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声音|马蔚华:从新冠疫情看世界可持续发展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大金融评论杂志 Author 马蔚华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人类的历史中,由病毒或细菌引起的传染性瘟疫并不鲜见,其中不少还极大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预期,在未来类似的危机难免会再发生。
第二个转折点是发现美洲。欧洲人殖民美洲时,把天花带给了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当地人对来自欧亚大陆的瘟疫毫无抵抗力,而殖民者回到欧洲后,又把梅毒等疾病带到了欧洲。因此,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把瘟疫流行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
第三个转折点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在带来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变化,世界级的大范围瘟疫开始频繁爆发,包括 1947 年的埃及霍乱、1957 年的亚洲流感、1968 年的香港流感等。进入 21 世纪以后,瘟疫出现了更广泛的全球化流行的趋势,尤其是 2003 年爆发的 SARS 和 2009 年爆发的 H1N1。
现今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未来发展还难以确定,但是它确实是“二战”后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方面,瘟疫会影响并改变历史;另一方面,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瘟疫越来越广泛地流行、频繁地发生。
为什么瘟疫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工业革命后,瘟疫在全球爆发得越来越频繁。世界卫生组织记录,过去 80 年中 20 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60% 发生在本世纪,而其中 8 次发生在最近十年,包括 2012 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 年的埃博拉、2016 年的 H7N7、2017 年的疟疾、2019 年的非洲猪瘟和眼前的新冠疫情。
WHO 的报告和一些学术研究揭示了与近十年疫情频发的一个重要关联——气候变暖。1906 年到 2005 年这 100 年的时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了 0.74 摄氏度。根据美国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数据,2019 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 80 年前的 1939 年上升了 1 摄氏度。数据显示,最近这一百年是过去一千年中最暖的,而最近的十年是过去一百年中最热的。今年 2 月 7 日,联合国发布消息,2 月 6 日中午在南极北部的观测站测量南极的气温为 18.3 度,这是南极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
根据目前的研究,气候变暖与瘟疫爆发之间至少有以下四项关联,类似情况不仅损害了生物多样性,也增加了人类成为病毒宿主的可能性。第一,全球气候变暖扩大了动物迁徙的范围和频率。以去年澳洲山火为例,大量的动物被烧死,劫后余生的动物大范围迁徙。有媒体报道,存活下来的蝙蝠成群结队地飞到城镇里,扩大了动物传播病毒的可能性;第二,全球变暖给某些喜暖的病菌、病毒提供了更加适宜它们生长的环境;第三,某些病毒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可能对人类的致病性更高,如霍乱弧菌;第四,全球变暖也使南极、北极的冻土逐渐复苏,其中封存了两万年或更久的病毒、病菌会重见天日。
气候变暖的背后——地球病了
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剧增。温室气体本存在于自然界中,可以阻挡太阳光反射回太空,使地球的温度更适合生物的居住。但是,在经历了 150 多年工业化大潮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增长到一个 300 万年前所未有的水平。人类的城市化、土地过度开发利用、无节制使用化石能源、传统工业生产等破坏自然、砍伐树木的行为等,都使得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剧增。
环顾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危机不仅是瘟疫。从燃烧了 221 天的澳洲大火,到肆虐亚非的蝗虫、非洲猪瘟等,都与气候变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此外,除了气候变暖,水资源短缺、公共卫生不良、食物不足等,都是人类不能逃避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9 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有 22 亿人没有安全用水,有超过 17 亿人生活在用水量超过回补量的河水流域,每年有 30 万 5 岁以下的儿童因为饮用了污染的水而得上了霍乱、痢疾、甲肝等疾病而去世。地球难以承受这巨大负担,她“生病了”。
导致地球生病的根源,是我们粗放的发展模式。它不仅带来了这些危机,还导致了贫困陷阱和教育缺失等问题,使其难以被解决。根据联合国披露的数据,在全球的 104 个发展中国家,有 12 亿人口日均收入不足 1.25 美元。而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在两个地区:南亚和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这些地方的赤贫人口占全球的 70%。自然环境恶劣和灾害频发,导致贫困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贫困导致他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加剧了周边环境的脆弱性,形成了恶性循环。
人类粗放的发展模式如同竭泽而渔,不仅使气候变暖、瘟疫频发,而且使更多人生活在苦难中。这一次全球性的疫情发生可以给人类很多启发。人类受到的挑战,每一个人将感同身受。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去悼念那些牺牲的白衣天使和无辜染病的逝者,我们也应该多一份理性的思考。我们要找到这个疾病频发的深层原因,我们要寻找治疗这个地球的药方。
为救治地球人类所做的努力
早在 16 世纪,有投资人出于道德宗教的考虑拒绝从事涉及战争、人权侵犯、酗酒等投资活动,出现了道德投资。但是在这之后几百年,这些筛选原则仅限于教徒和宗教组织反对的有限的行业,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
上世纪 60 年代,随着人权运动、南非的种族隔离、越战等事件爆发,在金融界出现了“责任投资”“底线投资”“使命投资”的概念。投资人想通过排除掠夺式发展的公司的投资行为,来表达价值诉求。上世纪 9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传入中国,招商银行联合了一些国内的企业,包括 TCL,还有一些跨国公司,包括思科、IBM,组成中国社会责任同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
联合国在 2004 年提出了责任投资的升级——ESG 投资,ESG 理念涉及社会、环境、治理三方面。ESG 投资比较关注在旧的发展模式中选择比较好的公司,但若公司发展过程中真出了问题,投资人一般是事后治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 GSIA 的统计,ESG 投资在 2018 年突破了 17 万亿美元,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体量。但放眼全球,气候变暖还仍在继续,甚至在加快,而贫富差距也日趋严重。所以,我们关心的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为了解决责任投资、ESG 投资等被动避免公司的不良表现的问题,在 2007 年,国际上提出了“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他们希望通过投资主动促进公司改变,带来正面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影响力投资领域的重要机构 GIIN,将影响力投资定义为“旨在产生积极且可度量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力,并同时带来财务回报的投资”。影响力投资问世以后,得到了市场和社会的认同,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GIIN 在 2019 年初的报告中估算影响力投资市场规模约 5020 亿美元。
其实,影响力投资是与“可持续发展”最为契合的投资理念。责任投资、ESG 投资等理念,更关注在旧有发展模式中,选择表现较好的公司;而影响力投资强调,重视经济收益和社会及环境效益的一体性,在一系列发展理念、模式、战略和实践中,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而且持续如此。而可持续发展,则是强调在每一个发展决策中,超越以往只考虑经济增长的单维模式,综合考虑每项活动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这种新的视角,要求我们不是等到出了问题再来解决,比如,出现了污染再来整治,出现了贫富差距再来扶贫,等到疫情已经发生了再来捐款,而是在一开始便进行综合的考量,避免问题的出现。因此,影响力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理念,应该是我们改变传统的模式,治理地球病最好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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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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