可以分得出正派邪派，到了《天龙八部》，则根本就难说得出谁正谁邪，看来人人都似乎是为了自己打算。慕容博为了要复兴“大燕”，便造谣言来挑拨大宋英雄去杀契丹的武士；他儿子慕容复也为了同样的原因，要去娶大夏的公主而抛弃表妹的深情；游坦之为了要得到阿紫，不惜向敌人磕头求饶，可以做出种种不顾人的尊严的卑劣之事；丐帮副帮主的妻子为了正帮主不欣赏她的美貌，未曾偷偷看她，未曾向她笑了一笑，而就千方百计的要陷害正帮主；甚至少林寺方丈也曾与“天下第二恶人”叶二娘私通生下了私生子，而意图包庇她……试看这种种刻画，是不是都贯串着一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线索？ 好来坞电影的另一特点，也是近年来流行的题材之一，是强调“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恶事，都是由于某一个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干出来的，因此恶人也就都可以原谅。 前不久演过的《江湖豪客》就是一个例子。演手段毒辣的大资本家的佐治·毕柏，原来是因为儿时他哥哥因精神病死了，他自己受了刺激，长大之后，就不由自己的做出了种种坏事。 金庸的《倚天》之中，谢逊到处乱杀人，是因为受了师父杀父奸妻的刺激；他师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师兄抢了他的情人。《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吮吸婴儿鲜血，是因为她与少林寺方丈的私生子，由于方丈的尊严身份，而不能由她抚养，于是受到了“刺激”，就要残害别人的孩子来泄愤。谢逊、叶二娘在作者的笔下，最后也是得到了同情，得到了宽恕的。 好来坞电影的这些哲学思想对是不对？由于这篇东西不是哲学论文，我不拟在此深论，请读者自己判断。 正文到此是可告结束了，但还有一些“后话”。
这篇文章的上、中篇刊出后，有些朋友与读者问我何以要写这篇文章？问我对武侠小说究竟抱什么态度？ 我不反对武侠小说，我也不特别提倡武侠小说。此时此地，看看武侠小说作为消遣应该无可厚非。若有艺术性较高的武侠小说出现，更值得欢迎。但由于武侠小说受到它本身形式的束缚，我对它的艺术性不抱过高期望。 “我为什么要写篇文章？”我要坦白说说，除了金、梁的小说是对社会公众影响的原因之外，还有私人的原因。 金庸、梁羽生都是我的朋友，或至少曾经是我比较接近的朋友。他们本来都没有打算写武侠小说的，后来之所以作此尝试，至少部分出于我的怂恿。 我的文章中有几处提起“三剑楼随笔”，有位读者问起它的“来历”。这是金、梁二剑与另一剑百剑堂主1956年在一张报纸上合写的专栏，后来出了单行本，至今已是整整十年了。 “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这是百剑堂主在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题词，如今看来，竟是似成“词谶”——“当时并辔，桃李媚春风。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十年之后，各有各的人生际遇，他们已成为新派武侠小说名家，我与他们也不是经常见面了。 他们的小说写得成功，对社会公众有了影响，他们从前也都曾经请我提过意见，由于现在见面的机会不多，彼此事忙，见了面也未必能畅所欲谈，既是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那就不如拿到报刊上公开发表吧。 古人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多闻”我是远远不及金、梁两位的了。“谅”这个字，要看什么事情，我自问未必能够件件做到。然则为友之道，必也，直乎？他们这十年来的最大成就是武侠小说，而这上面既然也有着我的怂恿，于公于私，我自问有责任向他们贡献我的意见，这些意见或者对他们有益，或者对他们丝毫没用，但我总算是尽了为友之道了。 （写于1966年1月）
真相编后语
很多人认为，梁羽生有借金庸标榜自己之嫌，尤其是在多年后，两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渐渐泾渭分明后，更加成为话柄，有不良媒体甚至在梁羽生八十五岁逝世后，称“金庸万岁，梁羽生八十五岁”，就连罗孚也说，两人“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但是，以当时的背景而论，金庸是右派，梁羽生是左派，当时金庸刚刚批评过某陈姓“大人物”，正在风口浪尖上，许多人已与金庸划清界限，梁羽生当时推出此文，有隐隐相助之意，当时报社高层，甚至为此找过梁羽生谈话。
与金庸和梁羽生都有交往的专栏作家陶杰称，“在我的印象中，梁羽生没有说过他（金庸）坏话，还时时替好朋友辩护”，梁羽生病重之时，梁羽生的儿子不希望外界知道，只除了金庸。 1966年时，金庸创作《天龙八部》，梁羽生则在《云海玉弓缘》之后不久，同步创作《风雷震九州》、《龙凤宝钗缘》、《狂侠天骄魔女》，正是声势最盛之时，梁羽生能以“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开篇，可说极为谦虚了。
梁羽生还称，“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金庸比梁羽生写武侠写得更好的人。”
金庸呢，名满天下，但金庸视谁为朋友，或谁自居为金庸朋友呢？除梁羽生外，没有一个，金庸自己也说，梁羽生人品非常好，不计较，对输赢不执著，“我不如他。”
——摘自黑江湖·黑山范遥《武侠小说作家48个不为人知的典故》，详情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