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北京时值金秋，天高气爽蓝天白云，我受邀赴京参加了首届的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发表了题为〈《牛津英语词典》与文化传承：以几个中国词汇为例〉的专题演讲，从词典收录的“红军”“长征”到“延安”，“汉语拼音”“普通话”讲起。国内外辞书界、语言界的许多领头人物都现身语博会，一起前来共襄盛举，對話討論。

词典学（lexicography）是个专业的领域，理论与实践兼而有之。编词典是个极端孤寂、耗时甚久的工作。编者为了记录相关的语言以成“词”汇之“典”，常须大量搜集语言材料做成索引档案，抽丝剥茧分门别类，萃取出其中关键的字词，按一定的方式加以编排，逐条释义，并提供相关的信息，如字形、发音、词性、例证、用法等等。

在近现代，远者有德国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所编的《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这两位以格林童话闻名于世的兄弟也是世界顶尖的语言学家，他们从19世纪上半叶起就开始擘划一部规模宏大的词典，打算收录上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下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时间跨度300年的所有德语词汇。他们孤寂努力了30年，过世时只编了三分之一，死后有其他学者陆续接手，整部词典时至20世纪中叶才得以出齐，全书32卷的规模，前后共花了123年的时间。

接着，有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受到德国格林兄弟的启发，英国的“语文学会”（Philological Society）在格林兄弟20年后决议编纂一套大型的英语词典，来记录自古至今所有的英语词汇。首任的主编为自学成功的语文学家詹姆斯‧穆雷（James Murray），他埋首于自家的工作室“书斋”（Scriptorium）36年，消化、处理重达数英吨重的数据，直到过世为止。经过了前后共计71年的冗长岁月，主编中途数度易手，10巨册的词典终于在20世纪初出齐。第二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于1989年出版，共有20巨册，第三版预计于2037年编成，目前工作还在积极地进行中。

2011年，美国出版了《芝加哥亚述语词典》（Chicago Assyrian Dictionary）。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仿效《牛津英语词典》，于20世纪初开始编纂古代两河流域的阿卡德语（Akkadian language）词典，前后历时长达90年，编辑工作由跨国团队薪火相传，接力合作而终底于成。这套中亚古文明的词典巨著共21册，总页数达一万页，如同一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百科全书。

在咱们中国，不管是“小字典，大文化”的《新华字典》，或是为普通话的规范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现代汉语词典》，或是在语文、百科企图完整纪录汉语的《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抑或是汉英方面迄今规模最宏大、陆谷孙生前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所有参与其中的专家学者都孜孜矻矻伏首案前，为这维系中华民族命脉的文化事业做出传世的贡献。

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这样类似的身影多所有之。他们出于对语言的热爱，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不计任何成本，一头便栽进浩瀚的词海，纵入繁琐孤寂的词典编纂。他们或是传教士，或是学校教师，或是语言学家，或是文史工作者，或只是单纯的热心人士，忍受了孤寂，不为任何名利，灯下案前孜孜不倦，只为了成就一个梦想，完成一个使命。

文人的孤寂身影，时间的漫漫长河，益发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