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药品征收重税，把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会害死多少中国病人！

多数国家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中国并没有。增值税、关税一样不落。

中国对药品征收重税，把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

因为贫困人口收入更低，他们对药物价格更加敏感，放弃治疗的可能性也就更高。因此将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是倒行逆施的。因此，多数国家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中国并没有。增值税、关税一样不落。

1、WHO在药品定价指南中明确指出，基本药物不应该征收增值税；即便征收，也不应增加民众负担

国际上对药品税收问题是存在争议的，但许多国家都会网开一面，为病人减少一些负担，以免将病人逼入绝境。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药品定价指南中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基本药物不应该征收销售税（营业税）和增值税；二是如果有些国家选择对基本药物征收销售税或增值税的话，那么对这些税收的设计要非常小心，不应增加群众的负担。如对基本药物实行免税或减税后，需要进行监测，确保节省下来的钱要让利给患者或医疗保险支付方，而不应该被药物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吸收或获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政府应该对影响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税，而不是对有益健康的药品征税”

2.多数国家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中国并没有。欧洲平均药物增值税率为8.8%左右，中国按照17%满额征收药品增值税，几乎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4年公布的数据中，明显可以看到多数受调查欧洲国家都对药品实行了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税的政策。英国(前提为药店购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增值税均为0%，在增值税率为25%的瑞典，对药品也进行了减让，瑞典药品增值税为0%。此外，高税负的法国标准增值税率为20%，但对于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别只征收2.1%和10%的增值税。英国和瑞士的标准增值税率分别为20%和25%，这两个国家对于患者需求迫切的处方药都采取了免征增值税的措施。欧洲平均药物增值税率为8.8%左右，而中国对药品则是和其它商品一样征收17%的增值税，几乎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3.增值税外，还有关税。除抗艾滋等药物，中国对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进口药品还没有达到医院，价格就涨了至少20%

除增值税之外，中国对进口药品征收的关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药品价格。除了抗艾滋病药物和激素类避孕药物免除关税之外，中国对于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中国免除药品进口关税的对象多是东盟国家和南美洲国家，但中国进口药品主要来自印度和欧美，并不能享受免税。关税加增值税已经超过20%。进口药品还没有达到医院，价格就已经上浮了五分之一。

4.在贫困人群的家庭中，由于税收增加而使药品使用率减少的现象更为明显，处方药价格上升，放弃治疗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根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者Goldman的调查，虽然处方药是患者治病救命的必需品，但是患者对于处方药价格的敏感性不亚于一般商品。当处方药价格增加10%之后，药品的使用就会减少2%～6%，慢性病患者也变得不太能够坚持用药，治疗往往中断，通过药物治疗慢性病的起始时间也会推迟。同时，因为贫困人口收入更低，他们对药物价格更加敏感，放弃治疗的可能性也就更高。降低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将会提高患者治疗积极性，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程度。

5.反而降低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将会提高患者治疗积极性，通常每减少处方药25%的税收，就可以增加5%－25%的需求

有研究报告指出，每减少处方药25%的税收，就可以增加5%～25%的需求。2002年Siman曾在非洲国家研究过减少税收对疟疾的影响。在使用杀虫剂浸泡蚊帐时，发现当杀虫剂的税收从42%下降到0%，以及制造蚊帐的原材料的税收从40%下降到5%时，当地居民购买蚊帐的几率可以提高27%。

6.将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可以说是倒行逆施；在肯尼亚取消疟疾治疗产品的关税和税收后，2002－2009年婴儿死亡率和致病率下降了44%

将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是高度累退的，甚至可以说是倒行逆施。提高药品价格减少了药品的使用，导致了更多的疾病。早在5年前，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马来西亚、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极大地降低甚至取消了药品的关税和税收，而这一做法也成果显著，据报道，在肯尼亚取消疟疾治疗产品的关税和税收后，2002—2009年婴儿死亡率和致病率下降了44%。

相关阅读一：中国药价普遍虚高，“制度成本”有多少？

一对南京夫妇因代购印度抗癌药品被公诉，再次引起了社会对抗癌药品内外价格差异巨大的关注。事实上，中国药价虚高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进口专利药中，专利药价格高昂多是由于其专利费用，而药物价格普遍虚高则是由加于药价上的种种“制度成本”而导致，大量数据反映出中国药品市场如何因制度原因失去平衡。

财政补贴少 医院“以药养医”

公共卫生总费用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 之比，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国家对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力度，以及政府和全社会对卫生和居民健康的重视程度。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中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仅占 GDP 的3.03%，约为荷兰、法国的1/3，而大多数欧美国家公共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都在7%以上。3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削减医院的补贴，现行制度实际上是在鼓励公立医院开出大量高价药品来获取收入，即“以药养医”。

高额药品增值税推高药价

高昂的药品增值税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中国药价。经合组织健康委员会和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的数据显示，大多数国家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率非常低，还有一些国家标准增值税率虽然较高，但却对药品实行了减让。美国、奥地利、塞浦路斯等国不对药品征收增值税；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处方药的增值税率也为0%；荷兰、法国、比利时等国药品增值税率不到标准增值税率的1/3；而中国药品的增值税率高达17％，约为欧洲平均值（8.8%）的两倍。

流通秩序混乱 经销商和医院多重溢价

除体制、医疗卫生制度因素之外，药品流通秩序混乱、经销商和医院的多重溢价以及看不见的暗回扣都进一步推高了药价。据媒体报道，制药巨头的物流和商务费用占药价的7%-8%，其中物流费约2%，涉及的经销商一般在3道左右，每道经销商溢价5%-7%，在最后一道程序，也就是最后一级经销商到医院的链条上，通常会溢价7%-8%。此外，按照规定，内地医院还可在实际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0-15%。例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治疗乳腺癌的赫塞汀中标价为21613元，零售价为24854.9元，加价了15%，即每卖出一盒赫塞汀，医院可盈利3242元。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对药品进行了30多次降价，但药价虚高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由于药品复杂的流通机制，即使政府放弃药品定价权、交由市场调节也很难降低药品价格。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政府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力量，建立规范、健康的药品市场秩序，把医药卫生行业逐步扳回微利、公益轨道。

相关阅读二：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  ——“海外代购抗癌假药的无奈与现实”

看着父亲的身体一天天衰弱，出租车司机王强(化名)决定“铤而走险”，自己动手加工抗癌药。

　　他的原料非常简单：一台花120元钱买来的精密天平，数粒蓝白相间的胶囊壳，以及一份网购的非法加工的药物原料。他准备以每粒4克的剂型，为父亲自制抗癌药物。相比正规药物一个疗程上万元的价格，这种“山寨胶囊”将减少2/3的成本。

　　“我知道这是违法的，但实在没办法了。”这位东北汉子无奈地说。作为生活在黑龙江绥化的普通农民，他身患肺癌的父亲，没有太多收入。此前，这位病人一直服用儿子网络代购自印度的抗癌药物，价格只有原版药物的1/10甚至更低。

　　不过，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购药消费提示”，王强的做法风险极大。这份发布于5月7日的提示指出：“网上声称代购外国抗癌药等处方药的，其采购渠道十分可疑，药品真假和质量毫无保证，正规网上药店不会设立这种业务。根据地方药监部门既往查办案件取得的经验，网上代购境外抗癌药约有75%被证实是假冒药品，轻则贻误病情，重则造成更大伤害。因此，网上代购境外药品是完全不可信、不可取的。”

　　“我其实是在赌博。”王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对于许多像我一样付不起医药费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最后一条路。”

　　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是某些癌症病人的特效药，但王强的家人连一盒正版药都买不起

　　与一年前被确诊患癌相比，王强60多岁的父亲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他咳嗽减少了，“也愿意和人说话了”。在王强看来，这些改变都归功于一种名叫“易瑞沙”的抗癌药。

　　作为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易瑞沙通过作用于肿瘤生长所必需的特定分子靶点来阻止癌细胞生长。与传统的化疗药物不同，这种药物不会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误伤正常组织的细胞。近10年来，分子靶向治疗药物逐渐成为癌症治疗的新宠。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原主任刘端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易瑞沙等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是某些符合条件的肺癌病人的特效药。“对于有的病人，易瑞沙甚至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不同程度上延长病人的生命。”他说。

　　与神奇疗效相对应的是高昂的药价。据了解，目前我国出售的分子靶向药物基本为进口药物。以易瑞沙为例，其生产商是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目前服用一个月、每天一粒的费用为15000元。

　　对于王强一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他父亲的收入来源，是9亩农田所带来的1万元年收入。2013年，他在黑龙江省肿瘤医院被确诊为肺腺癌晚期、合并肝转移和淋巴转移时，这个家庭的全部积蓄只有5万元。

　　当医生建议先化疗再手术时，王强忍痛拒绝了。除了担心父亲经不起手术折腾，他坦言，更重要的原因是无力承担6万元的手术费。

　　但癌细胞并没有停止攻势。从医院回来，老王的身体迅速垮下来，“今天还能走两步，明天就不行了”。去年秋天，王强自己来北京求医。一位医生语焉不详地告诉他，“试试易瑞沙”。

　　攥着医生手写的字条，王强几乎跑遍了附近的药房，都没有发现这种药。直到上网查询，他才发现除了从医院药房购买正版药，还有一种来自印度的仿制药在私下销售。

　　一般来说，由于药品研发的高额成本，医药公司在新药上市前都会申请专利。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其成员国都应该遵守专利制度相关规定。但印度直到2005年才开始承认专利保护制度，并且保护范围十分有限，类似易瑞沙就不在保护范围内。这就给了当地制药公司可乘之机——500元一粒的易瑞沙，印度山寨版的价格只有50元。

　　根据我国《药物管理法》的规定，这种山寨药物没有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应被视为假药而禁止销售。但在巨大的价格差异面前，一条印度仿制药流入国内的渠道还是被打通了。

　　王强说，当他在北京灯光昏暗的网吧里发现了这一网购业务时，“就像是黑暗中看到了一缕光” 。

　　“正版易瑞沙我一盒也买不起。”这个东北汉子叹了口气。自从父亲被诊断为癌症，他们家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买菜都挑最便宜的买。

　　在网上搜集资料、学习研究了9天之后，王强决定试试这种假药。按说，分子靶向药物针对特定的发生基因突变的病人有效。服用之前，病人应该做基因检测。但王强放弃了这个步骤，理由是“基因检测太贵了”。

　　有可能买到的只是未经批准注册意义上的假药，也有可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假药

　　王强的经历绝不是个案。家住山东潍坊的高风霞2011年被发现患有肺腺癌。去年9月，一位深圳的病友给她寄来了印度版易瑞沙。在服用仿制药将近一年后，高风霞感觉自己“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如今，女儿通过淘宝网[微博]给她购买的药会定时寄到家里来。

　　四川人老齐则谨慎小心。为了给患乳腺癌的妻子买靶向药物“赫赛汀”，他自己乘坐飞机到香港。那是他第一次去香港。由于担心液体不能托运，他去的时候特意把一瓶没有喝完的农夫山泉放在包里，顺利登机后才放心购买。

　　王强说，在一个有200人的讨论癌症的QQ群中，所有人都声称服用过仿制抗癌药。一位大夫也告诉记者，他所接触的病人中，因价格昂贵而无法接受正规渠道靶向药物治疗的高达90%以上。

　　“病人为了求生，在经济情况有限、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买这种有一定疗效的境外药，我认为可以理解，但这给卫生管理部门出了一个难题，怎么处理这些既有一定疗效、同时又违法的药品？”当了46年医生的刘端祺说。

　　在癌症汹涌袭来的今天，这意味着一个庞大的群体陷入困境。根据《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癌症死亡总数将达300万人，患病总数将达660万人。

　　“作为医生，我们面临一种尴尬——如何面对病人咨询买假药的问题。一头是病人的生命可能得以延长，一头是法律的尊严遭到亵渎，这让医生如何选择？这个现实问题应该正视，有一个说法。”刘端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一位来自深圳检察院负责查处假药的检察员提醒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假药来源国之一，因此即使在当地购买也难以确保你不买到假药。他认为：“代购海外药品有点像在赌大小，你有可能买到的只是未经批准注册意义上的假药，也有可能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假药。”

　　王强并不是没有考虑到这种风险。“刚开始在QQ群和论坛发帖询问，每条都有两三个人找上门来，但我根本不敢买，”他说，“毕竟是救命的东西！”后来，经过好几个病友的推荐，他才找到了一个代购者，价格为1000元一盒，包装里附带一份发货当天印度的报纸。

　　在不受法律保护的代购药品交易中，那张报纸只是“验明正身”的手段之一。记者通过网络搜索找到的一家店铺，甚至提供视频，展示“工作人员在印度的药店里为您代购的全部过程”。在印度人拿货开药的同时，还会在每一段视频中展示一张写着代购者名字、品种和日期的凭证。

　　许多该进医保的药没有进，病人为了求生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去撞大运

　　即使选择价格低廉的印度版易瑞沙，高风霞说自己的积蓄也所剩无几。在潍坊的一个商场里，这个40岁的女人和丈夫守着一个3平方米的摊位，经营袜子和内衣等，“每个月收入最多三四千元”。

　　她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3年前被确诊为肺腺癌Ⅳ期时，医生告诉她，“顶多能活三个月”。如今，她奇迹般地挺过了12次化疗。

　　而她的姐夫——一个家住农村的肺癌病人——因无力承担医药费而放弃了治疗，在家中靠止疼片维持，直至病故。

　　为了能有医疗保障和退休保障，高氏夫妇参加了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的社保计划，每年缴纳7000元。因为自己治病，老伴那笔钱今年已经缴不起了。

　　让高风霞难以理解的是，像她这样的癌症病人，靶向药物明明是最后的救命药，为什么不能进入医保？

　　“医保的药吃了没用，有用的药又不进入医保。”王强也说。如今，他参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父亲，在服用仿制易瑞沙外，还自费买点“护肝和护心的药物”。

　　“我国医保制度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许多该进医保的药没有进，导致病人为了求生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去撞大运。”刘端琪告诉记者。他指出，对于有适用标准的中晚期癌症病人来说，只有相应的靶向药物有可能延长生命，没有其他有效的替代方案。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3个城市把分子靶向药物纳入了医保范围。

　　如今，由于耐药性的问题，王强父亲又出现了咳嗽、胸口疼等症状。王强不得不给父亲试试另一种靶向药物。但这种药物在大陆并未上市，距离最近的购买渠道在台湾，售价约为11000元人民币一盒。

　　他不得不再冒一次险，自己制药。“我也知道这违法，而且纯度肯定不够，但这对我是一个诱惑，只有这样才能延续父亲的生命。”王强说。

　　最近，来自印度的“假药”销售在打击之下受到影响，以往可以搜索到的淘宝店铺，或是改头换面，或是干脆消失。这让说话爽朗的王强有些犹豫。他拒绝向记者透露自己加工药物的名称，担心被曝光后购买渠道被严查。

　　“那样，我就真的只能看着父亲等死了。”王强说，“我爱我的父亲，比所有人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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