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该不该同情弱者？

我曾经住的宿舍有一个保安，人挺好，也很热心，每次看到我回来，经常主动打招呼，见我手里有东西，也会一个健步跑过去，帮我把单元门打开。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挺好。

有一次，他突然很小心地将我叫到保安亭前，说孙女开学了，下午就得送老师超市卡，临时买不到，问我能不能先借他一千元的联华超市卡，过两天就会还我现金。那会，我口袋里刚好有几张单位发的超市卡，便给了他两张。

过了几天，我碰到他，他主动提起还钱的事，说最近老婆出了点车祸，在医院治，所以还得等几天再还我钱。我本就没打算他这么快还，所以就宽慰他说，没事，等你有了再说。

后来，我听其他同事说，这个保安不止一次用类似的方法问别人借过钱和超市卡，有的还了，有的没还。同事的意思是，这个保安是个骗子，让我赶紧催他还钱，不然那一千元钱就可能会打了水漂。我问他，他问你借过钱吗？同事说，借过，但后来还了。我心想，既然他还了钱，我们就不该怀疑他是骗子。

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跟我提还钱的事情，我曾想过向他讨，但最终我还是没有问他要回这一千元钱。他后来见了我还是很客气，但再也没跟我提还钱的事。

不是我不在乎这点钱，我只是同情他，我始终认为，一个年纪这么大的人能厚着脸皮编造这么多谎言来向别人借钱，一定是有他自己难言的苦衷的。也许，对他来说，这一千块钱真的就是救急，而对我而言，只是少买几本书，少买几件衣服而已。

做人的道理是应该如此，对于不及我们的人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不要天然地就认为他是骗子，不必讨厌他，要同情他，能够帮助的就尽量帮助他，即使不能帮助也要包容人，不要去恶意地揣测和评价他们的行为。     

同情弱者，帮助弱者，一直来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提倡的。孔子讲仁，老子讲道，墨子讲“博爱”，归根结底，都不是为了让强者更强大，而是为了让贫弱的人得到更多的福利，让不幸的人得到更多的快乐。

丛林法则是人类社会不变的定律，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是人类的本性。虽然你为了竞争，获取资源，利益最大化，对弱者的同情有可能是你的绊脚石；但如果从一个生命意义的程度来看，人的生命短暂，一生中有太多的事可以做，太多的思想可以包容。但善良心，同情心，热忱心，却可以让人心安。

我们每个人这么努力，归根到底都是想成为一个强者。但是，做了强者，不等于就取得了轻视、欺压弱者的资格，而是赋予了帮助弱者的责任。放弃这一责任，根本没有资格做强者。真正的强者，都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哀民生之多艰难”，并愿意尽一己之力给弱者以帮助。孔子如此，其他伟大人物也无不如此。

更何况，强弱本来就是相对的。我们也许在某些人群面前是强者，但在另一群人面前或许就会成为弱者。而且，我们还要明白一点，我们许多人，在面对公权力时，其实都是弱者。不是常有今天还维稳上访户，转眼自己就成了上访户的例子吗？

所以，这种对弱者的同情的情感心理，不应该只限于个体的社会成员之间，而应该成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全体共识，甚至应该成为这个社会或国家的公权力的一种天然属性。只有如此，我们的公权力，包括法律，才不至于陷入冷漠，才能行善政。

最近，一则新闻，看得让我心里发酸，也引发了我对法律该不该同情弱者的思考。天津一个摆气球射击摊的老太太被警察抓了以后，被法院以“非法持枪罪”入刑3年6个月。老太太摆的这种摊子，以前在农村常见，5毛钱打一次，打破了气球会有奖励，这其实是一种即辛苦又不挣钱的活计。

新闻上说，老太太每天要摆12个小时以上的摊，从早上9点30开始，夜里12点后才能收摊，每天要吹足1000个小气球，常常腮帮子都吹肿了，就这样，一个月也只有3000元左右收入。

而且她的胳膊长了骨刺，干不了重活，这两三千元的收入，除了按月缴纳摊位费、房租、社保等，余钱勉强糊口，生活艰难。可以说，在这个社会，老太太属于地地道道的底层人，在大部分人面前，老太太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

这样的一个弱者，每天风餐露宿，只是为了勉强谋一口饭吃，这本身已经是一件值得我们同情的事情。更何况，老太太的行为，根本没有造成任何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害，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远远达不到需以刑法惩罚的程度，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得就被判了3年6月的有期徒刑，实在有些违反常情，违反了我们这个社会对弱者的感情伦理。

有法必依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法律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处罚，而是在于保护每个公民的权益，尤其是那些社会的弱者的权益。而且，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也从来都不缺“法外开恩”的例子。

针对天津大妈的枪案，法律专家何兵在微博里提到一个日本的案例。值得我们借鉴。在日本某地，其法律是禁止猎杀狐狸的，但由于当地猎人历来将狐狸称作“獾”，并不知其官名叫“狐狸”，而官方也未宣传到位，导致当地的猎户继续猎杀。有猎户被捕后，当地的法院一审定罪，但最后最高法院却宣告其无罪。最高院给出的理由是，猎户主观上无犯罪故意。

这也让我想起两年前发生在浙江的一个案子：52岁的胡某因家境困难，为了给因脑干出血瘫痪在床的丈夫治病，不惜冒险开具假发票，骗取社会医疗保险金18万余元。事发后，胡某因“诈骗罪”遭起诉，然而，当地法院的法官认为，胡某虽然有犯罪事实，但情有可原，一审宣判时，判处胡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事实上，这算是一个最不坏的结果。

很显然，上述的两个案例中，法律作为一个社会的意志的集中体现，都顾及到了社会当下的伦理和情绪心理。

康德说过：“法律的意义在于协调”。协调矛盾以增进大多数人的幸福，这是判断法律是否务实的标准。所以，法律首先要做的不是急于给人定罪，而应该是在维护法律权威性的同时，起到化解矛盾、教化民众，保护弱者的作用。

只有如此，人们才会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和自觉自愿的依归法律，而法律才能真正深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使得更多的人知法、守法，能够安居乐业。否则，便会出现峻法伤民的恶政。正如子产所言：“政宽则民慢，猛则民残，宽猛相济，政以和”。

法律该不该同情弱者？我想，已经不需要我再多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毕竟法律也不外乎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