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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中东的“恶之花”

2016-09-14 热门要闻 热门要闻



2014年6月29日,伊斯兰斋月的第一天,以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为首的哈里发帝国宣布成立,“国名”取为“伊斯兰国”(简称ISIS)。这个新的“国家”发动了势如破竹的攻势,在很短时间里就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大片土地和人口,震动了全世界。


ISIS的东征西讨往往伴随着耸人听闻的行径:大屠杀,处决行刑,强迫平民改变信仰,否则便加以屠戮,将其他宗教信徒和女性掳为奴隶,等等。在很多方面,ISIS的极端性远远超过了“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只是要打击美国,并消灭中东地区的世俗政权,建立神权政治,而ISIS宣称要消灭所有什叶派教徒,宣布所有不遵守其特殊教义的逊尼派教徒都是必须处死的叛教者。


面对ISIS的威胁,中东各国纷纷以“达阿希”这个贬义词称呼它,以强调它不代表伊斯兰教,但ISIS以其骇人听闻的、极为狂热和残暴的行为,的确在世界范围内增强了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情绪,加剧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裂痕。这个升级版的极端恐怖组织,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大公害。




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伊斯兰国”简论》一书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多哈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查尔斯·利斯特,系统梳理了ISIS的历史、演变、现状、组织结构、军事战略、内部政策和治理模式。利斯特强调,ISIS的运作规模和活动范围的扩张,其领土控制和影响的程度、治理政策的改良,其巨大财富和收益能力、信息作战的专业,其持久的全球募兵,都将使它成为未来数年内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


击败敌人需要先了解敌人,认识到ISIS的历史、现状和所欲所求,这是摧毁ISIS的第一步。利斯特及他在书中引用的专家强调,不要把ISIS看做一个简单的恐怖组织,而要将其视为“基地”组织模式发生质变的产物。它吸收了“基地”组织的军事战略,同时建立了一种实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对所占领地区的居民建立起了政治控制,成为一个“准国家”。这样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了击败ISIS的难度。


应该强调的是,ISIS并不是中东伊斯兰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至今,中东大部分地区一直维持着多种宗教、人群共存的状态,在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情况下,也存在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雅兹迪教徒、德鲁兹教徒、库尔德人等少数宗派和民族。但现在ISIS试图摧毁中东地区多元穆斯林社会的概念。在ISIS的摧残下,居住在伊拉克的基督徒人数在2003年有100万,现在仅存25万;讲阿拉米语的50万亚述人已经逃离伊拉克;过去四年里,超过20万叙利亚少数族裔遭到屠杀。ISIS违背的不仅仅是现代文明,而且是已存在一千多年的倡导宽容、和平的中东伊斯兰文明本身。




在意识形态上,ISIS拒绝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试图消灭中东地区所有国界,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哈里发国,其划定的国界甚至一直延伸到印度和中亚。自20世纪初哈里发制度在土耳其废除以来,ISIS是首次严肃地恢复哈里发制度的组织。但正如英国智库库奎利亚姆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伊斯兰教专家乌萨马·哈桑所说:“(ISIS)充其量只统治了全世界12亿到15亿穆斯林人口中的几百万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便宣称是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国,这将会摧毁穆斯林象征或穆斯林团结的一切概念。”ISIS宣称的对哈里发制度的重建,没有得到任何其他国家合法执政者的承认。



《伊斯兰国简论》

(美)查尔斯·利斯特/著

姜奕晖/译

中信出版社

2015年12月


但是,ISIS的残暴行为及其聪明的公关技巧,为其吸引了大量穆斯林,既有为贫困、动荡所困的中东人,也有空虚、迷茫的西方穆斯林。因为出色的动员技巧,ISIS已经取代“基地”组织,成为所谓的国际“圣战”的领袖。ISIS一直在招募具备技能、学识和管理能力的极端分子,在其土地上进行建国实验。ISIS向士兵发放军饷,控制着当地居民,向其提供社会服务。据当地居民称,ISIS控制地区的行政机构“都快捷高效……各个部门都有联系,协调一致,共享信息,而且大体看来善于合作。”


同时,ISIS在经营方面长袖善舞,通过占领油井、绑架勒索、洗劫银行、向控制区的企业和商铺收税等,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恐怖势力。至少从2005年开始,ISIS基本上实现了财务完全自足。ISIS有一套系统的财务管理制度,比如,它要求其基层组织将取自当地企业收入(如绑架赎金、敲诈勒索等)的20%送交上一级领导。级别较高的指挥员会核查这些收入,重新分配资金,拨给陷入困顿或者需要额外资金发动攻击的省级或地方分支。ISIS军队的管理方式看起来也类似民族国家的军队,有的在前线执勤、作战,有的在已占领区休养生息。




对于大量逊尼派叙利亚平民投靠ISIS,有的人说的很直白——“叙利亚人很穷,但ISIS有钱,能够支付工资。”利斯特也提到了ISIS在当地收买民心的努力,例如:“ISIS为平民提供了民族国家体制所提供的大部分东西,而且监督力度更强。”“ISIS制订了近乎完备的治理模式,结合该组织庞大的财政资源,这一模式大体上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得到了人们的默许。在冲突和不稳定的大背景下出台这些治理措施,使逊尼派平民更容易被迫接受其苛刻的规范准则。这项要素是ISIS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各种迹象都表明,ISIS不再只是个恐怖组织,而是个初具雏形的国家,成为一个独特的怪胎,在这种情况下,对付ISIS就需要全新的思维。


利斯特的论述揭示出,ISIS并不是阿拉伯世界一次短期的脱轨失常,而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有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在叙利亚,持续的残酷内战造成了政治和军事真空。在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的政府曾对逊尼派持续打压,导致社会崩解、溃散。伊拉克战争后,美军在按照奥巴马政府的决定撤离时,伊拉克并没有可持续的民主制度,也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运转正常的行政机构,不同种族和宗派之间的关系紧张。这些都为ISIS异军突起创造了最佳的土壤。例如,ISIS具备强大军事能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从十年前美国遣散的伊拉克军队中招募到1000多名正规军官,他们成为I-SIS的高级指挥官。


在伊拉克,ISIS还善于组建权宜性的“统一阵线”。例如,它和许多逊尼派军事组织组成了联盟,而后者很多本来其实应该是它的敌人,例如作为世俗民族主义者的前复兴党成员。尽管这样的同盟并不稳定,但只要他们有共同的反对目标伊拉克政府,这种结盟就会维系下去。




尽管ISIS四面受敌,但目前中东反ISIS的势力仍处于较弱和较分散的境况之中。近期伊拉克政府对费卢杰发起的军事进攻是一个好消息,但政府军明显实力有限,后劲不足。此外,尽管一直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外界广泛指责ISIS和叙利亚政府有意识地协同作战。观察人士认为,从2014年1月起,ISIS和叙利亚政府军便不再相互进攻。阿萨德政府似乎乐意让ISIS发展壮大,并借助其影响力来分化和削弱反对派。叙利亚政府现在主要保守南部、西部,尤其是大马士革周边地区,而ISIS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它在那里的主要对手是反对派团体和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卫军”。地面上的反对力量分散化,彼此不团结,西方发动的空袭又缺乏效率,这些都在不断为ISIS续命。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ISIS迄今并没有把主要的攻击矛头对准西方。一些在欧美的袭击者虽然宣布效忠I-SIS,但这也许只是一种口头宣示,如最近在美国加州发生的同性恋酒吧枪击案,调查未发现凶手奥马尔·马丁与ISIS有任何实质联系。“基地”组织不断攻击西方,包括其本土和海外驻军,但ISIS首先要夺取中东地区的领土和权力。利斯特还写道,“ISIS暂时不愿意与西方针锋相对,表现之一就是拒绝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因为这些原因,目前有厌战情绪的西方国家,也不愿向打击ISIS的行动投入过多资源。


为本书作序的巴基斯坦学者、畅销书《塔利班》作者艾哈迈德·拉希德建议,应该由阿拉伯国家而不是美国来领导打击ISIS的联盟,以避免中东人的反美情绪影响打击行动的效率。但是,伊斯兰国家自身存在严重分歧,例如,伊朗与沙特作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核心国家,在中东竞争影响力,在叙利亚打代理战争。显然,只有促使阿拉伯国家之间形成更广泛的政治团结,消除分歧,更好地携手合作,才能打败ISIS。


利斯特的结论是,国际社会理应扮演好促进者、保证者和实施者的重要角色,但决定ISIS长期命运的应当是所在国家的地方人士。西方化解ISIS所构成危险的唯一希望在于,改善中东国家现有的政治失败,尽力支持同ISIS地面武装作战的中东地区势力。


显然,只有各种力量的通力合作才能扼杀ISIS,但现在的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对ISIS“人人喊打”却个个束手的情况,还有可能一直持续。这种情况不改变,ISIS这个中东的“恶之花”还将盛开,这个流脓的伤口还将溃烂,这既是当前国际治理“集体行动困境”的反映,也构成对全人类命运的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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