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强国“清华经管说”| 朱岩：疫情下数字经济与传统制造业转型新机遇
疫情下数字经济与传统制造业转型新机遇
三，培育数字化产业生态。只有打破传统的商业模式，才有可能培育新的数字化生态。传统的制造业在过去的 20 年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企业原来所采用的经营方式以及商业模式可能在数字转型时期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这个时候就需要建立全新的数字化产业生态。
从以上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到，国家在推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入力度相当巨大，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环境，具备了转型的政策条件和软件、硬件兼备的准备基础。基于国家提供的良好的转型政策条件，企业要想做到能转、敢转、会转，就要做好数字化转型的五个关键问题：
第一，价值赋能。数字化转型的根本驱动力是释放数字消费，价值赋能是数字化转型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现在市场上发生的消费更加注重数字空间或物理数字空间，在这种空间里产生的消费就叫做数字消费。无论你是一家水杯制造企业还是工程机械的制造企业，都要考虑通过在产品上添加传感器，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为之注入数字内涵并释放数字消费。所以，单一的工业品生产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让工业品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现在的市场会为数字消费买单，那我们就应该为市场提供相应的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很多传统企业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比较习惯于跟着资本市场跑，这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要让制造企业的财富创造能力变强。
第二，理论赋能。数字化转型必须要理顺数字化生产关系。早在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我们现阶段的生产力是“大智移云区”为代表的的先进生产力，但是我们现有的生产关系却是和工业化的大规模协同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落实在企业实践上就体现在我们的管理模式、商业模式与先进生产力的不匹配性。所以，我们需要做适度的理论学习，这将有助于我们理顺数字化生产关系，创造数字时代的企业价值，实现从产品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制造型企业的转变。
第三，技术赋能。对企业而言，我们希望由国家提供更加成熟的技术环境，利用先进生产力为企业创造价值。目前，我国正在尽力将成熟的技术方案落实成和日常所需的水、电资源一样的基础设施，这就是国家强调的新基建，我们也把它称作数字基础设施。有了新基建，数字化的 5G、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就能开启企业的数字化“电机”，为企业创造价值。
第四，生态赋能。传统的信息化实施方法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来说是不适用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我们建立一个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转型的新生态。受到疫情冲击后的世界经济正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产业链重构阶段，对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尤其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新的产业生态应该是一个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现状的更加健康的产业生态。
第五，人才赋能。数字化转型需要数字产业模式研发方面的人才，尤其是懂经济、懂产业金融的相关人才，然而目前各个行业都大量缺乏这类人才。因此，人才赋能显得尤为重要。
构建数字化生产关系，改变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和商业模式时要遵循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数据透明。虽然我们拥有海量的数据，但是我们难于建立产业生态内的信息透明，这种信息的不透明使得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权力寻租或当权者不作为现象，极大影响社会公平性，而公平性的缺失就是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根源所在。所以，数据透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我们需要打通各个数据的孤岛，实现数据透明，为社会带来不一样的消费模式和生产组织模式。这次疫情也让我们看到了通过国家数据基础工程实现数据透明对疫情防控和整个社会的价值。比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区互认健康码的决定在近几天才刚刚落实，然而从技术上来讲，这种数据的打通并不是难事，只是因为健康码数据的不透明对居民造成了一段时间的困扰。在企业和产业生态当中，数据不透明带来的公平性缺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想要实现产业生态内部的数据透明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这需要各位企业家朋友们能够先从自己的企业入手，实现企业内部的数据透明，这也是企业具备迈向数字化生产关系的最基础条件。
第二，全员可信。建立全员可信的信用体系是构建数字中国和数字化生产关系的基础工程。现在国家正在向这一方向努力，而我们每一个企业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全员可信的信用体系建立当中。没有这样一个可信的信用体系，企业目前面临的大量困境就没有实际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民营企业的主体信用与国有企业相较来说较低，银行的依靠主体信用放贷的模式很难为中小企业纾解困境，而另一种订单贷款模式，也可叫做基于交易信用的贷款也并不奏效，因为整体信用体系的缺失而导致交易信用在短期之内无法替代主体信用。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用三角债。当年，朱镕基总理解决了资金三角债问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急需解决信用三角债的阶段。目前来看，基于区块链技术来构建全员可信的信用体系逐渐在技术上具备可行性。2019 年 10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学习时提出的区块链要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一高瞻远瞩的论断为信用社会的建立、为解决上面所说的信用三角债问题提供了基础。我们希望数字化生产关系经过这一轮变革，能够为中小企业排忧解难，能够通过交易信用为中小企业带来更多活水，让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得到国家各个层面上的更多支持。
第三，身份对等。能够做到数据透明、全员可信，意味着我们已经具备了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的基础。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是我们党努力的方向，也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在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文明社会阶段，更应该促进身份的对等性。当一个企业能够将客户与自身对等，把他们看作是自己员工，它的经营模式就会大不一样。每一个客户都是一个拥有智慧的人，如果我们能把客户的智慧变成企业的价值，那就会释放更大的人口红利。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红利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如果用新生产关系让每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里释放更多智慧来创造价值，就是对社会具有巨大贡献的智慧人口红利。我们希望企业能够抛弃原有的层级化、职能化组织模式，不要把一个员工看作是在某一岗位上的特定工作人员，而是应该用一种更加对等的生产关系来释放每一个个体的创造力，挖掘他们的潜能，使之发挥更多智慧。
当具备以上三个基本特征之后，我们就能够确定理顺企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关系转变的方向，明确要打造的企业内部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文化重构的模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将会帮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抢占行业内的至高位置。
当一个企业占据了行业至高位置，下一步要思考的就是产业重构在产业链上的具体定位。前段时间，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同志对全球产业链布局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在文章中表达了他对数字化生产关系变革在全球产业重构过程当中发挥具体作用的六个观点。
首先，传统水平分工的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弱，一旦出现疫情等大范围的全球事件，就很容易受到强烈冲击甚至土崩瓦解。我们现在的全球产业链状况并不乐观，仍然要警惕“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的发生。美国五月份的原油期货价格已经跌到了-37 美元，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虽然以目前的全球状况来看，以这样的价格进行交易的原油期货量并不大，但是它折射出了全球产业链水平分工模式被打破后出现的局部性不合理甚至极端性问题。现在，美国的牛奶企业又和 1929 年时一样把牛奶倒到河里，这类情况的出现都是由水平分工的产业链体系抗风险能力弱所导致的。所以，疫情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就是，将来的全球产业链应该是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相结合的模式，这是更有利于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方向。
那么，中国该如何创建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的制造业新生态。垂直整合就是把原本按照水平分工而遍布全球的产业集中在半径约两百公里的范围之内，这样就能避免分布过广所带来的风险。垂直整合既能够让全球具有制造优势的企业发挥他们的作用，又体现抗风险能力。比如，我们在北京方圆两百公里范围之内整合疫苗研制的整个产业链，这一范围内不只有中国企业，也可以有来自美国、波兰或者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一定要注意，垂直整合的核心是降低产业链的风险，即使发生全球性事件，我们的产业链依然能够保持完整。美国现在实行的政策实际上也是一种产业的垂直整合，他们也意识到当前产业链的破坏对全球制造业来说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他们也把大量的美国企业拉回本土实现垂直整合，然而他们只接纳美国自己的企业这种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做法是相对闭塞的。我们中国要做这样产业垂直整合是以更开放的姿态欢迎全球企业来到中国，这业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产业链集群的形成也是价值链重塑的过程，它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产业链集群不是简单的将企业集中在一起，而是通过垂直整合去创造新的价值。一个产业链集群中需要整合进大量的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和新型服务企业，这些在传统制造业时代并没有被纳入到产业生态当中的企业需要被我们更多的考量，因为他们可以为你的产品做数字化赋能。比如，我们想要让服装具备数字化就需要研发传感器，需要软件研发企业为之做一套服装操作系统，还可以基于服装提供的大量数据与医疗行业融合，医疗行业拥有人体相关数据的基础后就能做出更多的新服务，同样金融行业也会融合进来，为客户提供更准确的健康保险。这就叫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它不是传统生产企业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价值链的创造，也是我们所说的数字化转型。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产业链集群的选址是由市场决定的，一个地域的营商环境决定它是否能够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新价值创造空间，这也为我们各个城市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本思路。从中央的政策来看，我国正在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创造适合产业链集群发展的营商环境，所以从整个个中国到具体的每一个地域都需要进一步落实政策，努力打造更适合地域发展的产业链集群。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产品类别都可以搞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模式主要针对高端制造业或者能够做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
从黄奇帆同志的六个观点中我们能够看到制造业下一步发展的总体方向。完成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产业链集群的调整之后，我们就能够打造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比如，国家目前正在推进的新基建所支撑的就是数字经济的循环，我们现在所做的数字化转型就是为了抓住数字经济循环重构的新机会，让中国在未来的若干年里能够领先世界。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打造让我们很有信心，除了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 5G 外，我们的软基础设施——DCEP 在苏州相城区也已经开始试用。DCEP 对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将会有着若干年之后才会意识到的巨大价值，对个人来说，它的推广也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所以，我们说数字人民币作为货币这种基础的生产关系，它对于整个数字时代的改变刚刚开始，然而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实现领先。类似的基础设施创建为我们落实产业链集群，打造新的产业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生态也可称作是以产业互联网为主的生态结构。我们的便利生活得益于消费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的核心是流量。疫情发生之后，当所有的销售渠道被阻断，只有网上的流量是不能被阻断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网红带货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消费互联网时代无法解决网络上两个商业主体之间的可信性问题，导致网上的商业经营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产业互联网是以可信为核心。很多传统制造企业在探讨数字化转型问题时误以为网红带货形式是数字经济，是在做产业互联网，这是不对的。产业互联网是要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产品到服务进行大量创新，以新生态的打造改变盈利模式，改变每一个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易方式。
产业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可以被总结为二维市场下的企业模型。所谓的二维市场，就是除了实体市场以外，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虚拟市场。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实体市场是我们重视的核心所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虚拟市场正在兴起。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物理数字系统，对生产企业而言，具体到模型构建上就需要考量怎样占据一个虚拟市场，也可把它称作为社区。我们仍然可以在实体市场上继续以原来的方式销售商品，但是这时候的商品已经具备了数字内涵，在虚拟市场里，我们把它称作数字孪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与实体企业一致的孪生企业，这个孪生企业能够通过数字空间进行经营。构建虚拟市场的主要或根本原因在于人群的变化。我们现在的整个人群在向网状结构发展，网络之上的每个人都是对等的，这种对等关系直接挑战了市场的基础行为。
对于建立虚拟市场，在传播层面上，我们要压低数字孪生的成本。在面对以前的树状人群时，我们更多的市场营销手段是采用公用媒体，比如：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新浪百度等门户网站，而网状结构人群并不能完全接受这种手段。网状人群的最佳代表就是 Facebook 和微信。Facebook 的全球用户数量是 15 亿人左右，微信也拥有超过 10 亿的用户数量，如此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大家在使用微信时能够体会到，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人类社会在向着这一方向发展，我们的企业也必须要适应这种社会发展方式，做到人和人之间对等，企业和企业之间也对等。网状人群的出现也为传播方式带来两种效应。第一种叫做挤出效应，它将传统媒体挤了出去，因为大家更相信网状人群彼此之间传递的信息，来自其他渠道的声音很难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挤出了传统媒体也意味着企业的市场营销方式发生了改变。第二种叫六度效应。六度指的是 Six Degrees（六度空间），是六、七十年代哈佛大学数学系的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教授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意思是人和人之间最多通过六层关系就能建立起联系。这在网状人群里非常容易实现，而且一旦实现六度传播，就意味着仅仅依靠网状人群自身的传播力量，就可以实现整个市场的营销，也意味着媒体传播和市场营销的彻底革命。这就是当人群类型发生变化后必须建立虚拟市场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能更好地利用六度效应，利用这种虚拟空间来做传播的话，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才能真正降下来。数字化转型不是“烧钱”，“烧钱”的是老经济，赚钱的才叫新经济。在创新层面上，我们要创造数字孪生的价值。企业一旦具备了二维结构，价值空间的创造就来自于新的数字消费。我们把人群聚集在你的虚拟市场里，这些人产生的数字消费就有可能为制造型企业创造巨大的价值增长点。今年第一季度的中国汽车销量惨不忍睹。汽车产业本就已经进入到了寒冬，疫情对他们的打击可能会导致一些优秀的汽车企业倒闭。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以前，汽车行业只注重实体，而现在汽车行业转型需要注重虚拟市场。比如，奥迪在中国拥有五百万车主，可是这五百万车主除了最初买车之外没有给奥迪汽车带来后续服务等更多的收益。所以，将来的汽车企业一定不能只看横轴的卖车数量，而是要思考在纵轴上构建汽车使用者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获取更大的价值。数字化转型企业做的最好的就是苹果公司，我们希望在每一个行业里都会有大量的“乔布斯”存在，改变传统制造业的盈利模式，改变传统制造业的价值创造方式。
彼得德鲁克说过，一家企业最核心的两个职能，一个是创新，一个是营销。疫情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但是也确实加速了人类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的速度。这是中国企业、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对这样的机遇，我们一定会经历阵痛，要淘汰落后的产能，淘汰那些不能适应数字化转型需要的企业，淘汰不能建立新生产关系，利用新生产力的企业。同时，在中国从上而下的数字化转型政策的指引之下，我们要改变思维模式，掌握更多的数字化技术，为未来社会创造巨大的价值空间。期待我们的各位校友，各位企业家能够一如既往地和清华大学保持紧密联系，共同做好数字化转型，用数字创新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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