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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熊出没”经历说起——有事人人议,社区有智慧

郭慧 协作者后花园
2024-08-24


导读:本文作者郭慧,也叫དྲེད་མོང་ཀོཀོ།,是原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下面简称“雪境”)的工作人员,也是2020年善导参与式决策工作坊的参加者

在一次帮助社区解决与棕熊的相处问题的工作过程中,真正地实践运用了“参与式决策”,很好地联动了事件的各相关方,最后达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动物与人相安共生,最后更是和当地的人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


深夜两点多了,来自“阿宝环保小组”的七位骨干,“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下面简称“三江源协会”)的工作人员洛松,还有雪境的我仍在讨论着第二天“防熊大会”的各种细节,以及该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七月的夜晚,走在户外依然很冷,但在烧着牛粪和煤块的屋子里,大伙坐在一起热烈讨论的氛围,多少映衬着脑海中对于盛夏的回忆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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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地“土地主”的棕熊怎么了?


我们在准备什么?“防熊大会”又是什么?先容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先从我们所在的村子说起吧!村子位于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东坝乡的果永村,属于藏区的康巴地区,紧邻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园区,澜沧江的上游支流吉曲沿村子西侧自北向南流过。


村民全部为藏族,信奉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以放牧和挖虫草为生。当地的野生动物种群非常丰富。不仅有青藏高原的明星物种雪豹,还有狼、猞猁、马麝、岩羊、旱獭、鼠兔等等,当然还有棕熊。村中的70多位牧民们自2012年成立了“阿宝环保小组”,定期监测吉曲的水源质量、捡拾散落于户外的垃圾,并监测性保护着这里的野生动物。


图:从果永村的巴色寺山上俯瞰山谷的景色


果永村的牧民世代就是和这些野生动物共处于高原山川中,牧民们有着与这些动物共存的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智慧。比如棕熊,一直被视为这片土地的“土地主”。当牧民游牧搬迁帐篷,到达新据点时,需要通过歌颂谚语和使用世代相传的“法器”向土地主棕熊请示。同时,棕熊也被视为道德审判的“法官”。如果哪户人家被棕熊破坏了房子,造成了人身伤害,村中的其它人都会觉得这户人家做了不好的事情。


然而,从六七年前起,村子里的棕熊逐渐增多了,先是出现在村里的三队,之后是五队、四队、二队、一队……果永村仅仅是青藏高原的人熊关系挑战的一个缩影。棕熊开始喜欢上了牧民的冬季定居点,因为夏季牧民外出游牧,无人留守的房屋内储存着大量的酥油、炒面(炒青稞粉),同样作为高级哺乳动物的棕熊,对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充满了兴趣。它们也喜欢一些加工食品中的添加剂味道,例如扔在户外的方便面盒子、食品包装袋等散发的气味等等,时刻挑动着它们的神经。慢慢地,棕熊越来越不怕人,越来越习惯人类食品的味道,越来越想破坏,最后闯入牧民们的房屋。


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我2020年夏天初到果永村时,“阿宝环保小组”的会长之一尼玛,略带着愤怒与无奈跟我说道“难道现在家家户户都做了坏事,熊要惩罚我们每一户人家吗?”


想想,直到10月底棕熊冬眠前,棕熊们还是会继续造访村子。冬眠结束后的4月份又开始进入村子里,到牧民的“肉房”寻找食物。加之最近也有棕熊因气候变暖不再冬眠的说法,情况越发严峻。


图:经修葺的被棕熊推倒的围墙,还保留着一些痕迹

在那年离开果永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那里。关注“人兽冲突”,并提出基于社区智慧的解决方案与实践,是雪境自成立之初就重点关注的战略性目标。雪境是来自青海的一家关注野生动物与环境的民间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尹杭自2016年起就开始推动藏区“流浪狗”问题的调研-识别-探索解决路径-政策倡导。


2019年底,机构希望开始回应藏区逐渐凸显的人兽关系新问题,尤其是棕熊与人的关系问题。于是2020年初我与团队里面的藏族同事们开始了青海省海西州、海北州的“人兽冲突”调查,到了夏季又探访了玉树州的不同社区村子,了解各地的“人熊冲突”与社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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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多多,如何找到有效解决方法?



我一直不愿称人与动物或人与棕熊的关系为“冲突”。一方面这会容易使人草率地将人与动物的关系简化为二元对立,人作为所谓的“受害者”会将问题的矛头指向野生动物;另一方面,牧民正切身遭受越来越频繁的损失,其背后不仅仅是野生动物与人关系的问题,更是动物相关保护政策的实施、牧民的生计与生活习惯的改变、社会保障体系等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相互叠加影响的结果。
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交织之下,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或缓解问题的路径?而这不能只简单地运用动物保护领域传统的工作策略(针对动物想办法),而是需要发展充分调动社区的力量,倾听他们的需求,共同决策探索解决之路。
于是2020下半年到2021年初,雪境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探索基于社区的解决方案,我也在思考是否可以在果永村与阿宝环保小组一起做点什么事情。后面因为一次难得且幸运的机会,雪境的负责人尹杭介绍我和她一起参与了2020年9月由广州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的“参与式决策工作坊”。(另:2022年善导参与式决策工作坊于近期五月开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里了解)


图:2020年善导参与式决策工作坊合影(图片由善导拍摄)


参与式决策是我一直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在2014-2016年,我曾运用协作者的视角组织了城市居民共同参与调查河流环境问题,而且公众参与解决环境问题也是我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一开始是美国的政治学者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公民参与有效决策”模型给了我“拨开迷雾见真知”的豁然感觉,让我从理论层面确信了公众参与及决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行之路。但这些学术性理论又该如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我其实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阶梯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直至参与了善导组织的 “参与式决策工作坊”。
工作坊从如何理解决策,到协作者该具备哪些技能,再到“钻石模型”与“焦点讨论法(ORID)”工具的学习与小组实践,使飘渺的理论结合了过往模糊不清的工作经历,寻到了更直接且现实的出路。


图:托马斯提出的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


在藏区社区“防熊”工作,目前已有多家国内外的动物保护组织进行了十多年的探索,其探索的路径大多是:调查社区里面棕熊破坏房屋的现状,然后结合国外成熟的防熊设备设施,在本土社区进行基础建设。但这些防熊设施有些成本偏高,有些后期难以维护,牧区牧民的使用评价不一,更有一些设施已逐渐丧失了原有设计功能,沦为摆设。


我们思考过为什么这些防熊设施难以可持续地在社区发挥防护作用?得出其核心原因在于这些设施的使用者并未参与到最初的设计和决策过程中,牧民们没有与设施建立真实的连接。而只有让牧民直接参与防护设施的设计和决策过程,大家在未来的使用中才会对防护设施更有信心,更有去维护的责任感。
后来,我们将所面对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和已有的国内经验及教训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离,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解决路径——邀请本社区牧民们共同参与决策自家防护设施的选用,和如何建设。
该社区项目的实施就在果永村,这里已有非常成熟且有效的社区公共事务议事组织——“阿宝环保小组”,还有提供最初的社区信息并一直陪伴阿宝环保小组成长的“三江源协会”的支持,最后还有新到任的县、乡政府的信任,及村委会的倾力协助与支持。同时,这个项目还得到了深圳市质兰公益基金会的信任及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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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过程中,各方又该如何参与其中?



将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每位个体聚集起来共同讨论如何设计、修建自家的防熊措施,听起来像是一个无法达成的理想目标。然而只要对决策认知到位,对协作的技能建立了深度共鸣与理解,加之运用一些决策工具,其实是可以实现相对清晰的目标的。
在善导组织的工作坊学习中,首先就提到了决策的五个层次:“直接宣布决策”、“推销决策”、“收集反馈制定决策”、“共同分析制定决策”,以及“共同决策”。结合现实的“防熊大会”,我们希望能够进行“共同决策”。接下来,便是需要明白参与的各方在其中分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在2021年的4月与该项目的各合作方及关键人沟通时就已表明,我所在的雪境仅作为防护措施信息的收集者与提供者,会将可找到的各种防护措施进行成本和优劣势的分析与比较,让大家在未来的决策过程中尽量享有充分且平等的信息。
另外,三江源协会拥有丰富的社区协作经验,工作人员洛松是玉树藏族,沉稳且随和,和牧民们沟通时善于聆听,随机应变能力强,并且对共同决策的方法与理念很是认同。洛松具备了协作参与式决策会议的基础技能(观察、聆听、提问与追问、整合等能力),所以我邀请了洛松作为“防熊大会”的协作者。
而阿宝环保小组的几位骨干,对本社区的牧民情况及特点非常了解,在资源与利益分配方面也有着过往不少的社区经验及恒定的价值作为共识基础,因此这些骨干们进入了不同的小组参与各小组的讨论。


图:三江源协会的洛松正在协作大家进行讨论

 

“防熊大会”第一天的议程,主要讨论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全村5个大队哪些大队或区域能作为第一批的防熊设施试点工作区域。还有为保证设施后期的维护管理能可持续地开展,大家是否愿意投入10%的材料采购与建设费用,最后全村牧户按照所在地域分小组讨论并投票产出结果。第二天的议程,是与确定建设防熊设施的牧户(最终为21户),共同决策具体采用哪些防护方法,以及建设的细节。


那天大家聚集在21户牧户所在的山谷草地上,在前一天以及当天上午,我们分别两次介绍了各种防护措施的投入成本以及各种优缺点,供大家了解所有的设施情况,然后一起讨论哪些设施可行,哪些不可行。接着根据各家的实际房屋情况和偏好选择,让每家分别表达选择哪种防护措施。


这里其实是借助了参与式决策的“钻石模型”工具——让相对发散的信息与想法聚拢。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地澄清、追问;另一方面需要对各种措施进行分类与排序。同时,每一户所做的决策结果,会对后面即将发表意见的牧户产生一定的参考,并影响总体的决策走势。而这个过程就是文章开头提出的,阿宝环保小组、三江源协会、和雪境需要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做出应对,同时在心中始终提醒自己,用心接纳每位牧民的表达与决定。


图:牧户们围坐在草滩上讨论防熊措施
 

最终,各牧户不约而同确定了“刺绳围栏”的防护方法,并且分别确定了自己的房屋哪里需要刺绳围栏,哪里需要刺绳门窗保护。在决策过程及之后的聊天中,我多次询问他们做出选择的依据,牧户们向我表达了这些观点:“旁边的县城杂多有很多牧户自己安装了,防熊效果很好”、“这种围栏价格便宜”、“围栏里面的小孔,熊是抓不住的,所以不会被破坏”、“在夏草场的时候能把围栏和门窗保护装上,到了秋冬再拆下来,拆装方便”。


牧户们的这些选择,都是根据生活的具体情境,进行了务实的参照和对比后最终确定下来的,这不是我们作为项目实施方或协作方拍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而且牧户们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信心,当询问如果棕熊来了,防不住熊怎么办?牧户们肯定地说“我们自己选择的,肯定可以防住”、“防不住的话,我们再看怎么改”。在决策的过程中,牧户们已经开始建立后期迭代、完善的可持续维护意识。


图:牧户们自己建设防护围栏后的合影(旦增达吉拍摄)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设想过,命运的安排,会使我对公众参与决策的实践放到了青海的康巴藏区。更没想到,和果永村阿宝环保小组的兄弟们的共同生活,让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与信任关系。回过头想想,可能这些都是“参与式决策”发挥了作用。尊重每位伙伴的观点,心中接纳合作方的决定,是参与式决策的基础,也是项目成功开展的基础,更是建立相互信任关系与更多连结的基础。


用心理解协作,在实践中运用协作工具,便可收获意想不到的欣喜。





-End-


附:机构背景介绍——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2014年在青海省注册成为一家民间的自然保护机构。我们这群年轻人不止于热情并脚踏实地。在中国西部山区丰富多彩的自然圣境中,“雪境”希望为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公平持续地共享自然所带来的福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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