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被高育良挂在嘴上的《万历十五年》到底是本什么书？

最近的《人民的名义》火了达康书记的表情包，同样也活了一本书，那就是经常被吴老师和高育良提起的《万历十五年》。

有一段时间，承蒙一些亲朋好友的抬爱，也会做些推荐书的勾当。而在每一份书单中，我也都会毫不犹豫地加上《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以至于有人很奇怪地来问，你为何总是推荐这本书？它真有那么好吗？

说实话，现在来看，我并不觉得《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最值得推荐的书，且不说其他学科的名著汗牛充栋，单就历史这门学科来说，黄仁宇先生也算不上是最优秀的学者。但是我为何逢人就推荐此书呢？其中当然有我个人的一点小情结。我常常说遇到一本好书，就像遇到一个好的情人，而回味一本好书，就像回味一段初恋，而在很大程度上，《万历十五年》就像我的初恋，在一个对的时间对的地方，让我遇到了它。而初恋的记忆总是最美妙的，就请大家姑且忍耐一下我的矫情吧。

当然，此书确有其独到之处，起码令我改变了对历史写作的认知，这才是我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它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前，我对学历史说不上讨厌，但也绝谈不上喜欢。尤其是中学阶段的历史学习，在老师的催促下，每天死记硬背那些冰冷、乏味的历史事件、时间和人物，浓烈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教条分析，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可以说，经过那几年的历史学习，几乎都断绝了多数人对历史探知的兴趣。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历史的认知便是：不过是一些无聊史实的简单堆积，陈腐且无趣，这种印象一直都根深蒂固地植萦于我心中。直到读了《万历十五》后，我仿佛才发现历史的万花筒，原来其中竟是如此丰富多彩，尤其是那些对细节的雕琢，让尘封的历史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眼前。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历史其实是这么的有趣，世界上还有写得这么有趣的历史书。于是，我很快又读完了黄仁宇先生其他的作品，比如《中国大历史》、《长沙白茉莉》等。

回到这本书上来，与现在的地位相比，这本书在出版前的遭遇却是非常尴尬的。早在1976年，黄先生就写好了这本书，但一直无法出版。我们知道美国的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是很严格的。商业性的出版，以电视和广告作开路先锋，以短期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否则书籍堆积于仓库，就妨碍资金的流通了。而学术界的出版，以各大学的出版社为主，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乐观，可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和地位。

很不幸是，《万历十年》刚好介于商业性与学术性之间，对商业性质的出版社来说，它里面提及宫廷生活，嫔妃间的恩怨，虽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于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和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意出版。这样折腾了3年，最后耶鲁大学出版社才勉强答应出版。不过，出版之后，却引起了轰动，有人甚至宣称它改变了中国人阅读历史的习惯。

那么，它到底牛逼在哪里呢？首先，当然是他的写作风格非常牛逼，它完全跳出了现在的主流历史写作的范式，而采用了类似于《史记》这样的传记体，对史料进行高度的归纳和梳理，夹议夹叙，语言也非常生动活泼，饱含感情，甚至还有一些诗意，简直就像是一本小说。其次，就是它选的角度非常独特，从无大事发生，平淡无奇的万历十五年切入，给读者展示了明朝的一个切片，再让你用显微镜去观察，让你在读完这本书后，能对整个16世纪明朝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政治体制结构都有了很直观的了解。

有些人或许会想到前几年红极一时的《明朝那些事》，但其实它和这类书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它有自己的一套史观在里面的。那是什么史观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历史观”。1985年，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台北版的自序中第一次提出了“大历史”的观念。他认为“大历史”与“小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行，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后来在《中国大历史》这本书里，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大历史观”之后，再来看《万历十五》这本书，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不过是极为普通的一年。 “全年并无大事，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但黄先生通过对这一年的几个历史人物的描写，勾画出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在这些人物中既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又有权倾一时的重臣张居正；既写了当权的保守派官僚海瑞，又写了身为布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而这些人物之间又暗藏着各种矛盾：比如万历皇帝同群臣之间的矛盾，各级官僚之间的矛盾，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等等。但是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于一个矛盾即个人与体制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导致了所有这些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最终的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

如万历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与群臣争斗了数十年之后最终屈服，这种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实际上是在向体制屈服；又如戚继光为了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巴结权贵，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中的现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一本“失败总录”。在这本书中，所有的人物，无论地位，无论善恶，统统都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或身败，或名裂，还有的身败兼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者。他们的个人理想、价值在一个大黑暗时代里被社会现实击得粉碎，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湮灭了。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悲剧一直延续到1840年而发挥成了极致。

在黄先生看来，造成这一切的症结就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意识形形态当道，最后造成了道德吃人的局面。怎么理解这一说法呢？举个例子，张居正在全国推行的“丈量土地”的举措，从技术层面上来讲，是一件必须去做的事情，也符合当时的律法。但就是因为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了，在道德上被冠以“欺君毒民”，所以这一项举措也就随之被废弃了，最后朝廷却因为收不足税收，国库空虚，继而无力抵抗清军。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提倡的是操守，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不能计较个人私利的，讲求的是奉献和牺牲，要鄙夷物质利益。所以，以此治国的统治者，就要求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做人们道德上的表率，用精神的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稳定，牺牲公平保证效率，用计划代替现实操作，以预测代替评估。这种做法，有明一代尤其推至极致。

然而，意识形态要依赖人去实行，但人总是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总要有各种各样的缺失，但意识形态根本不考虑这些。以终极目标放在现实之中，只好去打折扣。因为在意识形态之中，没有“私”的存在，也没有“阴”的一面。这样又回到万历所面对的最初的问题，为了这个基于完美条件而设计的体制能够在现实层面上运作，就必须打折扣，就必须冠冕堂皇，说一套做一套，就必须虚伪到底。所以才有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的景象出现。对此，黄先生也有相当尖锐批评“官员们在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整个帝国无法治理”。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黄先生很善于把一个个看似互不相联的历史事件通过将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原因综合起来，加以条分缕析，有时看似无关宏旨的一件小事，往往会影响以后历史的进程。你比如继任首辅申时行低调处理了努尔哈赤扩张的事情，而努尔哈赤当时只是一个小部族的酋长，只要及时遏制，我想不至于让他这么快就成为埋葬大明朝的新王'朝的创始人。

写至此，突然想起了前些日子看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的一个场景，为了给嘉靖皇帝筹凑修建宫殿的钱款，严嵩父子想出了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法子，试图通过与西洋人进行丝绸买卖，筹集这笔巨款。然而，这个政策在浙江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无法推行。严嵩父子竟想到了毁堤淹地，以此逼迫浙江农民贱卖土地，结果造成饥民遍地，民意汹汹。

可怕的不是严嵩父子的恶，而是从容这种恶存在的制度。可以说，上至嘉靖皇帝，下至浙江各级官吏，心里都清楚此事系严嵩父子所为。然后，这些满口仁义，动不动就以为苍生代言的人，却噤若寒蝉，甚至助纣为虐。

就连以正面形象出现的裕王（就是后来的穆宗，万历的爹）一派（包括张居正、高拱、徐阶等人），为了达到倒严的目的，也在满口仁义之下，做出视苍生如诌狗的勾当。为了把握住这次倒严的机会，他们的计划竟然是不顾浙江嗷嗷待哺的数万难民，回绝浙江方面向户部和江苏借粮的请求，以此激起民变，把事情闹大了，然后再联合御史参劾严嵩父子。如此爱民，不是对“以德治国”的莫大讽刺吗？虽然这只是电视剧的演绎，但现实中，何尝又不是如此呢？甚至有甚于此呢？

言有尽而意无穷，一本书对人的影响，远远不是能道尽的，有些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改变。“读书不求名位高，饮酒不尽千钟醪，得心每在淡与泊，此中至乐诚陶陶。”最后借用清代诗人王大椿的诗，来结束这篇文章，希望我们能有诗人的心境，爱读书，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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