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来反思我们的税制了

前些日子，一则“12万高收入人群要增税”的假消息持续引发了舆论场的发酵，不仅各大媒体批评热议，广大网民也是咬牙切齿。事实证明，这又是一则官方认定的“谣言”，因为很快多家官方机构以及适时派上用场的专家便出来辟谣说，12万并非划分高收入的标准，只是一个实施多年的自行申报个税的标准。

然而，舆论依然沸腾，人们痛心疾首，抛开了“12万”，继续对我们的税收机制穷追猛打，最后矛头直指多年雷声大、雨点小的个税改革，大有将多年苦水一吐为快之势。一则空穴来风的“谣言”为何会掀起如此的风浪？除了当中媒体的误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想，这与税收本身的话题性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事实上，每当牵扯普通大众的个税改革消息传出，总是会激起大家的普遍关心，这一方面是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下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税收，尤其是当中个税是关涉每一个人的事情。征税，看起来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小事，事实上却是关涉国计民生，甚至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兴衰败亡的关键所在。

温家宝曾经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这和经济学家熊彼特的那段话的内涵式一样的：谁懂得如何倾听它（财政）的信使的声音，谁就能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更加明了地识别世界历史的雷鸣。可见，财税问题从来就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技术问题，它与一国政治的兴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些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建立最早就是从争夺制税权的斗争开始的。在15世纪之前，批准纳税几乎是议会唯一的职能，议会主要的就是一个纳税人的会议，议会最初体现的也并非是一种民主理念，而是财产权作为对主权者约束在先的一种宪政理念。促使英国向宪政民主体制发展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宪法性质文件，都是在议会反对国王征税权的斗争中产生的，其内容均以税收问题为主。

历史上著名的法国大革命，也是由于一场财税改革引发的，但由于强大的专制制度和缺乏有效的制衡力量，法国的宪政之路比起英国的“光荣革命”要腥风血雨的多。对于18世纪末的法国来说，由于长期实行集权专制，面临着政府机构臃肿、庞大的财政开支，腐败滋生，买官卖官现象严重，不合理的征收政策导致的“富人免税，穷人交税”的现象，以及社会缺乏正义和平等，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等问题。

但路易十六并没有认清危机的本质，仅仅把税收问题仅仅看作是一般的治理问题，拒绝了有关税制改革的意见，反倒希望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扩增自己的财政收入，以此来缓解已经处于火山口的社会危机。最终，路易十六失去了改革的时机，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

由此看来，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不单单是一个技术或者治理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关涉政治根本的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定、现代法治的形成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连。

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费改税”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宪政民主的经济内核，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彻底革新。路易十六就是因为看不到财政问题之“大”，不具备解决大问题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败，大革命才会发生。

纵观历史，中国的治乱交替，正是无限政府和没有刹车装置的财税制度所致。自秦统一九州之后，中国就一直处于强大的皇权统治之下。而权力无限的皇权必然造就一个权力无限的政府，随着时间推移，无限政府的机构越来越膨胀、官员越来越冗多，对税赋的需求越来越贪婪。

于是，赋税、徭役征发便越征越多，越征越重，就像一辆因失控而狂奔不止的马车，不到造成严重破坏的程度和受到外力的强力制止停不下来。这种情况下，赋税，于是便成为残害人民、破坏社会再生产能力、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的根本因素。如果我们了解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皇权专制王朝过于庞大而招致苛税重役、把农民逼上绝路而发生的。

令人担心的是，历史的环境和具体的事件可能变更，但是只要是皇权专制的基本制度和文化不改变，无限政府的趋势就不可避免。现在，虽然皇权专制已经推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但环顾四周仍然使人感到，它的变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势力却还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多年的财政超常增长和刹车装置的缺失，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无限政府的噩梦似在重演。

在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层官吏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和关系网的扩展上，却没有看到极权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运作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于机构膨胀的影响。不受监控的绝对权力运作和极力强化税收收入的政策取向的两级耦合，必然导致政府体系的结构性膨胀和赋税收入规模的超常规增长。机构和人员恶性膨胀的问题甚至形成一座“铜墙铁壁”，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使得任何改革在它面前总是无功而返，反倒需要为此支付更大的成本。

近年来，《福布斯》杂志一直把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列为全国第二，或第三，但我们的官员或者学者们却从来都是把税收超额增长当作”喜讯”来表达的，他们体会不到，在那个冰冷数字的后面，纳税人特别是中低收入纳税人的真实感觉是什么。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企业家们普遍有一种忧虑：好不容易在市场上“打拼”而赚取的一点利润，有相当一部分被国家以各种税收形势拿走了，很多人感到，这样下去，企业将无法进一步发展壮大，只能在低水平上竞争甚至无法与他人竞争。

曾经就有企业老板向我抱怨说：“做个小企业真心不容易，假设税前工资一万元，企业实际支出是14410元，员工实际到手7454.3元，公积金各承担1200元。小本经营真心太难。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课税之重，但同时又看到了它的“不能承受之轻”。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媒体同样抱怨尽管社会各界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与国际接轨”，开设消费税、奢侈品税、汽油税、遗产税等专为富人保留的税种，但这类税改措施却偏偏就是干打雷、不下雨。而关涉大部分人群的个税，对民众期望抬高征收标额的呼声视而不见，却屡屡传出要增加税负的消息。这势必会加重普通民众的焦虑感。

此外，我国的个税征收方式的本身不合理，也让其合理性甚至合法性遭受长久的诟病。我们的个税征收基本上是通过在企事业单位工资发放的环节设置事前扣除的关卡来完成，这样的设置，虽然死死地抓住了广大工薪阶层，却与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多元化收入途径不相符合。

事实上，更需要通过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那部分人群，往往是那些能通过多元化途径得到收入的高收入者，但这部分人的收入渠道却难以设立事前扣税的关卡，反而成了个税征收的“金三角”。如此，客观上造成了我国税制整体上的不公平性，对财富分配起到了完全相反的“逆调节”作用。在这样的税制结构之下，即使实行了轻税政策，也还是解决不了税收负担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社会的贫富差距还会因此而进一步拉大。

哈耶克说过：“在税收这个领域，政府政策的专断趋势比其他领域更为凸显。”从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各类税种和随意调整税率上看出来，几乎都是政府自说自话，整个决策过程没有纳税人什么事，只有听打招呼的份儿。问题出在制度和体制上，我们却没有从根本上对这种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制度和体制进行认真得反思和实质性的改革。

我们必须相信，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找不到一种有效的和持久的摆脱极权主义的和无限政府历史阴影的制度安排，是无法跳出“治乱”怪圈的，而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政府的规模、职能和权力以及财税的制度与政策受到法律的限制和人民的监督，人民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形成一种宪政民主体制，真正体现纳税人至上的宪政精神。

由此可见，在任何国家，一部税收史就是一部革命史料，“12万增税”这则谣言背后折射的恰恰是我们对这种缺乏公平机制的税收机制的焦虑及憎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时候反思我们的税收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