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木|父辈的信仰

80年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渺、命贱如草的时代。蹒跚于贫困与疾病的大众，除了要面临外邦的欺凌，还要躲避军阀的肆虐。在这个时代中，活下来已成了一个奢侈的想法，更遑论是有意义的活着？然而，或许正是生命的艰难，才让思考它的意义变得更加理所当然。因此，我们看到在那贫瘠多难的土地上，依然行走着对理想，对信仰坚贞不渝的灵魂。

对于这样的信仰，我们不乏怀疑，这种怀疑是来自于所处时代的信仰缺失，也来自于对父辈们的“漠不关心”。在我的意识中，信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信条，它是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更何况父辈们穷其一生所恪守的信仰，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虚无缥缈。我们不禁要问，信仰还可信吗？

陈丹燕的《莲生与阿玉—关于信仰的事》这本书或许能够给出答案，这是一本有关生死、宗教和信仰的书，也是探寻父辈在那个遥远而动荡的时代中，是如何承受生活的压迫，如何排解理想的焦虑，以及如何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书。

阿玉与莲生是一对真挚的姐弟，他们终生相依。红色书生莲生，少小离家，从桂林走向延安，从事党的情报工后，因怕连累家里，他先后用过二十几个不同的化名，后来索性就叫自己“化名”，他的名字也从李莲生变成了陈化明（取“化名”的谐音）。一生未嫁的姑姑阿玉，早年为求生在老家苦苦挣扎，中年以后离开故乡，随弟弟一家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生活。阿玉到老年都长着一张安静、纯净的脸，从来没有人知道她如何不断适应自己人生际遇的变化。

两位父辈的坎坷一生，也是寻找信仰，护卫信仰的一生。

1932年，莲生13岁，他快乐的童年戛然而止，他的母亲突然去世，父亲为了躲债去了外地，家中只剩下18岁的姐姐和9个月大的弟弟。家庭的变故让莲生幼小的心灵，开始体会到了尘世的伪善和艰险，对穷愁困顿变得特别的敏感和苦闷。

为了养家，莲生带着这份敏感和苦闷踏上了社会，他先后做过照相馆、线毯家具工厂的学徒，又做过一家银行的杂役。这些身份卑贱，常被盘剥的工作，让莲生对被剥削有了切身体会。特别是在银行当杂役，他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接触。在这里，他看到了卑躬屈膝的可耻，也看到了“穷得硬”的可敬；看到了社会的腐烂，也到了人的生而不平等。

也就是在这时，莲生听说了共产党，听说了红军，因了自己的遭遇，他对此有了一种朦胧而浅薄的向往，因为这时他参加红军的目的，仅仅是想报复一下银行，把库房里的钱分给与他一样的穷人。

信仰的形成要在莲生重归学校以后，这个时候，莲生又了接触更多书本的机会，他在不断低阅读中，开始思索“人生应当为何”的问题，也开始对以往的思想有了分析和扬弃。在一些进步书籍，像《西行漫记》《中国向哪里去》《大众哲学》和《生活》杂志等等地熏陶下，莲生开始有了崇敬共产党的倾向。

此后，他受广西师专（广西大学）地下党的影响，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大同盟”，再后来他又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莲生将自己投身到了“一个高尚的集体和伟大的事业”中（莲生语），他终于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并紧紧地抓住了它。

晚年的莲生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信仰：“入党誓言必须终生履行，如何丰富自己，提高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坚定不移、不折不挠的战士，是我一辈子的功课。我决心今后要不断地寻求各种各样的磨练，我知道，一块铁，必须经过千锤百炼，方能成为坚强的钢。我是一块铁，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则是一块钢。”

事实上，从莲生少年时代找到了信仰那时起，他始终为自己能一生坚持它自豪。即便是在那些最不需要信仰，对信仰破坏最严重的年代，比如“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他也始终护卫着它。暮年的莲生住在医院，依然坚守着这份信仰，他与其他老人一同组织讨论小组，讨论中国和世界的形式，讨论时事政治和党内文件。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深入骨髓，现在年龄大了，但共产党人的党性不能丢，虽不能与时俱进，但也不能落后太远，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不能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能改变。”

可以看出，信仰改变了莲生的一生。

阿玉没有明确的信仰，她也许信过佛，因为18岁前随母亲吃斋。但当虔诚的母亲暴死之后，她便对那都是泥塑的佛陀失去了信心。母亲的悲惨境遇加上外婆的“经验”传授，让年轻的阿玉逃离了虚妄的信仰。在她的意识里，没有莲生那样的高尚追求，更加没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升华，她有的就是如何养活自己，养活她的弟弟。可以说，她的信仰就是生命的延续。

然而，缺失信仰的阿玉却一辈子都恪守了“单身主义”，这不是从书本中获得的教义，而是残酷的现实和生活逼迫她“守身如玉”了一辈子。可是，在生命结束前，阿玉陷入到“缺失信仰”的危机中，在面对死亡时，她没有了力量的来源，也没有了灵魂的依托。她只好将“生”的希望全部寄托于那些她为之付出心血的孩子身上。或许，在她看来，他们就是她的信仰。

由此看来，真正的信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条，是植根于灵魂深处的元素。有信仰的莲生与无明确信仰的阿玉的晚年遭遇，让我对此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其实，当我们在聚会时叹息当代的信仰缺失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不管你信与不信，信仰的本体都在那里，缺失的不是信仰本身，而是我们对信仰的找寻和恪守。

我怀着沉重而温馨的心情读完了这本书，当中的历史与现实的交织，让我心生出一种穿越后的真实感。据说，这种虚实结合的写作方式正是陈丹燕的特色，而我尤其喜欢她那带有温度感的文字叙述，即幸福又大方。

于是，我了解到，2010年的清明，52岁的陈丹燕第一次踏上故乡平乐的土地，追随父亲莲生、姑姑阿玉的足迹，在陌生却又息息相通的故乡开始寻根之旅。在平乐的街头，她突然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一直依赖的姑姑和父亲，也曾是和她一样的孩童，也有要依赖的亲人，因此父亲和姑姑在她的书中，就成了“莲生”和“阿玉”。

一本关于父辈，也关于信仰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