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要禁书？

最近，一张“禁书单”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上面列着一串书名：《科雷马故事》《古拉格之恋》《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你去》《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古拉格群岛》等等，差不多有几十种。据说这些书名都被要求下架，以后也不准再印。

稍加分析，我们就能发现，这些书属于同一类型，大部分讲述或探讨的都是苏联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或政治，这样的内容，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对比和联想，具有极强的映射现实的意味。不禁，才怪！

其实，类似这样的禁书单在网络上被传播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比如高华老师的禁书单以及余英时先生的禁书单。前者是因为他犯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后者是因为支持“占中”，总之，一本书、一个作者或一篇文章被禁（被删），肯定是因为触犯了禁止，触摸了敏感区。

事实上，这些“上榜”的书已经算是幸运，起码是见了天日，有更多的书，可能因为各种事前审查，在中途就已夭折了（比如，选题被砍、送审通不过、申领书号无反应），倘若将这份书单拉出来，估计能饶地球好几圈。

因此，对于这次的禁书单，也不必大惊小怪。事实上，相比于禁书本身，更引起我关注的是他们为什么要禁书，为什么就无法包容不同的价值观？然而，这种事情思考多了以后，我便也逐渐淡定了。毕竟，在一个处处写着“禁”的地方装外宾，总归是不好的。况且，天下乌鸦一般黑，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也并非独此一家这么干。

所以，我想说的是，从所有权力的内在逻辑来说，严格防范不满议论或异议的公开出现和传播，控制公共媒体和集会，让所有人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这是它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也是它的本能反应。而营造恐惧（暴力打压、恐吓异见人士），压制异议(禁止发表、删除文章），向来是一个施行一元价值统治的政党必然会选择的路径。

比如，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都曾以极端的手段（纳粹党员的烧书、斯大林将异见人士关在古拉格群岛，使其饱受折磨）禁止异议思想和迫害异见人士（上列书单中所提到的索尔仁尼琴，便是当中的受害者之一，而他的《古拉格群岛》也是此次禁书单中的一本）。对此，我曾在《守住人类最后的光亮》一文有过详细的论述。

有人说，到了今天这个传播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想依靠禁止、删除的方式来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似乎已经有些穷途末路了。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这样的方式正是改变历史记忆、施行愚民的不二法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制止或禁止一种异议思想传播的方法就如同制止流行病一般，无须把异议思想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它就可以了，掐断了传播链上的中间环节，使发送端和接收端无法交往信息，其目的就达到了。这就像扑灭流感时并不需要人人都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

有人说，就算他们有心想封杀，在互联网时代，恐怕也是防不胜防吧。其实，在这点上，就更加不用为他们操心了。即便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

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扑杀或禁止的办法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产生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自然也就停止了。

所以，中止事件的传播，并让大多数人对该事件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所的有效办法。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简•雅各布斯在她的《集体失忆的黑暗时代》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很多文明或记忆，包括知识“不用则废”，倘若一个族群或这个族群中的某几代人对一些文化、知识或记忆长久处于无知或不用的状态下，便会发生“集体失忆”，这些文化、知识或记忆就可能长久地消失。

对于这点，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有切身的体悟，即便是发生于几十年前的巨大的割裂和灾难，由于长期的封锁消息，到如今，似乎就已经很难在群体的记忆中找到真实的答案，试想，再过几十年，又会如何？

另一方面，对以意识形态为名的政权来说，意识形态是它的生命线，而且，这个意识形态必须用作一个只能信仰、不能怀疑的神话。所以，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要人们相信，它已经找到了一切政治哲学或社会理论所能找到的最好也是最终的世界观——它已经完全了解哪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来实现这种世界观，它也已经充分知道，必须为这个新世界造就什么样的人。这个新世界的观念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它对一切与它不同的世界观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排斥。

从这点来看，我们就更加不难理解，这份书单上的书之所以被禁的原因了。虽然，这些书讲的都是苏联时期的事情，但毕竟我们曾东施效颦于苏联，也做了许多类似的事情，揭他们的伤疤，其实就等于揭了自己的伤疤。

何况，这些书中所描述的那个浩劫，根本就是与现在所宣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政治观是格格不入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为避讳，也是最为恐惧的事情。仅此这一条，便足以让它遭受“灭门”的待遇。

最后，多说几句，也算是辩个白。有人将矛头都指向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宣传部，但在我看来，这虽没错，却也有失公允。事实上，从我与两个部门的工作人的交往来看，它们当中也有很多富有理想和正义的人。

但在一个一元价值社会，像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这样的“平庸的恶”是不可避免的，也许他们将来也必须受到良知或历史的审判，但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又会有人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宣传部作为具体的管理部门，大可以将枪口向上抬一抬。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下面被管的怕上面怪罪下来，上面管事的唯恐下面出了纰漏，又有更上面的要怪罪下来。

所以，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由此便形成了一种焦虑型的自我审查，当遇到模棱两可的事情，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出版社也好，职能部门也罢，谁都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