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讲座 | 第一章 魏国为什么由强变弱
引子
悲惨时代
战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转型的时代，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悲惨的时代。战国，战国，顾名思义，战国的时代主题就是战争。战国时代另一个附带的主题就是为战争服务的阴谋。战争加阴谋，用西汉政治家贾谊的说法就是：力和诈。暴力加欺诈。战争也好，阴谋也好，暴力也好，欺诈也好，目的都是争城夺地抢天下。那是一个只看实力，不看情面，情面围着实力转的时代。金戈铁马，惊心动魄，刀光血影，杀气腾腾。战国的有心人，跟踪记录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时代。到了西汉末年，有位出身皇族的大学者刘向，将这个跟踪记录的战国大事记汇编成一本书，起了个书名叫《战国策》。《战国策》的一段段记录，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的像博客，短的像微博。段段引人入胜，篇篇神采飞扬。说起来，战国这个时代名称还就得名于这本《战国策》。翻开《战国策》，令你惊奇，令你赞叹，令你恐惧，令你愤怒，令你喘不过气来。别的先不说，就看它留给我们的那些成语：狐假虎威、惊弓之鸟、画蛇添足、南辕北辙、狡兔三窟等等，至今都还活在我们的嘴边，真的是生气勃勃，叹为观止。《战国策》里有义薄云天的古圣先贤，有视死如归的侠士君子，有老谋深算的职业政客，有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国君、大臣、将军、商人、英雄、美人、君子、小人，形形色色，都被《战国策》用生动的文笔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一部《战国策》，政治家在里面看到雄才大略，野心家在里面看到阴谋权术，君子在里面看到大义凛然，小人在里面看到有奶便是娘。因此有人说，读《战国策》，君子小人各有所得。《战国策》最引人关注的，是战国七雄的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国际战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国的国家战略，各有千秋；七雄之间的国际大比拼，可圈可点。
第一期 战国第一霸（上）
讲《战国策》,为什么要从魏国说起？
因为魏国的诞生，就意味着战国时代的开始。你去查战国之前的春秋时代，没有魏国。公元前453年，春秋大国晋国被魏氏、赵氏、韩氏三家大贵族瓜分，晋国灭亡，诞生了三个诸侯国，魏国、赵国和韩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魏赵韩三分晋，春秋晋国的国土主要位于今天的山西，因此山西直到今天还被称为三晋大地。魏赵韩三分晋，没有得到中央政权周朝的承认。过了半个世纪，公元前403年，名存实亡的中央政权——周朝天子周威烈王才正式承认这三个诸侯国，《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就把这一年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
讲《战国策》从魏国讲起，还有一个理由，魏国是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安排，《战国策》共约460篇，讲魏策，共84篇，在战国中篇章最多，比秦策64篇还多20篇。
那么，魏国为什么能够抢占先机，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首先离不开战国第一霸——魏国开国元首魏文侯的雄才大略。
魏文侯，名叫魏斯。关于魏文侯的历史评价一直很不到位，文侯其实是战国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就开创性的政治贡献来说，文侯完全可以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甚至超过他们。文侯可说是一身兼备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胸襟、魏武帝曹操的胆略、宋仁宗赵祯的仁厚。
文侯大约生于公元前472年。公元前445年，27岁的文侯登基，到公元前396年逝世，执政整整五十年，天纵英才，天假其年，文侯聚拢天下英雄，用了半个世纪，把魏国打造成天下第一强国，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1.敢吃螃蟹第一人
文侯最可贵的政治品格，是他敢为天下先，具有超人的政治气魄。战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周朝的宗法贵族制度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危机，春秋晚期就已经“礼坏乐崩”，到了战国时期，旧制度已风雨飘摇，魏赵韩三分晋，就是旧制度土崩瓦解的重大事件。历史转折关头，魏文侯是先知先觉者，他最先嗅到时代的转型气息，清醒地认识到，早变革主动，晚变革被动，不变革灭亡。为了使魏国抢占先机，称霸天下，他以大无畏的气魄，在战国群雄中率先发动了改革浪潮。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果断地做了一个重大决策，任命法家鼻祖李悝为宰相，推行变法。这个决策空前地增强了国家实力，夯实了魏国的基本盘。李悝变法，对整个战国时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魏文侯和李悝的关系，《战国策》没有记录，《史记·魏世家》记载了君臣二人一段重要的对话：
魏文侯对李克（在《史记》里李悝被称为李克）说：“先生曾经教导我：‘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家境贫困就格外想得到贤惠的妻子，国家混乱就格外想得到精干的宰相'。如今我要任命宰相，两个人选，一位魏成子，一位翟璜，这两个人您看哪位更合适？”
李克回答说：“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
意思是，我听说，卑贱的人不应该替尊贵的人谋划，疏远的人不应该替亲近的人谋划。我的职责在宫门以外，不敢承担这个使命。
文侯说：“先生临事勿让。”
先生您面对这么重要的事就不要推辞了。
李克见文侯情词恳切，就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著名的用人五测：
您之所以犹豫，是您不注意考察的缘故。考察一个人，平时就看他五种表现：
第一，居视其所亲，平时看他亲近哪些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第二，富视其所与。富有时看他结交哪些人。有了钱就和纨绔子弟在一起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不行，行仁仗义、乐善好施、结交有德有才之人才行。
第三，达视其所举，显贵时看他推举哪些人。有了地位了，不能结党营私，朋比为奸，任人唯亲，要大公无私，为国家推荐优秀人才。
第四，穷视其所不为，不得志时看他不做哪些事。不得志了也不能卑躬屈节，出卖原则，而要坚忍不拔，奋发有为。
第五，贫视其所不取，贫苦时看他不要哪些东西。尽管贫穷，但是不能人穷志短，丧失尊严，不能获取不义之财。
李克最后说道：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了解了这五条，就足以决定让谁当宰相了，何需征求我李克的意见呢！
文侯听了恍然大悟：“先生请回家吧，我的宰相已经决定了。”
这件事显然发生于李悝担任丞相之前、官职较小的时候，所谓“臣在阙门之外”，就是没有资格进宫参加御前会议。这段对话体现了魏文侯对李悝意见的重视，也体现了李悝的沉稳睿智老练，特别是官场特有的谨慎。以下议上，以贱议贵，是官场大忌，所谓“卑不谋尊，疏不谋戚”。因此李悝没有贸然提出想法，而是先摆出这个官场大忌，表示自己不能犯忌。得到魏文侯的特许后，李悝才坦然提出自己的用人标准，他的五条标准也体现了知人论世的智慧。今天组织部门考察干部、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招聘人才，参考一下这五条标准，应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魏文侯后来索性直接让李悝做了丞相，主持变法。
李悝变法主要有三大块儿：
第一块儿，政治，变法的口号是“食有劳而禄有功”，剥夺贵族的世袭特权，强调谁有功劳谁受赏，不能再让贵族躺在出身上世世代代养尊处优，不管怎么蠢怎么坏都得让他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李悝称这种贵族为“淫民”，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就是剥夺贵族的世袭特权，广泛吸引各方面人才。魏文侯将其诉诸政治实践，剥夺了很多贵族的特权，启用了大量平民出身的人才，如吴起、翟璜、乐羊等等，对魏国的强盛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块儿，经济，口号是“尽地力之教”，鼓励开辟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李悝的设计很具体很周到。例如他要求一块儿地上必须兼种多种作物，所谓“必杂五谷，以备灾害”，这样一种作物因自然灾害减产，还有其他抗灾的作物收获，从而减少损失。
更值得称道的是，李悝创造了著名的“平籴法”。 战国初期，各国赋税沉重，农民贫困，不安心农业生产，从根本上威胁国家的稳定。针对这种状况，李悝算了笔帐：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要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无法安心生产的原因。他针对这种状况设计了平籴法，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将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总的精神就是国家在丰年时按平价买进粮食，荒年时又按平价将粮食卖出，既防止了谷贵伤民，也就是城里的工商居民，又防止了谷贱伤农，照顾到各个阶层的权益。这样就像老子说的“损有余以补不足”，文侯推行后，国家很快就富强起来。
第三块儿，编制《法经》。李悝彪炳青史的贡献是他综合各国法律撰写了一部《法经》，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系统的完整的成文法。《法经》实际上是一部刑法，里面讲的全是怎样抓捕和惩罚盗贼，如《盗法》《贼法》《囚法》《捕法》等。其中有专章规定对贪腐的惩罚，叫做“金禁”。规定宰相有贪腐问题左右部下都判死刑，惩治贪腐非常严厉。此外还有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二夫，打击重婚；嬉禁，禁止赌博；徒禁，禁止民众聚集。等等。和西方差不多同时期的古罗马“十二铜表法”比较，李悝的《法经》有刑法无民法，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李悝制定的《法经》，由魏文侯亲自颁布，在魏国一直沿用，商鞅从魏国去秦国变法，专门带上了李悝的《法经》，以法经为蓝本设计和推行秦国的变法，秦律就是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因此可以说《法经》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史的开山祖。
说到《法经》，有一个传说的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李悝之死。李悝不仅制定《法经》，他还依据《法经》亲自审理很多案件。一次审理一桩案子，犯人主动招供了三年前一桩人命案，他是杀人凶手。面对意外收获，李悝非但不开心，反而一听就头大了。原来三年前那桩案子是他审理，冤杀了一位嫌犯。如今真相大白，按照《法经》，错判者应该处死。李悝心情沉重，思索再三，写下遗书自杀了。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可疑。但它的流传，却体现了李悝执法的无私和严肃，我们不由地对他增添了几分敬意。
李悝变法是战国变法第一篇，开启了战国时代各国变法的浪潮。魏国又是法家的发祥地。李悝之外，战国著名的大法家商鞅和吴起都曾经在魏国服务。商鞅去秦国变法，吴起去楚国变法，都是从魏国出发。战国最著名的三大变法运动，李悝变法、商鞅变和吴起变法，李悝变法是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的样板。
文侯支持李悝变法，发动颠覆传统的改革，历史上没有先例，他是头一个吃螃蟹的人，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和气魄。战国初期几大社会变革，诸如剥夺贵族特权、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业生产乃至依法治国等等，都是由魏文侯率先发起。变法为魏国的发展制订了符合时代潮流的合理制度，促进了魏国的经济繁荣、国防强大和社会稳定。因此班固在《汉书》中称赞说李悝"相文侯，富国强兵"。
2.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变法图强,增强国家的硬实力之外，魏文侯还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魏文侯重视文化建设，培育国家的软实力，借重的主要是儒家的智慧。
首先，尊儒敬贤，令魏文侯得到几位大儒的支持。
我们先从《战国策》的一段故事讲起。
《战国策》第268章记载了“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的故事：
文侯和田子方一边饮酒，一边听音乐。文侯听着听着就发议论了，“钟的声音不对，不和谐，左边的音太高了。”
田子方笑了笑。
文侯问：“您笑什么？”
田子方答道：“我听说，英明的国君关心的是政事，不英明的国君关心的是音乐。现在您对音乐这样精通，我担心您对政事搞不清楚啊！”
文侯听了立刻说：“说得好啊！敬听您的教导。”
那么，这位田子方何许人也？他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吕氏春秋》甚至把他和老子相提并论。魏文侯对他非常尊重。《史记》上记载了田子方和魏国太子的一段逸事。
一次，太子驾车在路上遇到田子方，出于对父亲老师的敬重，太子立刻避让于路旁，并下车向田子方敬礼。但是田子方竟然坐在车上傲然而过，不予回礼。太子十分气愤，心想：你田子方论身份也不过就是个门客，竟敢对我太子如此无礼?于是大声喝问田子方：“你回答我，是富贵者有资格傲慢呢，还是贫贱者有资格傲慢?”
田子方望了望气得满脸通红的的太子，不卑不亢地回答说：“真正有资格傲慢，可以摆架子瞧不起人的，只能是贫贱者。富贵者怎么敢傲慢呢?”
这个回答太出人意外，太子不由瞪大双眼追问：“为什么？”
田子方还是不卑不亢地接着说：“国君如果傲慢待人，就会失去人心，失去人心，国家就危险了；大夫如果傲慢待人，就会失去支持，家臣作乱，祖业就完蛋了。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反观贫贱者呢，无家无业，四海飘泊，主张不被用，处境不顺心，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他离开不顺心的地方，就像脱掉一双不跟脚的鞋一样。贫贱者难道还怕失去贫贱不成?”
太子一听傻眼了！
田子方就是这样一位蔑视权贵，直言敢谏也能言善辩的大儒。在文侯举办的宫廷音乐会上，他非常直率地批评文侯不要沉溺于声色犬马，耽误国家大事。文侯呢，非但不生气，反而真诚地赞扬田子方，十分谦逊地向他请教。
其实深究一下，田子方的批评未必有道理。孔子就十分喜欢听音乐，《论语》甚至说“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听到韶乐这么美的音乐，几个月吃肉都没滋味，现在哪有这种音乐的发烧友？过了很多年，文侯的孙子魏瑩当了国君，也就是魏惠王。孟子曾经和这位惠王有个著名对话，对话中，孟子教导惠王说，不是反对君王享受快乐，享受快乐，要与民同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能你在那儿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声色犬马，这边百姓啼饥号寒，怨声载道，那样你的快乐恐怕也很难持久了。
孔子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记》还专门记载文侯向子夏讨教音乐的问题。文侯老老实实地承认，听古乐这种教化之乐强打精神，唯恐躺那儿睡着了，听靡靡之音就不知疲倦。子夏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于是文侯就端正自己的审美趣味，培养了对古乐的兴趣。
因此文侯听音乐未必是沉溺于声色犬马，而是要有利于教化。但是面对田子方劈头盖脑一顿上纲上线，文侯却不做辩解，而是虚心讨教，对大儒的敬重，跃然纸上。
《史记》谈到文侯的学历指出：“文侯受子夏经艺”，这是说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学习治国之道。
下期预告
第一期 战国第一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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