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 她的呐喊，让中国高校开放男女同校
夫人说
就在前天，三八妇女节热热闹闹地过去了。在微博上，在商场里，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它有了一个更流行的名字——“女王节”、“女神节”。我们似乎独独不记得它本来的名字“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这不是一个变漂亮、要宠溺的日子，而是为追求权益和自由而设立的节日。
今天夫人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近100年前一位名叫邓春兰的女子公开上书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请求招收女生的故事。正是有无数先辈的努力，在随后的这100年，中国女性可以上大学，走入职场。
现如今，我们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如邓春兰一样勇敢呐喊，争取应有的权利，成为想成为的样子？
撰文：王晓慧
责编：李汪洋
1919年春天，时年21岁的邓春兰刚刚从兰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正苦恼接下来无处求学的时候，她从《北京大学日刊》上读到了蔡元培先生3月15日在北京青年会讲演的文章《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蔡元培指出，改良男女的关系要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最好的就是学校。他说，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蔡元培的这番话，触动了邓春兰一直以来对于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思考，更是激发了她想继续求学的渴望。
邓春兰所思虑的是，就高等教育而言，为什么男子可以进入各式各样的学校学习各种专业，而女子则只有一个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可读呢？她想要打破这个不平等的局面，做到让各个学校一律招收女生。于是，邓春兰决定写信给蔡元培，请求其所在的北京大学首先开放女禁。她认为，如果教育界著名的蔡元培先生答应北大招收女生，那会对其他学校形成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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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19日，邓春兰正式写成《春兰上蔡校长书》。在信中，邓春兰指出自己很早读书的时候，即慕男女平等之义，并认为万事平等的基础应是教育平等。她指出，“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并提议在北大附属中学添设女生班，待升至大学预科时，即可以实行男女同班。她愿亲入此中学，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应该说，邓春兰要求进入北京大学读书的愿望表达得合情合理。
然而，此时恰逢蔡元培因不满军阀政府对外卖国、对内血腥镇压学生运动而已经愤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信未能及时送到蔡元培手中。到当年6月，巧合的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来甘肃招考女生，邓春兰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然而，邓春兰仍不甘心，7月，在她启程北上之初，她又将另一封信《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并附致蔡元培的信，一起转报界寄至北京。邓春兰将其“已代我诸姊要求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于大学添我女生席”一事诉诸笔端，广而告之。在信中，她计划“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于北京，以牺牲万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运动，务达我目的而后已。”
1919年8月上旬，就在邓春兰尚处赴京途中时，北京、上海许多大报发表了她的这份呼吁书和致蔡元培的信。邓春兰要求大学开放女禁的呐喊，一时轰动，并随之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大学开女禁”的争论。1919年9月19日，蔡元培复任北大校长。翌年2、3月，北大第一次先后考核招收了王兰、邓春兰、奚浈、查晓园、韩恂华、赵懋云、赵懋华、杨寿碧、程勤若等9名女生入学。至此，邓春兰的上书，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可以看出，邓春兰主动求学的措施非常大胆，求诸报界、求诸有识之士、乃至不惜联合有同样志愿的先进女子采取请愿方式以求达其目的，其坚毅与睿智可歌可赞。
实际上，邓春兰进行上书时已成婚三年。她的夫君蔡晓舟，当时正供职于北京大学总务处。而她的两个弟弟邓春膏、邓春霖此时分别在北大、清华求学。在平日的书信往来中，丈夫和弟弟都经常给邓春兰讲述北京的新人新事，特别是向她传播新民主思想。可以这样推测，她关于上书的思考与主张，既受到家人的影响又得到了他们的强烈支持与赞同。
作为邓春兰生命历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蔡晓舟的重要性在此次上书事件中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没有蔡晓舟，也很可能没有邓春兰上书一事。蔡晓舟，安徽合肥人，辛亥举义，投笔从戎，参加了安庆马炮营起义，民初认识了邓春兰之父邓宗。许是志趣相投，1916年4月17日，31岁的蔡晓舟与18岁的邓春兰结婚，其时，邓还在兰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此后不久，蔡晓舟东渡日本求学，而邓春兰则在甘肃一所小学任教。蔡回国后两人仍聚少离多，只能互通书信。邓春兰经常向蔡晓舟诉说不能入国立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苦恼，蔡则鼓励邓春兰等待时机。此后，蔡晓舟将蔡元培演说稿第一时间寄给了邓春兰，而邓读后萌生致信蔡元培的想法并得到了丈夫的鼓励，信写就后亦交由蔡晓舟转为代呈蔡元培。后来，蔡晓舟亦帮助邓春兰投寄致报界的信。可以说，在交通、交流不便的20世纪20年代，蔡晓舟很多时候成为了邓春兰的“贤外助”。
除了蔡晓舟，邓春兰的家庭出身以及教育背景也是促成其敢于上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邓春兰父亲邓宗，是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为甘肃第一批大学生，先后在甘肃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修学伦理学和英文，毕业后回甘，先后任甘肃巡按使署教育科长、甘肃省教育厅科长，又任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并创办了甘肃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即兰州女子师范学校，邓春兰亦是这所学校早期为数不多的学员之一。因为父亲这样开明民主的教育风格，邓春兰好学深思，敢说敢做，并且爱好新学，思想开放，这些都成为了她进行上书，为女子教育争取利益的有利条件。
可见，正是这样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以及父亲、夫君、弟弟的支持与帮助，邓春兰最终成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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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邓春兰愿意全身心投入来争取北京大学男女同校，但如果时机不对，很有可能此举仅是“飞蛾扑火”，所以，我们的问题更进一步聚焦于邓春兰上书为何会获得成功？
让我们将视线调回到邓春兰上书前一年。自1918年5月开始，舆论界就发生了诸多关于女子解放方面的论争，如“男女社交公开”、“女子贞操论、节烈观”、“男女要不要同学”等等。比如当时《新青年》上刊登了周作人、鲁迅、胡适等人对传统“女子贞操论”和“女子节烈观”进行质疑和批驳的不少文章。所以，这样的结构性论争情境，是邓春兰通过上书主动嵌入到女子解放运动中去并得以胜利的关键要素。
邓春兰上书能够成功的另一有利社会条件是，五四运动正在此时爆发。邓春兰的上书，正好契合了五四运动宣扬的“男女平等”观念。于是，上书被赋予妇女解放的宏大叙事话语及意义，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邓春兰亦因此成为追求女子解放的代表人物。反过来说，也正是在五四运动这一整体性社会运动的背景下，邓春兰上书事件才可能发生，并不至于成为“怪事”，反而引起舆论界共鸣并掀起更大的讨论，以致能够促使中国大学最终开放女禁，为男女一同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平台与历史机遇。
与邓春兰的经历相似的是，第一位入北京大学的女生王兰的经历也值得一提。王兰16岁时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后因生病退学在家中闲居。其时，她弟弟在北大念书，常将一些新思潮的杂志带给她看，或者把新思潮的根本道理讲给她听，如此，王兰的思想里便渐渐地增添了新思想。王兰想入大学念书的动机，亦是因为男女教育太不平等，才激起她的反抗。1920年2月年假一过，王兰便向当时代理北京大学教务长的陶孟和先生（其时任政治系主任）提出申请，请求入学，陶孟和欣然慨诺，于是，两天之后，王兰得以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听讲。
与北京大学开女禁遥相呼应的是，1919年12月17日，陶行知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提议招收女生并获得了校务会议最终议决的同意，且于1920年6月2日校务会议上通过了招收女生特别生的办法。
此后，各高校陆续放开女禁，女子至少在形式上得以进入大学接受与男子同等的高等教育，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迈开了实质性的关键一步。
文章选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王晓慧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参考文献：
戴健.《五四前后的蔡晓舟、邓春兰》. 江淮文史， 2014(4)：108-120.
邓春兰.《我请求北大开放女禁的经过》.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81-87.
邓春兰.《我的妇女解放之计划同我个人进行之方法》.少年中国，1919(1-4)：15-17.
王晓慧
复旦大学历史系
博士后研究人员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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