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峰、秦佩、张新科 | 2020年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
《艺术百家》
2021年第3期 总第180期
作者简介
李心峰（1958—），本名李新风，男，汉，安徽灵璧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第七届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先后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等。
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艺术思想史，日本美学艺术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秦 佩（1983—），女，汉，河北邯郸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诗学，中国戏曲史等。
张新科（1988—），男，汉，河北清河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身体艺术学等。
关键词 艺术学理论；基础理论；艺术学升门十年；回顾与展望；艺术史跨视域融通；抗疫文艺评论；艺术交叉应用学科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爆发了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一度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严峻挑战。在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与新冠疫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冲出重围，取得抗疫斗争战略性伟大成果，凸显了党的领导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磅礴伟力，彰显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文化艺术界与全国人民一道，以文化艺术自身的特殊方式加入全民族的抗疫斗争。艺术学界全体同仁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方面积极参与伟大的全民抗疫斗争，同时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网络技术条件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学术研究活动，有力推动了该学科的正常运行与向前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一）“十年之路不寻常”：回顾与展望
2020年是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第十年，也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的第十年。十年来，艺术学界对学科的发展进行了辛苦探索，艺术学理论学科也从初创逐渐走向成熟，在学科体系、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期刊平台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值得我们认真回顾与总结。展望未来，尤其是下一个十年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发展，现存的一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更是值得深思。为此，学界纷纷就“十年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回顾与展望”进行了深入探讨。
2020年6月2日，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以“艺术学升门十年：未来的展望”为主题主办网络学术论坛，邀请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全体成员就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问题进行研讨，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论坛主持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教授认为，艺术学升门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全国艺术学界同仁持续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艺术学理论学科内涵的深化，外延的拓展，学科点的布局，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科研的创新，以及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互动，都取得了积极成果，为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要守正创新，既要按照学科特点和规律继承传统、厚植根基，也要适应当下时代文化艺术的不断变化探索创新。
作为十年前艺术学升门及艺术学一级学科诞生的有力推动者、参与者、见证者，仲呈祥教授高度评价了艺术学升门的历史意义，指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得以设立，艺术学从一级学科发展为门类，是我们党领导下的高校几代专家学者长期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这一结果来之不易，可以说是中国高校学科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文化自信、艺术自信，到真正认识到艺术学在整个民族的学科建设、学术建设、思想建设、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未来发展，仲呈祥主张艺术学应肩负起自己的神圣使命：一是希望我们面向未来，真正从哲学思维层面上摆脱长期羁绊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尤其是要用一种“执其两端，纵观全局，关注中间，兼容整合”的辩证和谐思维来进行艺术理论的学科建设。二是我们的紧要任务是要夯实艺术学理论这个学科的体系建构。我们千万要立足自身，把自身基础打牢之后，再去考虑我们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总之，我们要增强艺术学自身的能量，使之在造就一种具有高远境界、真正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以及筑就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才之路”上，发挥出更大作用。
王一川教授作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之一，从“学位授权点数量稳步增加”“确立学科性质、方向和系列”“制订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核心课程体系”“着力推进学术研究”“对全国文艺评论、文化传承创新、艺术管理、文化创意产业等起到了促进作用”等几个方面总结了艺术学理论学科自2011年以来所做的一些工作和取得的成就。虽然“十年辛苦不寻常”，但在学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正视，王一川详细分析了学科发展中需要正视的一些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首先，学科的主体性不足，学科成员应有的学科共识度及认同度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欠缺，学科认知的自觉性不强。目前尤其要紧的是增强学科主体性。要自觉地行动起来为学科承认而奋斗，深入把握和宣传本学科的学科内涵、层次和特质，让共同体内部成员和外在相关人士都能对这个学科产生进一步的了解、同情或认同。其次，学科的核心领域原创性或突破性成果不够。为此，要全力争取在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等学科核心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要抛弃急功近利之心，沉潜下来静心探索、积累和开垦。第三，学科核心课程体系虽已编制，但尚待实施和检验，更有待逐步调整和完善。而其关键乃在于实施，在实施中逐步调整和完善，形成人才培养上的课程体系保障。最后，学科的国内承认度尚有欠缺，国际承认度更是有待持续争取。要保持学科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结合，通向开放有度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未来。
夏燕靖教授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置缘起，以及2011年至今的十年发展进程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了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夏燕靖认为，2011年至今的十年间，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有两条路径值得关注：一条是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学术史路径，包括学术史的梳理问题；另一条是遵循学科制度形成的发展路径，遵循学科体制发展形成的艺术学理论渐成规模，已成为整个艺术学科与学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并且使艺术学理论实现了两个转变，其一是开辟和扩大了艺术学理论研究范畴，其二是使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获得了重大推进。夏燕靖结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态势对学科未来作了展望，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是艺术学理论要更加注重回归本体的研究，强调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中体现探讨艺术学的现实问题；二是艺术学理论实践功能的应用转化，这是针对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上的辩证问题，重点在于理论具有的实践功能作用或应用作用；三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多元化的建构，促使其形成基础、交叉与应用理论融合的多元化格局。
周宪教授从学科十年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出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需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进一步思考：第一是艺术学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分合关系。在艺术学理论学科草创初期，比较合理的策略是宜分不宜合，即要强调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独立性，强调艺术学理论与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之间的区别，这样既有利于避免艺术学理论学科被其他强势传统学科所“收编”，也可以防止贸然闯入其他学科的领地范围而争夺别人的“饭碗”。而随着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确立以及学术共同体、学术范式的形成，过了初创期的艺术学理论应该改变之前的“区隔”策略，而逐渐转向“融通”策略。尤其是在当代人文学科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模式已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只有与周边的各门相关知识加以融通，才能形成具有开放性的艺术学理论知识系统。第二是基础理论建构的新路径。十年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总体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不足：基础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学科资源积累相对薄弱，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小。为此，他建议：一是要做好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顶层设计。二是应依据基础理论研究的顶层设计，将重大问题分阶段、连续性地融入国家社科基金各相关学科（艺术学、哲学美学、文艺学等）的重大课题的选题列表中，有计划分年度地系统性安排这些项目，争取在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三是应强调基础理论类学科三个方向即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之间的互渗。第三是艺术的跨媒介研究。跨媒介研究的相关理论，对艺术学理论研究整合不同艺术并考察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第四是学术史研究与文献资源建设。艺术学理论要获得更好的发展目标，营造更好的学术生态，必须要加强艺术学理论的学术史研究和文献资源建设这两个方面。对于文献资源建设来说，可以有不同的层面，包括目录学的整理、经典文献汇编、专题读本编撰、相关工具书的书写等。
王廷信教授对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学科前景进行了阐述。他从学科的学位授权点、学术组织、专业期刊等角度分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前的基本家底，描述了该学科的基本现状，指出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学科授权点虽然比较多，但不是很精。二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特点认识不够清晰。三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太少。对于学科发展前景，他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为建设好艺术学理论学科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相信这个学科会有无限光明的美好前景。从国家重视的层面来看，国家政策和经费支出等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效应就是推动艺术学平台建设，推进学术成果涌现。从艺术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来看，当下我们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局面、艺术的繁荣局面，都促使我们面对的文化艺术现象更加丰富、复杂，这都需要从艺术理论的角度深入思考。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5G网络、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影响，需要我们及时跟进科技动态，在科技视野中关注整个艺术的生态环境、生存空间。从国家对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诉求来看，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问题，涉及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直接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需要我们在知识结构、学术视野上站在新的高度去完成这项工作。
李心峰认为，对于十年前艺术学升门的重要意义应予以重新评价。艺术学升门，使得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构成为之改变、整个科学版图为之改观。我们不应仅仅把艺术学升门放在艺术学这一个学科的内部去讨论它的意义，还有必要把艺术学升门放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甚至放在中国当代整个科学体系当中来看待。他还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未来发展中，应坚持其作为“一般艺术学”之初心与实质，充分发挥该学科的独特作用，并在与其他几个“特殊艺术学”的互动中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充分凸显学科体制的优势；进一步加强对传统资源的梳理和阐释；积极译介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资源。
（二）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此，人文社会学科近年纷纷将目光聚焦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上来。2019年，《文艺研究》第12期发表韩子勇、祝东力等人的论文《关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从中国艺术经验的独特性出发，来纵论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引起了强烈反响。2020年，中国艺术学界继续关注这一时代命题，积极探索中国艺术学的“三大体系”。
李心峰在2019年撰文，基于个人学术视角，对其新时期探索中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学术实践做整体性回顾②基础上，2020年从更宏观的层面阐述自己对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认识和理解：首先，应从哲学社会科学总体格局中看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今天我们更应该自觉地把艺术学作为整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建设，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格局中来看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学术功能、社会作用，思考它的发展战略、构建方向，我们不但要考虑到它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而且要互相借鉴、互相参照，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次，应厘清艺术学“三大体系”之间的关系。对于一门学科而言，学科体系指的是一门学科知识体系中带有宏观性、全局性、总体性的层面，比如科研管理与学位授予的体制和机制、人才培养等都属于学科体系问题；学术体系是对一个学科内部逻辑关系和原理性问题的探讨，是围绕特定对象形成的学理性知识，按照一定的内在学理逻辑与叙述次序而形成的学术认知体系，它主要体现为一系列学术观点、理论学说等所构成的体系；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在语言层面的显性表征，话语实际上涉及一门学科研究的语言成分，是一个更加基础、相当重要的要素，一系列话语要素构成比较完整的话语体系。再次，在建设“三大体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于学科体系而言，一方面，文学与艺术学这两个门类学科作为现实体制上的学科，我们暂时要尊重这一现实和传统。但是从学理上要说清楚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目前既要让已经体制化的文学学科门类继续存在下去，又要在有关艺术体系的研究中把文学纳入进来，这是遵循学理的内在要求。对于学术体系而言，主要关注的是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体系来从事学术研究，而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话语体系而言，一方面，在今天的语境下，需要考虑到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对古代话语的激活与转化，以及本土培育的理论，还有从国外尤其是西方引进的学说、术语、概念和范畴，在特殊语境中，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对待这些理论；另一方面，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从传统艺术的概念、术语、范畴中去寻找能够激活、实现现代化的，能够阐释今天的艺术现象的，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话语元素。二是立足于近现代、现当代艺术生产与创造的实际，在中国的现实土壤里产生的命题、学说等。
刘桂荣对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所关涉的一些问题及其未来建构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设还有待完善，学科体系中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身份亟需学理性确证，二级学科和艺术实践类学科需要进一步完善；学术体系中，中国古代艺术的学术研究当为其本，对其研究应该做到“内容之通”“学脉之通”和“古今之通”，立足“大生命”的学术视域，对中国艺术文献和作品进行“源”之归复与开显；话语体系的未来建构应坚持开放视域，面向自身，并加强对新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和话语的传播。
张玉能等对中国特色艺术学的话语体系建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当下建构中国特色当代艺术学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学界的一种共识。当代艺术学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为指导，二是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思想及传统艺术学思想为根基。因此，中国特色当代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至少需要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论为指导，以艺术生产为中心，凸显艺术的实践性、创造性、意识形态性；其次，应该批判继承、丰富发展中国传统艺术学思想的“美善统一，兴观群怨”的经世致用精神，“天人合一，人伦和合”的人文化成精神，“虚静妙悟，审美人生”的立德树人精神；再次，超越西方艺术学的认识论传统，用“向内求善”的伦理型艺术学，与西方的“向外求真”的科学型艺术学，交流互鉴，相辅相成，中西互补，从而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系统化、逻辑化的艺术学话语体系。
（三）“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建设
2018年8月，中共中央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前的文件里正式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关于“新文科”建设的目标及意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指出，新文科建设主要是适应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交叉融合。培养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培养优秀的社会科学家。通过推动新文科的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派。可见，新文科建设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中国艺术学界在2020年聚焦“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发展问题，有的学者甚至还提出了“新艺科”的命题。
探讨“新文科”背景下艺术学科发展问题的前提是要对“新文科”这一概念有准确的定位和把握。只有弄清楚了“新文科”之“新”在何处，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发展思路与变革策略。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学者是“围绕新技术导致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人才培养和教学方式的更新等展开的”，可以总结为“四新”：“开拓新领域、开设新专业、建立新学科、培养新人才”。
周星作为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小组成员，对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发展建设问题做了较多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文科建设给艺术学科发展带来了机遇和动力。新文科建设的召唤给予了艺术学理论学科拓展和确立自身地位的极大动力。重新总结并且构筑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所具有的构架、方略，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中重要的时代命题。二是强调新文科背景下艺术学的学科综合性与审美价值。当前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必须高瞻远瞩，坚守自己的学科领域，强化自身在艺术学学科中最核心的学术价值，这也是艺术审美精神价值的倡导，尤其是对审美信仰的强化，在面对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中，已经变得尤为必要、刻不容缓。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一方面要凸显出其学科视野上的宏观性与综合性，另一方面则强调要围绕艺术审美理想来统辖聚焦艺术学科建设，还要强调艺术学科自身的特殊性，以抵御外部渗透对自身专业性的影响。三是强调新文科在“人文性”方面的拓宽与增厚。新文科并没有抛弃“人的需要是基准”这一文科特性，而是从不同角度来增厚传统“文科人”的气质，借助于超越文科的多样学科的经验和方法，助力文科的建设更为丰盛多元。换言之，新文科的拓展依然应该以延续传统文科对人的特性的定焦为基础，关注人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的成长和教育，以满足人的不断丰富的精神需要为改革宗旨。为此，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应该更加关注个体艺术技巧和综合艺术素养熏陶二者间的尺度。四是对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艺术学科发展的整体布局设想。2020年11月是新文科拉开建设帷幕的时刻，可以围绕点、线、面三个层次来透视、把握新文科发展和艺术学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点”指的是新文科的聚焦点；“线”指的是艺术学科须臾不可离开的审美精神贯穿学科绵延不绝之线索；“面”则是2020年众多任务云集叠加，从学科、专业、课程到教材等多个层面来透视艺术发展景观。
夏燕靖结合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探讨了“新文科”背景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问题，认为新文科与旧文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新文科背景下，各个文科领域都面临着接受学科体系转型的任务，即将西方化的学科体系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二是学科之间从分明转向融合。在“新文科”这一构想架构之下，艺术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发展的未来态势必将是基于协同创新模式，以学科交融、多元聚合来作为发展方向，从而进一步完善学科设置，凸显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通过协同创新勾勒出人文学科研究的“新范式”。三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将成为学术活动的新常态，也势必成为新文科建构进程中的一种重要学术与学科发展模式。
赵奎英通过梳理中西“新文科”这一概念的提出，指出“新文科的确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但它不止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它还包含着一种‘超学科’视野，意味着一种面向生活世界复杂问题予以解决的新型研究与教育”，并且，“共同体”概念对“新文科”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新聚焦点：艺术媒介研究
虽然艺术媒介研究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随着新时代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范式的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给予艺术媒介新的思考。2020年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的主题就是“媒介视域下的艺术变迁”，北京大学也以“媒介考古：艺术、媒介与感知”举行了“黉门对话”专家主题论坛。可以说，2020年艺术学界对艺术媒介的探讨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景观，并形成了新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媒介与艺术关系的探讨。彭锋探讨了艺术媒介的历史，认为从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媒介在不同阶段的地位不同。在古典阶段，艺术的媒介或形式不受重视，受重视的是艺术的内容或主题。现代阶段，出于对身份的追求和捍卫，艺术不仅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也相互区分开来。作为艺术身份的确证，媒介的地位被突显出来。进入后现代之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媒介在艺术中的重要性被解释取代。97秦兴华指出了当下艺术媒介研究中的一些分歧，一是概念界定问题，她对媒介、传播媒介、艺术媒介、新媒介、新媒体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辨析；二是理论路径问题，即是从传播学还是从艺术学出发进行研究的问题，从艺术学科角度来看，应将艺术媒介研究从传播学的媒介理论框架中脱离出来，去建构专门的艺术媒介理论或者学说。她还探讨了艺术媒介对艺术实践的影响。艺术媒介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新形式和新规则两方面，前者主要体现为新材料、新工具、新载体、新符号的产生和运用，后者主要指的是打破媒介类型界限，综合使用多种媒介的方式，具体又包括“从无到有”“从一到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四个方面。新媒介对艺术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催生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二是改变了传统艺术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方式。此外，也有学者从媒介角度探讨了艺术创作问题。
其次，是媒介对艺术传播和接受的影响。王廷信探索了艺术媒介与艺术传播的关系。他认为，艺术的媒介特性体现在其创作、文本、传播中的媒介身份，并因此将艺术媒介分成了创作媒介、文本媒介、传播媒介三类。创作媒介指的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借助的特定媒介，这是一种居于艺术家的思维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媒介，又可分为有形媒介与抽象媒介两种，前者直接体现为物质材料以及人的动作和表情，后者是借助艺术构思转化成的渗透着创作者主观情感的特殊符号。文本媒介指的是受众理解艺术家思想情感和创作技能的中介，它直接以作品形式呈现，但受众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并未停留于作品本身，而是通过文本媒介进一步去理解世界。传播媒介是传播文本媒介的通道，它具备承载信息、传播信息的功能。此外，媒介的演进与人类社会技术的进步相适应。随着人类对于信息需求的增强，越来越先进的媒介也被创造出来。这些媒介也及时被艺术所利用，并体现在艺术的创作媒介、文本媒介和传播媒介中。此外，王廷信还从传播媒介角度思考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问题，认为现代媒介以新型的传播模式和创作模式使传统艺术变得更加丰富。别君华认为，媒介技术变革所引发的加速运动深刻改写着文艺形态及其体验，通过这样的线索，发现伴随着机械复制艺术到新媒介文艺的范式转换并由此引发的后果是，人们对艺术的体验从“瞬间震惊”转向了“瞬间融合”，而且后者还逐渐占据了当代人媒介审美经验的中心。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艺术媒介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审美经验的重构问题。
第三，从媒介角度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建构途径的思考。这又主要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从跨媒介性来研究艺术的共通性、一般性问题，以周宪、周计武为主要代表。周宪认为跨媒介性彰显了艺术本体论中不同艺术媒介的交互关系，为思考艺术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参照和关联的视角，内含了某种有效的结构关系或总体性范式。周计武强调艺术的媒介之维，认为艺术媒介是艺术的核心要素，是连接艺术家与欣赏者、艺术生产与艺术接受、艺术品与世界的中介环节，与艺术家、欣赏者、世界和艺术品一起建构了艺术实践与艺术研究的坐标。艺术的跨媒介性既用来描述艺术实践中的跨媒介现象，也用来指作为方法论的艺术跨媒介研究。从方法论层面来看，艺术跨媒介性研究对门类艺术理论与门类艺术史学科边界的突围，有助于打通不同门类艺术之间、不同学科之间以及人文与科技之间的学术壁垒，为建构弹性、开放、具有共通性的艺术学理论框架奠定学理基础。第二种则强调艺术的跨媒介间性，即研究不同艺术门类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关联，主要以唐宏峰为代表。唐宏峰从艺术媒介的角度思考艺术学理论学科视野下艺术史建构的方式，即跨媒介间性艺术史。首先，这种跨媒介间性艺术史的研究，并非仅仅不同门类/媒介的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其基础要建立在对艺术媒介的本体论认识上。艺术媒介本体论构成了艺术学理论跨媒介建构的知识学基础。跨媒介艺术史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对艺术媒介本体属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在这样的知识学基础上，跨媒介艺术史就不仅是艺术学理论学科逻辑内涵问题的权宜之计，更是对艺术本质的非常重要的认识，是一种艺术生成系统中的根本动力。将艺术理解为跨媒介联系体的前提是一种总体性的时代条件，包括总体性精神条件、总体性社会条件和总体性感知条件，它们分别对应着艺术跨媒介的三种模式，即共生、互动和通效。作者从跨媒介间性的角度为艺术学理论学科视野下的艺术史建构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路径。
第四，从媒介角度思考艺术研究、艺术批评、艺术人才培养等问题。宋子扬认为，艺术的发生、发展总是与媒介息息相关，技术和媒介的多维度转向，使传统艺术呈现出一种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大众媒介文化的发展状态。媒介与艺术的互动是当代艺术领域的常态。这一新的文化环境中艺术研究的方式发生新的改变。媒介不仅仅被看作为“讯息”，它也是艺术创造的表征和动力。新媒介的语境下，形成丰富多彩的图像语言和视觉文化，同时也推动当代艺术研究视角的创新与转变。当代艺术的研究维度，从传统的静态模式走向多样性与交互性的动态场域，从而形成更加完整的艺术研究生态系统。周旭认为，数字媒介模糊了媒介批评和艺术批评之间的边界，唯有把艺术批评视作一种特殊的话语现象，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维度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才能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数字媒介对艺术批评带来的影响。王俊东分析了媒介技术与艺术批评的关系，认为媒介技术介入艺术批评的逻辑机理在于二者的共通性、互补性与互利性，而且媒介技术的介入也对艺术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艺术批评的泛化、庸俗化、大众化等。还有学者从艺术媒介的角度对一些具体艺术品进行了批评。
本年度，艺术史研究领域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跨”字成为一个频频出现的热门语汇，学界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跨门类、跨学科、跨媒介乃至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的艺术史研究，成为该领域的发展大势。这是该领域自艺术学升级为学科门类以来，来自不同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不断求同存异、深耕细作的结果，对于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当代语境的艺术史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一）艺术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论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是本年度该领域立项的标志性课题，项目开题论证会于10月18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该课题主要着眼于两个视角的推进：一是以广域的视角探讨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建构的基本认知，转变以往探讨艺术史学所存在的种种认识偏见，强调借助史学一般意义探讨跨门类艺术史学的重要价值；二是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依托门类艺术史学作上升与延伸性的跨门类整合研究，凸显对门类及跨门类艺术史学的共性认识，强调融合中西艺术史学的思辨与治史路径，构成具有当代中国话语语境的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课题研究突出一个“跨”字，明确将门类与跨门类艺术史学进行有机整合，体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强调不局限于门类艺术史研究的局域，明确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将过往比较强化的门类艺术史与跨门类艺术史联系起来加以深入探究；二是各位子课题负责人在项目的设计上，本着体现跨门类艺术史学的融合研究立场，以各自门类领域艺术史研究为起点，实现多学科、多领域的跨界融合，鲜明地体现出跨门类艺术史学研究的立场主张；三是项目在总体设计上强化以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为主体，形成具有哲学认知上的思考，做到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再由一般回归到个别，以此来寻求艺术史研究的整体性原则，形成艺术史学研究在哲学意义上的认识提升。由之，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立足点，需要“从观念入手”“从关联入手”“从时代入手”，形成对艺术史有一个“整体性”的逻辑思维，将艺术史确立为针对艺术学领域具有“公共阐释”与“公共史学”价值的学科，进而考察其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夏燕靖《艺术史的交错与边界扩展（一）——艺术史及艺术史学概念“正名”》《艺术史的交错与边界扩展（二）——艺术史学研究跨界的可能性》和《艺术史“一般概念”的演绎推论》三篇文章就是该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前两篇集中讨论艺术史的交错与边界扩展问题，通过中西方大量艺术史学研究成果，论证文章的核心要义，即副标题指向的内容——艺术史的概念是事实存在的，跨界域是艺术史学研究的必要路径。第三篇文章在前两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艺术史研究的主旨：“通过史论与史学的交互研究，提炼出艺术史的发展共性，即具有普遍性认知的‘史实’与‘史观’。这应该是艺术史研究的关键选项，也是艺术史‘一般概念’至于史学研究的指导性解释。”
王一川《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路径及艺术史学》一文指出，西方的艺术史正在从艺术门类史变得越来越具有艺术门类综合性和文化多元性；中国自身的文化、学术及艺术传统本身具有艺术史书写的动力。作者认为，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来自于两方面：艺术史学科制度建立本身，中国式门类艺术汇通及古今学术汇通传统。艺术史学科路径可以有门类艺术史、宽视角门类艺术史、观念艺术史、比较艺术史、跨门类综合艺术史等。对艺术史学科路径的反思可能引导出艺术史学——对艺术史研究方法或路径的反思。中国艺术史学科可以由三个分支构成：艺术通史，跨门类、跨媒介或跨学科的艺术史，艺术史学。作者所主持的“中国艺术史书写的发生与路径”专辑里收录的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聚焦艺术史研究的“跨界”和“异通性”特点。他的《艺术史学科在中国的发生及特性》一文梳理了中国艺术史从门类艺术史到艺术史的发生轨迹，对其原因和动力作了分析，还就艺术史的基本特性作了探讨，强调艺术观念统一性是其核心特性。此外，唐宏峰在《通向跨媒介间性艺术史》一文中，将“间性”概念和“跨媒介”概念引入艺术史研究，提出了开辟跨媒介间性艺术史的新主张。吴键《艺术史写作的中国范式》一文从刘师培与李泽厚这两个艺术史书写案例的对读入手，考察了艺术史写作的中国范式，呈现出中国艺术史书写开阔的可能性。陈琳琳《跨门类艺术史研究的空间及其路径》围绕古今诸多案例考察文学与绘画的艺术门类间性，由此展现跨门类艺术史书写路径的清晰轨迹。王臻真《艺术史的地理学维度》则探讨了艺术史的地理学维度，提出地缘艺术史写作这一新路径。
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新著《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是一部跨国界、跨民族、跨地域视域下的艺术史，是作者提出的“跨文化艺术史”方法论的实践成果。这部艺术史共三编十六章，每编分别为“跨越东西：丝绸之路上的文艺复兴”“跨越媒介：诗与画的竞争”“探寻方法：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用丰富的案例和细腻的图像分析，打通了绘画、诗歌、工艺美术、建筑等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集中探讨了欧亚大陆两端中国与波斯、意大利诸国之间的艺术与文化交流，以及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媒介竞争和跨媒介生成现象，具体演示了跨文化艺术史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作者提出“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的观念，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世界的开端，视为一个与丝绸的引进、消费、模仿和再创造同步的过程。作者认为正是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多元文化，共同创造了本质上具有跨文化性质的文艺复兴。作者还探讨了“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史”的可能性，即艺术史是一部围绕着艺术作品而展开的“微妙的历史学”和“有限的总体史”。
此外，朱青生《中国艺术史概念的重新建构》、徐子方《近代非西方政治文化演变及其艺术史后果——兼谈全球化和国际化所带来的艺术史新话题》、李洋《艺术史及其三种可能——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一种思考》、柴冬冬《重审艺术史及其方法论——论达弥施“云的理论”及其艺术史学意义》等文章以全球视野，立足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反思中国艺术史，对其范围、概念、发展道路及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观点鲜明、论证充分，极有启发意义。
（二）艺术史中的重要艺术现象、艺术范畴研究
艺术史学科的进步不仅依赖学界对研究方法、书写方式的讨论，更需要大量具体而微、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抬头看天”与“低头走路”缺一不可，前者明确的是发展方向和目标，后者奠定的是学科能否强大的基石，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去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个案研究涉及艺术史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空间的艺术创作和重要的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并从中总结艺术经验，论述艺术创作思潮、流派、风格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为艺术史理论提供丰富的印证资料，也为后世艺术创作提供具体的历史经验。艺术范畴、艺术特征、艺术类型等理论成果也需要从大量的艺术个案研究中来，这些都是艺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年度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多样而深入的特点。
《艺术学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基因·笔谈”收录的五篇文章，分别从原始艺术特征、视觉文化的包容性、传统音乐律制的消亡危机以及农耕文明特色和炎黄民族性格等多个视角思考了中国艺术史中的文化基因问题，从基因之根发掘中华艺术的独特面目和魅力，其意义不但在于解密中华文化的“生命信息”，更在于探寻中华艺术未来生命的无限可能。邓福星《中国传统艺术基因摭谈》指出：“天人相谐”的观念、重感悟的艺术品格、写意性表现特征、对理想的寄托，是中国艺术传承有序而永不衰竭的艺术基因。李修建《中国艺术的“农耕”特色》指出农耕文明孕育出的中国艺术，具有几个突出特点：亲近自然的林泉之心、注重直觉的意象式思维、以家为核心的现世关怀、审美的多样性与价值的统一性。练春海《中国古代视觉形象的包容性》一文强调的是“包容性”，正是这种特性，使得中国艺术的内涵异常丰富，那些汇集视觉形象的石窟、墓葬、建筑之地，才可以被反复解读且常读常新。王清雷《史前中国的音乐文化基因》指出以贾湖骨笛为典型的中国传统音乐律制，是中国音乐的文化基因，与十二平均律为基因的西方音乐文化并不相同，但却面临着被全面“转基因”的危局，令人十分担忧。任大援则从文化基因层面探讨了《炎黄时代开创的中华民族基因》，认为炎黄文化精神中的开拓创新与凝聚融合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遗产或历史文化基因，仍然是今天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徐子涵《中国传统审美体验与艺术创造思维 ——基于“观”“味”“悟”三种审美体验的思考》聚焦中国传统艺术“意象”与“意境”这两大核心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认为中国传统艺术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与表现，其中，意境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极致体现；“意象”是艺术意境建构的基础。中国传统艺术这种以实现艺术“意境”为目标的精神的创造，主要建立在以“观”“味”“悟”三种审美体验要素为主导的精神构建过程之中。在这里，“观”是指“观象”，“味”是指“味象”，“悟”则是指由“象”到“境”的转化，即主体视觉向心觉的不断深入与内化。这三种主观体验的逐步推进与深化过程，也是一个由视觉到心觉的转化过程。这种独特的艺术思维渗透在整个中国传统艺术创造过程之中，是中国传统艺术创造活动中值得着重关注、深入阐释的核心要素。该文有关中国传统艺术在“观”“味”“悟”三种审美体验过程中实现由视觉到心觉、由意象到意境的艺术创造思维的揭示，不只有艺术理论史的价值，也具有当下艺术理论建构特别是话语建构的借鉴意义。
陈池瑜《书画同源与观象取形：中国艺术史观与方法研究中的重要审美范畴》一文对东方艺术的典型代表——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及其密切关系展开了分析，意在说明二者在最初起源、用笔造型，以及在发展历史中以书入画和评品标准与方法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相近的地方。进而指出：“书画同源”与“观象取形”是中国艺术史观与方法研究中的重要审美范畴，也是对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这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审美文化源头的形象说明。
姚霜《回顾与批判：20世纪以来西方西藏艺术史的建构》一文聚焦西方学者建构的西藏艺术史研究，通过分析图齐、大卫·杰克逊、维也纳学派等不同时代欧美西藏艺术史家的代表性著作，将西方学界对西藏艺术史的建构置于西方藏学与现代西方艺术史论发展的整体视野中进行检讨，并重点对西方西藏艺术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回溯和批判，讨论以风格学为旗帜的艺术史研究所面临的局限与困难，进而指出跨学科研究能够激发西藏艺术史研究的新活力。
此外，赫云《母题与主题在艺术学的史与论中的定位》、张兰芳《唐宋元时期艺术风格类型理论形态》《明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形态》、张婷《作为艺术史核心概念的“风格”的概念史——艺术史知识建构的方法论探索》等文章对中西方艺术史研究中一些重要的范畴，如“母题”“主题”“风格”等展开论述，同样值得关注。
（三）艺术史文献整理
艺术史文献的整理编纂是艺术史学建设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不仅能为艺术史研究提供原始资料，而且对于衡量艺术史整体发展面貌具有重要意义。仅以中国古代艺术史料为例，就可看到其具有数量庞大且广泛分布的特征，遍存于各类史籍、类书、碑帖、石刻，甚至佛道藏书、敦煌遗书里。因而对于艺术文献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就显得尤为艰巨却十分重要。至于中西方对各类艺术史料开展理论研究的文献更是汗牛充栋。自艺术学升为门类学科以来，学界对这项工作虽十分重视，但有影响的重量级成果却并不十分多见。周宪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是代表，精选中西方古今艺术理论文献共计四卷本，成为了本学科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必备书。毫无疑问，这项工作仍需得到拓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该领域推出了一套分量十足、质量上乘的文献资料汇编成果。刘晨主编的《近代艺术史研究资料汇编》（60卷），这套文献资料是对近代艺术史资料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影印，辑收125种图书资料、14种期刊。其中包含《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化科学·艺术卷’未收图书近40种，且大部分文献是首次影印。内容涉及艺术理论、艺术评论、艺术史、艺术展览、艺术教育等方面，呈现了外国艺术文献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传播以及中国艺术理论逐渐成熟的过程，系统刊布了国立艺术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河南私立东岳艺术师范学校等艺术院校的校刊、校史资料。艺术期刊包括民国时期的重要艺术刊物，如《艺术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艺术界周刊》《艺浪》《艺甄》《亚丹娜》《艺术旬刊》《艺风》《艺术建设》《青年艺术》《战时艺术》《现代艺术》等，是研究近代艺术史的重要史料。有学者指出这套文献“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相互纠缠的历史”“从这批文献的目录来看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在 1911—1949 年间，学者们翻译了一批来自日本、苏俄、德国、法国的艺术著作，涉及艺术哲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史、艺术学一般特性的探讨，也出现了一些极具时代特色的文献汇编，比如胡秋原在1932 年编了一套《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此外，在翻译的基础上也能够看到学者围绕艺术的相关问题展开的研究。可以想见，这套资料的出版将会细致地呈现近现代艺术研究的一部分历史版图，对于我们追踪艺术学学科‘前史’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立项名单里，《中国抗战时期艺术文献整理和研究》（批准号：20AA001）得以立项，可以看到从国家层面的基金重点支持到学界的普遍共识，对于艺术文献的整理编纂和研究工作已日益得到重视，该课题的后续研究成果令人期待。
本年度艺术史研究会议和其他相关著作，亦有值得关注的亮点。如：2020年10月17至18日，第三届全国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会议主题是：“互关东西，构学术‘巴别塔’：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理论建构”，设四个议题：东西绘画的交流与互观；东西方艺术观念与美术精神的比较；东西方造物观与艺术史学观比较；艺术经济史学的融合建构与研究路径探讨。与会学者围绕全门类、跨门类艺术史学观展开交流，对当前艺术史学科发展与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形成了初步共识，为进一步明晰艺术史的书写，探索艺术史学科研究的多元视角，促进艺术史学科评价体系的日益完善，推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著述如徐子方《艺术史：理论与书写》和赵奎英《艺术解读读本》是本学科教材建设的崭新成果。前者是作者讲授东南大学艺术学专业博士生学位课程《艺术史专题研究》的历年讲稿汇辑，分为“艺术史原理樜谈”“中外艺术史概观”“艺术家举隅”三编，围绕“艺术学理论视野下的艺术史理论和书写”展开，内容涉及原理、史论、方法和资料。后者分为“艺术概念解读”“艺术史解读”“艺术作品解读”三编，围绕艺术概念界定、艺术史考察和具体艺术作品的解读，贯通艺术史、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艺术哲学，对艺术展开了立体化、多层面的解读。
代表性译著有英国艺术史学家迈克尔·波德罗著《批评的艺术史家》，这是一部关于德语艺术史学的经典之作。该书以“批评的历史”为研究方法，通过重新审视“现代艺术史之父”们的著作，深入探讨精神与知觉如何在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中得以集中体现，并追溯了19世纪德国的艺术史家如何踏入哲学美学的领域，将康德以降的哲学美学理论引入艺术探讨之中，并将其视为严肃的学术探究，借以思考艺术的价值、历史以及概念的问题。该书被誉为“英语世界里讨论德国艺术史写作的最好的著作之一”，也是展现19世纪德国艺术史家历史研究脉络最具综合性的著作，对艺术史学史研究具有重的要参考价值。
2020年，“抗疫”艺术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艺术现象，对抗疫艺术的关注、阐释和评价也必然是本年度艺术批评领域最重要的内容。这场全球性疫情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影响剧烈且长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批评家如何回答“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艺术”，这不但是艺术批评界需要思考的问题，而且是整个艺术学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一）抗疫艺术评论
在这场遍及全国的伟大战疫斗争中，艺术工作者们虽不能像广大医护人员那样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却始终用实际行动与抗疫同频共振，他们采用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为战胜疫情加油鼓劲，抗疫主题的美术作品展、诗词歌曲传唱、戏剧影视作品制作等层出不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艺术作品广泛采用互联网媒介手段，以生动鲜活的视角、从各个角度歌颂医务人员的大爱无私与英勇无畏、鼓励病患战胜病魔的信心勇气、宣传防疫知识、解读抗疫政策、破除不实谣言，用艺术温暖人心，用艺术的力量唤起共情共鸣与时代精神，彰显艺术的使命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艺术正是展现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增强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力载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和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文艺评论》《长江文艺评论》等报刊网站不但持续刊登抗疫艺术作品，而且有的还设置专栏刊发抗疫艺术评论，如《光明日报》连载“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系列评论文章、《长江文艺评论》设“聚光灯·抗疫文艺研究专辑”讨论抗疫文艺作品等。这些艺术评论，既礼赞了抗疫艺术作品集中反映的家国情怀，也对这些作品进一步提升思想深度和美学品格提出了具体要求。
炜熠《抗疫文艺实践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艺评论的深刻启示》高度评价了我国文艺界在抗疫中的艺术实践并总结了四大基本特点：第一，文学艺术没有缺席失语，充分彰显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第二，生动讲述中国抗疫故事，充分展现了文艺的家国情怀和强大精神力量。第三，着力发挥娱乐认知教育功能，充分体现了文艺的人文关怀和柔性价值。第四，利用网络聚合在线文艺，充分拓展了文艺创作表演传播的新途径新空间。由此，该文对“后疫情”时代的文艺评论提出了四点具体要求：一是找准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站位，发挥评论这盏灯火的作用。二是把握文艺评论正确方向，坚持专业性与权威性相统一，打磨好评论这把利器。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引导创作、提高审美，擦亮文艺评论这面镜子。四是大力倡导批评精神，激发文艺评论这剂良药的效用价值。
仲呈祥《艺术传播与“抗疫”》从梁启超谈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入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借用梁启超提出的“熏”“浸”“刺”“提”四方面强调艺术及其传播的社会作用，对艺术界在“抗疫”实践中的表现给予了热切的肯定，指出艺术传播要能“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毛时安《用艺术凝聚信心和力量》同样强调了艺术在重大灾难面前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艺术工作者用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在云端、线上和各种媒介中开辟了抗疫第二战场，起到了凝聚人民信心和力量的作用。作者批判了那些无关痛痒、无病呻吟的闭门造车式创作，强调抗疫文艺的“关键”在于面对巨大的疫情灾难时，文艺工作者选择写什么、怎么写。“要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心怀民瘼疾苦，心忧天下苍生。要凝聚起我们战胜病毒的信心和力量。要尽最大的努力遵循艺术规律。”人们所期待的是痛苦升华后那些“思想深邃、有精神力度的大作品”。
李明泉《提高抗疫文艺书写水平须从四方面着手》一文则具体讨论了如何深化“抗疫文艺”书写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向中国美学精神礼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直面灾难的大智大勇、顽强抗争的人文情怀；向抗疫现实靠拢，深入观察和把握党中央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和显著成效，了解抗疫一线和身边可歌可泣的抗疫事迹，以及普通老百姓的悲欢离合故事；向灾难书写的纵深掘进，努力探寻“抗疫文艺”独特的内在美学意味和特定表达形式，在艺术追求中凸显当代中国“抗疫文艺”的风格特征和艺术气派。因此，“国本、人本、事本、文本”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以人为本、以客观事实为本、以文艺作品为本四个方面，是提高认知把握能力和提升艺术表现水平的路径。
2020年11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聚焦“非常时期文艺的价值与力量”这一主题，取得丰硕成果。该论坛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浙江省文联主办，在浙江海宁举行。此次“西湖论坛”分别设置了主题论坛、“网络文艺的中国力量”主论坛，以及“网络文艺行业发展趋势与问题”“造型艺术行业发展趋势与问题”“舞台艺术行业发展趋势与问题”“视听艺术行业发展趋势与问题”四个名家圆桌论坛，围绕“文化自信、中国力量、网络媒介、行业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该论坛是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倡议下，经中国文联批准，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浙江省文联共同创办的，自2015年至2019年已举办五届，已逐渐成为艺术批评领域引人瞩目的学术品牌。
理论工作者则就新冠疫情给艺术及艺术研究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及时而有意义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艺术与疫情（灾难）的关系，尤其是对疫情给艺术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后疫情时期艺术领域相关问题的思考。仲呈祥强调，在后疫情时期，艺术教育更应该注重培养人的审美心胸和眼光、审美的感性能力和一种健康高雅纯正的审美趣味。范迪安认为，后疫情时期的艺术及艺术管理要特别注重研判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疫情对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趋势；二是疫情之后社会文化消费和艺术需求发生的变化，这里不仅有量的变化，还有内容和方式的变化；三是如何从艺术管理角度提出相关的政策，力求在理论上形成战略思考，包括向政府和业界提供从专业学者角度思考的合理化建议。王廷信认为疫情给艺术领域造成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给受众在实体空间中的聚集造成障碍，而多数艺术是需要受众在实体空间聚集而产生效应的。二是疫情影响了人的价值观，让人性的善与恶借助一次疫灾得以暴发，人们在这种暴发中的种种思考让理性回归。理性的回归将会让我们从深层次反思艺术的价值，也将会影响到未来艺术的格局。对于后疫情时代的艺术而言，其影响也主要基于上述两大变化而展开。具体而言，包括艺术的创作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的革命，以及艺术创作中理性主调与新感性主义的并存等。杨卫认为，此次疫情是艺术变革的开始，世界格局的变化让艺术丧失了统一的标准，艺术家在表达对深刻性的追求将成为一个大趋势。此外，还有学者从艺术的媒介功能、艺术的治疗功能、疫情对艺术行业的影响、艺术教育与管理等多个方面探讨了疫情与艺术的关系。
（二）文艺工作座谈会六周年
2020年是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六周年。六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已经成为文艺界和批评界开展工作的指南，艺术批评界对讲话内容的热议、对讲话精神的落实始终具有一贯性。本年度，以讲话精神为依据对新文艺群体及其带来的新文艺现象的评论已是艺术批评界关注的新热点，对文艺的“人民性”问题的思考亦是近年来批评界持续关注的重点。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被称为“两新”文艺，尤其是在2020年的抗疫文艺创作中，他们表现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令人瞩目，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文艺阵线上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
《光明日报》以“文艺工作座谈会六周年特刊 · 活跃在新时代的新文艺群体”为专题，使用四个版面的容量，集中评论了新文艺群体，并对他们充满期待：“作为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两新’文艺现象能更加有效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中国审美经验提供鲜活案例，推动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在以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中，以问题意识回应时代的创新。”这些文章梳理了新文艺群体的“新”特点，如文艺类型新、从业身份新、创作机制新、艺术思维新、受众层面新等；还倾听自由编剧、独立影评人、配音演员、漫画插画师、网络作家、汉服传播者等新文艺群体的代表声音；亦从专家的视角既称赞了“两新”文艺在解放文艺生产力、切近人民大众的文艺新需求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也指出“不能只围着流量和技术打转转”的问题，十分切中要害；也从政治引领、顶层设计、平台和渠道等方面总结服务这些群体成长成才的路径等。
新文艺群体的出现正是时代新变催生而来，《艺术评论》以“特别策划·时代新变与文艺的使命”专题讨论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收录牟利锋《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与“权”看文艺的时代性》、闫作雷《“因时而兴，乘势而变”：文艺与时代关系再思考》等文章，通过回顾新中国文艺实践的历史和各项文艺政策，指出文艺的时代性体现在“面对不同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寻求相应的解决之道”，“处理好真实性与倾向性，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媒介变化是时代新变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两新”文艺及艺术批评的影响至关重要，无论是作者数量以千万计的网络文学，还是无处不在的短视频、微评论甚至微弹幕，都是依托互联网产生的新现象，对这种现象的关注也是批评界近年来的热点。本年度如《中国文艺评论》专稿“特别策划·新文艺现象及批评研究”收录顾春芳《论微评对大众文化的影响》、王志《文艺类短视频：自我审美和大众欢娱》、许苗苗《网络文学：再次面向现实》、朱晓军《媒介变迁与文艺批评的面貌》等文章都是针对这个话题的深入讨论。
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是近年来批评界持续关注的重点。艾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道路——写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周年之际》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求创作实践既“要将人民作为作品主体去写”又“要以人民的眼光去写”。创作者要坚守理想、提升素质、深入生活，全方位、深层次、大格局、高站位地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奋进式生活与创造性劳动。《中国文艺评论》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笔谈”专题，收录仲呈祥《“两创”方略的坚实基础、实践路径、理想境界》、蒋述卓《新时代文艺中国精神表现途径初议》、路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当代意义》、向云驹《论当下文艺的“人民性”》、张德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艺作品的精神支柱》等文章，从“人民性”、“两创”方略、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对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有关中国文艺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展开了论述。可以看到，对文艺“人民性”的重视是党的文艺政策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是当前及今后文艺创作和评论导向工作中必然遵守的准则。
不可否认，自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批评界已经在“重塑批评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批评环境”等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否仍然存在问题？董学文《打磨好文艺批评这把“利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一文以敏锐的眼光，冷静反思当下艺术批评仍然存在的不足与问题。作者指出：“我以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是最为突出的，缺少权威的文艺评论现象也是较为明显的。诚然，眼下‘红包批评’少了，‘酷评’或‘歪评’也得到了控制。但真正实事求是的、说真话、讲道理的文艺评论还不多，真正敢于向恶劣作品、消极现象和错误思潮旗帜鲜明‘亮剑’的批评也不多，就连鲁迅所说的那种‘剜烂苹果’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的文章也很稀缺。”针对这个问题，作者也给出了解决方法：“要打破批评和审美‘小圈子’的束缚，要斩断金钱和职位‘利益链’的桎梏，要‘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该文指出的问题不可谓不具体实际，提出的解决办法不可谓不切实可行，无疑对批评界具有发人深省的警示意义。
（三）艺术批评的学理探讨
本年度学界对艺术批评的学理探讨，最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大学彭锋教授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围绕艺术批评的内涵、历史、特点、对象等问题展开了具体细致的论述，对中西方艺术批评的历史和各自特点展开了深入分析。此系列文章旁征博引，材料扎实，更具有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具有批评学元理论研究的意义。
《艺术批评的界定》在艺术学理论学科背景中界定了艺术批评，指出艺术批评的对象不仅是艺术作品，还有艺术家和艺术运动等。在艺术学理论的三个重要分支——艺术批评与艺术理论、艺术史相互关系的讨论中，该文指出艺术批评与艺术史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当代性。对当代性的追求，让艺术批评在判断上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艺术批评与艺术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居间性，居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特性让艺术批评本身也具备作品的意味。
《艺术批评的历史》一文追溯西方艺术批评的演进历史，将其分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并分别总结其历史特点。前现代艺术批评没有从宗教、伦理、政治、哲学等非艺术学学科中独立出来。现代艺术批评不仅从各种非艺术学学科中独立出来，而且与同为艺术学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拉开了距离。后现代艺术批评则突破了现代艺术批评的自律性，不仅注重艺术的各种社会功能，而且模糊了艺术批评与艺术实践的边界，艺术批评已参与到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之中。
中国艺术批评的历史与西方并不相同，并未像西方那样呈现出进化的历史。在《中国艺术批评的特点》一文中，作者指出：受西方现代性思潮的冲击，中国传统艺术批评发生了断裂，形成了传统艺术批评与现当代艺术批评之间的区分。受到关联思维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批评与政治和伦理评价密切相关，而且由此形成了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三位一体的文本。进入现当代之后，中国艺术批评出现了政治批评、商业批评和学院批评相互竞争的发展态势。艺术批评主要围绕艺术品展开。艺术品具有复杂的特性，受到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艺术品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复调和声”，要求批评家既不能忽视作品的细节，同时也需要把握作品的整体风格。
对艺术批评进行纵向的中西方历史线索的梳理后，作者分别详细地论述了艺术批评的对象——艺术家、艺术品、艺术运动与流派和风格。在《作为批评对象的艺术家》一文中，作者指出：艺术家被关注的通常是其艺术人格，而不是社会人格。但作者认为：如果不将艺术家的社会人格与艺术人格联系起来，就无法揭示艺术所阐释的人性的深度。艺术批评尽管也应该关注艺术家、艺术运动等，但究其根本还是主要围绕艺术品展开的。《作为批评对象的艺术品》一文指出：艺术品具有复杂的特性，它受到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艺术品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复调和声”，要求批评家既不能忽视作品的细节，同时也需要把握作品的整体风格。艺术家和艺术品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可能是更大的艺术运动、流派和风格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于艺术批评来说，不仅要关注具体作家和作品，而且要关注它们所属的艺术运动、流派和风格。《作为批评对象的艺术运动、流派和风格》一文指出：艺术运动、流派和风格的构成因素很多，但是在根本上可以还原为情感特质，因此艺术批评家尽管需要相关知识和技术，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某种超乎寻常的“感”的能力。
在讨论清楚艺术批评的内涵、历史、对象等基本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何进行艺术批评？”“艺术批评的过程如何？”作者在《艺术批评的界定》中指出“艺术批评包含描述、解释和评价”，“描述”便是艺术批评的第一个环节。《批评中的描述》具体论述了“描述”的功能、内容和风格。作者指出：艺术批评通常从对批评对象的描述开始，描述构成了批评的基本内容。通过描述，批评家可以将批评对象再现出来，可以特别指出引起批评兴趣的内容，可以与读者就基本事实达成共识，从而让批评家做出的解释和评价显得更有根据。描述通常涉及批评对象的内部特征，但是指出一些外部特征也有助于增进对批评对象的理解。好的描述不仅能够给出有关批评对象的必要信息，而且本身就是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彭锋教授对“解释”和“评价”的研究尚未见刊，值得期待。
上述种种对于艺术批评的学理思考，实际上都属于元批评学的理论范畴，其核心问题便是探讨艺术批评的本质、功能、基本类型及划分标准等。元批评学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系统的理论阐释，是批评对于自身的反身思考，对于厘清一些认识上的混乱与迷惑、形成清晰的理论逻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⑧彭锋教授有关艺术批评带有元批评性质的系列论文，系其有关艺术批评学的更为系统的著述中的有机构成部分，无疑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形成以来对于元批评学探索走向深化、系统化的标志。我们期待着其对于艺术批评的更为完整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
（四）关注“元艺术”
“元艺术”作为艺术创作领域以艺术自身的方式自我指涉、自我呈现的一种独特艺术现象可谓久已有之。这种现象尤其在现代主义艺术时期风靡一时，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则以新的面貌频频现身于艺术世界，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何从一般艺术理论的视野对这种元艺术现象即关于艺术的艺术予以概括并给以理论阐释，则是有待思索的问题。本年度对于“元艺术”的聚焦，成为艺术理论与批评领域的一个小小的热点。
《艺术评论》第三期刊发一组文章，对“元艺术”现象进行了集中探讨。
2019年，张新科在《元艺术学辨析——从李心峰〈元艺术学〉谈起》一文中指出，应该把对“元艺术”的研究纳入到元艺术学的研究中来。2020年，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思考了艺术实践中的这种独特艺术现象——元艺术。李心峰作为“元艺术学”的提出者，在《关注“元艺术”》一文中转入了对于“元艺术”的思索，认为元艺术学与元艺术背后具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即自我指涉的“元思维”。人类艺术史中普遍存在着这种具有自我指涉、自我反思的元艺术元素的作品，而不限于后现代或者现代艺术语境。以艺术自身的方式进行自我指涉、自我反思，本来就是艺术的一种重要使命。张新科《元艺术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将思考的重点放在阐释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元艺术不同于前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中的元艺术的独特样貌，认为所谓元艺术作为关于艺术的艺术，它通过在艺术中展示艺术创作过程或者对艺术家、艺术品等进行评论而体现出艺术的自我意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个阶段中元艺术的自我意识是不同的。该文重点分析了后现代语境下元艺术的特点，认为后现代主义元艺术的出现与时代、社会背景以及哲学思潮等具有密切联系。作为国内最早撰写有关元电影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元电影专著的学者，杨弋枢《作为“文本链”的元电影》对于元电影这一特殊艺术门类中的元艺术现象作了新的阐释。此外，还有别的杂志刊发的一批有关学者对于元绘画等具体艺术门类中的元艺术现象所作的探讨⑨。这些有关元艺术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2020年底，经专家论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正式通知，将“交叉学科”增列为我国第十四个学科门类。这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尽管打破学科壁垒，讲求学科交叉融合早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但从国家层面在学科体制机制上给予交叉学科重要地位，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学术创新，培养国家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这条重磅消息也预示着艺术交叉学科所具备的广阔前景。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以艺术教育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管理学、文化产业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为代表的艺术交叉学科，正在以蓬勃的姿态介入社会文化生活，成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中与当下社会现实结合最紧密、最具实践意义的应用型学科群，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参与人数、学科辐射范围、跨学科研究成果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表现。
（一）艺术教育
近年来，党和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政策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2016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2018年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授的回信和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等一系列讲话中，都反复提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艺术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艺术素养”。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并于2020年12月7日，在京召开贯彻落实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文件工作推进会，对教育系统抓好中办、国办于2020年10月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落实进行安排部署。可以预见，艺术教育将越来越成为大中小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重要性和辐射力度也会不断增强。
本年度，艺术教育成为艺术交叉学科群中的关注重点，无论是在上述党和国家各项文艺政策、教育政策的引导上，还是在学界之中的广泛讨论上，该学科的重要性都尤为突显。在艺术教育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的讨论中，呈现出有共识、有争论、有比较、有反思的特点，学理研究走向深入。学界在艺术教育的目的，即提高审美感知力和人文素养、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上取得了广泛共识。但在讨论学科归属与定位问题时，则存在争论并且在学理层面明确讨论了“学科独立性”的问题。
《艺术教育》刊物推出专栏“专家论坛”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那么，艺术教育是否已经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甚至具备“成为一级学科”的条件呢？这引起了学界的诸多关注与讨论。仲呈祥《我的美育与艺术教育观——答〈艺术教育〉》一文认为：从目前学科目录的科学性、逻辑分类上看，美育学、艺术教育学成为艺术学门类下的新一级学科尚不周全。美育应是置于美学学科下的一门应用型学科，没必要设立一级学科，它贯穿在各艺术门类的育人全过程之中，设立不是突显了它，反而会减弱它对育人的不可替代的统领全局的重要性。同理，艺术教育亦无必要设立一级学科，它的逻辑归属在教育学，且艺术教育在育人中也有全局统领性，是培养自由而全面的审美能力和高远精神境界的必需，这与它是否成为一级学科无必然联系。
杜卫《关于“艺术教育”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一文则“呼吁尽快建立美育学学科”。作者指出，目前就我国艺术教育学科专业现状而言，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专业艺术教育，目的是培养从事有关艺术创作、表演、研究、管理等艺术活动的艺术专门人才；二是普通艺术教育，目的是提高非艺术专业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前者已有独立的本科专业和人才培养模式，有学科归属；后者则缺少学科归属，导致美育师资缺乏，发展受限。美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主要在于普通艺术教育，以此作者提出建立美育学学科的倡议，并指出其支撑学科主要是由美学、艺术学、教育学（含心理学）组成；其知识体系由美育原理（包括美育性质和特征、中国美育传统、美育心理学、美育方法论等）、各艺术门类的美育理论和方法（包括文学教育理论和方法、音乐教育理论和方法、舞蹈教育理论和方法、美术教育理论和方法、设计美育理论和方法、书法美育理论和方法、戏剧教育理论和方法等）两部分组成；学位授予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授予哲学学位、教育学学位、文学学位、艺术学学位。
梁玖《学科立场中的艺术教育概念》一文中同样持肯定态度，但作者认为独立的艺术教育学应归属于艺术学理论（作者称之为“艺理学”），当成为其下的二级学科。该文从学科立场的角度辨析了艺术教育的学理内涵，并指出：从根本上讲，中国艺术教育业界在目前最紧迫和应该做的事情，一是确认“艺术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与价值，二是深入研究和建构“艺术教育学”学科及其知识体系，三是探寻中国艺术教育活动新的升级版本，四是持续探寻和建构中国艺术教育学派。
李俊峰《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教育：从学科融合到价值实现》一文从新文科背景的视角强调未来学科发展的“交叉融合”特征，讨论艺术教育的发展路径。作者指出：“新文科”深刻而全方位变革的一个突破点，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艺术教育学科融合的意义在于，既是培养“具有审美和人文素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需要，又是以学科融合助力艺术教育自身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为此，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理念和模式，必须体现艺术与美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融合，发掘各艺术门类的亲缘关系，积极探索艺术和科技的有机结合。只有在艺术教育的学科融合过程中，才能实现艺术教育“提高审美和人文素养”的目标，也才能更好更全面地推动艺术教育“真”“美”“善”的价值实现。
《艺术教育》月刊主编郭晓《艺术教育能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总结了艺术教育的发展现状和独立条件，指出：经过多年建设，在人才培养层面，北京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很多高校已经设立了艺术教育的独立院、系、所，培养艺术教育方向的本科、硕士、博士；在科学研究层面，艺术教育的中外发展史、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已具备相应的知识体系，相关论著成果丰富；在成果发布和社会影响层面，有《美育学刊》《艺术百家》等多种代表刊物、有全国范围内的常规学术会议定期举办，这都成为支持学科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因此，作为多年深耕艺术教育领域的刊物主编，作者指出“本刊认为，艺术教育学具备了成为‘学科之塔’的基本结构，已经从一种跨学科现象演变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
王一川《以人生艺术感涵濡为中心——作为应用理论艺术学分支的艺术教育》一文，则立足“艺术学”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立场，指出：艺术教育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下应用理论艺术学的分支之一，是关于艺术技能和艺术知识的传授及其实践的学科。其学科属性在于，它是一门关于艺术技能和艺术知识的传授及其实践的跨学科领域，涉及艺术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相互交融。其研究对象在于，艺术技能和艺术知识的传授的普遍规律和特性，以及这种传授的实践操作过程本身。艺术教育的实质在于人生艺术感涵濡，即以艺术品美感为中心的对整个人生过程的审美价值的直觉能力的养成过程。对艺术品的审美感受能力的涵濡，是人生艺术感涵濡的中心和基础，由此拓展到自然美感、社会美感、科技美感、宇宙美感等共通感的涵濡，共同组成人生艺术感的同心圆构造。艺术教育是以人生艺术感涵濡为中心的个体艺术美感的养成和拓展过程
在艺术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中，既有中西艺术教育的特点、观念、教育模式等的比较研究，也有对中国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转型升级、历史经验、当代启示等的深入反思，这些研究成果无不体现出学界响应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导向，把艺术教育工作引向更高水平的努力。
《艺术百家》杂志刊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世界艺术教育大会制定的文件《艺术教育路线图》，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21世纪艺术教育的参考性文件以及世界各国加强艺术教育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六部分：背景；艺术教育的目标；艺术教育相关概念；有效艺术教育的重要策略；艺术教育与知识共享研究；建议（对教育工作者、家长、艺术家以及学校和教育机构负责人的建议；对政府各部门和决策者的建议；对教科文组织及其他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建议）。该文件全文译出并刊发，有利于国内学界了解21世纪国际艺术教育基本理念和改革发展的目标，对于深化本土艺术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美育学刊》杂志推出栏目“专稿·全球视野下的大学美育”收录三篇文章，以全球化的视野，从西方艺术教育的模式与经验、观念与思潮出发，探寻深化中国本土艺术教育的路径。殷曼楟《从西方现代艺术教育看中国美育之路》一文着重探究了美育的思想史，从哲学美学关于美育的不同理解出发，考察了20世纪国际上流行的三大思潮和两大脉络，聚焦于美育究竟要提升学生何种能力等核心问题，并引入本土的问题意识来加以讨论。李牧《欧美高校本科教育中的美育观念与实践及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一文关注的是西方知名大学美育实践的不同模式，通过对欧美顶尖大学的美育模式的个案分析，着力于探求对本土高校美育具有启示性的经验和做法。李健《寓教于“美”：南大美育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启示》一文历史性地回顾了南京大学百多年办学历史上的美育传统，通过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及其不同实践的细致考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现代大学美育的相关理论和实践。
此外，在新时代、新境况的背景下，学界在对中国高校艺术教育和美育工作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问题上，发表了大量有高度、有深度的文章，如杜卫《关于新时代高校普通艺术教育转型升级的若干思考》、曾繁仁《关于当代美育的生态转型》、王一川《数字全球化时代的美育模型》、周星《当下美育观念辨析与高校美育难题再认识》，刘立云《走向综合：综合性艺术教育观念与历史概述》、蔡罕《“双四融合，立体美育”：构建新时代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新模式》等。还有对艺术教育理论问题的讨论，如梁玖《艺术学理论中“艺术教育”研究者的三大首要任务》、孙悦湄《艺术教育的本质及文化观念》、陈星《长三角地区在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史上的作用》等均值得关注。
本年度艺术教育的学术会议与活动，主要有：2020年5月31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新境况下中国高校美育工作的现状和对策高端研讨会”在云端举行，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推进高校美育工作，围绕“美育与艺术教育的关系”“当代美育的生态转型与高校普通艺术教育课程的转型升级”“美育学学科建设应向何处行”等议题展开了探讨。
11月7日至8日，2020年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论坛在闽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围绕艺术教育学科发展中的焦点问题，设五大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艺术教育发展”“综合性大学艺术类专业建设与发展”“新时代高校艺术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创新”“后疫情时代艺术人才培养与区域文化经济发展”“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和艺术学各一级学科分论坛，来自全国艺术院校的百余位院（校）长及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12月19日至20日，第七届“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学术会议”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以“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新趋势”为主题，分别从“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新任务”“研究生教育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作为”“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校际合作方式”“中国民族地区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学研究”五个议题展开讨论，全国五十余家科研院所和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总共120余人现场参加了会议。
（二）艺术人类学
本年度，受新冠疫情影响，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组成版块——田野个案调查研究受到限制，很多线下学术活动也缩小规模甚至被迫取消，每年一届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因此延期。但是，线上学术活动却异常活跃，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艺术民族志、传统手工业的当代复兴、艺术乡建、跨界族群艺术与身份认同等问题是本年度该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和重点，相关研究成果不仅体现出艺术理论介入当下社会实践的应用性意义，也以颇具前瞻性的思考展示出该学科理论对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
1.艺术民族志问题研究。对如何书写艺术民族志、书写的类型等研究内容是关注焦点。《民族艺术》推出的新一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栏目，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杨福泉、申波、金红三位学者立足云南多民族文化艺术的区域田野实践展开探讨。该文认为，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关系到文本叙事如何反映文化持有者日常生活及心理轨迹，并作用于艺术表达的意义阐释。应在取得“近经验”共鸣和认知的基础上，透过表层文化意象，最终达成不同族群“文化接触”与“文化涵化”背景下完形外信息的捕捉能力，以构建文化符号的意义之网。此外，肖璇《音乐民族志栖身于比较》和张应华《中国音乐传承民族志的研究背景与书写》等文章聚焦了门类艺术民族志书写方法而展开了讨论。
2.传统手工业的当代复兴与艺术助力乡村振兴问题研究。方李莉通过对景德镇持续20年的田野研究，在《超越现代性的景德镇发展模式：从生产地到艺术区的变迁》一文中指出：以景德镇这样一个传统手工艺城市的复兴作为案例可以看到，现代性的最大特点就是未来性，其未来的后果是全球化，全球化所需要的条件是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这正是景德镇取得巨大变化的外在动力。可以说，景德镇的今天是建立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一基础景德镇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景德镇，也就不会有“超越现代性的景德镇模式”的存在。谢旭斌、赵倩巍《手工艺与民族文化复兴——方李莉民族文化复兴观刍议》总结并诠释了方李莉有关工艺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理论观点、主旨内容及产生的内在原因与意义。民族手工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手工艺是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它是一种更具有人性化、生态化、艺术化、环保化的生产方式，这对发展本民族文化、建立生态中国、创建现代创新文化具有重要启示。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复兴，需要就其艺术审美语言进行现代转化，同时促进人工智能与人文艺术的融合，从而促使我国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文化中国。
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以传统手工艺为重心的乡村艺术，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注入了人文气息和艺术活力，一旦激活将会极大地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艺术乡建”也因此成为艺术学界介入当下社会实践开展研究的重要问题。《民族艺术》开设的“艺术乡建的多元对话”专栏，就是在全球化视野下，发现不同文化语境中艺术乡建的差异性和普遍性，以此为中国本土艺术乡建发掘经验、提供启示。渠岩《艺术乡建：中国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径》论证了艺术在中国乡村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艺术是用情感融入和多主体互动的温和方式，使乡村社会整体复苏，以修复乡村完整的天地人神世界。张颖《异质与共生：日本当代艺术乡建诸模式》和（波兰）艾娃《变革与复兴：1989年后波兰批判性艺术与乡村社区文化振兴》等文章，通过对日本、波兰的艺术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田野考察和阐述，为中国提供了海外艺术乡建的启示。此外，张君《隐性知识的外显化：人类学对手工艺知识生产的重塑》、曾莉《环境、文化、产业——论艺术乡建历程上的三个主要范式》、刘姝曼《乡村振兴战略下艺术乡建的“多重主体性”——以“青田范式”为例》等文章，也是该领域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
3.跨界族群艺术与身份认同研究。这尤其在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研究中受到热捧。赵书峰《湘、桂边界平地瑶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张林《音乐如何与认同接通——以新宾满族音乐文化体系建构为例》、杨杰宏《族群艺术的资本利用与身份危机》、杨民康等《当代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学术格局——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八》等文章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论、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论述。
4.艺术人类学其他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持续推进。本年度，李修建主编《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续编》出版。该书是继《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选编》之后新推出的续编，主要内容涉及当代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前沿话题等。2019年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文集《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出版，2017年“美学与人类学：时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当代美学与人类学》出版，所收论文均具有理论前沿价值。此外，冯雪峰《“审美—社会”范式与英国艺术人类学——以霍华德·墨菲为个案的分析》、安丽哲《边界与融合——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反思》等文章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属性、边界、研究范式、历史使命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三）艺术社会学
本年度艺术社会学研究稳步推进，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中，对西方艺术社会学的审视与反思、对学科潜能的思考、对研究范式的追问、对发展路径的探寻等问题的研究，显示出了清晰而深入的学理性。陈岸瑛《从艺术史论角度看艺术社会学的潜能与限度》从艺术社会学的起源及其对艺术史研究的影响、艺术社会史与常规艺术史的关系、艺术社会学的解释限度等方面讨论了该学科的潜能与限度。卢文超《不可还原的艺术——艺术社会学家的艺术特殊论》和《艺术社会学的正看、反观与互见》两篇文章，详细分析了西方艺术社会学代表性学者的典型观点，并反思其对中国艺术社会学发展的启示。作者指出“较为理想的艺术社会学应该兼顾艺术与社会学，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常培杰《艺术社会学三型及其“本质”疑难》一文对“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学三种研究范式展开了讨论，并指出其局限性，即搁置了对“艺术本质”问题的讨论，而这恰是艺术研究的核心命题。作者进一步指出，艺术社会学不能舍弃“美学”，而是要积极介入美学讨论，回答艺术本体问题，使得美学和艺术学不仅具有观念论维度，更要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杨一博《学科融合视野下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发展逻辑》一文对实证主义艺术社会学的缘起、艺术文化社会学的转向及其弊端、艺术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路径等展开了阐述，作者指出：艺术社会学理论的未来发展，一是应关注美学理论的发展动向，为美学、艺术社会学提供研究的主题；二是应当建立学科界限意识和研究准则；三是应当聚焦不同的文化背景，尝试构建不同民族与文化的艺术社会学理论。此外，闻翔《艺术市场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宋伟《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理论诉讼——以1930年代“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为对象》、原百玲《薇拉·佐尔伯格<建构艺术社会学>导读》等文章亦值得关注。
由刘东主编、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艺术与社会系列”译丛推出两本译著，分别为（加拿大）施恩·鲍曼《高雅好莱坞：从娱乐到艺术》和（美）珍妮斯·A·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前者通过电影这种艺术类型，探讨了艺术地位的变迁过程，作者通过对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一系列关键变化的详尽调查，试图证明是多种社会与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改变了公众对美国电影的看法，形成了有利于艺术世界诞生的机会空间，并使得好莱坞电影从低俗娱乐发展成一种独特的高雅艺术。后者则开创性地研究了女性阅读浪漫小说这一文化现象，破除了流行文化中的消费“神话”，并借此分析了女性读者这一特定群体的审美和消费倾向，作者采用的人种志调研方法被誉为具有革新性和突破性。
在学术会议方面，同样采用了线上与线下两结合的方式。2020年8月16日和8月30日，上海大学《社会》编辑部举办的第九届社会理论工作坊在线举行，其中专题十九以“艺术与社会”为主题，专题二十七以“文学与社会”为主题，对艺术社会学展开了研讨。2020年9月19日至12月19日，中国传媒大学举办“艺术学理论”网上系列讲座第一季，设置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专题，围绕“艺术和社会的可能性”主题，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了系列讲座。2020年11月28日，“多维视野中的艺术与社会”暨第四届艺术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四川美术学院举办，论坛设五个分主题：艺术史与社会理论、艺术社会学理论、艺术与介入、艺术社会学的中国经验与未来向度、艺术家谈创作的社会维度。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和艺术演出单位的四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
（四）艺术管理学
在有关艺术管理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有以下几篇文章值得重点关注。彭吉象在2020年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九届年会的开幕致辞中，对学科发展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我们需要尽快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学体系；第二，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艺术管理学科交叉的特色；第三，我们需要进一步联系实际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服务。
王一川《深扎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科根基——基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视角的观察》一文指出：
新兴的艺术管理专业需要明确其学科根基。艺术管理专业与艺术理论学科的研究性或学术性不同，具有显著的行业操作性和实践性并面向艺术行业实践。艺术管理是一门将艺术行业的体制构成和艺术行业的管理过程与其具体的艺术应用实施过程紧密结合的跨学科领域，其研究对象在于艺术行业的体制及其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方法、管理技能等过程的规律以及它们的具体应用实际操作过程，其学科要素在于由艺术管理思想、艺术管理制度、艺术管理技能、艺术政策与法规、艺术节目制作与展演、艺术营销等组成的跨学科系统。当前需要深扎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科根基，吸纳以“心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管理智慧。
田川流《论国际艺术传播与贸易视域下的艺术管理》从国际艺术传播和贸易的视角，对艺术管理的理念、原则、策略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国际艺术传播与贸易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为我国艺术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艺术管理者以国际化视野和前瞻性思考，确立这一视域下艺术管理的科学理念：寻求共同价值体系的理念；倡导多样性及人本主义理念；追求竞争与互利的理念；坚持平等及双向交流的理念。依据国际艺术传播与贸易的基本属性与运行特征，艺术管理应坚守其基本原则。在创作与生产中，遵循谨严审慎及精益求精的原则；在产品推介与交流中，恪守公平公正及坦诚互信的原则；在交易与经营中，秉持市场规则及法治安全的原则。在国际艺术传播与贸易中，艺术管理需采取积极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包括建构适应国际艺术传播与贸易的管理机制；高度重视科技的地位和作用；充分洞察和适应不同区域艺术接受与消费的需求；加快培训适应国际艺术传播与贸易的管理人才；重视国际艺术传播与贸易的中介及其经纪人作用。
蓝凡《艺术与管理的三个辩证法》阐述了艺术与管理的三个辩证维度，即：艺术的自由与管理的规则的矛盾统一，教育中的艺术管理与实践中的艺术管理的矛盾统一，作为意识形态与国家软实力的艺术管理的矛盾统一。作者指出：对于艺术管理而言，艺术规律与管理规律都在发挥着自身的力量，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解决矛盾和统一矛盾。
张爱红、郭梓锋《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探讨——基于霍夫斯泰德模型的跨文化分析》一文，指出：艺术管理机制是艺术管理研究的核心领域，也是影响我国艺术管理改革的关键点。我国的艺术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受西方艺术管理观念的影响较大，这种西化的管理方式虽对中国艺术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在全球艺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其暴露出来的弊端也愈来愈明显。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立足本国国情，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方式和话语体系，形成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基于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模型，艺术管理的中国机制需从管理原则、管理风格、管理方向、管理者、管理方法及管理的人文情怀上进行立体架构，以此促进我国艺术管理机制的特色化发展。
此外，由上海戏剧学院创办的《艺术管理》（中英文）刊物自2019年创刊以来，设置了多样化栏目以关注学科发展和基本理论研究，专题栏目如“文化规制研究”专题，“艺术体制研究”专题，“艺术与科技研究”专题，“后疫情时期艺术界的困境与应对”专题，“后疫情时期艺术及艺术管理发展”专题等；常规栏目如“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艺术发展与文化建设”“历史、理论与方法”“艺术机构运营、管理与发展”等，追踪国内外学界前沿信息，刊登了一批高质量论文，亦值得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学术会议方面，2020年11月14日至16日，“融合·创新：新时代的艺术管理”高峰论坛暨2020年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九届年会在四川音乐学院举办。会议以“艺术管理学科建设之融合创新”“艺术与公共文化服务之融合创新”“艺术与区域经济发展之融合创新“为分论题进行深入研讨，在学科性质、特点等方面达成共识：艺术管理专业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将多学科特色与优势集于一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前瞻性，适应当今时代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具有突出的应用性、实践性，其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均与社会艺术建设的需求直接相关。年会还设置了“全国艺术管理论文竞赛”“第二届全国艺术管理教师金课大赛”“艺术管理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成都市双流区公共文化服务重大创新之举‘一镇一艺术特色’考察”等单元，充分展示了各高校艺术管理科研、教学和社会实践成果。来自全国七十余所高校的一百五十余位专家、七十余位硕士博士参加了会议，此届年会也成为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九年以来参与院校最多、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展示出中国艺术管理高等教育领域完备的学科人才梯队。该会议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论坛视角新，研讨领域广阔，贯彻了国家建设文化强国和新文科的时代精神；第二，论坛层次高，学术氛围浓厚，展现了中国艺术管理学界教学、科研的最新成果；第三，论坛参与众，理论与实践并举，焕发出中国艺术管理学科发展的勃勃生机。
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艺术管理·面向2035的世界领先学科建设”第十五届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年会”在西安美术学院举行。年会设有大会主旨发言、大会分论题讨论、青年艺管人专题交流会、全国大学生艺创竞赛等内容单元，围绕“新文科·新视域与艺术管理的新发展”“艺术管理与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乡建”“艺术管理与美育的协同发展”“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艺术管理与区域发展”等六个分论题展开研讨，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行业单位等的专家学者师生300余人参加会议。
（五）文化产业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我国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五中全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建议》第九部分专章强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并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和深远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无论是国家政策导向层面，还是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层面，文化产业都在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强劲发展。2020年度，文旅部科技教育司公示的28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就有《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政策创新研究》（批准号：20ZD01）、《国家文化公园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批准号：20ZD02）、《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研究》（批准号：20ZD04）、《5G时代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研究》（批准号：20ZD05）4项是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其政策依据均立足于“十四五”规划中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也预示着未来该研究领域的趋势和重点，这4项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文旅融合、科技融合、5G数字产业、科技文创等是文化产业学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上述获批的重大课题如此，相关研究论文亦是如此。2020年度文化产业学研究文章既有高屋建瓴式的路径、趋势、策略研究，也有聚焦某热点问题的深入分析，展现出充满活力的学科发展势头。《探索与争鸣》刊物设专题“文化产业研究的新范式和新机制”，收录了3篇文章深入探讨。向勇《阐释、批判与建构主义：中国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立场解释》认为：文化产业的实践发展迫切要求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建设，文化产业研究范式是文化产业理论成熟的标志。文化产业研究范式包括阐释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立场选择。阐释主义文化产业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活态阐释，表现为对话式的公共阐释、侧重行动姿态的互动阐释。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指向知识建构、审美建构和智力建构。批判主义文化产业研究以批判性思维进行价值批判和文化批判，但区别于文化批判主义。批判性建构主义文化产业研究可以作为当前文化产业研究范式的一种选项，具有批判性反思、情境主义和实践建构特征。不同的研究范式选择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的认定。
宗祖盼《文化产业类型新探——基于发生学的建构逻辑》认为：类型学研究是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的核心议题。传统文化产业分类法主要包括“统计标准划分法”“产业形态划分法”“运作模式划分法”等。从发生学的思维出发，文化产业的类型可以从它满足人性精神需要的属性中去建构，目的在于探索文化产业的本质及其对于人的存在意义，并揭示文化产业发生的合理性。基于此视角，文化产业可以划分为“审美型”“游戏型”“符号型”和“知识型”四种类型。文化产业的发生根源于人性的精神需要，是人类“审美追求”“游戏宣泄”“符号占有”和“知识获取”需要的现代延伸。
柳杰《转向与超越：文化创意人才激励机制构建》认为：法律激励、政策激励、文化环境激励、个人及团队等激励机制要素的变化，决定着创意型人力资本的行为选择，从而影响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未来路向。其中，法律激励的核心在于保护创意型人力资本的成果，政策激励的核心在于留住人才，文化环境激励的核心在于培养创意土壤，个人及团队激励机制的核心在于为文化创意人力资本提供生活保障，而贯穿上述激励要素的共同线索在于对当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
《艺术评论》刊物设置了专题“后疫情与文化产业动态发展”，收录范周、林一民《消费回补与市场重塑：后疫情时期的文化消费趋势探析》，陈娴颖、郑裕茵《疫情之下数字文化产业结构性困境的突破路径》，蔡晓璐《“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征与疫后格局重组》等文章；《民族艺术研究》刊物推出“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研究”专题，收录田川流《乡村振兴中多维度文化的构成及其价值实现》、刘璐《现代视域中乡村文化空间的危机与再生产》、王容美《乡村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方式的塑造与传统文化价值的转换》、闫国《文化内生视野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和发展》、王智洋《中国语境下乡村公共文化领域的变迁与重构》等文章。这些成果紧跟时代变化，剖析具体问题，从不同角度为文化产业研究增砖添瓦，值得关注。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由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刊，是国内第一份专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的学术刊物。该刊为双月刊，设置“理论研究”“门类追踪”“传承者”“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前沿窗口”等栏目，为相关研究和交流提供了专业平台，为传播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阵地。
李荣启系统学术专著《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论》的出版是本年度非遗研究的重要收获。该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从基础理论层面和宏观视角，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内涵、性质与价值、保护意义与科学保护、保护理念与原则、传承机制建设与法律保护等重要理论问题，并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做具体分析。第二编系统深入地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种保护方式，即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生活性保护。紧密结合实践范例，理论联系实际地提出了实施每一种保护方式的意义、对策及有效途径。第三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保护研究。在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后，分章探讨了语言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非遗、传统表演艺术类非遗、传统工艺美术类非遗、民俗类非遗的保护。该书是一部集学术性、知识性、实践性为一体的理论著作，图文并茂，既有深入的理论阐释和作者的思考见地，又有大量的范例分析和对策建议，对切实指导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帮助读者深入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性及非遗保护的特点规律、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重要意义。
王文章《非遗保护的继承与创新及其与文化市场、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由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十年保护引起的思考》一文以追踪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为个案，论证非遗保护的原则，这是对当下非遗创意化倾向的一种冷静思考和纠偏。作者指出：我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保护名录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已经走过十年的保护历程，目前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通过保护、传承而改变自身濒危状况最为显著的、为数不多的项目之一。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启示。其中，非遗保护的继承与创新，非遗保护与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之关系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对当下非遗保护概念内涵的科学把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非遗保护与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关系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不能侵害非遗传承，更不能以此认定这就是非遗传承的必然路径并以此直接简单代替非遗传承，非遗保护过程中要防止文化创意化的不良倾向。非遗保护是需要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的，非遗保护是原真性的保护，而不是创意性的变异，因趋利而将文化创意产业引入非遗保护的范畴，把文化创意化当成非遗保护，我们可能不仅不能很好地保护非遗，反而可能会加速失去我们本应珍视和保护的文化本质。
此外，《艺术百家》推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收录王笙渐、赵月欣《非遗活态化语境中移植手工艺的重构——以宝应乱针绣为例》，孙雯、葛慧茹《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再思考》，江伟、周敏《文旅融合背景下的非遗主题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以无锡灵山小镇·拈花湾为例》，蔡晓英《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辩证思考》等四篇文章；黄龙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民俗学实践路径》，唐璐璐《社区与权威遗产话语的角力：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批判性思考》，吉琳玄、马知遥、刘益曦《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等文章，亦值得关注。
本年度，新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的消息令人振奋。在教育部组织开展的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工作中，由西安音乐学院申报的艺术学理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与其他三十六个新专业一起，被列入本科专业目录。该专业由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承担招生和人才培养工作。此前，首都师范大学“文化遗产”本科专业于2016年获批，该校也因此成为全国首设文化遗产类本科专业的高校。此次，明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本科专业，不但是高等院校本科专业建设的又一次新突破，也进一步夯实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专业基础，意义重大。
（一）立足自身：守住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置的初心
2020年，艺术学理论界在纷纷回顾与反思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呼吁要珍惜艺术学科取得的成果，尤其是要守住设置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初心。
守住艺术学理论的初心，就是守住其作为“一般艺术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仲呈祥结合亲身经历详细介绍了“艺术学”学科由来，并且指出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学科门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研究艺术的性质、特征及其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其研究方法是将各种艺术现象视为一个整体，侧重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性，揭示艺术的性质、特征及其普遍规律，构建能够涵盖各门类艺术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艺术学理论可分为纯理论性学科方向和应用性（或交叉性）学科方向两个层次。凌继尧指出，对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已有共识：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一般，门类艺术学研究艺术特殊。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是艺术的普适性、根基性问题，它规范、引领各种门类的艺术创作、艺术发展和艺术欣赏，它对整体艺术的价值、作用和意义，没有一种门类艺术理论可以比拟。在李心峰看来，艺术学理论实质上就是“一般艺术学”，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艺术中一般的、共性的规律，应该把艺术世界看作一个系统整体来进行研究，其研究对象还包括：对那些有关艺术世界中跨艺术种类、跨艺术媒介、跨艺术学科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艺术学研究，艺术学的元科学、元理论即元艺术学研究，与艺术密切相关、在现实中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的一些交叉应用学科，针对个别艺术种类现象但遵循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的思维路径、实现特殊与一般的辩证统一的研究等。
也有学者继续探讨艺术学理论与文学、美学以及门类艺术学等学科的关系，希冀通过厘清这些关系进而促进中国艺术学科的健康发展。杜卫重点分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与文学、美学学科的关系：一方面，艺术学门类是从文学门类中分离出来的，在艺术学学科建设中自觉注意与文学、美学的区分也是应该的，这体现了学科意识的自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文学，否定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人文学传统支持的事实：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是“艺术”总体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艺术学与美学有着天然联系，艺术学理论学科独立设置了，但没必要、也不可能切断与美学的各种联系，学科可以独立建制，知识领域和知识体系却是割不断的。田川流认为，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学均有各自学科的特性，艺术学理论突出地呈现为基础性、宏观性和整合性。门类艺术学研究不能也不可能取代一般艺术学研究。一般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之间既有各自独特的空间，同时又具有相互交汇和共同拥有的地带，显现出交叉与共享的意义。祝帅则提供了一种从学科管理层面区分艺术学理论与相关学科的方案，认为在目前“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理论”三种学科并存的学科目录中，应强调“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实践天然的血缘关系，让“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精通艺术实践，而“文艺学”研究者应精通文学作品，“美学”研究者则侧重艺术美、自然美的一般抽象原理。唐卫指出，虽然艺术学理论在艺术学科中具有统领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艺术学理论高于美术学、音乐学等门类艺术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要尊重自身学科规律和特性，看到自身学科的局限。有学者建议，不必过于强调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学科之间的区别，而应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建构“无边界的艺术学理论体系”。
（二）增强主体：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学术共同体
如前所述，王一川曾指出过去十年来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学科的主体性不足，应该加强学科共同体建设。梁玖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的培养角度，探讨了应如何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学术共同体的问题。他认为，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是端正师生的学科学术观与实施的专业性，主要包括如何认知学科专业性、明确教育定位和指导专业学术研究等。成为一名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首先，要有明确的“跨学科进入”专业的意识和观念。现阶段很多在读研究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专业或学科专业意识不强的问题，需进一步明确和加强“跨学科”“进入学科”的意识与观念问题。其次，应当确立对艺术学各一级学科与专业的“区分认知度”意识和观念。目前普遍存在着混淆艺术学理论学科边界与专业性的现实问题，这一方面混淆了艺术学理论学科同特殊艺术学学科的边界，另一方面也消解了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学术阵地与专业范畴。因此，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应有明确的学科与专业的“区分度认知”意识和观念。第三，应当及早确定个人所置身学科的“专门研究方向”以及研究专题。这是在强调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在“跨学科进入”并具有了“区分度认知”的基础上，应尽快走进具体专业研究领域。艺术学理论研究生应当始终坚持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身份与态度，努力成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专业接班人。作为中国较为年轻的一个学科门类，艺术学门类的独立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件，这意味着艺术学科制度的重新建构、重新被认知，以及需要全面推进和逐渐完善其制度体系。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来说，要建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共同体，需要在三个方面来加强认知：一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制度与历史的认识；二是跨入艺术学理论学科及其专业的主动学习意识；三是认清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专业性。
（三）深挖资源：传统理论资源对艺术学科的启发
建设中国特色艺术学既要挖掘借鉴国外理论资源，也应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以从中获得宝贵启发。孙晓霞通过对柏拉图的“技艺理论”“剧场政治”等重要概念的梳理与分析，探讨了西方艺术学科的起源问题及其对中国艺术学科建设的启发。通过对柏拉图技艺理论的考察，揭示出其技艺论的内核是逻各斯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推动艺术实践追求确定性知识和体系化发展的中介性存在，这是西方艺术与科学分化并走向理论化、学科化、体系化的思想因子和哲学性宿命。她还认为，从西方的“技艺”概念出发考察西方艺术学科历史，或许会形成一个全新的艺术理论架构，具体路径包括：一，将技艺理论纳入艺术研究的视野，仔细剖析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为根基的技艺概念，考察其在哲学和社会各领域的知识定位，进而梳理“技艺”概念自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重涵义，确定其对艺术学科的决定性影响。二，在对技艺问题全面整理的基础上，观察古希腊以来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歌等现代艺术门类所涉及的技艺性知识，进而思考诸种门类艺术彼此间的内在统一性。三，在古典时期作为技艺之内容的艺术理论中，探寻早期艺术思想形成的原初样貌，以此透视后世艺术的概念与形态的演进过程。此外，孙晓霞还对柏拉图的“剧场政治”这一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正是在“剧场政治”语境下，柏拉图将不同艺术集结在一种制度理想中，从而凸显了诸门艺术的内在统一性，为后世西方艺术理论的体系化、学科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石。贾涛则尝试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资源中获得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建构的启发，认为在传统上，中国没有现成的、完整的、整合为一体的艺术理论体系，只有丰富的门类艺术及门类艺术理论，但是二者又显然不能互相替代。虽然作为综合、统一、体系化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整体的呈现，但是其精神要义、核心概念，却又散见于古代诗论、书论、画论、乐论等门类艺术理论之中，它们常常互相通连，由一而二，逐层生发，见微知著。我们在当下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学科体系，恰恰需要以之为基础，对传统艺术理论进行整合、提炼。
（四）学科分支：比较艺术学研究
比较艺术学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于促进中国艺术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彭吉象本年度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借鉴比较文学理论并结合艺术学自身特色，对比较艺术学进行了系统的探讨。通过分析比较艺术学的历史与现状，彭吉象认为比较艺术学当前面临着发展的大好时机，并且从学科定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比较艺术学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从学科定位来看，比较艺术学应成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其核心是“比较”，应遵循“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原则，既注意借鉴与吸收其他文化艺术学科的优点，又注意发挥与弘扬自己文化艺术的特色。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比较领域可以包括三个方面：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艺术比较；跨学科、跨门类、跨视域的比较；还有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可以进行跨艺术种类、跨艺术样式、跨艺术载体的比较。从研究方法来看，比较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以及独特的艺术样式比较方法研究。其中，“影响研究”方法强调对两个国家艺术家、艺术作品或者艺术理论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以及对艺术学与其他学科门类或者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主要方法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总体影响、个体影响等等。“平行研究”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世界艺术历史发展中产生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背景下的艺术现象，对各个国家彼此之间并无事实联系的艺术流派、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于它们异同的比较，发现它们各自的特点，发掘出它们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从而找到世界艺术的发展规律。二是艺术跨学科、跨门类、跨领域的研究，需要把艺术同人类其他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除开艺术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比较之外，其实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科学的研究，也是比较艺术学值得关注的两个重要课题。“跨文化研究”方法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这两种异质文化和异质艺术进行“跨文化比较”。此外，还有学者从比较艺术学的视野对文学、影视、舞蹈、汉字等进行阐释研究。
（五）学科纪事：学术会议与论坛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许多学术会议、论坛无法如期线下举行甚至被取消，不少活动被迫改为云端会议、论坛、讲座，比如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举办了“深圳大学艺术学理论2020‘云’中相‘会’系列网络学术论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与艺术学研究所共同举办了“艺术学理论前沿”线上系列讲座；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举行了14次“艺术学理论网上系列讲座活动”；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在云端举行了6次“坤舆艺术讲堂”；内蒙古艺术学院举行了4次“艺术学理论名家线上讲坛”……这些线上学术活动，最初是为了应对疫情影响不得已而为之。不久，人们发现这些线上学术活动往往具有之前那些线下学术活动所不具备的长处与优势，遂积极因应疫情带来的变化，变被动为主动，各种形式的网络学术活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良好成效。这些线上活动大多对公众开放，有力促进了不同院校、学科、师生之间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交流。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内疫情好转，一些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重要学术会议和论坛得以在线下举行。
9月5日至7日，第五届北京电影学院艺术学论坛在云端举行，本次论坛围绕“艺术的旅行”这一主题，试图聚焦艺术的超越性、流动性与无限活力，以串联起散落在艺术领域中的点点星光。
10月24日至25日，2020年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媒介视域下的艺术变迁”，四组分议题分别是“媒介变革与艺术历史的演进”“媒介变革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媒介变革与艺术创作和批评”“媒介变革与艺术传播和消费”。会议关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沉浸体验设备等新技术，聚焦自媒体、全媒体、融媒体等现象，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跨媒介艺术史的建构、艺术观念的转变、艺术创作、受众和艺术批评的动态关系、艺术传播和艺术消费的转型升级等艺术学理论领域的重要议题。
10月24日至25日，由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同济大学艺术与文化产业系和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整合与超越：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新视域”高峰论坛在南方科技大学举行。会议在下列三个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第一，要坚守艺术学研究的基本界线；第二，要打破思维窠臼，在艺术学研究的方法上，坚持以整合、融通、超越为原则，实现学术上的新突破；第三，在开展艺术学的宏观研究的同时，也要兼顾艺术学的微观研究；在开展艺术学的学理研究的同时，也要兼顾艺术学的应用研究，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学的边缘性的、交叉性的学科领域的研究。
此外，202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编辑部主办了5期“当代艺术学与美学论坛”，主题分别是“元艺术”或“反艺术”——当代艺术的理论与实践；从古典到现代：美、感性、模仿三大概念的历史纵深；艺术学还是工学？——设计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艺术教育与审美教育的分合；“建设一个新世界”——交织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工程和艺术。这些选题分别涉及艺术学科建设、艺术教育、艺术实践以及美学等多个方面，体现出了应有的前沿性、时代性与理论深度。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文下注， 原文载于《艺术百家》2021年第3期。）
文稿来源 《艺术百家》
编 辑 李 想
初 审 楚小庆
复 审 古 强
终 审 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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