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制度下的改革注定失败

翻看中国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王朝到了后期，都会有一场“深化”改革，言之凿凿为民谋利，疾风劲雨反腐倡廉，用某位领导的话说，就是“猛药去疴”。

然而，这些改革最后往往都以失败告终，成为当时民众深痛恶绝的“恶法”，丧尽民心，更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由于土地兼并严重，特别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大肆搜刮民田，大明王朝到了嘉靖、隆庆时期，已经出现严重的内忧外患。内部政治腐败，官员贪污成风，民怨沸腾；外部边防松弛，周边“蛮夷”侵扰不断。

到了万历年间，情况更胜。时任首辅的张居正就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大有再不变革，必有亡族亡国之忧。于是，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张居正进行了一场全面、深化的改革。

现在回头看，张居正算是号准了大明朝的病症，所开药方也可说是“对症下药”。不论是用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的“考成法”，还是经济方面的“一条鞭法”以及对全国土地进行重新丈量等等方法和措施，都可谓打到了“蛇七寸”，初期效果也非常明显，不仅空虚的国库充盈了，而且官员也不敢再肆意妄为，大有“官不聊生”之势。可以说，如果改革最后成功的话，必定给羸弱的帝国注入一股新活力。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张居正的改革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在他死后，不仅所有的新法都被废除，自己还被掘坟鞭尸，累及家族，弄得个家破人亡。最严重的是，间接导致了王朝内部的分化，人心涣散，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那么，张居正的改革何以最终会失败呢？是他的能力不够吗？断然不是这样的原因。其实，就连那些反对他的官吏，也对张居正的政治才干深表佩服。为了推进改革，张居正虽有任人唯亲，但他任命的那些个总督巡抚，各个都精明干练，比如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戚继光，就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

是他推行的改革内容，不利于帝国，不利于老百姓吗？也不尽然这样，其中对官吏考核的新标准，就非常有利于提高帝国政府的工作效率，而且也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官吏的作用。

既然如此，导致改革失败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谁又该为此来负责呢？下面，我们就来试着分析一下，导致这次改革失败的几个原因：

一、遭到传统势力的疯狂阻挠。张居正的改革与历代的王朝改革一样，大多只涉及经济改革而鲜少触碰到政治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张居正的目的也是为了充盈国库，所以他依靠的力量依旧是皇权，并以官治官的方式，施行对官场的整肃而已。

所以，张居正改革的锋芒，主要指向威胁明朝统治根基的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和吏治腐败等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那些豪门地主、庸官贪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触和反对。因此，张居正主持的改革运动，也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那样，始终伴随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

清丈土地开始后，那些有权有势的地主，贿赂官府，隐瞒土地，还攻击清丈会导致农户逃亡。张居正不为所动，坚持清丈，规定凡有阻挠清丈者，一律从重处罚。山西代王宗室等人，就是为此而受到严厉处置的。考成法推行后，又有人指责“执事太严”，“时政苛猛”，张居正针锋相对，把反对改革的主要官员，相继撤职、查办。可以说，每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而造成改革的对立面。

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张居正与神宗的矛盾，即相权与君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神宗十岁登基，还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张居正大权在握，在李太后和冯保的支持下，实际上代行着皇帝的权力。但随着神宗年龄的增长，其独立意识和帝王思想也逐渐滋长起来，日益不满张居正操纵一切的局面，特别是当他追求奢侈挥霍的欲望和要求因张居正的劝阻而得不到满足时，积怨更深。

这种不满与怨恨，当张居正独揽大权时，神宗只能隐忍不发，一旦人去楼空，君权不再受到限制，就会恶性膨胀，为所欲为。因此，张居正去世不久，神宗就借机发难，直接纵容并推动了那些改革反对派掀起的否定张居正及其改革措施的风潮。

从这点来看，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任何领域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最终也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二、打铁自身不够硬。明朝开创以来，就以节俭为荣，并强调官吏的“公仆”意识，因此官吏的薪俸非常微薄，一个四品以上的官员的薪俸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低级的官吏往往就朝不保夕了。虽然洪武皇帝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实施了极其严酷的刑罚，也未能消除官员私下收取贿赂的现象。

至万历年间，官员的这种额外收入，更成为了一个没有公开的秘密而已。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要消除官员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这时，理想和现实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官员们口里的仁义道德，也往往成为了一种口号，这种现象已经流经明朝二百多年，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官场的共识，决不能被轻易改变的。

然而，张居正却试图凭借自己的政治力量来改变这种现状，柄国伊始，即雷厉风行地惩治贪污腐败，清洗了一批奸邪庸碌之人。吏部左侍郎魏学曾因贪贿徇私被劾，调往南京；江油知县侵帑二千余金被判处死刑；河南、陕西两省按察佥事因贪虐削籍。他一味强调为官的理想，强力推行“八项规定”，却不关心官吏的实际生活，加之他重典治吏的同时，自身却无法以身作则，自然徒增了许多怨气和阻力。

明史学者王春瑜先生也认为，“张居正最大的弱点”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比如，他严杀官场的“奢靡之风”，自己大摆排场。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张居正从北京回湖北江陵（湖北荆州）老家安葬父亲。他坐的就是一顶超豪华的大轿子，轿子前部是起居室，后部是卧室，起居室和卧室两侧还有回廊，各有一个书童焚香挥扇，以便在旅行途中享受芬芳，这真称得上十足的哀艳了。顺便说一句，这个大轿子要用32名轿夫抬。

又比如，他为了杜绝官员将驿站“公驿私用”的现象，规定对凡家属旅行或以私籍公，需索驿站者，查处后立加严惩。但是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并及扛抬行李的夫役。

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横行一方，收受贿赂。张居正十分清楚这种情况，也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然而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并且他还多次接受地方官的“礼物”，赫赫有名的戚继光曾经就送过重礼给他。

显然，张居正在整肃官场不正之风时，未能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这种“严于律人，宽于待己”的“霸道”行经，当然会受到强烈的反抗。

三、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不重视知识分子，失去舆论的支持，也是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分子虽然无权无势，却是“无冕之王”，代表民意，本该是任何为政者都要拉拢的一方。然而，张居正却持才自傲，藐视知识分子，结果在舆论上自毁城墙。

关于张居正藐视知识分子的事例有很多，这里就举一例：在张居正时代，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是江西人何心隐 (本名梁汝元)与福建人李贽。这两位学者都是王阳明学说的传人，先后在湖北孝感和麻城讲学。

他们学问精深，特别是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思想家。这二位在讲学中讥讽宋明理学，挑战传统社会秩序，评论当朝时事，被保守派视为“非圣无法”的异见分子。

早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十三岁的何心隐去北京访友时曾见过张居正，当时三十五岁的张居正还是翰林学士，二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张居正当政之后，何心隐和李贽在讲学和著作中对张居正都有批评，尤其何心隐，更是直言不讳，指责张居正压制思想自由，迫害“异端”，打击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

当代学者侯外庐说何心隐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战士”，葛兆光则说何心隐 “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各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也对何心隐给予了很高评价。但张居正不这样看。

万历四年(1576)，何心隐被通缉，罪名是聚集门徒，扰乱时政。万历七年(1579)，何心隐被南安(江西大余)把总(低级军官)朱心学抓获，解往武汉，被湖广(武汉地区)巡抚王之垣下令在监狱中用乱棍打死。何心隐在死之前对王之垣说：“公(你)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李贽虽然曾经称赞张居正是“宰相之杰”，但也就何心隐之死撰文揭露张居正。李贽说，武昌数万民众看到街头贴出的何心隐罪行告示，都为何心隐喊冤，这是人心所向。杀何心隐的人，是为了讨好张居正，大家都知道是张居正授意地方逮捕和杀害了何心隐。

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本来就是满途荆棘，困难重重。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

再者，改革即是唤起民众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期盼，承诺越多，其所担负的，或者未来要付出的责任就越多，民众索取的也会越多，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兆民期盼，来者凶凶。希望改革者能以史为鉴，莫走张居正的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