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西方是一种无知
我们现在只要谈及中国的近代史，便绕不开一段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历史。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个沉睡的老大帝国开始睁眼看世界。
洋务运动就是学习的开端，然后学习东洋，转而西洋。民国更是学习西洋的大时代，打破了“西学为用”的认知，从制度上全面向西方靠拢，如“共和国”一词，便是来自西洋。
而后来发生的，我们所熟悉、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也都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西方制度，改造传统文化，传统制度的过程。根本上说，引入马克思主义，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中，如果没有西方，或者说如果我们没有向西方学习，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现代化。否认这点，就是一种无知，而抵制西方的普世价值，则更是一种愚蠢。
“三人行，必有我师。”“大学之道，在日新，日日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根本就在于能学习四方，谦虚、开放。
唐朝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强国，也正在于能够包容各种信仰，基督教和佛教也在唐朝传入中国，唐朝成为世界各种文化的汇集之地，成为当时最发达国家。
事实上，不唯中国，任何国家要强大，也都需要学习。据说，宋代时期的日本，为了强国，改造自己的人种，许多日本妇女来宋朝借种。
而马可波罗游记风靡西方后，西方各国也开始崇洋，纷纷探寻到中国的求富之路，发现了新大陆，为西方的发展找到了空间，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为新世界的开发、工业革齤命提供组织基础。可以说，崇拜发达的中国，不断探求，造就了西方的强大。
到了近代，中日两国的不同态度造就了两国不同的发展路径，也深刻影响了两个民族近百年来的命运。
1793年，英国政府派公使拜见乾隆，要求与大清帝国通商，80岁高龄的乾隆（1711—1799）说：“你们看到了，我大清帝国应有尽有，没有必要，外边的蛮夷之国进行贸易。”公使无功而返。1837年，新公使同样如此，才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清帝国走向没落。
1868年，统治日本250余年的幕府垮台，将权力交给16岁的明治天皇，许多人希望明治天皇领导国人清除侵略日本的列强。恰相反，明治天皇决定，向西方开放作为富国强兵的策略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幕僚们从23个不同的国家邀请了2400余名外国人用西方的方法提供指导。雇佣这些专家的费用占到了政府开支的2%。日本迅速成为强国，1905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到20世纪70年代一度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
如果大家觉得上面的例子过于遥远和生疏，我不妨举一个时间较近且大家都可能熟悉的例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为苏联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对西方闭关锁国，最后与苏联决裂，不惜重金收买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试图成为共产主义的代表，但国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审时度势，认识到自己的国家的不足，果断的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中国又成为世界大国。事实上，我们细细分析，就不难发现：邓公的改革，虽然有其独创之处，但大体上也是学习西方的一个过程。不论是政治、经济，抑或教育和文化，照搬照抄的不在少数。比如，“市场经济”“股份制”等制度。而且，我们所谓的“开放，也是向西方开放，引进他们的理念和资本。
现在，有一些人，他们用着西方发明的电及各种电器，看着西方的电视、电影，用着西方发明的手机，上着西方发明的互联网，开日美英法德的发明或制造的汽车，但他们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反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和经济制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逢“西方”必反的倾向，从常理上，我实在有些无法理解。
我们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思想的狭隘。当时就有一批所谓的社会精英，十分反感西方的一切，他们认为认为改革是异端学说，中国是无尚之国，根本无需向西方学习什么。
即便是那些倡导洋务的精英，事实上也只是触碰到了西方表皮，他们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华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思想等却全然没有触及。
当然，有人会说这当中有认识的局限性，导致了他们对西方先进制度的天然敌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无法过多的去苛责这些先辈的“愚昧”，但社会进步至今，我们无论是在知识层面还是阶级层面，应该说，都已经超越了先辈的“无知”。
何况，如今西方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是已经被证明了的最不坏的一种有益于人类社会管理和价值实现的制度；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常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抵制西方价值就是拒绝常识，这是比无知更可怕的一种反智，只有施行愚民，维护独裁的独夫才会有的想法。
“见贤思齐”是中国圣贤的教诲，现在中国虽然发展了，但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国的道路又到了十字路口，怎样才能国强民富，只有向先进的、文明的、强大的“洋”学习，学习他们的“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才有中国真正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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