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跟我谈所谓的“迟到的正义”

聂树斌，终于沉冤昭雪了，但我实在高兴不起来。21岁时蒙冤丧命，21年后才平反昭雪。所谓的“正义”姗姗而来，聂树斌却早已化为累累白骨，只留下千里孤坟，独自话凄凉。

自然，便很有一些人要对这“迟到的正义”进行欢呼了。倘若这欢呼只是对“知错”的权力礼貌性的回应，那其实大可不必；倘若是发自内心的欢悦，那我便要说，这些人实在是有些“善良”的愚蠢和健忘了。

我分明看到，前一刻他们还在咒骂司法的不公和权力的黑暗，这一刻便在为这咒骂的对象鼓起了赞美的掌声。然后，竟还撒下几滴激动（感恩）的泪，写上几篇颂赞的文字，便心安理得坐稳了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仿佛已然迎来了正义的曙光，简直都想高呼万岁了。

但我实在以为这“迟来的正义”是不可原谅且需要进行大大地批判的。一方面，因为这“迟到的正义”实在是害人不浅，多少无辜的生命，因为它的迟到而被草草地结束，多少家庭，从此支离破碎，苦难重重。另一方面，这“迟到”实在有它可憎的地方的，它的“迟”并非正义自然的缺席，而是在人的干预下，真相被蒙蔽，不是技术性不可控原因，而往往是制度纰漏或人为因素作祟。 它的“到”也不是一种可复制、可延续的制度的胜利，而更像是一种“皇恩浩荡”的恩赐。

我们在聂树斌的冤案背后，分明就看到了这权力的干预的影子。当疑似真凶王书金自动浮出水面时，据说，“河北政法王”张越曾亲自坐镇三天，指挥“真凶”王书金翻供；而一些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也“八仙过海”，阻止聂案真相重见天日。而倘若如没有张越及背后权力的“倒台”和一些领导的重视，我以为，聂树斌的冤情恐将永远陪着他长埋黄土。这实在可以套用一句俚语：这冤案的昭雪各有各的原因，但这冤案的形成却似乎都有相同的路径。

我以为，正义维护的是一种标准和理念，它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倘若这“迟到的正义”只是仅仅维护了一种结果，却无法遏制或弥补过程的罪恶。那么，如若我们容忍这“迟到的正义”，仅仅追求结果而忽略过程和手段的非正义，就仿佛我们容忍杀人犯杀人，因为他最后的结果是被绳之以法，而这种容忍显然不是正义之道。

英国的一句非常有名的法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Justice delayer is justice denied ，它所体现的便是对司法程序（过程）正义的格外强调。它的意思大约是，即便司法裁判的结果是公正的，如若过迟做出裁判，抑或过迟告知当事人，程序上的不公正将使裁判成为非正义的。因此，英人以为，最大的司法正义理应是司法制度的正义，便是基于保障人权和限制权力的普遍道义而形成的司法制度，在正义的司法制度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司法公正。

然而，不幸的是，当下社会，不单是错案责任追究的机制仍欠完善，我也似乎并没有看到建设正义司法制度的行动，哪怕只是一点点意愿。每次的“沉冤昭雪”，其上演的更像是旧时的拦轿喊冤和青天判案。我痛心地看到，不少冤案昭雪之后，对于那些知法犯法、颠倒黑白、草菅人命的办案人员，只是轻描淡写“罚酒三杯”，或索性不闻不问留下糊涂帐。这种“护犊子”行为不仅有失公平正义，更为新冤假错案形成埋下祸根。

这大约就是我无法为聂树斌案“迟到正义”的鼓掌的真正所在。倘若没有在冤案平反之后亡羊补牢革除司法制度的沉疴宿疾，倘若没有及时启动追责机制，让企图“杀死”正义的那些“疑凶们”绳之以法，那么，我以为，聂树斌案只会成为又一个“窦娥冤”式的民间传说，一个难以复制的个案胜利。我实在以为，生命是耗不起的，公理是等不起的，世道的人心是伤不起的。这“正义”，不能总是迟到，甚至不到。

此刻，夜正静，原本还闪烁着几颗星的寂寥的天空，此时大约已经被乌云遮蔽，竟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这黑的有些寂寞的夜，让沙沙作响的雨也变得寂寞。在这空寂的夜里，我突然想起了那一个个同样寂寞的名字：佘祥林、呼格吉勒图、赵作海……他们或与聂树斌一样被冤杀，或幸免于难但承受多年牢狱之灾。颠覆与沉浮之间，渗透多少个体命运的血泪和辛酸，证明每一宗冤案，对一个生命、一个家庭，甚至对整个社会，会带来怎样难以挽回的伤害。所以，我实在是要对这所谓的“迟来的正义”好好做一番批判的。

而让我感到更为绝望的是，恐怕连这“迟到的正义”也并不单纯，在它那凛然的面具之下，怕是有不可言说的肮脏的算计。这实在让我想起了另一场时隔久远的“迟来的正义”。当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最后核定为‘冤狱’之后，清廷也开展了一场“迟到的正义”地审判。

彼时，因为这个案子，清廷的中央震怒了。一串的高官，一堆的顶戴化作了乌有。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清廷下喻：革去刘锡彤余杭县知县职务，从重发往黑龙江赎罪。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宝成，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草率定案，予以革职。侍郎胡睿斓，巡抚杨昌睿玩忽人命，也予以革职........据史料称，竟有百余位官员遭受处罚。如此看来，我们却实在还不如一个腐败的大清朝。

然而在这“正义”的背后却还是肮脏的政治算计，其原因之一是太平天国灭亡后，江浙一带为曾左旧部所统领，清廷意在借此案打击湘军势力，不使其坐大。说到底，这还是出于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

1872年，太平天国运动刚平息不就，江南地区人口锐减。为了休养生息，稳定局势，节省开支：清廷将原太平军地盘赏给了湘军集团，并且委任给地方极大的权利，出现了同治中兴。

但是，江南地区毕竟是半壁江山，还是最富的半壁江山。等羊毛长出来了，新一轮的中央集权薅羊毛运动就要开始了。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湘军集团的一个失误而已。

1874年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慈禧太后等满洲统治集团盼望了“重大失误”发生了。于是，借着重审此案的契机，大清的朝廷既收回了死刑等若干裁决权，也极大削弱了湘军集团在江南地方的势力。

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这恐怕也是我们中国的许多事情万难逃脱的一种归宿，古今未变。我以为，这迟到的不仅仅只有“正义”，恐怕还有避免陷入历史周期律的改革时机。

近年来发生的几则著名的冤案：

1.发生在2003年5月的张辉、张高平叔侄奸杀冤案于2013年3月26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公开宣判，认定原判定罪、适用法律错误，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辉、张高平错案在官方微博上作出表态，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表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至此，此案两名被告因发生在杭州的一起“强奸致死案”被错误羁押已近10年。2013年4月，浙江省政法委已成立调查组，彻查聂海芬等该冤案侦查、起诉、审判等全部司法过程中的涉案人员。

2.1996年4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毛纺厂年仅18周岁的职工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一起奸杀案凶手。案发仅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立即执行（又称4·0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2005年，被媒体称为“杀人恶魔”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杀人案就是4·0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从而引发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14年11月20日，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再审不进行公开审理。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对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之后启动追责程序和国家赔偿。2014年12月19日，内蒙古公、检、法等部门启动呼格吉勒图案的追责调查程序。2014年12月30日，内蒙古高院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支付李三仁、尚爱云国家赔偿金共计2059621.40元。

3.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2010年 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案件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河南省高院于2010年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派人赶赴监狱，释放赵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生活。2010年5月17日上午，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困难补助费65万元，并表示对赔偿满意，要开始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