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富越民主，越穷越爱国
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珍妮弗·潘(Jennifer Pan)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徐轶青(Yiqing Xu)，依据“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数据库所提供的171830个调查样本，绘制了一副中国意识形态光谱(二人合作的论文《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发表于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Network网站)。我对此事感兴趣，原因有二：一来，“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风靡之时，我测过一次，答案与自我定位相符，倘不出意外，我应是被分析的样本之一，说起来，对这副光谱的诞生，与有功焉;二来，不惟是我，关注政治的朋友，对中国各地的政治生态，都会有一个基本判断，如哪些地方偏左，哪些地方偏右，哪些地方保守，哪些地方开放，哪些地方贪墨成风，哪些地方吏治清明，光谱恰以省份为单位，正可用来验证。
对照光谱，与我的判断略有出入。偏向自由主义的蓝色地区，前五个我都预测准确，依次为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江苏。偏向保守主义的深红地区，则有些令我意外，入围十省包括新疆、贵州、广西、宁夏、河南、江西、湖南、安微、内蒙古、河北等。我原以为重庆、天津都该上榜，东北三省至少能分一杯羹，结果南北两大直辖市皆属中立，辽宁甚至进入了自由主义阵营。如果光谱可信，看来我对自己的国家不无隔膜。
“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袭用了左右之分(当然中国之左右不同于西方之左右)，如政治观念坐标，左即威权主义，右即自由主义;经济观念坐标，左即集体主义与福利主义，右即新自由主义;文化观念坐标，左即保守与复古，右即自由与激进。这些二分法，构成了绘制光谱的政治色素。具体说来，光谱之上的保守主义(左)指“对威权体制、国家统一和安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传统文化价值的偏好和重视”，自由主义(右)指“对市场化改革、民主自由、现代科技的认同和提倡”。如此则不难发现，中国的左右之争何以不同于西方的左右之争：以左右之争的起源地法国为例，左代表激进，右代表保守，左派主张社会改革和平等主义，右派拥护贵族统治和保守主义。今日中国与此恰恰相反。
根据光谱，我们还会注意到，自由主义阵营集中于发达地区，除了北上广三巨头，还有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海南、辽宁;保守主义阵营则集中于欠发达的内陆和边疆。由此引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光谱所示，越发达的地方越右，反之则越左，人民的生活水平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同自由主义，反之则迷恋保守主义。
这个对比经得起检验吗?
观摩光谱之时，我想起了两个政治学命题，一是“越富越民主”，二是“越穷越爱国”。
关于第一个命题，当数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诠释最为流行：“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多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
李普塞特的名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援引了充分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以印证他的结论：经济繁荣促进政治民主。如罗伯特·达尔将上百个国家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作五级，他发现，最穷国家当中，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次穷国家当中，7%属于民主国家;次富国家当中，36%属于民主国家;最富国家当中，100%属于民主国家。数年后，拉里·戴蒙德重拾达尔的方法论，结果则稍有差距，他所调查的25个最富国家当中，有19个民主国家，比例为76%，25个次富国家当中，有8个民主国家，比例占32%，24个最穷国家当中，反而出现了2个民主国家，正如最富国家当中，有6个独裁国家，堪称例外。
达尔与戴蒙德的调查，发生在1970年代前后。此后，“第三波”民主浪潮奔腾而至，席卷天下，民主国家的队伍愈发壮观。我们不妨继续使用达尔的方法论，依据2008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报告，勘察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表，结果发现，排名前二十五的国家当中，至少有20个民主国家，排第三的卡塔尔、第六的阿联酋、第十七的科威特，这三个李普塞特笔下的“石油国家”，应不属于民主国家;排第十一的新加坡、第二十五的文莱，其民主属性则有争议。这个比例，更接近戴蒙德。达尔的结论似乎过于绝对化。
回头再看李普塞特的论断：“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他强调的是“民主的可能性”，而非民主本身。不是说，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就越民主，只能说，它越可能通向民主。这里还可以更具体一点，把经济发展细分为财富指数、工业化指数、城市化指数、教育指数等。有人研究指出，城市化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61，教育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91，传媒参与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84，政治参与与民主的相关系数是0.82。
这么一来，我们当可明了，为什么在中国意识形态光谱之上，会分出蓝色地区与深红地区，它们的差距到底表现在哪里。说到底，这是全方位的差距，包括经济、教育、传媒、公民意识等。每一项的差距，都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差距，综合起来，差距必将扩大化，以至红蓝阵营泾渭分明，一个国家俨然断裂成两个世界。
无须理论与数据，单凭常识与逻辑，不难想见，一个人，如果为温饱问题所困扰，终日含辛茹苦，风餐露宿，他还有多少精力、心思去关心政治，关心自由、民主、法治建设呢;如果不必为温饱问题所困扰，即饱暖之后，他可能思淫欲，却也可能思权利(这方面最鲜明的表现，即投票率，低收入群体显然要低于高收入群体)。一个人，如果一穷二白，家徒四壁，只怕他无意捍卫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因为他并无财产可言;如果家道小康，抑或富甲一方，他必然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尽力推动宪法增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条款……质言之，经济发展所造就的中产阶级，乃是最向往民主的群体，记得有一说法：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民主派。 这可谓经济与民主之关系最直接的表达。此外，经济还可通过影响教育、传媒、生活方式等，与民主间接发生关系。“经济上的被剥夺就是心理上的被剥夺：卑屈的习惯，几乎接触不到信息源、缺乏语言能力”，李普塞特引用这句话后，展开了他的论述：“接受民主的准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安全感。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越不可能领会或容忍政治变革的渐进主义思想……”
所谓“简单化的政治观点”，爱国则属其一。这在中国意识形态光谱之上的表现，即认同“威权体制、国家统一和安全”。
需要声明，“越穷越爱国”不是我的发明。常常见人提起，不知出处在哪里。起初我听到这个说法，实在难以接受。爱国与否，与一个人贫穷或富足有什么关系呢?有钱人就不能爱国么，中国的富豪不是最喜欢把“爱国”挂在嘴边?但凡是人，都可以爱他的国，正如都可以不爱他的国。我们的老祖宗，善于宣扬穷人的爱国之举，如“位卑未敢忘忧国”、“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云云，不过其着眼点在于气节，而非经济状况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细细想来，抛开道德因素，“越穷越爱国”之说不是没有道理。一方面，穷人对国家的依赖，正如对国家的仇恨，都可能超过富人，这一点不难理解，富人可以独立于国家，穷人则不然，他们一无所有，只能期盼国家的拯救，如孺子之望慈母，大旱之望云霓，然而，期望愈高，失望往往愈深，最终沉积为社会怨恨，故而穷人的革命性要强于富人。
另一方面，贫困塑造了穷人的政治观。李普塞特指出，世界各地的穷人阶级，对于经济问题，大都比较激进(如支持国家的福利政策)，经济问题之外，则偏向保守。他以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隆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为例。3000名德国人被问及：“如果存在一党、多党和无党三种情况，你认为哪一种更好?”结果，对多党制的支持，工人阶级与农民显然不如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
我们还可以谈谈教育与爱国的关系。如你所知，一个地方，经济越发达，教育便可能越自主、越自由、越开放;反之，则越奴役、越专断、越封闭。后者对应的教育，不啻是一种愚民教育。如钱锺书所云：“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今日中国的教育，大抵都是“某一种教育”。不过在蓝色地区，教师与学生倾向于疏导、反抗;在深红地区，则倾向于顺服、强化，其苦果之一，便是容易盲从、受煽动，无意识、无条件的爱国。
最后得补充两点：
第一，我们说“越富越民主”与“越穷越爱国”，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现象，而且，哪怕这两个论断能够成立，却不可从反面推导，穷人不配民主，富人不配爱国，相反，我以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愈是贫困，愈需民主，经济与民主构成了一种齐头并进的互动关系(富裕对民主的促进作用，大于民主对富裕的促进作用，所以“越富越民主”的提法，要高于“越民主越富”)。
第二，我们说“越富越民主”与“越穷越爱国”，强调的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概率，我喜欢詹姆斯·布莱斯的口吻：“教育，如果说它不能使人成为好公民，至少使人成为好公民变得比较容易。”以此而论，富裕，如果说它不能使一个国家民主，至少使其通往民主之路变得比较容易……当然，既为可能性和概率，则允许例外发生。如“越富越民主”，富国如卡塔尔、阿联酋等，都是明显的反证。再如“越穷越爱国”，我听过的解构爱国主义最有力的名言，恰恰来自穷人。这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书中的情节。一战前夕，一位意大利农妇对她的儿子高喊：“快跑，祖国来了!”
补记：罗伯特·J·巴罗认为，民主既非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相比民主，法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大一点。这个观点针对的是“越民主越富”，而非“越富越民主”，不过正可作为中国意识形态光谱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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