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最大的恶是什么？
一
人性中最大的恶是什么？
这是一年前青年魏则西临死前在知乎上的最后一问，也是他的绝望之问。我们称之为魏则西之问。
这一问，对魏则西来说，拷问的是在他艰辛求医路上，那些以“伪善”和“科学”
面目出现的、最终将其逼入死境的企业和个人。
然而，从这一年的发展来看，这两个拷问似乎都没有答案。一年后的今天，魏则西所拷问的企业和个人，似乎并没有对此有什么交代，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没有任何道歉，甚至那家间接令魏家人财两空的企业的掌门人，在一次采访中，竟有些幽怨地说，因为这一事件，该公司损失了20亿。
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性中最大的恶无疑便是像这家公司一样，对所做之恶的理直气壮，以及在商业利润的追逐上对他人生命的漠视。
二
在当下的背景下，魏则西之问显然不是他个人的质问，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拷问同样具有意义。
我们在付出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后，是不是因为愤怒地问一句：为什么在我们的身边会不断令人咂舌的恶的暴行？
在那些已被人所知的许多案件中，比如孙志刚事件、魏则西事件、聂树斌事件，以及最近的于欢事件，我们几乎都目睹了恶行的昭然若揭，无论这些恶行的主体是公权力，抑或个人。
难道真是人性本恶吗？我看并非如此。至少在我的观察里，孩童时，人性即便有自私的表现，但与恶还是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去甚远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些恶行？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指出，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
这个实验很简单，实验中，让招募的一群心性纯良的志愿者在一所模拟监狱中扮演囚犯和狱警，原定为期两周的实验，不到一半时间就因为发生流血暴力形势失控而中止了。显然，这当中促使人性情大变的是情景，以及在此情景中被赋予的权力。
因此，这许多的恶行的发生，与其说是人性的恶，不如说是制度之恶，社会之恶。正因为有了恶的环境的压力，才让那些恶行昭彰，恶人横行，甚至于将好人吞噬。
三
我们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惨案发生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残酷的屠杀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坏蛋和凶手，我们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坚强意志。
可是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有没有想过像纳粹屠杀，像南京大屠杀，像卢旺达大屠杀。如果把你丢在那些谋杀者的屠杀者的角色里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可能顺从，你会不会可能也投入其中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分子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也是道德英雄。
纳粹党徒艾希曼，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在接受审判时，甚至也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
四
这种个体认知的偏差，加上制度的无力，以及权力与利益的勾结，造成了社会整体上对恶的熟视无睹，甚至纵容。
同样，于欢案中的催债者，在他们的意识中，催债便是天经地义的道德，而在对待欠债者时，只要在规则之内，无论怎么样的不堪手段，也都是合情合理，至少是谈不上恶的。对于这点，甚至连警察也是这般认同。
显然，我们看到，人性中有一种恶，不是对已知恶的变本加厉，而是把恶行当作正义，当作理所当然的一种有意的“无知”。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
就像艾克曼在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五
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
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人性中的最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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