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声音｜魏杰：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恢复到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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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你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经济走势？为何你认为疫情并未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
魏杰：这次疫情表明，非经济因素引发的经济破坏远远高于经济因素。这次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远超过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现在来看，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转正要画个问号，因为目前复工复产的情况还可以，但还谈不上复业，像旅游、酒店、餐饮等服务业基本上都还没起色。而服务业去年贡献了 50% 的 GDP。
但是第三季度经济增速转正应该没问题，我估计第三、第四季度增长率是 4%-5% 左右，今年全年增长 2% 左右。
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基本面所造成的创伤不大。明年我国经济将逐渐恢复正常，恢复至 5%-6% 左右的增速。这是非经济因素引起的经济衰退，并非我国经济本身存在问题。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还在，中国人追求财富的积极性仍然很高。第二，市场主体还在。这一次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中小企业，大企业没受多少影响。通过减免税费等纾困政策，中小企业大部分都生存下来了。
第三，产业链、供应链仍然是完整的。第四，市场需求还在，且有上升趋势。只要限制政策放开，需求就会起来。
第五，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还在，尤其是最近提出的都市圈建设。第六，中国的改革红利还在。只要减少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经济还会增长。
搜狐财经：中国经济将如何逐步走出疫情影响？
魏杰：面对疫情冲击，我提出我国应对疫情衰退的三阶段论，即修复经济、刺激经济和深化改革。
在刺激经济阶段，分别考察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项，我们发现出口刺激不行，而消费是刺激不起来的，最后还得靠投资。投资分两部分，一是公共产品，即政府投资；二是经营性投资，即企业投资。
政府投资的四大项，一是传统基础设施；二是新基建，包括信息类基础设施、融合类基础设施和科创类基础设施；三是都市圈建设；四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最起码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应该加快四大都市圈建设，一是长三角都市圈，二是大湾区都市圈，三是京津冀都市圈，四是成渝都市圈。这四大都市圈建设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经营性投资方面，四大产业应该是我们要强调的，一是战略型新兴产业，即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5G、人工智能等。5G 不是通信技术，是人类下一次科技革命的立足点，这方面要加速启动。
搜狐财经：既然现在看来二季度经济增速不太可能转正，你的三阶段论时间节点上可能会发生变化吗？
魏杰：整体向后推迟。
我最近在长三角调研，发现长三角已经完成了修复经济阶段，有些地方已经进入刺激经济阶段了。
全国各地情况不统一，有的地方可能快一点，有的地方可能慢一点，但总体而言，全国需到第四季度才能进入刺激经济阶段，到明年才能显现出作用来。
魏杰：这次疫情应对带来两个后遗症。一是宏观负债率上升，二是流动性太多，通胀压力较大。
这次疫情下，国家的财政压力最大，一方面是因为疫情期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非正常支付（即抗疫支出）的增加。
因此，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增加了负债，导致宏观负债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会有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所以我一再告诉好多人，不要乱借钱，最终还得还钱。我估计从2022年开始，我们可能又得去杠杆。
第二个后遗症是流动性太多，通胀压力较大。有人强调中国实行负利率，我一直反对。
有两个数据很吓人：3-5 月连续三月 M2 增速在两位数以上，也就是财政没有增长，货币增长了。我认为，差不多明年就开始反映出通胀压力。
中国在未来几年内还得消除抗疫的后遗症，这是大事，不要因为过去就过去了。
未来财政赤字率一定会降下来的。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财政赤字率原则上不能超过 3%。今年财政赤字率提高至 3.6% 是因为疫情影响。
到 2021 年或 2022 年后，要逐渐解决抗疫过程中出现的后遗症，比如将宏观赤字率降到 3% 以下。宏观赤字率不降不行，要恢复正常。
搜狐财经：深化改革阶段还是明年年底开始启动吗？哪些领域的改革是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魏杰：现在就要启动深化改革阶段，三个阶段都可以同步推进，但可能大规模的深化改革行动还是得在经济刺激起来后才能实施。这不影响我们现在就开始坚持深化改革的方向。
比如在疫情期间，虽然我们提高了政府的干预度，但一旦疫情稳定之后，就必须要启动减少政府管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都要逐步恢复正常。
我提出三阶段论，意思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工作中心，因此我估计深化改革阶段的全面启动可能要等到明年。
至于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第一是市场经济，第二是混合经济，第三是法治经济。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单一的国有制没有前途，单一的私有制也没有前途，所以只有混合经济是最佳的经济模式。另外，地方政府不能随便干预经济，需要通过法治经济限制地方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魏杰：消费需求暂时是起不来的，其恢复需要一个过程。
我一再强调，刺激消费不行，需要依靠投资。投资不受目前需求的影响，投资起来后，有效需求就起来了，消费需求自然也就起来了。投资起不来，消费就起不来。我不太赞成有人总建议发消费券，这是不起作用的。
魏杰：对于完全停工停产的企业，根据其去年纳税情况进行补贴；个人补贴即领取失业救济金。
另外，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第一季度新就业岗位减少了93万人，但由于农民工很少缴纳失业保险，加上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手续太复杂，导致领取的人数不多。
我建议，按照去年底就业的单位，给农民工发放补贴。给城里人补贴没多大意义。我觉得北京不应该发那么多消费券。
魏杰：搞地摊经济的言下之意是降低商业成本。
疫情期间，我们有许多闲置的商业设施，那国家完全可以拿钱补贴商业流通领域，降低楼宇房租成本。过去我们缺少商业设施，没有办法，只能弄个车拉货卖，摆地摊。而且摆地摊也有问题：假货，逃税，垃圾满天等。
举例而言，北京的商业设施成本太高，比如地铁口的商铺租金很高，店主承担不起高租金，只能撤走。但如果给他补贴不就行了？这种形式虽然不叫地摊经济，但本质其实是一样的。要是大家都拉着车满街摆地摊，这解决不了问题。
一线城市实际上不适合摆地摊。不同城市的不同情况要分开讨论。相比起“地摊经济”的提法，我认为“疫情期间应该减少政府管制“的提法更好。
减少政府管制，意思是只要由市场存在就行了，政府别去管市场。一个人下班了，他愿意去摆街边小吃摊位，让他去搞就行了，也不要弄牌照限制，只要把环境弄好就行了。消费者自然会形成监管。
魏杰：也是。目前好多商场都空了，政府要减少管制少收费，业主愿意租，有人摆一摆就摆了，不交税也无所谓，政府应该给困难群体留一点机会。
我今年疫情期间住在海南。由于大陆的疫情影响，海南的西瓜滞销，烂在地里。瓜农可以向政府申报补贴，至少成本可以收回来，成本是由政府支付的。所以政府的压力很大，但政府没办法都能保证大家的生存。
魏杰：在这次疫情中，受损最严重的群体是非城市化的农民工，他们没办法在城里领取失业救济金，大部分农民工都返乡了。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韧性强的原因，因为农民工家里还有土地和房子，他们回去后的基本生活不成问题。
过去我们认为农民工应该把土地都上交，都到城里来，现在发现这个观念错了。我们发现，农地是保证农民生存的地方，农民可以把农地租给别人种，但还得留有土地，万一在城里混不下去，还有退路。这是中国经济韧性强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既有观念认为，储蓄不是好事，应该促进居民大消费才行。但疫情暴发之后，我们发现个人储蓄很重要，个人在投资之外必须要有储蓄余存。中国的高储蓄率也是中国经济韧性强的原因之一。
再一个，疫情使得人们认识到影响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是房子。房子不是投资品，首先是消费品。最近人们报复性买房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另外，人们开始注重买高品质房子，因为大家基本都知道，一是由于M2增速大幅增长，人民币有通胀压力，钱将变得不值钱；二是因为住房过多，房子将不再值钱。
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如何保值尤其令有钱人纠结，最终他们的首要选择是找稀缺性房地产。人们买房不是为了买房子本身，而是想购买房子的稀缺性和增值机会。未来4大城市圈——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都市圈的房产便属于稀缺资源。
这也是导致房地产行业逐渐分化的原因。最近一批房地产企业都要倒闭了，就是因为他们出现了战略性失误，这些房企的商品房都不属于稀缺房源，加上拿地面积又多，导致资金链断裂。
搜狐财经：除了你提到的四个都市圈外，你怎么看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前景？
魏杰：海南自贸港能否顺利启动，关键在于海南能否吸引人口流入，实现海南总人口增长到两千万人。海南岛面积和台湾差不多，但人口太少了，缺少人才。如果两千万人在海南富起来了，这才能体现出中国国力的增强。
相比起之前的开发政策，这一次自贸港建设更加靠谱。
海南上几轮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房地产业，但房地产开发留不住人才。这次海南建设自贸港优惠政策的核心，是对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也即，对注册在海南自贸港并实质运行的鼓励类的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
想在海南弄个空壳是不可能免税的，只有在海南运营、盈利的企业才可以获得免税资格。人才的引进对海南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原来海南 GDP 排在全国倒数，建设自由贸易港，让海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这是此次海南自贸港政策出台的最大意义。
魏杰：GDP 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无法取消。
宏观经济指标有三，一是价格，一是就业，一是增长。按宏观经济学角度来讲，GDP 考核目标是要存在的。宏观经济的三大指标要做到协调才行。决定这三个指标的背后因素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而三大指标的背后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政策等一套宏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
GDP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不能因为遇到问题就不承认规律，这是不对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从来不谈 GDP 指标，一直到 2000 年后，我们才陆续对此有要求。每年政府报告中，上述三个指标是必须得有的。
魏杰：民生部分内容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不属于经济范畴，和 GDP 目标不相冲突。对地方政府而言，保民生的压力不是太大，因为民生指标是软指标，甚至没有指标，但 GDP 考核是硬性的，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很大。
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 GDP 考核目标。年初不设定 GDP 目标，当年 GDP 数据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最后作为年终分析的GDP指标还会存在。
不设既定的 GDP 目标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常态，而作为分析结果的 GDP 指标是肯定存在的。宏观经济的分析是有一套规范的方法，全世界都一样，GDP 是评价经济增长最合理的指标。
总之，不将 GDP 作为发展目标，和将 GDP 作为分析工具是两回事。GDP 作为宏观经济评价指标会存在，但不一定作为追求目标。
魏杰：这就要求我们将民生目标的具体化、硬化。民生目标具体化之后，也能释放出巨大的激励作用，因为民生投资目标最后还得落在 GDP 上，如果没有创造 GDP，那还怎么投资？所以地方政府还是有压力。
但取消 GDP 考核目标后，相当于告诫地方政府不要盲目追求 GDP 指标。因为 GDP 指标也是有缺陷的，盲目追求 GDP 指标造成了重复投资、环境污染等问题。GDP 目标本身没问题，出问题的是把它作为唯一考核指标。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了绿色 GDP、有效 GDP 的概念。
魏杰：我估计这次世界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高新产业上，高新产业的变化会促使世界产业链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总体而言，世界产业链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世界产业链背后的原则是利益原则，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产业链的组成实际上一是制造，一是市场，只要这两条没有受到冲击，就不会有大的改变。维系当前世界产业链的核心在于，要给世界提供利益。中国维护产业链的主要办法是把握好中国制造和广阔市场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开放国内市场。
我估计，目前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可能不会下降，反而会加强。因为我国市场广阔，但还无法生产好多产品，这些外国商品不卖到中国，那还卖给谁？
在半导体、5G 等领域，中国会举全国力量搞研发，逐渐削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产业链的成长。
中国要坚持全球化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只要中国能为世界提供利益，世界就无法和中国脱钩。
魏杰：财政赤字货币化没有多大意义。货币和财政不能穿两裆裤子，这是关键的原则。
财政就是财政，货币就是财政。虽然国家既是财政的主导方，也是货币的发行方，但在现代货币条件下，货币是国家信用的标志，这条界线不能乱。要搞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话，人民永远不会信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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