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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英雄”吗?

2017-04-03 兵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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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7月25日,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被依法提起公诉。对薄熙来一案提起公诉再次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例外,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谁都不能心存“刑不上大夫”的侥幸。

   薄熙来拥有几乎令人嫉妒的、不可复制的一切:红色高干家庭的出身,完美的高等教育经历,俊朗的外形,幸福的家庭,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完整的工作履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优势。而他,却三千宠爱集于一身,独自拥有这一切的一切。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人家却要将人生的成功、辉煌打造到极致。更多机密消息请添加个人微信:xxn356

       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积重难返,收入分配不均,官员贪腐,环境污染,弱势群体的民生亟待保障,而传统体制常显疲惫,人心思变。这是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容易泥沙俱下,产生莽夫甚至独夫。


       薄熙来出事后,有人欢呼恶有恶报,也有人惋惜,觉得他毕竟是一个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人。

      他是为人民谋幸福吗?薄熙来搞“五个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平安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重庆的马路、街道变宽了,建筑物新而气派,居民住房条件有显著改善。重庆这几年大兴大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显然,以重庆的经济实力和财政规模,远远支撑不了薄熙来的雄心壮志。于是,建设“五个重庆”,就只能大举借债,竭泽而渔。这就相当于把几代重庆人的钱,放在薄熙来任上的几年中全部花光。这样爆发式发展带来的后果,将逐渐为现在、尤其是后来的重庆人所感受到,这也正如今日之大连的“还钱财政”。冷静的学者如童大焕先生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钱从哪里来?是转移支付?还是致命的透支?抑或是以打黑名义进行的黑打敛财?只要钱的来路查清,城建‘奇迹’的来龙去脉就全部清楚了。”

       为政一方不能只图外表的光鲜,更得考虑地方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抽干地方的血脉,为自己妆扮精气神,却留下一个大窟窿让后任弥补。新一届重庆市委表示:“低调实干、少说多干、敢于担当、持之以恒”,提示重庆的建设和改革不会因人兴废,需要的是不止一任政府的长期艰巨努力。

       他是代表工人、农民、市民,打击“新兴资产阶级”,为人民分好蛋糕、实现均富吗?但愿苍生俱饱暖,这是历代政治家的抱负。但我们吃过“大锅饭”导致全民皆贫的苦头,所以在改革初期鼓励非公经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又下决心推进国企改革,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张。随着国力的增强和社会新变化,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切合中国国情的负责任的态度。

       在生产力水平尚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即兑现共同富裕,鼓动民粹追究企业家的“原罪”,是杀鸡取卵,是蛊惑人心的政治投机。薄熙来、王立军的“打黑”在实际运作中变形为“黑打”,变成对私营企业的劫掠,影响所及,加剧了企业家向海外移民的趋势。


       一些私营企业的非法收入,需要依法治理,但不是搞得企业界人人自危、鸡飞蛋打。那不是分蛋糕,而是砸烂蛋糕店,是赤贫闹革命,是痞子运动。


       他抓治安、惩治犯罪,社会秩序大为好转,让人民群众增加了安全感?法家的严刑峻法,收效快,但人民付出的代价也大。还是问问那些因为发了几条微博就被劳教的公民吧,他们会告诉你街头的整齐划一并不能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更不要说依法监督政府的权利。王立军在重庆搞“大情报”,扬言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这不就是《1984》吗?更多国内看不到的机密请添加微信:(军政听闻)!重庆一位法务人员说:“百姓们只看到地痞流氓少了,没感到自己随时可能因一点小事会被抓去坐牢、劳教,甚至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等他自己感觉到这种危险降临时,已经晚了!”

      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在薄王治下,必须夹起尾巴做人,不能乱说乱动。王立军不是有个霸气侧漏的“双起”论吗?“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记者,公安机关起诉报社。”还说什么“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薄熙来治下,司法与律师为敌,他们办理的案件不容律师置喙,律师“眨眼”就等于唆使作伪证,更是路人皆知,不复赘述。一个政治家,与新闻界、知识界和法律界为敌,恐怕是与历史和文明背道而驰的。


       他是“红二代”,唱传讲读,特别是唱红歌,让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全城争发红段子、排场浩荡的红歌大会,这种形式主义到底能起多大正面作用,是否浪费公帑,就不用讨论了吧。实际上,运动式铺天盖地的“唱红”,唤起了过来人温馨也夹杂着恐怖的记忆。“红歌”中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牺牲,不也链接着“文革”时期“红卫兵”造反派的戴高帽、阴阳头、喷气式吗?


     《资本论》翻译者王亚南先生,1969年在上海病榻上,听着窗外造反派红歌的喧嚣说:“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我们比王亚南先生幸运,从济南中院、合肥中院、成都中院的三场审判,见证了一群冠冕堂皇的骗子们的下场。


      从薄熙来身上,不禁想起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第一次是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闹剧出现。什么是闹剧?就是以笑为手段,对丑进行的一种鞭挞。


       拿破仑一代英雄,而他的侄子却是个流氓气十足的政治暴发户,德薄者居高位,不仅会播恶于世,自身也易陷入危境。小波拿巴在发迹的过程中,时不时地搞一些“屌丝的逆袭”,或曰“政治奇袭”。他的施政无逻辑性、无连续性,完全是个人一时的兴之所至,官场同僚不知道他下一张牌会出什么。他自以为在创造历史,却又极度不自信,把一帮爪牙安插在政府各部门,构成一个严密的秘密情报网和监视网,让体制内的每个人都缺少安全感。薄王也在干部队伍内部,玩起窃听等非程序和非法手段。1927年上海地下党时期,周恩来同志组建中央特科时,郑重规定:禁止党内斗争中搞侦查。这是鉴于苏联“契卡”在列宁去世后深陷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可贵的清醒。如果听任薄王无视党纪国法,恣意妄为,就是自毁长城。

       小人物的偏执,只是一种个人精神症状;但掌握公权的人不可理喻,则会让公众和社会为他的疯狂付出沉重代价。


       比他更严重的贪官还有啊,为什么偏对他兴师问罪?对他的经济犯罪,济南法院自会依法斟酌量刑。他跟一般的贪官、鸡鸣狗盗之徒的不同之处在于,利用掌握的公权,特别是王立军的警力为看家护院,生杀予夺,予取予求。他以为人民做实事的面貌出现,一旦窃取了更大权力,将有可能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黑帮化,为所欲为,祸害更烈。


       由于薄在重庆一手遮天,公众对他的认知和他的实际为人和为政,信息不对称。今天一些底层人士在网上和私下场合,感念薄的放言和小恩小惠,不妨给予深切的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存在诸多烦恼和困窘,把对共产党人的一腔信任,对人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所托非人。薄看到了社会转型期存在的种种问题,但他开错了药方,更是把这些问题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阶梯。

     当年希特勒也是靠解决德国战后就业和经济不景气问题,靠选举上台,一度营造了似乎万民拥戴的精神氛围。但他欺骗了德国人民,辜负了人民的善良,给伟大的德意志文化带来毁灭性的摧残。


       薄的问题处理完,党和政府还要花更大的精力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民生问题。不能给底层民众以生活的安全感、社会的温暖感,难免还会有野心家借题发挥,兴风作浪。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薄熙来事件后的郑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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