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由萨望翁·雍维自述） 视频由巴塞尔艺术展摄影师Alex Blanco拍摄 当我住在温哥华的时候，每天我都会经过我家附近一间艺术家经营的艺廊“grunt”。有一次，我进去说：“我想在这里做展览。”那时我大概18岁。策展人回答道：“给我一份你的简历吧。”我去了一家咖啡馆，鬼使神差地在厕纸上写了一份简历，然后回去递给了他。一年后，我真的在那里举办了展览，而且那场展览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我想，“嗯，这很酷。” 照片由巴塞尔艺术展摄影师Alex Blanco拍摄 我从小学时就开始画画。比我大一点孩子可以画一幅机器人的漫画，但我可以将机器人刻画入微，不遗巨细。每个人都对此惊叹不已。每次我创作出什么的时候，老师就会在课堂上展示这个作品，然后大家会惊讶它看起来是如此栩栩如生。我成为艺术家的故事也与我的家庭有关。在我的祖父被暗杀后，我的父亲逃到了掸山，这里是中国、缅甸、老挝和泰国接壤的山区。1964年，他帮助建立掸邦军，为掸邦人民而战。我母亲在1969年加入了他的行列。当我在1971年出生后，我们移民到了泰国。当时我们很幸运，数位有影响力的泰国人向我们施以援手。因为我母亲要工作，所以每天放学回家后，我就和家附近的一对老夫妇待在一起。他们会给我做饭，而我就在那里画画。我学得很快。我13岁时，我和家人到了加拿大。 2022年2月，萨望翁·雍维在他的阿姆斯特丹工作室，照片由巴塞尔艺术展摄影师Alex Blanco拍摄 在温哥华，我就像其他来自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移民孩子一样，从小就被鼓励去工作——这帮助我逐渐树立一种强烈的职业道德。我妈妈和我在麦当劳工作，而我爸爸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8岁时，我加入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备役一年。在那之后，我获得了奖学金，前往艾米丽卡尔艺术与设计大学（Emily Carr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学习。之后我在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学习哲学，因为我认为艺术需要哲学。我修读了一门名为“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课，还有一门叫做“美学（Aesthetics）”的课。我不再画油画了，但我还是会画许多素描。一年后我就退学了。后来我回到温哥华，试图安排一些展览，但我在那已然是个局外人了。于是我在建筑行业找了份工作。我以为我能应付，还能玩滑板及参加派对。我把头发都染成了金黄色。 2022年2月，萨望翁·雍维在他的阿姆斯特丹工作室，照片由巴塞尔艺术展摄影师Alex Blanco拍摄 后来我遇到了Heinrich Nicolaus，他当时在温哥华举办一个绘画工作坊。我那时大概25岁，完全是个新人。我没有参加他的工作坊，只是在晚上去他的工作室画画。他在白天会看到这些作品。在工作坊的最后一天，他在工作室里一直等到见到我。我告诉他：“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邀请我去他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蒙特菲奥拉尔村（Montefioralle）的工作室工作。几周后，我来到佛罗伦萨，看到了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的书《拉斯维加斯的恐惧与厌恶》（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中描绘的一幕。Heinrich穿着一件花哨的阿卡普尔科衬衫，开着一辆敞篷车来接我。他开车载我们去到基安蒂山（Chianti），沿路经过一个个葡萄园和柏树林。我一直住在Heinrich的阁楼里长达六个月，然后在他位于旧工厂的巨型工作室里工作。几年后，我们在意大利又一次合作了。 照片由巴塞尔艺术展摄影师Alex Blanco拍摄 在蒙特菲奥拉尔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加入了潘扎诺（Panzano）附近的一个艺术家社区，我们创建了MoMAP——潘扎诺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Panzano）。其实那是我们租来的一间房子，用来当作开放式工作室。很多人来参观，之后我们在城里寻得了一个展览空间一起共同经营。在MoMAP，我遇到了马克思·塞德尔（Max Seidel），他是佛罗伦萨艺术史研究所（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的总监。我给了他一本我的艺术家书籍——《The Disasters of Military Rule in Burma》，这本书是我在2004年到2007年之间创作的。因为2007年使用真名还不安全，所以我就用我的掸族名字“Huung Hpa”出版了这本书。2004年，我父亲去世了。从此我开始再次关注缅甸。我偶然看到了我父亲的照片，特别是一张他对着麦克风讲话的照片。我会为他画一些小型绘画，然后就把照片收起来。我画了很多这样的小画，我想我在以此消解失去父亲的痛苦。 照片由巴塞尔艺术展摄影师Alex Blanco拍摄 我为了书的创作又去了印度和泰国。在我父亲去世之前，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到这里。我住在了印度的里诗凯诗（Rishikesh），每天画一两幅画，直到完成了81幅。除了瑜伽和绘画，我几乎什么都不做。当时缅甸正经历着“藏红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我的画反映当时缅甸的时局，并参考了戈雅（Goya）的《战争的灾难》（The Disasters of War），我随身带着这幅画的复制品。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流亡经历是一个巨大的创伤。我记得我父亲的一个战友，一个前掸邦军官，在我11、12岁的时候被暗杀了。我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就是把一切都隔绝在外，而艺术是我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