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问学 |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当代价值——李泽厚与当代美学思潮（上篇 第一部分）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当代价值

——李泽厚与当代美学思潮（上篇）

李泽厚师首先是一位哲学家，是一位在很难出现哲学家的年代里出现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有类似康德的丰富的完满性，有类似黑格尔的宏大的历史感，更闪烁着马克思的彻底科学精神。李泽厚师还是一位思想史家，他在最深的层面上把握了中国人的灵魂、风神、智慧，在他那里可以找到从孔夫子到鲁迅的最真实的思想脉络。然而李泽厚师仅仅作为美学家，就已使“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沈喷：《近事丛残》评李贽语）他是一位真正具有当代精神的学者，理趣情思、风神品貌，都表现出当代的深度、当代的美。

　一、何以掀起美学热？

在1988年出版的拙著《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中，我曾这样描述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状况：“当代中国美学，大概是当代中国学术最热闹也最诱人的园地。五、六十年代的大讨论，是一次真正的百家争鸣。中经十年断层，又迅速形成一种更广泛、更深入的‘热门’局面，旧账未了，又启新端，派系之多，观点之繁，争论之烈，深浅之差，影响之大，都是极突出的。” [１]

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与八十年代伊始美学学科成为“显学”，堪称当代中国学术界出现的两次“美学热”。关于两次美学热的学科发展状况，上述拙著已有论列[２]，本文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何以能够发生两次美学热？它们背后的社会的、时代的、文化的原因是什么？从社会学、学术史的角度看，美学热能够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美学在当代中国竟然能够掀起两次热潮，无论从学科自身的时代命运来看（国外），还是从学科发展的社会条件来看（国内），都是十分独特、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从国外看，众所周知，美学、特别是美的哲学在当代西方早已是受冷落的学科，甚至可以说，二十世纪分析的时代开始后，西方已经没有传统意义的美学（美的哲学），而只有艺术分析、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尽管具有强烈的美学意味，但它与传统的美的哲学已有了划时代的区别。奉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对美学问题的关注似乎也没有掀起什么热潮。但偏巧在中国，却掀起了一场专门讨论美的哲学的核心问题——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

从国内看，情况就更加引人注目。在当代中国的五、六十年代，由于“极左”政治的统治，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学术文化已完全定于一尊，完全成为政治意志的传声筒。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批判，从专业的批判演变成政治的批判（从毛泽东批《武训传》开始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问题），从批判的武器升级为武器的批判（从整治“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迫害文化人），新老学人无不心惊肉跳，如履薄冰。开展美学大讨论的1956年~1964年，正是从反右运动到四清运动的极左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恶性发作时期，尽管政治运动、思想批判尚未达到“文革”那样的极端疯狂状态，但每次整肃，知识分子都是首当其冲的打压对象，[３]学术研究已不敢越雷池一步，学术界已基本成为统一的意识形态要求的自觉、驯顺的工具。第一次“美学热”，恰好就出现在如此严重的社会、政治的高压氛围中。当其时，其它学科领域的政治批判风起云涌，哲学界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史学界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翦伯赞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论，经济学界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芳的所谓“修正主义利润挂帅”，……文艺界更不用说，一大批戏剧电影被打成了毒草（京剧《李慧娘》、《谢瑶环》，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不夜城》、《革命家庭》、《兵临城下》、《红日》等）。但唯独美学，却几乎没有受到直接的政治冲击。以政治批判与构陷知识分子发迹的姚文元在美学大讨论中也写了几篇文章，但他当时只是以普通文化人的身份参与美学大讨论。尽管他当时的观点就已很“左”，但尚未套上大批判的战车。他的观点较之大讨论中某些观点，也并不“左”得特别刺眼。高尔太由于主张美本质的主观论被打成右派，但仅此一例，并没有影响讨论的持续进行。

在“文革”前的学术环境中，一个和哲学那样接近、甚至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的人文学科能够掀起那样持久的热潮[４]，而没有受到对文化、学术、特别是哲学具有特殊热情的毛泽东以及他的意识形态助手们的干预、批判，是侥幸？是偶然？还是奇迹？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举、举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不是经济学等别的似乎更“管用”的学科，又偏巧是美学率先成了学子纷纷向往的显学。据我的亲身经历，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美学译文丛书”成为新时期西学东渐的先锋，是当年最畅销的丛书……

原因何在？

二、鱼缸里的波澜

先来看第一次“美学热”——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

《思辨的想象》回顾美学大讨论时分析道：“尽管这场讨论有诸多的政治前提和限制，但毕竟它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没有完全像当时其它的学科和领域的所谓学术讨论一样变成一种政治批判。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之所以发生在美学领域，和美学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质有直接的关系，还与当时参加讨论的人们、尤其是从一开始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美学思想的代言人、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所有者来批判的朱光潜先生那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和他那坚持真理、不唯上、不畏强权的勇敢精神有关。”[５]

有道理，但不尽然。

“美学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质”是美学大讨论幸免于政治批判的直接原因吗？李泽厚也有类似的分析：在中国，美学与讲究党性、政治的“哲学”关系疏远，所以能够成为自由运用智力的游戏场所。那么，就对于政治、对于党性的“超越”或“疏远”来看，没有任何阶级性的自然科学不是更超越、更疏远吗？但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从建国初到“文革”，竟搞了三十多次批判，批判的荒唐野蛮令人瞠目结舌：在遗传学领域，否定摩尔根学派，认为它是“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宇宙学领域，把宇宙学研究的有限、无限之争，粗暴地定性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争；在生物学领域，大批分子生物学，指责分子生物学创始人薛定谔搞“现代还原论”，“最后把一切还原为上帝的精英杰作”、“完全符合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在医学领域，将德国著名医学家威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定性为“形而上学局部论”，威尔和则被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凶恶敌人”；在天体物理学领域，黑洞理论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标本”和“预言宇宙末日的谬论”；把大爆炸宇宙论作为唯心主义典型进行批判，认为它“本质上只能适应宗教的需要，适应反动势力从精神上麻痹人民的需要”；大批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说他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对论则被诬为“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此外，心理学、控制论、共振论等学科被斥为“伪科学”，批判电子计算机的说法更令人咋舌：“资产阶级把电子计算机吹的那么出神入化，其实是把计算机看成他们自己的化身，或者把他们自己看成是计算机的代表，用以骗人骗己，麻痹人民的意志，转移阶级斗争的方向”。还有比细胞、天体、计算机更“超越”的吗？但它们又何曾逃脱批判的命运？

就“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和“坚持真理、不唯上、不畏强权的勇敢精神”来说，许多遭到批判的学者与朱光潜表现的同样出色，甚至更加无畏。例如梁漱溟，仅因说农民太苦，希望少收农民一点税，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居然敢要毛泽东收回批评，并叫号说看你毛泽东有没有这个“雅量”。如果说梁漱溟因为和毛泽东曾是朋友才这样勇敢，那么主张“新人口论”的马寅初面对险些被打成右派的危难，面对康生与陈伯达等炙手可热的大员秉承毛泽东意旨的批判与威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却仍大义凛然地宣告：“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还有孙冶芳，面对康生无赖式的斥责：“小小的一个经济所长，竟敢鼓吹利润挂帅”，他毫不畏惧，针锋相对：“我主张赤裸裸地交待自己的观点，想了什么，就说什么。我不管有的同志一讲到资金利润率，就说是修正主义观点（这样就没法讨论下去），也不管人家在那给我敲警钟，提警告，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梁漱溟、马寅初、孙冶芳，哪一个没有“坚持真理、不唯上、不畏强权的勇敢精神”呢？他们甚至更勇敢，遭到批判后仍旗帜鲜明、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他们注定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不会获得一点点学术自由。梁漱溟非但没有体验到老朋友毛泽东的“雅量”，反而遭到毛的痛斥：“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伪君子、“反动透顶”，“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才‘致力’佛学、儒家和柏格森的反动思想”，应“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从1953年到1955年，梁漱溟遭到了连续三年的铺天盖地的政治讨伐。马寅初同样遭到连续三年之久（1958年到1960年）的口诛笔伐，并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孙冶芳不仅被戴上“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务，甚至被诬为与张闻天（时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结成的“反党联盟”的头头。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举出上面的例子，是要说明，当时的政治氛围、文化政策，决不会因为学科“超越”或学者勇敢而获得哪怕是极有限的学术自由。那么，美学大讨论何以那样幸运，能够在一个学术定于一尊、学者动则得咎的时代热烈地讨论了八年之久呢？

首先应注意到，建国后的“美学大讨论”围绕的主要课题是美的哲学中的美本质问题。这和当时的时代要求、社会氛围、政治主题具有内在的联系。“美学大讨论”其实就是在美学领域落实、推演“思维对存在”的官方哲学的问题意识，批判唯心主义，确立唯物主义，强化苏式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的一家独尊的地位。这个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十分明确，所有参加讨论的美学家们也都十分自觉地迎合或说配合了这种意识形态要求。

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要求的根本制约下，“美学大讨论”肇端于蔡仪对中国的美学泰斗——朱光潜建国前美学思想的批判，就一点也不偶然了。这个大讨论的初衷很有点算旧帐的味道——四十年代，蔡仪亦曾以“唯物主义”美学批判过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蔡之前，周扬在1937年撰写的《我们需要新的美学》中，也曾批判朱光潜的“观念论”美学。但在建国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自然没有政治条件对朱光潜以及其他美学家的唯心主义进行压倒性的、毁灭性的打击。因此，美学大讨论开始时对朱光潜的学术批判，实际上带有在美学领域进行思想清算与整肃的性质。尽管批判完全是在学界由学者进行，但仍带有政治意味甚至政治威胁，它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的阴影。如黄药眠批判朱光潜文章的题目《论食利者的美学》，换个说法就是“论剥削阶级的美学”，朱光潜自我批判的文章则题为《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政治色彩再鲜明不过，而朱光潜深知如果不搞这种自虐式的政治意味的上纲上线，就肯定过不了关，甚至遭致更猛烈的批判。朱光潜之所以在美学大讨论初期对他的批判中幸免于政治讨伐，没有被剥夺话语权，甚至还有“资格”平等地参与了美学大讨论，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勇敢精神”，不如说是由于他的“巧妙智慧”。他的《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专业、最有代表性的美学家，朱光潜对美的本质问题有着自己深信不疑的主见；另方面，为了适应五十年代的意识形态要求，他又娴熟地运用着主流话语，既不露痕迹地坚持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又避免了思想清算乃至政治批判。朱光潜的极富智慧而又无可奈何的策略，应该是美学大讨论得以热烈展开却没有遭到政治干预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从大讨论中的一个案例——吕荧的观点及朱光潜对他的批评中，见出那场大讨论的参与者是在如何自觉地、严格地甚至不顾逻辑地遵循根本的意识形态要求。

作为大讨论中仅有的两位主观论的代表之一——吕荧这样阐释自己关于美本质的见解：“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美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

下期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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