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it姐姐：将自我觉察带入社会转化
原载：《比邻泥土香》第七期，请戳阅读原文。
这位被称为“姐姐”的前辈来自泰国，却和中国的ＮＧＯ青年工作者有着不浅的缘分——过去四年里，每年来中国与大家做工作坊，一起体验人的内在精神力量的发展，探讨可能的社会转化。她曾说，“我只是比你们早走几步……但我有了一些新的学习，有了体验，我就与大家分享。”让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跟随这位姐姐的脚步，去了解她独特的成长转化过程，她对人的转化和社会的转化有怎样的理解和行动，以及她与青年人形成的陪伴关系，又是怎样在分享的过程中被加深。
导师
Ｋｉｊｔｉｗａｃｈａｋｕｌ Ｄｈａｍｍａｎｏｎｄ（昵称Ｎｉｔ），１９９０年学士毕业于泰国农业大学社区林业专业。做过几年助教之后，因为受到自然农法农夫的鼓舞，她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继续农林学的硕士学习。毕业之后，她在亚太地区社区林业培训中心（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简称ＲＥＣＯＦＴＣ）工作了五年，积累了与ＮＧＯ和草根社区工作的经验。２０００年获得奖学金在亚洲理工学院攻读流域综合发展博士学位。她一直对草根赋权感兴趣，坚信边缘个人和群体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带来改变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如今大多数人都失去了与内在灵性的连接，她却将灵性的追求视作生活道路的根本。为此，她愿倾注此生的心力，愿陪伴人们重溯回归内心灵性世界的入口，寻找个人转化与社会改变的关系。目前她担任“培育心灵和社会转化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Ｍ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ＮＭｉＳＴ）总干事。
作者
孙国嫄，进入发展领域的第一份工作就和青年人工作有关，这缘于我对自我的探索和对社会贫困等议题的关切，做发展工作契合我的价值观。我相信，个人与社区、乃至自然的互相联结有赖于文化改变和人的改变。
近两年在香港岭南大学进行文化研究博士学习，主要研究青年培力协作者的主体性的形成及其过程的关键因素，青年主体是如何与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进行互动和角力；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助力青年培力协作者反思并理解自身的成长，以及启发他们理解青年工作如何协作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的发展。业余时间我和伙伴们正在创立一个为青年工作者提供协作理念和资源分享的网站。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初秋的日子，生命如吸入一股清新空气，身体、精神都为之荡涤，耳边响起鸟儿清脆的叫声，告诉我自然与我一体，自然在供养着我。这美好的感受和生命的转化，都和一位来自泰国的老师有关，她的名字叫Ｋｉｊｔｉｗａｃｈａｋｕｌ Ｄｈａｍｍａｎｏｎｄ，我们都称她为Ｐ’Ｎｉｔ——Ｎｉｔ姐姐的意思。
Ｐ’Ｎｉｔ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２０１１年夏天，漓江江畔，从船上跳下来的头发短短、皮肤黝黑、戴着眼镜的小人儿，非常活泼，问这问那，如果不是随行的朋友告知，我很难将她和我们要迎接的泰国老师联系在一起。之后，她每年都来中国，开展名为“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的工作坊，将自我觉察、内在力量培养和社会转化联结在一起。２０１２年秋天，我第一次有机会完整地参加Ｐ’Ｎｉｔ协作的工作坊。偶然或必然，那也是我的博士班读书生涯的开始，没想到，她所教的自我觉察的方法成为了我后来度过人生低谷的烛光，让我不至于陷入无尽黑暗，让我知道生命苦的真相的同时，踏上寻找喜乐的道路。
Ｐ’Ｎｉｔ的成长故事
Ｐ’Ｎｉｔ出生于１９６０年代末一个华裔家庭。九岁之前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她，给小Ｐ’Ｎｉｔ心中埋下了种子——热爱自然、喜欢传统医学并且关注社会。
由于小时候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回到父母身边后，她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和朋友一起玩，帮老师做事情。小Ｐ’Ｎｉｔ酷爱读书，经常去社区图书馆借各种书看。高中时，因为她所在的学校离泰国农业大学很近，而这所大学经过学生运动时代的洗礼，思想非常活跃，大学里有一家独立书店，专门出版一些进步书籍，成了Ｐ’Ｎｉｔ高中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她在那里买了关于圣人、道、禅、自然农法、爱因斯坦、社会工作等各种书。也是在那时，她读了《一根稻草的革命》，决定大学读和农业、林业有关的专业。
Ｐ’Ｎｉｔ坦言，她的大学学习不是发生在课堂上，而是发生在她参与的社团和社会活动中，透过与不同人的接触和互动，透过参与不同的小组讨论和阅读，不断成长。
大一时参加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乡村访问活动，由是她开始理解一些政治理念和７０年代的泰国社会。她读大学时，虽然泰国的学生运动已经过去，但是学生运动的遗产仍然留在大学，比如大学中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人民参与——的讨论风气，各种服务民众的社团以及与校外ＮＧＯ的广泛联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大学阶段，Ｐ’Ｎｉｔ就非常关注社会平等，并且开始思考民众如何参与社会事务以及实现自己的权利。
大学社团和学生骨干实际上有不同的路线——包括乡村建设、民主、人民民主等——都在试图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Ｐ’Ｎｉｔ参加的社团叫做乡村大学，在寒暑假期间去乡村开展社区发展工作，包括农业技术、草本医药、给乡村学生组织营队服务；在开学时，则给城市里的建筑工的孩子补课。在社团里，有很多讨论，也有不少学长提供支持，因此Ｐ’Ｎｉｔ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Ｐ’Ｎｉｔ正是在大学里开始接触到ＮＧＯ。那时ＮＧＯ也非常重视学生，会开放一些空间给学生，比如开办一些座谈会、研讨会等。学生在设计、组织活动方面也会主动寻找校外ＮＧＯ的资源。Ｐ’Ｎｉｔ也参加过抗议修建水坝破坏农民生计的骑单车游行等活动。这些社会实践的经历，以及在实践自然农法的农场的短期工作，让她最终决定继续农业方面的硕士学习。
硕士毕业之后，Ｐ’Ｎｉｔ在乡村林业、农业等领域内工作，后来继续完成了博士学位，回到大学教书。到此，Ｐ’Ｎｉｔ的个人成长和转化的故事还未完成。她生命道路上的另外一条主线开始平行发展。
内在精神力量发展的道路
因为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批判和思想上的暴力，Ｐ’Ｎｉｔ大学时就开始阅读佛法。多年后，她意识到那时她只是“知道”很多佛法，佛法都只是存在于头脑中而已。
在大学教书之前，Ｐ’Ｎｉｔ参加了一个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工作坊——灵性和冲突转化工作坊。
“参加工作坊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没有真正理解佛法的，原有的认识崩溃了！光是阅读是不够的。通过禅修竟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生气，我们知道自己生气，但还是生气，我们并不能控制自己，做出一些行动；再如，自己想做社会发展的事情，但不是因为我想对方好，而是我要一种成就感，没有觉察，就不能做好想要做好的事情。
在读博士之前我曾经在一个国际机构工作，我是带着很多想改变的希望和欢乐去做事情的，那时我生命的全部只有工作、工作。可后来我和我的老板交恶。我曾经很信赖我的老板，也期望他能信任我对工作的贡献，但是他并不认可，于是我辞职了，不得不放下工作。我觉得很失落且愤怒。这种愤怒在我心里持续了很多年，那种感觉就像失恋。我在这次工作坊中才认识到，这是愤怒的循环，也意识到我当时过分自信，伤害了我的老板，让他找不到自己在办公室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情绪和自信，没有让我觉察到这一点。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工具，去更多地认识自己。不应该让愤怒烧毁了我们的生命。我不惧怕身体的苦，但是我担心那些我们自己带来的苦。就像我说的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的理论。第一支箭是发生了的身体的苦，但是我们因为这个苦有了很多想象、幻象，生出很多想法，这些想法成为第二支让我们很受伤的箭，让我们觉得苦。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察自己的生命，也发现自己原来读的那些佛法只停留在脑子里。只有通过禅修，才能活在日常生活里。而且我意识到凭借禅修练习，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我觉察。”
从自己的经历中，Ｐ’Ｎｉｔ亲身体会到了自我觉察和培养内在精神力量对个人的重要，之后她在自己的生活里不断练习内观禅修、和平教育和慈悲沟通。但是她却没有机会将这些融合在大学工作中。她对系所的课程设置不满，向学校申请成立一个静心学习中心，也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博士班的学生只是为了拿学位来学习，令她看不到希望。２０１０年６月，她辞去了大学的工作。
在大学教书期间，她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在ＮＧＯ工作，那段经历让她觉得仅仅做外在的培力工作是不够的。她清楚自己的身体经验：内观能消解愤怒，获得一颗平静的心，但是她供职的ＮＧＯ并不认同这类精神练习的重要性。
２０１０年７月，Ｐ’Ｎｉｔ参加了国际和平正义妇女伙伴中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ｍｅｎ’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简称ＩＷＰ）的培训，自那时起就开始有了清晰的想法，要将精神练习带入社会转化，将个人转化与社会转化结合在一起。
２０１１年，Ｐ’Ｎｉｔ创立了“培育心灵和社会转化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Ｍ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ＮＭｉＳＴ），机构名称有大写Ｉ和小写ｉ。小写ｉ是指自己，是很小很小的行动；大写Ｉ代表机构，表达一种将精神与社会转化结合在一起的本质。
她之所以强调精神修习、内在力量培养的重要性，是因为她看到做社会工作的人常常面对复杂的社区和社会局面，深刻地体验到社会和服务人群的苦难，但是如果工作者自身没有内在力量，将思考、情绪等混杂在一起，无法真正推进社会的进步。所以她觉得工作坊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参加者发现、肯定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质，并且通过正念练习——行禅、动中禅等——去增强自我觉知能力，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做出更加清明的行动。正念练习同时也是增加人的内在力量的途径，当内在之光点亮之时，外在世界的黑暗也只会是暂时的存在。
ＩＮＭｉＳＴ开展的主要工作有支持年轻人另类生活探索和组织内在力量培养的课程。也就是在２０１１年，Ｐ’Ｎｉｔ开始与社区伙伴合作，在中国开展“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工作坊，将佛教心理学的观点和工具与社会批判理论结合，将行动者／人的自我内在力量的培养，与对社会如何塑造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分析结合，让参加者意识到人的改变、日常文化和价值观改变的意义——她认为这是社会转化的重要基础和目标。
自我关爱，与参与者共同体验和创造
第一次参加Ｐ’Ｎｉｔ的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工作坊，我便感受到Ｐ’Ｎｉｔ非常不同于一些来自香港、西方国家的培训师。她一点老师的权威、架子都没有，就像一位邻家姐姐，非常有亲和力。最近一次工作坊，每天晚上工作结束之后，她都愿意指导我们小组工作，或进行小范围的非正式交流。在工作坊的几天时间里，她是“全然地把自己交给我们，毫无保留”。
Ｐ’Ｎｉｔ的工作坊非常强调体验和参加者共同创造知识。她很少会自己先讲一个模型或者理论，一般都是让参加者自己有一些体验和生活经验分享之后，再共同绘制一个理论或者模型。对此她背后的哲学是，如果参加者没有自己的体验，是不会真正领会那些理论、分析框架和工具的。
工作坊强调让参加者减少头脑的思考，学会用心感受、用身体去觉知。每天清晨都是以瑜伽或者太极开始，工作坊中也设计了正念练习。参加者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从日常快速、疲惫的工作中抽身出来，面对自己的身体、情绪和妄想，学习安在当下，而且透过不断练习，将正念的杆子往地里越打越深，牵住那如野马般飞奔的思想。这些对于很多参加者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也是走出舒适区的过程。因为对于从现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并且在现代逻辑中生活的青年人来说，我们常常是过于用脑，去思考、去分析、去预计，所以出现了如Ｐ’Ｎｉｔ所说的不平衡——我们失去了用心去感受的能力，失去了感知、觉察身体的能力。而她的工作坊正是试图让我们减少用脑，多体验，去觉察感受和身体。
Ｐ’Ｎｉｔ非常强调坚持日常禅修练习的重要性。在工作坊期间，每天晚上也有晚课练习，大家一起行禅、动中禅，最后半小时一起做慈心禅。在Ｐ’Ｎｉｔ的带领下，大家通过正念练习去培育内心慈悲和爱的种子，将慈悲和爱带给我们爱的人、受苦的人以及那些我们憎恨的人，透过修习去转化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苦楚。
在泰国，邀请Ｐ’Ｎｉｔ做培训的机构包括社区组织，参加者既有基层社区的居民，也有ＮＧＯ中的项目工作人员，从基层劳工到中产阶层都有。培训参加者透过这些工作坊，回到自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比如曾经参加过培训的渔民社区的女性、城市贫困妇女反馈说，她们获得了更多的自信。过去她们会带着恐惧去抗争，现在则是带着爱与慈悲，运用内在的力量去抗争。她们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的特质，自己作为女性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权力。她们意识到需要回到自己去看到力量的源泉，要照顾好自己，照顾自己与照顾别人一样重要。Ｐ’Ｎｉｔ和大家一起刮痧、做瑜伽、拔火罐、按摩，通过这些传统整合医学和身体护理方法让大家回到自己的身体，从关爱身体开始，渐渐培养内在力量。
Ｐ’Ｎｉｔ对自我成长、自我关爱格外强调：如果你不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需要，自己没有成长，你也无法支持其他青年人的成长，无法支持社区的变化。在她看来，自我成长和推动社会进步是一体的。只有深入地看到自己的需要和成长及其与大的社会理想图景的结合，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加过工作坊的ＮＧＯ工作人员反馈，从培训中看到自己身上内化的价值观，也看到自己在面对边缘女性时的歧视。虽然工作中，他们常常讨论很多外在的不公平，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也内化了这些自己不喜欢的价值观。培训使他们意识到需要不断回到自己，觉察自己，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成长上，这样才有可能做好社会改变之事。
在与参与者的共同学习中，通过体验和创造，Ｐ’Ｎｉｔ与参与者们一起探索将个人精神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道路。
Ｐ’Ｎｉｔ在大学教书时就发现很多年轻人想返乡，但是得不到父母的支持。Ｐ’Ｎｉｔ觉得这是很让人伤心的事情，“人们有土地，但是不愿意孩子回去，青年人返乡很难立足，做健康农业更被认为是疯子，人们对农业的理解就是为了挣钱，而不是可持续生活”。她和机构都愿意支持青年人返乡或者从事农业，因此Ｐ’Ｎｉｔ筹款成立了青年基金，提供资金给希望返乡的青年，支持他们回到土地的梦想。这个基金还有个很特别的要求：参加者必须做正念练习，Ｐ’Ｎｉｔ会将他们送到寺庙参加多次的十日禅修。
Ｐ’Ｎｉｔ陪伴这些年轻人成长，有求必应，虽然她也反思，对他们的支持有些过多了。年轻人的成长真的需要漫长的过程——有时候她也感到有些沮丧，但是她依然持续支持这些年轻人。比如有一个青年在村子里做另类学校，邀请Ｐ’Ｎｉｔ去给孩子的妈妈做培训，她欣然应邀前往。另外，她也支持了一位老挝的女青年做本土健康的工作。过去三年里，Ｐ’Ｎｉｔ还将青年人送去学华德福教育，支持他们学习灵性教育。
“我希望通过培训让大家相信，透过自己的内在力量和集体力量能够促进社会改变，我希望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在每人每日的生活中践行。给他们一些工具，让他们更加独立，既是个人的独立，也是社区的独立。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选择，必须将孩子送到学校，去医院看病，将产品卖给市场。我想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很多选择。正如整全的医学可以比医院更好地照料人们，事实上现在有很多比主流学校更好的教育，主流学校反而会将孩子毁掉。总的来说，我希望通过培养人的内在力量让他们看到他们有很多选择，可以创造一个另类的社会。”
Ｐ’Ｎｉｔ在过去四年通过和中国的ＮＧＯ青年工作者相处，对我们也有一些观察。Ｐ’Ｎｉｔ感觉到中国青年伙伴对学习有着非常强的渴求，因此非常积极主动。而且她看到参加培训的青年伙伴很坦率，有什么想法都直接表达出来，她能感受到我们是真正地在寻找和学习，而且她看到我们是在寻找我们的“根”，寻找我们自己。
但她也留意到中国的青年一代面临的一些限制：她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可能让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在与人相处方面不太灵活和有弹性，有时候不知道如何妥协。另外，她认为我们这些青年人和泰国的青年人相比，可能身边的前辈更少。与其说青年人需要偶像或者模范，不如说青年人的成长需要有导师在路上的陪伴和适时的指引。在泰国，社会发展作为一个领域的历史较长，因此，４０多岁、５０多岁、６０多岁的前辈都很多。泰国ＮＧＯ领域的兄弟姐妹情谊也较深，一些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也和ＮＧＯ关系紧密，所以泰国的年轻人在这样的社区里，可以更容易吸取到养分。
相比之下，中国青年人所处的成长环境更有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觉得更要建立一个“僧团”——犹如一个互相支持的、由人组成的“社区”。大家在自己的“社区”里，多做一些动手的工作，多和自然在一起，而且不要觉得自己和“主流”不一样。Ｐ’Ｎｉｔ分享她的经验，她常常和自己工作领域以外的朋友或者社区居民交流，不让自己显得和别人不一样，而是尝试去听每个人的想法、理解他们的生活、在每个人身上看到美。当我们有一个美好、放松的心灵时，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也会不一样，我们也更能和对方分担苦难。
从某种意义上讲，Ｐ’Ｎｉｔ每年来一次中国，称得上是位遥远的老师，而所有参加过她的工作坊受她影响的青年伙伴，或许可以具备组成一个“僧团”的基础。就像我的同伴所表达的那样，Ｐ’Ｎｉｔ像身边懂我们的导师和伙伴，在适当的时候擦亮一根小火柴：这里可能有路，或者，有光和温暖。于是大家再摸索着，在未知中前行。
青年伙伴眼中的Ｐ’Ｎｉｔ
李健
过去几年与P'Nit多次交往，她帮助我开始了内在生命的转化。我觉得，她能看到我内心深处的不安和恐惧，能够体会我复杂情绪和种种不自信表现的背后，是因为对爱、接纳、认可的需求未被满足。而她，毫不吝啬地用微笑、欣赏和爱语拥抱我，让我感到被滋养，让我看到自己的美丽和价值，从而能够自我满足这些多年缺失的需求。对我而言，不仅是她带来的课程让人受益颇多，她的慈悲和个人魅力更能带给人勇气和能量。
她对传统文化、传统医学的热爱也有目共睹。每次来中国，她都会带走整箱的中医用具，我们戏称那种有穴位的人体模型是她的“男朋友”， 而她每次都要带几个“男朋友”回家。虽未亲眼所见，我相信她为泰国的乡村妇女、返乡青年刮痧、拔罐时，必然是正念地奉献着。
韩红梅
初识Ｐ＇Ｎｉｔ是在成都机场，我举着一块写着她名字的牌子在出口等候，心中忐忑地猜想着这位培训老师是什么样子，还担心她出来要和我打招呼，我那开不了口的英语呀，真是着急。以至于后来她每次都要和我开玩笑，说我见到她时就告诉她我不会讲英语，别和我说话之类的。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位老师和我的关系，她在我整个人生特别交困的时候出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参加过最受益的培训就是在成都的那次“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工作坊，我第一次细致地看待自己的情绪、痛苦，练习觉察，深深感受那是多么的艰难。我总觉得修行是痛苦的，因为你时刻对抗的是那个内在的、传统的自己。它让人清晰地意识到此刻你站在哪里，在想什么，在时代的、个人的脉络下交织的那个十字路口是在哪里。
曾颖芳
感觉Ｐ＇Ｎｉｔ在我的个人成长路上，有着特别的意义，却又无法浓墨重彩地说出来。
２０１１年第一次跟Ｐ＇Ｎｉｔ学习，两年后再次参加她的“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工作坊，以为自己是“好学生”、特别热心和尝试坚持练习的我，竟听到她对我说：“你完全没有理解静修是什么。”我当时感觉很委屈，不服气。又过了一年，我才体会到那时自己是如何将静修理解成了对自己的分析：看到自己的想法、模式及原因。
今年静修的练习多了，却愈发困惑：静修是为了什么？听说这是一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过程。我尝试去实践。但那到底是为了什么？问Ｐ＇Ｎｉｔ，她说，就当作是每天早晚给心灵洗一次澡吧。后来，我愈发体会到这个回答对我的意义。
个人成长、修习的路，每个人都不一样，功课不同、风景也不同，在没有走到那里的时候，前面是未知的，甚至是漆黑的。比起可以浓墨重彩去形容的指路灯，Ｐ＇Ｎｉｔ更像身边懂你的同伴，在适当的时候擦亮一根小火柴：这里可能有路，或者，有光和温暖。于是你再摸索着，在未知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