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二孩时代下，如何拯救低生育率？
2015年二孩政策出台，那年我国的生育率仅为1.047（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全面放开二孩后，生育率真的立即提高了吗？“生不生”只跟政策相关吗？你认为哪些因素影响着你的生育决策呢？我们的社会将何去何从，或许你能从这篇文章中找到答案。
撰文：胡姝
责编：钱岳
我们知道，生育率低的社会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人口快速老龄化、经济生产力下降、是否引进外国移民的争议，以及不同世代之间政府资源的分配冲突。而为了实现正常的世代更替，一个人群的总生育率（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至少要达到2.1（这意味着替代父母双方需要两个子女）。
2015年时，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尚不足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现在还未得到2016年的数据，但即使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人们也不免担忧。我们想知道，生育率到底和哪些社会因素相关？
今天，夫人给大家介绍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Mary C. Brinton与合作者Dong-Ju Lee于2016年9月发表在
Populationand Development Review上的研究：《性别角色观念、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后工业生育率》。这项研究虽然关注的是后工业发达社会，但在社会层面上对性别角色观念、就业保护与年轻男性失业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讨论了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生育率的提升也有一定的启示。
文献首先指出了性别角色观念和女性生育之间的关系。其中，讨论最多的两种观念分别为传统型和平权主义。在传统型的性别角色中，男性负责挣钱养家，女性负责照顾家人和操持家务。传统型强调女性的生育和养育责任，而忽视男性的养育责任。而在平权主义的性别角色观念中，两性同时参与劳动力市场和承担育儿家务责任是自然合理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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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认为，在这两种观念之间还存在其它类型的性别观念。比如在生育率极低的东亚社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被社会普遍接受，但同时，家务和育儿仍然被视为女性（而不是男性）的重要职责所在。她们将这种观念称为“亲女性就业的保守主义（pro-work conservative）”。如果一个社会的“亲女性就业的保守主义”盛行，女性将面临选择工作还是家庭的两难困境。一些女性会推迟或者干脆放弃结婚（可参看旧推送《“婚姻包袱”：为什么日本人不结婚？》），另一些选择了婚姻或其它长期伴侣关系的女性则可能面临平衡为人母和继续工作的挑战（可参看旧推送《从“妇女能顶半边天”到“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最近这些年，性别研究的文献中也开始强调另一种性别观念，即个人选择型。这种性别观念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不管这些差异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社会化造成的，不同个体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相对重要性是个人的偏好和选择，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和家庭模式都是受到认可的。
性别观念不仅仅体现在许许多多个体持有的态度当中，也在劳动力市场制度上得到体现。社会上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分为就业保护较强的和较弱的。
有些社会（比如日本）由于劳动力市场依赖企业内部的推荐和人才培养，雇主为核心常规雇员提供了很强的就业保护。雇主期待一个理想的雇员要在职业生涯中持续不断地工作，并在每日的工作中投入超长的时间（几乎没有剩下时间给家庭）。由于女性生育会短暂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比起男雇员，雇主没有动力去雇用或长期培养女职员。此种劳动力市场制度暗含了性别假设，在事实上强化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男主外，女主内）。在这样的就业环境里，女性有可能分化成两大组：专注职业发展、推迟或干脆放弃生育的，和将要生育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
另一些社会（比如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比较开放，企业之间的工作转换和中层岗位的就业机会更多，就业保护较弱，因此企业裁员较容易，求职者也更容易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变换工作。在这样的就业环境里，女性相较更容易对职业和生育计划做出灵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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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保护较强的劳动力市场，年轻男性失业率增加会降低生育率。如果就业保护太强，年轻男性（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往往很难找到常规性的、稳定的入门工作。当企业面临经济危机时，它们很难裁掉中层雇员，企业就更难节省出资金为年轻求职者提供足够的初级岗位。这样一来，年轻人将面临更高的失业率。由于在很多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年轻男性应该在组建家庭之前获得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所以高失业率将推迟年轻男性组建家庭，从而压低整个社会的生育率。
为了检验性别观念、就业保护、与年轻男性失业率和生育率之间的关联，研究者们使用了24个OECD国家的四期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还有劳动力市场保护指标和失业率数据。
她们的潜类别模型分析发现，受访者的性别角色态度大致可以归成四大类别：传统型、亲女性就业的保守主义、灵活的平权主义（换句话说，个人选择型）、和彻底的平权主义，和前面讨论的四种性别观念类型大致相对应。不同类别的受访者对以下8个观点持不同程度的支持（见下表）。
从下方图1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所有被研究的国家，持传统型性别观念的受访者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不过，在一些过去被传统型性别观念主导的国家，“亲女性就业的保守主义”越来越强势。这样的国家包括捷克、希腊、匈牙利、日本、韩国、还有斯洛伐克，全部都是生育率极低的国家。持有彻底平权主义性别观念的受访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但在韩国和日本的比例较低。灵活的平权主义在芬兰、荷兰、新西兰、美国和英国较之其它国家更为流行。
接下来，研究者们做了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来检验她们关于性别观念和生育率、就业保护和生育率的假设。
结果显示，和彻底平权主义相比，“亲女性就业的保守主义”会显著地降低生育率。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既推崇女性就业，又强调女性要承担起育儿和家务的责任，生育率将会降低。“亲女性就业的保守主义”的代表国家有日本，韩国，还有一些东欧和南欧国家。
单是年轻男性的失业或者就业保护本身对生育率并无影响。但在传统型性别观念（男性必须养家糊口）较为强大的社会，年轻男性的失业会降低生育率。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局面。在就业保护强的社会，年轻男性的就业困难对生育率的影响尤为负面，典型代表是南欧国家。
灵活的平权主义鼓励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适合自己的安排，并不对个人的某个选择施加社会规范上的期待和压力，可以相对地拉高生育率。灵活的平权主义和较高生育率的代表国家有芬兰、荷兰、新西兰、英国和美国。但是，如果社会的就业保护过强，留给女性灵活调整工作和家庭安排的空间就有限，灵活的平权主义对生育率的正面作用便会大打折扣。
我国已经放开了二胎政策，这个政策是否能够逆转我国的低生育率水平还有待观察。本文分享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生育率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社会的性别观念、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还有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前景都影响着男男女女们是否以及何时成家生娃。
参考文献：
Brinton, Mary C., and Dong-Ju Lee. 2016. "Gender-Role Ideology,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Post-industrial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42(3): 405-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6》（光盘版）. 北京：国家统计局，2016.
胡姝
新加坡国立大学
亚洲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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