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盲山"的愤青导演李杨 曾连滚带爬摆脱警车的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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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李杨决定赴德国自费留学。为了这次留学，他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一名话剧演员、国家干部，变成待业青年，人事关系和档案被退到北京市建国门街道办事处。

同时辞去的，还有北京广播学院的学业。此时，他已经在该校电视系导演专业读了两年本科。当得到德国电视一台驻中国记者站站长汉斯•贝特拉姆提供的经济担保，可以赴德留学时，他便找到校方，希望毕业后学校不要给他分配工作，而是拿到毕业证以后直接出国。学校不同意，说你毕业后必须要接受分配，并且就是你原来的单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而且回单位之后还得再上五年班才能出国。李杨说，我四年大学下来三十岁，再工作五年就三十五岁，出国没意义了。

他对学校说，最好是我大学毕业出国再念两年研究生，然后回国效力。

校方没有同意。

他选择了从青艺辞职。

青年李杨

1985年李杨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时，已经是二十六岁。事实上他从1983年就准备参加高考，但单位不给开介绍信。这张纸，直到两年后他才拿到，才有了考大学的资格。

李杨承认自己有强烈的学历情结。他的父亲李诗镕解放前是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出身于一个四川的军官家庭，家境很好。父亲是学法律的，但是爱好演戏，就走上这条道路，后来成为陕西省话剧院的演员。

李杨出生于1959年，1972年父亲被迫害致死时，他才十三岁，最小的弟弟年仅一岁。李杨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即使在读书无用的年月，即使文革中父母变成牛鬼蛇神，他已变成狗崽子，即使每次填家庭成分时都让他特别害怕，他所受的家族教育也是必须要上学。

童年李杨

文革后恢复高考时，他却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全国招演员的考试，当时的考虑是上班后每月的工资是四十多元，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最终李杨被录取，从西安来到北京，成为一名话剧演员。他的父亲曾经也是青艺的演员，后来才到陕西省话剧院。

来到北京，李杨就在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在青艺不放他考大学时，他也几乎天天泡在剧院的阅览室里，或者是上夜校，参加成人自学考试。等他在1985年拿到介绍信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时，手里已经有了十一门课的自学考试文凭，再差一张就算本科毕业了。

进入广播学院之后，他又变得很失望，觉得跟自己想像的大学生活有很大的差距。此时所有的基础课他已经通过了自学考试，许多课没必要再上，他感到不满足，就想到了出国。决定去德国留学的两个原因是：他当时的女友要去德国，在德国上学不需要学费。

成为一名待业青年后，李杨拿着联邦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系的录取通知书，开始办理签证和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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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李杨和女友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北京。由于当时国航没有直达西柏林的航线，所以他们只能先飞到东柏林，在机场直接上大巴，通过戒备森严的特殊通道，从东柏林来到西柏林。柏林墙是李杨下飞机后的第一印象。

就像接受过文革洗礼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李杨习惯性地想像德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革结束后，他到广州、上海等地演出，也自以为见识过了繁华景象，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感觉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头一两个星期，他什么都没干，只是到处玩，把能看的都看了。

他对德国的第一个感觉是，绿。

“我原来只知道绿是一种颜色，但是没有切身感受到绿。到德国之后，发现绿进入到你整个生活中，绿的外延也扩大了，包括绿色环保的概念。从飞机上往下看，底下一片绿，到处是无边无际的森林，绿树中的红屋顶，墙是白色的或黄色的，空气清新干净，这是我原来没有过的美学体验。感觉和自然非常接近，人也特别放松。”

对李杨来说，“绿”的另一个概念是自由。当时正值冷战时期，西柏林是联邦德国突入民主德国的一个孤岛，柏林墙将其与东德分隔开来。这里基本没有工业，只有商业和大学，平民特别多，有钱人比较少。因为被东德包围，这里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在西柏林上大学的德国学生，以及在西柏林居住的德国人，可以不服兵役。这条规定使得很多反战人士、自由派和左派思想的人聚集到西柏林。二战之后一些房屋的权属也不清楚，空了很多房子，使得房租非常便宜。在这里，中国人也特别受欢迎，许多德国人会主动找到一个贴出租房告示的中国学生，邀请对方住到他家。德国人对中国文化颇怀敬仰，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

大学里的自由气氛也是李杨闻所未闻的。这里的学校像公园一样，有湖，有草坪，没有围墙，分散在许多地方，可以旁听任意一堂课。学校里没有年龄限制，到处是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来上课；也没有时间限制，学生可以在任一时间来报到，也可以在任一时间毕业，直到拿到学历为止。西柏林自由大学是很左派的大学，李杨与这里的大学生一起，参加每年举行的“五一”大游行，将戴着钢盔的警察打得抱头鼠窜。

玩了一个星期以后，李杨决定开始打工，因为他和女友来德国时两人身上一共带了七百美元，机票钱是借的，住宿费也是借的。但女友的姐姐阻止了他们，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有留学经验的她对他们说，你不要一下飞机就去刷盘子，而应该先学语言。并表示可以先借钱给他们，减轻经济上的压力。

周一到周五进语言学校，周末打工，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之后，李杨通过语言考试，已经可以听懂专业课了，他来到西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系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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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李杨才发现，自己已经不会上学，也不知道该怎么上课了。在国内养成的学习习惯让他在这里无所适从。

西柏林大学每年开学的时候，学校要出一本几百页的书，全校所有的课程都印在里面，包括每一天有什么课，在哪里上，授课老师的背景等等。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也是西方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奠基者，德国的大学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人才，学生需要直接修完双学位，或是一门主科，两门副科。李杨原来以为自己会有一个班，一间固定的教室，一些固定的同学，而这些在这里都不存在。面对几百页的课程表，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业。

“当你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你却不会选了。我就像一个捆绑的人被放在小坛子里，过了几年以后，坛子打碎，我被放出来，别人说你可以走了，我却不会走路，身体还维持着那个坛子的形状。”李杨甚至开始怀念从前那种有“组织”的生活。他到中国大使馆去，希望得到一些指点，但并没有得到帮助。当时的自费留学生与公费生有身份上的很大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大使馆更像一个冷冰冰的衙门。

哪门课比较紧俏，需要提前一学期报名，否则在有四五十个座位的教室里，就只能坐在楼梯上听课；而选某门课还需要先读完另一门课，这些他都不知道。

不会选课，他同样不会上课。他已经习惯了国内填鸭式的教育，习惯了背诵老师指定让背的教科书，就像老师习惯了背教案一样，大家的努力基本上都是为应付考试。“我们的上课习惯是听老师讲，我们记笔记，考试的时候把老师讲的复制到答卷上就可以了。老师说你拷贝得好，就给你一个满分，所以我们培养的不是创造型人才，而是重复型人才，背诵型人才，服从型人才。”李杨说。而在这里，老师在课堂上不会告诉你一加一一定等于二，他告诉你的是方法，而不是结果。对于这些，李杨完全不能适应。头一天上课，老师拿了一张纸，让学生们读上面开列的二十几本书，几星期之后要出个论文。他感觉那二十多本德文书自己根本读不了，论文也不会写。

加之这里的大学校园很大，课堂之间往往需要坐公交车或地铁往来，如果安排不好时间和路线，有的课就根本来不及赶到教室。所以第一学期的好几门课，他只上到一半，就不得不放弃。

找别人聊，他才慢慢知道，教授给你那二十几本书，不是让你通读，只是对应他说的观点，你在这些书里找相应的东西去读。教授出了一加一这个题目，并不告诉你等于二，你要推论出等于三也可以。

克服了第一学期的水土不服，从第二学期开始，他才知道该选哪门课，不该选哪门课，如何安排时间上课，如何抽出时间打工。

“听老师的课程，你可以反驳他。绝对没有教授因为你反驳了他的论点而不高兴，他告诉你方法，你能推出结论，就是一百分。”李杨对这里的上课方式很觉新奇。很少有老师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他们培养的是你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学会看世界的方法，“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比如拿一个茶杯，从一个方向看这个茶杯有一个把，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看这个茶杯根本没有把，所以说，这个角度看这个茶杯也是对的，那个角度看也是对的，但是两个结论不同。慢慢地，我悟到我看到的事情是多面性的东西。他们教的东西，让我怀疑自己学到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对的。”

留学生活给李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完全被打蒙了，所以不仅仅是不会上课，甚至都不会生活了。”

逐渐熟悉了这里的教育方法之后，李杨开始了自己的选择。从前的绳索被打开，他更加体会到所谓自由，就是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可以自由选择上这个学校，也可以选择上另一所学校，他可以选择这个工作，也可以选择那个工作。他就开始选一些自己喜欢而不一定是必修的课程。因为西柏林自由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以学术性为主，他就抽时间去西柏林电影学院旁听一些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此时，李杨已经可以接拍一些德国电视剧，跑点儿龙套，他饰演的角色多是死于非命的黑帮分子，或会几手功夫的中国厨子。1989年，他在一部电视剧中演一个泰国毒品贩子，最后被东德警察擒获。因为有中国护照，所以他可以往来于东、西德之间拍戏。就在拍戏期间，他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参与了游行示威，也经历了这个国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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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李杨对自己的留学生活产生动摇。当时他已与女友分手，失恋后的他感觉自己待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离家几年从没有机会回国探亲，而在这里，想学的东西没有学到，报考柏林电影学院没考上，什么都不顺。再想到自己上广播学院的时候还拿着国家的干部补贴，毕业后也会有很好的前景，有工作经验，还会有北京户口，就更加失落。

在一次郁闷的喝酒中，他出了一次比较大的事故，酒后摔成脑震荡，几乎是七窍出血。他在德国医院被抢救过来时，发现自己的耳朵、鼻子、嘴里全流出血，几乎是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这次事故让他看透了很多事情，也深切了解到德国的医疗制度。“住院期间，一日四餐都是免费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房间里有电视，独立的卫生间，护士陪你散步……当时在国内，是需要多高级别的国家干部才可以享受的。”出于这种对生老病死的安全感，他决定继续留在德国。

但此时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之后，柏林地区新纳粹主义开始崛起，对外籍人的袭击事件就越来越多。这一年，李杨有机会去慕尼黑拍一部电视剧，出演一个黑手党。他决定转到慕尼黑大学，并且还可以到这里的慕尼黑电影学院旁听。

德国的教育制度很自由，学生可以转任何学校，只要对方学校同意，连在原来学校修的学分也可以带过去。李杨来到慕尼黑大学，把他的学分证明拿给他们看，慕尼黑大学接受了。他马上回到柏林，办了退学手续，带着几只箱子来到慕尼黑。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杨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介绍泸沽湖摩梭族的母系社会，感觉可以拍一个纪录片，就回到中国，来到云南，拍摄了一部叫《妇女王国》的纪录片，在德国电视二台播出。尽管这部电视片的长度只有四十多分钟，而在德国电视二台播出时，更被剪得只剩下二十几分钟，但李杨并不想把这部片子拍成专题片，他要拍的是纪录片。他用自己在德国学到的东西来记录她们的生活，先后去了两次，终于拍摄完成。

这部纪录片得到科隆电影学院的赏识，李杨又通过了他们的专业考试，终于在1992年得以进入科隆电影学院。这是一所新成立的电影学院，只招研究生。慕尼黑电影学院和西柏林电影学院只要三十岁以下的学生，而他此时已经三十二岁了。

在科隆电影学院，李杨所在的班里只有七个人。有一天他找到导师抗议，因为同班同学太能侃了，课堂上这个讲讲那个讲讲，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对老师说，我不远万里从中国来，是想听您讲课，不想听他们的。老师没说更多的话，只是说你也可以这样，这样就是互动。李杨一直到第二学期，才适应了这里的课堂气氛，并开始享受这种上课方式。班上有一个同学，李杨老觉得他说的东西不对，但最后打分的时候，对方的分总比他高。他就琢磨为什么，慢慢才知道这所学校同样鼓励的是创新。那个同学叫贝恩德•里希坦伯格，后来是电影《再见列宁》的编剧。

在科隆电影学院上学期间，李杨又拍了两部纪录片，一部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爱尼族的葬礼，通过一个葬礼，反映出这个民族的人对死亡的态度，他们的葬礼几乎是一次欢乐的社交聚会，所以这部片子就叫《欢乐的绝唱》。而他的毕业作品，则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名字叫《痕》。这两部片子在德国电视台播出，许多德国人才知道，日本人还有这样的暴行。中国驻华大使馆为此资助了李杨三百马克，为这部纪录片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首映式。

这几部纪录片不仅给李杨带来一些荣誉，也是他艺术观念发生变化后的产物。“像摩梭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我们许多电视台拍过无数次，但能让外国人接受的有多少呢？《痕》这部纪录片，全片我没有加一句解说词，没有一句我自己的感受，都是中国的学者怎么说，日本的学者怎么说，中国的士兵怎么说，日本的士兵怎么说，见证人怎么说。因为我已经学会了不能代替观众做结论。让自己去扮演一个大师，告诉观众必然如何如何，这是一种霸权、专制的思维模式。正是这种思维模式，造成我们教育出来的人，没有多少人才，许多是费才、废才。”

2020年，李杨导演将纪录片《痕》捐赠给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1994年，李杨从科隆电影学院毕业，拿到硕士学位，此时他已经在德国学习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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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拍摄《妇女王国》之前，李杨还回过一次中国。那次他是作为一个德国访华代表团的翻译。

回国前他到商店为家里人买礼物。“那会儿只有一些概念，买香水啊，化妆品啊，就想买最好的。”李杨回忆道，“我进商店问人家什么是最好的，服务员就说这些都是最好的，这些都是名牌。她问我，你是不是想要最贵的。我说也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她问，你给谁用？我说这个给母亲，这个给弟弟。她又问，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才发现，我原来心目中的‘最好’，与人家所谓的‘最好’，完全是不对位的。”

从商场回来，李杨一直在琢磨服务员的那番话。在德国，虽然有很多名牌，但是买名牌的人却很少。不管大家用的是不是名牌，但都很自信，没有人觉得自己穷，自己很丢人。“‘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这句话对我有特别大的启发，等于改变了我过去很愚蠢的一种思维或者是一种价值观念。就这么一件小事，却好像给我上了一堂哲学课。”

第一次回国时，李杨特别兴奋。他们的飞机先到香港，然后再转道桂林。他看到中国人，就特别想说中文，见到谁都想上前问“你好”。

同行的代表团，只有他这个翻译是中国人。在桂林海关，李杨被工作人员拦住，要求做一项血液检查，而其他德国人都已经被放行。李杨问为什么。对方说，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李杨说，为什么我回到自己的国家，你不保护我？

李杨的护照被扣，必须要抽血、验血。他说，我坚决不抽，你要抽，我就不进关。

这时德国人已经进去，团长又返身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把情况说了，说这样的验血是不平等的，这对我的自尊心是一个伤害。

同行的德国人都返回来，集体抗议。李杨说，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要走了。德国人也表示，不进关。

经过交涉，李杨作为特例没有被抽血。“从那儿之后，我每次回国过海关都是这样，我拒绝跟别人不一样的对待。我不反对你抽血，要抽血，就全部都抽，但不能将中国人与外国人区别对待。好像中国人在外国住了几年就可能染上性病，可是那些土生土长的人就没事儿。”

这件事情让他对每次回国都视若畏途。

从科隆电影学院毕业后，李杨开始在“德国之声”电台工作。之所以从留学到工作，在德国生活这么长时间，他的解释是，一直在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也有可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买香水这么一件小事，也让他一下子豁然开悟。等他毕业时，有几个朋友找他商量，建议大家合伙开餐馆，应该能挣很多钱。考虑再三，李杨退出了这次合股。

那几个朋友直到现在还在开餐馆。他们是1982年国家送出去的那批优秀高中生，高中毕业以后，从德国从头读起，现在在德国是餐馆老板。“我当时为什么犹豫呢？我一直在想，我来德国留学，仅仅是为了开餐馆，为了钱吗？我到德国是为了学习的，我不能半途而废。半途而废是件挺丢人的事情。我是来学电影、搞电影的，没怎么着就变成了餐馆老板，那还用得着大学毕业吗？我要拿这个硕士，没拿到的话，我对不起自己。”

李杨承认，自己能把金钱的诱惑看得比较透，跟那次从死亡线上走过的经历有关。“那个时候躺在病床上，就想活下来的意义是什么。幸亏没死，要不什么事都没做过，就死了。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整，四十四岁就死了。我活下来了，一定要做自己愿意做的。”

毕业那年李杨回国，知道了国内已经有人拍低成本电影。他问，有多低？对方说，三四十万。

他说，干几年攒点钱，我就可以自己拍个电影了。

李杨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四年计划，回德国之后，就干各种各样的事情攒钱，什么赚钱做什么。他做过油漆匠、瓦匠，跑过餐馆，做过司机，在电视台做过摄像。

2000年，四年计划完成，李杨决定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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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阔别十四年的中国，李杨同样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

就像许多“海归”一样，他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生活，看到很多东西都觉得烦燥，交通的混乱、环境的脏差，他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斑马线本来是行人过的，他质问为什么汽车要抢；他骑自行车在红灯前轧了一道线，便与警察争执起来，因为他觉得警察不应该训斥他。

甚至有一次坐出租车堵在一条马路上。缓慢行驶了很长时间，他看到是一个警察在马路中间教育一个司机，那个司机还在赔着笑脸争辩，后面堵了一大片车。李杨让司机停车，他下去开始训斥那个警察：你是干什么的，你的任务是为了疏导交通，可你现在做的是堵塞交通，你不能把你的摩托车放到旁边，把他挪到旁边跟他说吗？警察居然就把车慢慢推到旁边，结果反倒把拉他的出租司机吓坏了。

朋友们说已过不惑之年的李杨是一个“愤青”。他说，你看到不规范的东西就应该愤怒，指出这个不平。“我在德国上学时，教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经常说不知道，我回去查资料以后告诉你。然后他回去花好几个晚上查东西，再非常详细地告诉你。这是一种勇气，一个教授敢于说我不知道，而不是不懂装懂。而我们的教授明明不懂，却压制质疑他的人。”

这些海外生活经验让他感到格格不入，“就像小区里有的人说，这是我家的花园，我家的狗到处拉屎管你什么事。但是在欧洲，业主会很怕别人说，他们都戴个手套把狗屎捡起来，不会侵占别人的花园。原来我一直受的教育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但是到德国之后我发现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如果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的话，他人就不会有瓦上霜了。所以每个人把自己的事都干好，就可以了。我们的小学生不好好上学，帮警察叔叔指挥交通；警察叔叔不好好指挥交通，去给老大娘送面，可送面是卖面的人应该干的事……大家都不做好本职工作，而去做别人工作范畴内的事，就变成了英雄。”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李杨才学会重新入乡随俗。刚回国时他甚至都不敢过马路，怕被乱窜的车撞到，如今他也学会乱窜了。“中国在变化，不断地变化，中国的官员、机构、政府、老百姓都在发展，都在变化，包括我自己，所以中国的未来会变好的，但是也不能说现在没有问题。我在适应这些东西。”

黄建新执导《谁说我不在乎》时，请他担任该片的副导演。这样一个机会，使他得以了解到国内影视圈内的状况。这相当于一次热身，将他重新拉回了中国的演艺圈。等《谁说我不在乎》拍完后，他又在国内待了四五个月，回到德国，把箱子一打，家里的东西该卖的卖，该送人的送人，然后打道回国。“我想通了。哪个社会都有它不足的地方，不能拿德国这个社会跟中国比，你这儿也看不上，那儿也看不上。”

7

2002年，李杨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看书。7月12日，他看到了刘庆邦的小说《神木》。这篇获得“老舍文学奖”的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煤矿的故事，两个骗子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冒充亲属一起打工，然后将对方在井下害死，再向矿主索要赔偿。一个小男孩这次成为他们的目标……

李杨马上按照小说版权页上的联系办法，找到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要到了刘庆邦的电话。

7月14日，他见到刘庆邦，一番谈话之后，当场草拟了一份电影版权合同。

刘庆邦得知他是要用自己的钱拍电影时，表示了极大的支持，以比较低的价格将小说的电影版权卖给他，并给了李杨很大的权利，说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改编剧本。因为李杨不了解矿区，他又帮助他联系人，下小煤窑。

到这年年底电影开机拍摄前，李杨先后将这部叫《盲井》的剧本改了六遍。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他一直下小煤窑体验生活。

在《中国煤炭报》记者谈志学的陪伴下，李杨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坐慢车一站一站走，河北、内蒙古，每到一站，就再租车到小煤窑看，然后到了贺兰山。从宁夏回到陕西，这里是李杨的故乡，谈志学返京，他找当地一些熟人作陪。从陕西，他又转道河南，几乎转了半个中国的小煤矿。“《神木》小说在电影中占了百分之六十，而其余许多细节是我靠下生活挖出来的。”李杨总结道，“包括小孩子到过妓院之后又加了一场到邮局的戏，包括他在路上碰到一个失学的孩子捐钱、借钱这个细节，以及两个骗子去卡拉OK等情节，都是小说里没有的。”

有一次在山西考察煤矿，当地的朋友开车带李杨上去，他问旁边还有没有，他们说山边还有，他就独自去了那里，大山深处的一处小煤窑。他正在那里摄像，有两个人骑着小摩托车过来，他还在拍，又过来一辆车，将他围住。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陪他的朋友打过来的，让他赶快回来。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有好几辆车围住了他，那些人的面目都非常狠。

李杨连滚带爬跑回去，发现他们开的那辆车已经被十几辆车围住，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双筒猎枪，还有一名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我是来玩的。对方说不行，要将他带走。陪他的那个朋友也是当地一个官员，朋友的手机此时都被打爆了，当地的县长、县委书记都来电话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以为他是来采访的记者。

双方僵持不下，便一起回县里再交涉。

回县城的路上，李杨看到所有的路口都停了一辆车，用电话报告他们的行踪。来到县城，进了一家饭店，对方把饭店团团包围，李杨听说，当地的领导也在外面听消息。他向他们解释，我真的不是什么媒体，就是和朋友来玩，我刚从国外回来，没有见过。

最后，李杨拨通了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工作的一个同学的电话，并对县长说，万一我出了问题，东方时空的就会来。我说两个条件，第一放我走，第二不能为难我当地这个朋友，不能让他丢官，因为我开始不知道这个情况啊。

从中午一直到深夜，凌晨三点多，李杨才被放行。后来他才知道，接待他的那个矿的矿长被罚了三万块钱，全县所有煤窑停产两天，因为他们很怕是电视台的来采访，全县高度紧张。

离开县城之后，等到后面跟的警车也回去，李杨才松了一口气。

8

2002年12月31日，《盲井》剧组举行开机仪式，然后大家一起吃了年夜饭。矿上并没有“盲井”这个词，只有一个词叫“盲巷”，就是本来探测有煤，结果挖的时候是一个大石头，过不去了，就是死道。李杨将其改成了“盲井”。

拍摄的地点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一个小煤矿，也是靠朋友的关系介绍的。这种小煤矿，就是煤炭部的红头文件也不管用。

他们每次在井下的拍摄要二十多小时，再加上路上来回的时间，共需三十个小时。拍完一次，大家再集中休息。地下一百多米，完全就是一种地狱的感觉。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根本没有地方跑。即使四通八达的矿井，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出去。拍摄过程中，有好几个人都被落下来的煤块或石块砸过，包括李杨。

《盲井》剧照

幸运的是，矿下的三种意外，塌方、冒水和爆炸，他们只需冒前两种危险。这个煤矿属于低瓦斯矿，否则笨重的摄影器材只要碰出一点儿火星，就可能爆炸。

有一次，剧组拍了一天一夜，大家上来睡觉，等再过去拍的时候，他们就不让拍了，说前两天塌方，砸死俩，砸伤四个。

做过《谁说我不在乎》的副导演之后，李杨以为自己已经熟悉了国内影视圈内的状况，但当煤矿塌方的时候，剧组也坍塌了。

此时李杨发现制片部门的账目有问题，而这个剧组的班底基本是一个人介绍来，也是由他组建起来的，他就向该人提出这些问题。对方便怂恿许多演员和职员离开了剧组，许多账目没有交接，而电影才拍了不到一半。已经租好的器材被拉走，一些演员撤离，剧组走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剧组不得不转场到河南继续拍摄。这个时候，李杨的朋友高华连夜坐车从北京赶过来，担任制片主任，帮助他重新组织班子。李杨也开始重新改剧本，补救一些镜头。

《盲井》原计划拍摄二十几天，结果又要找新的低瓦斯煤矿，又要搭建新的剧组，直到春节前，影片才得以杀青。李杨本来以为这部电影花一百万就差不多了，结果整部片子做下来，花了将近三百万。“我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拍个电影可以证明我自己，用的钱也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攒的，结果到处是陷阱，司机明明没有加油，也到加油站开张票来报销；明明这个道具不需要钱的，也整一堆发票过来，所以拍《盲井》的这个过程让我很痛苦，这也是我熟悉并适应国内圈子的一个过程。”

《盲井》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之后，在北京大学放映了一场。刘庆邦被邀请前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什么样子。在改编及拍摄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过问，李杨对他说，我希望你到最后看，刘老师请你相信我。

《盲井》的结尾与《神木》截然不同。除此之外，刘庆邦对电影颇为推许。

9

《盲井》拍摄完成三年后，李杨又可以拍片了。这时他已经更加入乡随俗。

“也许是经过十几年外国生活的教化，也许是我本人的性格使然，我觉得自已更文明了。以前我可能张嘴就骂，后来我就尽量不说脏话。但是在中国拍电影的时候，你必须拿出一个手段来保护自己，也许是非文明的手段，但你必须要做成这样子才可以。”

早上起来，司机开车把器材拉走，李杨就只有开骂，还动用一些朋友的关系，找到一些能管住他们的人，让他们知道这么干会有很不好的后果。而在拍摄的时候，李杨也不轻易告诉下面是什么计划，并对一些需要报销的单子六亲不认。

这些“非文明”的手段，保证了他第二部影片的拍摄效率。

李杨的第二部电影直到拍摄完成才把名字定下来，《盲山》。影片的剧本是他的原创，涉及到的是农村拐卖妇女的现实。“十年前我就看过这些报道，觉得怎么可能？人还可以买卖，有的还是女大学生……我走的时候是1987年，那时候还没有这种事。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匪夷所思，等到了2006年，过完春节我就到成都调查这个事，去了一些农村，也靠一些朋友介绍，采访了很多人。我就想闹清楚，为什么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跑不了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李杨采访了被拐卖的妇女、人贩子、打拐的警察，也采访了买人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影片中，男人在父母的帮助下强奸了买来的老婆，当女主角逃跑时，遭到全村人的围追堵截，甚至当她的父亲和警察来解救时，也遇到村里人的对抗。

《盲山》的外景在秦岭地区的周至县，是黑河国家森林公园里面的一个村庄，叫殷家坪。据说在王莽之乱的时候，一个皇帝逃亡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一个姑娘给了他一碗饭，他说我以后就来接你当娘娘。这个姑娘就一直等，等到白发也没有等到。所以村里有一座庙，就叫姑娘庙。

影片从2006年11月16日开机，拍了四十多天。李杨这次的运气很好，赶上一个暖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秋天和冬天的景色都被拍下来。《盲井》与《盲山》，都是观众不用看影片，就可以想像到的黑色沉重题材。如何让这样的电影给观众带来一些意外呢？

“我的重点不是讲一个事件，不是新闻报道，我讲的是人与人背后的故事。任何故事的结果，观众都知道，甚至他们也知道过程，但是细节不知道，这个就是电影的魅力。”

基于这种观念，《盲井》在李杨的导筒下，具备了一种警匪片的质感。而《盲山》中的逃亡，同样有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气氛。无论如何，这两部作品，都是不错的剧情片。

《盲山》剧照

李杨却对他擅长讲故事的能力不以为然。“这是我必须具备的。作为一个导演，连讲故事的能力都没有的话，你就不是导演。做导演这个职业，分内的事就是把一个故事清清楚楚完完整整讲出来。”

被李杨讲述出来的这个故事，其实写的是一个人的尊严。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到一个山村，卖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做媳妇，她不屈服，她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这是中国人应该有的东西，或者是人类应该有的东西。“生活和活着是两个概念，你要生活的话，就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在“非文明”的招数下，《盲山》的摄制情况果然比《盲井》顺利了许多，除了资金方面的波折。本来这部影片由一家影视公司投资，但这家公司最后因故放弃投资。李杨当然不会半途而废，最终还是动用了自己的钱，并说服母亲和弟弟，把他们的钱也拿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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