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片土地上，做一名坚定的偷读者

最近，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断断续续在办公室读完了《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这是一本记载了一个民族深重的阅读苦难的书。它由各色人等的讲述组成，讲述者的职业、地位、水平差别很大，叙述直白，内容零散，似乎未经提炼、加工。但它绝对算得是一本耐人寻味、足以给人启发的书。

可以说，这本书全方位、生动感性地记载了人类历史上弥久而又常新的现象：对阅读与思想的控制与禁锢。它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所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偷读依然是个禁忌，依旧是一件需要智慧、勇气和方法的事情。

前段时间，在网上，流传出一份“禁书单”，上面罗列了一串书名，如《科雷马故事》《古拉格之恋》《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你去》《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古拉格群岛》等等，差不多有几十种。据说这些书都被要求下架，以后也不准再印。

其实，类似这样的禁书单，一直存在，比如高华老师的禁书单以及余英时先生的禁书单。而每当这个时候，便会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这些原本高冷的几乎无人问津的书，瞬间就被抢售一空。实际上，这一纸试图掩盖它们的禁令反而令它们散发出了诱人的光芒。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荒诞的地方。

在阅读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内容时，虽然时空条件不同或不尽相同，我却常有一种熟悉感和代入感。这些遥远的偷读者所做过的事情，我也做过；这些偷读者的恐惧，我也经历过。合卷后，我不禁问自己，若干年后，等我也老了，环境允许了，我又将如何来讲述我们的故事呢？

我们都以巨大的热情寻找、交换非公开发行的读物，那种偷食禁果的新鲜感、解放感与提心吊胆的心情是相通的，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与严厉的惩罚、打击也是一致的。我现在依然记得，自己在大学期间，与一群趣味相投的朋友绞尽脑汁翻墙偷上外国网站，偷读港台禁书时所带来的那种莫名的兴奋感、刺激感和不安感。

为了得到可以看的禁书，我们上天入地，无所不用其极。我记得，为了读到高华老师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我花钱找了黑客，通过侵入学校的网络系统来提升寝室的网速，又翻墙出去，在一个站点下载了电子书，然后又买回来一包打印纸，偷偷跑到系办，将它一页页打印出来装订好。

利用探亲、旅行的机会携带书籍过境，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办法。但海关对汽车、火车的检查非常严格，据贩运教会刊物的人士统计，驾车走私的刊物百分之八十五被没收，而通过包裹投递被没收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五。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人们在这方面绞尽脑汁、乐此不疲。

我曾委托过一位香港的好友帮忙带一本陈冠中先生的《盛世》，不想却在过关时被没收。朋友十分懊恼和惭愧，立誓要将此书带进大陆。第二次，这位朋友将香港《文汇报》包裹在此书的外面，然后将此书放在行李箱的最底层，如此才过了关。

还有就是私下相互交换或交易，但这种方法只限于几个相熟的朋友间。也有人为了得到禁书，就加入一些所谓的境外组织，定期能从他们那边得到一些想看的书目，但这毕竟危险系数太高，不是谁都敢去尝试的。

对思想的禁锢似乎是许多统治者的共性。比如，不论是民主德国，还是纳粹德国，又或者是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苏联，还是当下，都曾以严厉的手段（纳粹党员的烧书、斯大林将异见人士关在古拉格群岛，使其饱受折磨）控制阅读和压制思想（上列书单中所提到的索尔仁尼琴，便是当中的受害者之一，而他的《古拉格群岛》也一是苏联时期的禁书）。

这种控制与压制是他们试图改变历史记忆的主要手段。制止或禁止一种异议思想传播的方法就如同制止流行病一般，无须把异议思想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它就可以了，掐断了传播链上的中间环节，使发送端和接收端无法交往信息，其目的就达到了。

而阅读便是这个传播链上的重要环节，只要控制住了阅读，便控制了思想的传播。这就像扑灭流感时并不需要人人都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

简•雅各布斯在她的《集体失忆的黑暗时代》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很多文明或记忆，包括知识“不用则废”，倘若一个族群或这个族群中的某几代人对一些文化、知识或记忆长久处于无知或不用的状态下，便会发生“集体失忆”，这些文化、知识或记忆就可能长久地消失。

然而，偷读者打破了这种禁锢，”启蒙“是它最为广泛而突出的主题，与此相连的是怀疑、批判和寻求其他事实的疑问。他们是为了精神上的自我解放而阅读的。

因此，他们对知识、信息的渴求，为冲破禁令而显示的勇气与抗争精神，为使禁令失效而构想出来的奇妙技巧，体现了人类精神力量的强大，人性的坚韧与不可摧毁。

他们就像漫长历史长河中的灯塔，标注了人类文明、智慧的地标。他们是社会意识的觉醒者，是人类知识和良知的守护者，更是一个社会的传灯者。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和勇敢，人类的智慧之火才不至于在黑暗中孤独的飘逸。

所以，偷读不仅仅是一种阅读的方式，更是一种反抗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我愿意做一名坚定的偷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