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长短经》16
正论第十六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宿。故作《正论》以质之。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也。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
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阴阳之弊也。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贼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
尝试论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鷇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权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穴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大叔致猛政之衰，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修画一之法。斯实驰张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中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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