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木|当父辈与你谈论政治......
昨天，在家庭聚会时，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一直来，在我印象中“伟光正”的一个亲戚，昨天借着酒兴，痛批起了我们的社会和制度。
一
这位亲戚，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简直是成功的典范。
16岁参军，到了40出头，便坐到了副师级，并且掌管了某部队装备部6年。此后，响应部队的留职自谋职业的号召，下海经商，短短几年，便挣得盆满钵满。
按理说，这样的人，该是对组织和社会充满感恩之心的。毕竟，他是这个体制的最直接的既得利益者。
以前，我也一直这么认为。
然而，昨天，他爆发了。在与同样在我家做客的某市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聊天时，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仔细听下来，他愤怒的直接原因是，在来我家前，他在警察那里受了气。具体过程，在他愤怒的言语中，我大概听出了大概。他约了一个客户在某饭店谈生意，恰好这个饭店当天在开党代会，安保升级。他在饭店订了包厢，想进去，但外面的警察不让进，他便质问说，饭店是对外营业的，为什么不让进？警察的回答很粗暴，不让进就不让进。后来，他的客户来了，是位人大代表，拿出了人大代表证给警察看，还是不让进。
于是，他便怒火了，质问说，你们开会，凭什么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我们是纳税人，平时在这里，有见你们来保护吗？当然，结果既然是遭到了警察更为粗暴的对待。到了我家，这气自然还未消掉，恰好遇到了上述的在我家做客的书记，便有了这次的爆发。
当然，从他的言谈中，我知道了他之所以如此，绝不仅仅是因为今天受了气。而是在经营企业的几年里，他受了太多政府办事人员的气。据他将，他的企业每年至少上缴几千万的税，但在办理一个很简单的手续时，有些部门却让他至少跑了5次，结果还是在给了小“利益”之后才办理好。
所以，他们之间的争吵主要围绕在一个说组织已经烂到底了，没救了；一个则极力维护组织的体面，说这些问题都被夸大了，我们整体都是好的。一个说，组织代表不了国家，没有了组织，960万平方千米还是会在，我的钱也不是组织给的，我为什么要拥护它；一个则说，没有组织就没有中国的现在，更没有你我的一切，你的成就是组织给的。
他们的争吵从吃饭开始，一直吵到了晚饭开始，但谁也无法说服谁。
二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最辛苦的。
他们都是我的长辈，我从情理上，我不好意思偏颇于任何一方。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当他们问我有没有道理，试图寻求我来支持他们的意见时，我便有些手无足措，只好都以点头回应。
事实上，于我的内心来说，我更同意这位商人亲戚的认知。他的言辞有时候虽然有些偏颇，比如他觉得中国应该像朱元璋时代那样治理，对那些贪官杀一批，便不会有现在的问题了。但他整体上对现状的认知是正确的。比如他对国家和党派的理解便十分精确。他将国家比喻成一个杯子，而里面的茶水便是政党。茶水有红有绿，这都可以换，但杯子都不会变的。我们倒掉不喜欢的茶水，并不会把茶杯也打破。
这样的认知，对于一个有35年党龄，且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来说，实在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的所为知识分子了。
在送完那位书记回来的路上，我夫人问他，没想到你的思想也是挺偏的，以前一直没发现。他笑了笑回答说，我很早就是这么认为的，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从领导岗位上下海？
三
像这样的话题实在是宜小不宜多。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令人尴尬且会伤感情的事情。是的，在家庭聚会中最尴尬的话题，除了婚嫁、前途之类的话题外，恐怕就是谈论政治了。
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怎么样，这确实是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当然，在智能手机还未普及到农村时，这个问题是基本不存在的，因为只要我不主动聊起这个问题，他们一般也很少会与你来聊这些“远在天边”的话题。对于我的大部分长辈来说，只要日子安稳，今天挣的钱比去年稍微多一些，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几年前，尽管我也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公开发表（那会还能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但他们对我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只知道我在外面是舞文弄墨的，至于舞的是什么内容，他们并不关心，相比来说，我一年能有多少的收入，他们更为感兴趣。
但这种情况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尤其是当我的长辈们也开始玩微信的时候，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自从在传统媒体难以发文章后，我便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公众号，时常会在上面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并把它们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当然，看到一些好文章（我对好文章的定义首先是它是否具有独立的批判性，所以这些文章大部分看起来也是“不合时宜”的），我也会分享到朋友圈。
于是，你的政治态度，便在无意识下完全暴露于那些有你微信的长辈的面前了。接下来的画面，你无需发挥想象便可以知道了。
四
不管怎么样，你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都是接受批判教育的对象。
最先与我谈论政治观的是我的小姑，她是一位老党员，基于这样的身份，她首先不赞同的是我文章中时常出现的对党的一些批判。在她看来，我们的组织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组织，它带给中国的变化的是巨大的，虽然现在有些问题，但都是次要矛盾，我不应该只盯着问题，而不看到成就。
在一次小型的家庭聚会时，她对我进行了上述的思想动员工作。我当然无法直接辩驳，除非你想不欢而散。我当然也不表示认同，并尽量以不涉及立场的前提下，向他们举出许多具体的案例，试图以此来维护我的观点。
大概是见我没有转变思想的苗头，他们又换了动员的方式，便从晓之以理转成“动之以情”。试图以分析现实的直接利益的得失来说动我。这当中的利害，我自然也是明白的。作为典型的“拿着组织的钱”骂组织的人，我当然清楚，如果组织一旦不再容忍我的行为，我将面临怎样的“处罚”。
对此，我无可辩驳，我不能跟他们说出那些大义凛然的道理，这只会让他们将话题继续下去。
紧接而来的便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比我小姑更原教旨主义，却又更难说理的“威权主义”者。当他跟我谈论政治时，我便只好忘掉所有的政见，以归零的心态与他交谈，尽量顺着他的方向，当遇到实在违拗自己内心的话题时，我便选择沉默。
在我看来，对待长辈，有时候就像对待女人一样，当他试图与你谈论政治，而你无道理可说时，沉默便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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