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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还能变得更好吗?

2017-03-19 西木 卖思想maisx


 

一切真的没有变得糟糕吗?

 

此前,参加了一个内部会议,座上的领导很严肃地传达了一个“三不许”禁令:不许在微信群里讨论时事、不许在个人朋友转发、发表不当言论,不许出版政论性的选题。


至于原因,前两个不许无须我多言,大家应该心知肚明。我这里解释一下第三个不许,为什么不能出版政论性的选题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方向及核心都已确认,只须跟着干,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

 

由此,我们又将回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声音”的时代。

 

 

这一切始于2013年,原本还算活跃的舆论空间,被一些列的官司举措挤压殆尽。体制内的人自不必说,我的那些喜欢夸夸其谈,有时也偶尔调侃政治的官员朋友,突然间就噤若寒蝉了。民间又如何呢?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国有文化单位,这样的气氛更为明显,同事间即便是业务讨论,也少有了之前那种能就某个政治观点坦诚相谈的愉悦。甚至连之前一直对社会持批评态度的某些人也是转头开始盛赞当下。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氛围。大家彼此在说话时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尤其是在饭桌上,若有陌生人在,大家的谈话便基本不涉及政治,更不敢像之前那样调侃某些政治人物或措施。 

 

因此,谁也不知道,这些谈话会在什么时候成为你的“不忠”的“证据”。这样的例子以前有,现在也有,我身边也同样有。我一个体制内的朋友在提拔公示时,便因为先前所写的“罪状”被人揭发,本来可以高升的她,不但受到了处罚,还差点岗位不保。

 

我们有许多国人喜欢斗,尤其是喜欢窝里斗,喜欢踩看别人的尸体往前走。这当中自然有许多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最大的动因恐怕还是我们有一套鼓励这样为之的机制。倘若那些检举之人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抑或我们有一定的包容不同声音的空间,我想也不至于如此。

 

 

这些年,我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管控,因为这样的管控在出版界实在是十分正常的。

 

一天,当我正埋头手中的事务时,来了一个作者,年级大约在60岁上下,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他怯怯生生地从我的办公室门口探进来问道:“不知道能不能打扰一下。”

 

见我许可后,他便一个箭步跨到了我的面前,然后伸手从一个半旧的袋子中拿出一沓稿子。我赶忙给他收拾出一个座位,并接过他递过来的稿子。在他轻细地介绍中,我匆匆地浏览了一下这本稿子,大致的内容是讲中美两国在制度上的差异性的。

 

不等他再说什么,我便很坚定地告诉他,他的稿子我们这里出不了,因为涉及了宪政、民主、三权分立等西方价值,更要命的是他将中美进行了对比,而又以褒美贬中为基调。之所以如此斩钉截铁地拒绝他,便是不想给了他希望,又令他失望,这样很残忍。

 

除了意识形态外,他们还似乎热衷于替读者和市场来思考一切,由此出台的一些禁令,听起来便让人有些哭笑不得。比如,我之前举例的限制外版童书的理由,便是担心外版童书过多会造成中国的孩子脑子中都是外国人的名字,长此以往,我们的孩子便会觉得中国人自己的名字很土。这是何等荒唐、狭隘的认知。

 

出版如此,网络和媒体何尝不是。曾几何时,原先“围观改变中国”的微博开始渐渐凋零,大量的涉及政治的账号被查封,对网络大V的清理无疑是夺取民间话语权的第一步。


而传统媒体的空间在党性原则下,也被挤压的一滴不剩。媒体要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要成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讨论时事成了一种“飞蛾扑火”般的英雄是的仪式。在删与防止被删之间,官方与民间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倘若你想有所表达,你不仅要面对网上的攻击,也要面对来自现实的逼迫。在网上,大量的水军带着他们崇高的目标蜂拥而来,对你进行密集的攻击,他们的有些言辞可以不堪入目到让你产生自己不在文明社会的错觉。此外,你还会面临文章和帐号被和谐的结局,辛苦白费不说,正常的发言权也被轻易剥夺。


这彻底打破了多年来舆论界试图营造的平衡和宽松,彻底割裂了官方话语权与民间话语权的联系。在大是大非前,媒体不再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的言论边界在哪里?根本不知道,而且也不会有人告诉你。而且,终究权力会占据上风,在其大刀之下,乖乖听话便是情理之中。

 

 

事情继续朝着变坏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管控同样在教育领域也高歌猛进。两年前,教育部长袁先生在公开场所扛起了反对将西方价值观带入高校课堂的大旗,祭出了五个“决不允许”的大刀。

 

在他这煞气凌然的宣言下,各地高校开始严禁各自的教育在课堂上宣扬西方价值观,甚至也频频传出有高校教师因在课堂中“妄言”而被举报、处理的新闻。招了安的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开始讨伐那些在课堂上宣扬普世价值的知名教授,贺卫方、陈丹青等人均遭受了严厉的“讨伐”。

 

紧接而来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则为这样的“讨伐”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在聊天中,上述的那位作者也告诉我,他在上海高校的几个教授朋友,便因在课堂中向学生讲述了一些有关美国宪政的知识,下课后,便有有关部门的同志在教师门口静候,对其进行了当面的“批评教育”,令他的这几个朋友背生寒意。

 

是啊,一边是对民间舆论空间的逐步抽空,一边是官员们那带着蛮横、嘶声力竭地“亮剑”。他们似乎已经全然不顾及某些人类需要共同遵循的东西,摆出了一幅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傲然。在这样的傲然面前,我们又能奈何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再有反对的声音,不再有理想的声音,甚至最后不再有声音。那个我们曾热切期盼将其关在笼子里的东西,势必在这样的“一致”下,变得更为膨胀,更为随心所欲。


如此,世界还能变得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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