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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2016-09-26 热门要闻 热门要闻


作者:赵信,中国资深媒体人。


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2016年05月19日,作者授权思想潮发布。



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1969年11月,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息县的农民发现,突然有许多陌生人来到这个距离铁道三百里的偏僻农村地区。这些人衣服上多有补丁,但是都带有书卷之气。农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数百位顶级学者。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些人搭房建屋,从此住下来了。三年后,这些人又突然离开,只留下一片土坯房。


这三年,就是“学部”的两千多名知识分子们在“五七”干校生活的三年,也是最高领袖倡导“五七”干校模式、建设“地上天国”的三年。杨绛先生的传世名著《干校六记》描写的就是这段时期的生活,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方女士的《干校札记》,记录的也是学部“五七”干校的历史。


我将《干校六记》与《干校杂记》对读,体味到一代知识分子的辛酸与苦难,更理解了建立“地上天国”的举动是多么狂妄和荒谬。





“干校”全称是“五七干校”,源于毛泽东的一封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五天后,毛泽东在和“秀才”陈伯达、戚本禹谈话时说,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共识网2013年12月23日)。由此可见,毛泽东把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就是要建立一个“地上天国”。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信和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从此,这封信就被称为“五七指示”。不过,建立“地上天国”的设想没有来得及实施,因为第二天“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全国陷入动乱之中。


把“地上天国”付诸实践是在两年之后。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庆安县柳河的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毛泽东看到有关材料后,命令在《人民日报》刊登。在姚文元亲笔撰写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推广这一经验,兴办大量“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这场运动就像突然袭击似的,没有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干校札记》这样写道,“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军宣队作动员报告时说,‘你们这次下去是要扎根农村,在那里过一辈子,不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去,哪怕你走不动了,用担架抬也得把你抬下去。’”


就这样,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驱赶到农村。据统计,“当时,中央党政机关共在全国18个省区设立了106所五七干校,平均每省5.9所,而河南省的信阳一个地区就设立了20所。其中,息县一个县设立了8所。”(吴敬琏《回望干校年代——<干校札记>序》)


“地上的天国”建立起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出现了吗?



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干校”似乎充满生活情趣。杨绛曾引用一句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银边”确实令人赞叹,可是“银边”越灿烂,不是越彰显出乌云的黑暗与沉重吗?在杨绛从容淡定的文字背后,不时隐约闪现出残酷的现实:有人自杀,尸体被草率地埋在菜地边,连个棺木也没有;生病不让请假,被毫无注射经验的赤脚医生冒险打了两针才奇迹般转危为安;辛勤劳动所得的菜蔬总是被村人偷走,连厕所手编的秸杆门帘也未能幸免……


杨绛先生到干校的时候已经年近花甲,《干校札记》的作者徐方当时还是一个15岁的少女,她是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工作的母亲到干校的。《干校札记》是以一个少年人的视角去观察和描写,一些场景同样让读者惊心。



“学部”的知识分子们刚到息县时,没有现成住房,男女分开,男人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那仓库硕大无比,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各有一扇赭红色大木门。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有高处开有几个小气窗。内部用粗木头搭成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上下两层通铺,住进去140多人。”


“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上下层的大通铺之间,人们用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这个集体住宿、集体就餐的画面,多么像反映“二战”中犹太人遭遇的电影镜头。


要建立“地上的天国”,关键在于“再造新人”。怎么才能把这些知识分子改造成为“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新人”呢?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劳动锻炼”。


干校采用军事化的编制和管理方式,将老幼分别编进连、排、班,由“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他们蔑视这些知识分子,肆意凌辱。在一次集合开会时,一位政委在台上训话:“学部这个单位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位美国学成归来的女学者曾和徐方谈起美国用洗衣机洗衣服,军宣队指导员知道后在全连大会上批判说:“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服!”


这些以无知识自诩的人却手握大权,安排知识分子从事五花八门的劳动:钱钟书当邮递员,每天斜跨大帆布包,去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红学家俞平伯为豆腐坊选黄豆、为盖席棚搓麻绳,语言学家吕叔湘在食堂卖粮票,文学研究所所长、大诗人何其芳被指派养猪。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原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下干校时他已76岁,也被安排养猪,有一次竟然昏倒在养猪场。


还有顾准,当时他精神频临崩溃,拼命干活。麦收时,顾准弯不下腰,只好跪着割麦子。据《息县日记》记载,顾准从事的劳动种类有:拉沙子、拉石灰、挖土、抬土、脱坯、制瓦、和泥、打夯、出窑等,多达51种!


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宝贵人才,就这样将生命浪费在他们并不擅长的体力劳动上。为了“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他们像牛马一样被驱赶着,早上五六点钟就开始干活,晚上九点多才收工,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还美其名曰“劳动锻炼”,什么是“锻炼”?杨绛一语道破:“经受折磨,就叫锻炼。有人经受了折磨,有的则因为劳累过度而断送了生命。”





按照最高领袖的设想,“五七”干校还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文化”根本谈不上,当时允许读的书极少,最多的就是《毛主席语录》。报纸不能自己阅读,要坐在一起念。知识分子被剥夺了自由阅读的权利,顾准、吴敬琏等人只能私下研读一些自己带来的书。徐方的母亲想在闲时练习英语,被连长在全连大会上训斥: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要访问中国,有的人开始学习英语,她想干什么?!


“学军事”也谈不上,“学政治”就是搞批斗会,不停地“斗私批修”。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在“斗私批修”时说:刚开始背粪筐觉得不好意思,捡粪只捡牲口粪。一次碰到一堆人粪,捡不捡?他在粪堆旁徘徊了好一阵子,这时,他想起毛主席这样一段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的教导使他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他克服了怕脏的思想,终于把粪拣了起来。他还写了一首诗,以表达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其中两句是:“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


比劳动惩罚更难熬的,还是精神折磨。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态,只会让人们唱高调、说假话,更深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思想。因为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时徐方作为一个少女,“对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不清楚,但是整人者下手之狠,被整者生不如死,‘群众’跟着摇旗呐喊,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发言,却印象深刻”。


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抓“五一六分子”,人人过关,个个自危。被整者在高压下被逼不过,只好胡乱编造:一位学者遭到军宣队的逼供,不但自己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还被逼着瞎编乱咬一系列无辜者。另一个学者迫于高压,写了数万字的所谓的“反革命政变计划”,说考古所“五一六”的任务是从考古所挖地道通往中南海;历史所“五一六”的任务,是冲进中南海绑架毛主席。


最令人恐惧的是,政治运动鼓励人们告密,造成人人自危,不敢轻信任何人。有人请吴敬琏修理收音机,后来却举报说,他从吴敬琏那里取回修好的收音机,打开后发现那个台是“美国之音”,结果“偷听敌台”就成了吴敬琏的罪状之一。



人们在读顾准的《息县日记》时,发现他不断抄写官方话语,与《顾准文集》的作者判若两人。徐方给出了一个非常合乎情理的解释:“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个极‘左’环境下,连我这样一个随家长下放的少年都会被告密,更何况顾准这个‘右派’、监管对象?他很清楚周围时时刻刻都有警惕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向军宣队告发。而他在日记上写的任何文字,都等同于直接写在军代表的办公桌上。”


虽然“五七干校”正式下令撤消是1979年,但实际上,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五七干校”已经悄悄降温。1972年7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学部”的“五七干校”至此结束,“地上天国”悄然破灭。一千多名知识分子备受折磨,是否被改造成为“新人”了呢?杨绛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杨绛先生不愧文章大家,不动声色之中,就写出来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的荒诞效果。


对于学部“五七”干校,徐方总结道,“不仅劳民伤财,更多的是对人的思想强制性扭曲,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这是经历过“五七干校”的人们的共识吧。



其实,毛泽东要建立“地上天国”的思想,早在50年代初期就产生了。当时“土改”过去才两三年,中国高层就围绕要不要实行合作化产生了一场争论。毛泽东支持合作化。1953年,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聊天时说,合作化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需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杜润生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从此以后,杜润生就被认为是“老右”(《风雨兼程——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4页,马国川著,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第一版)


到了1958年,毛泽东极力推动全国各地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他的设想里,人民公社“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提出,“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这场以农民为试验对象的建立“地上天国”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辗转沟壑,流为饿殍。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建立“地上天国”的思想。八年后,他发出“五七指示”,就是要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试验对象建立“地上天国”。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信阳当年之所以在全国18个省区中建起数量最多的干校,就是拜人民公社运动之赐。那场运动使得本来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鱼米之乡成为地广人稀的荒芜废墟,如此广阔的天地正好可以办“大学校”!结果,两场建立“地上天国”的努力都失败了。


毛泽东建立“地上天国”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但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与毛泽东的“地上天国”有本质区别。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嗜读古书的毛泽东更多的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他非常赞赏三国时代的“天师”张鲁的五斗米道,也很推崇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二者的都以建立“地上天国”为号召,吸引了众多民众。


对于张鲁,《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评价说,“张鲁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帝国的权力制度,而是要改良它。他设法当了这个庞大的政治和宗教会社的头目,直到公元215年他与曹操合流才使运动草草收场。”至于洪秀全的天平天国,比起它要推翻的满清来,可能还要专制黑暗。


在世界史上,建立“地上天国”也不乏先例。16世纪30年代,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要把瑞士建成一个一尘不染、没有缺点的“地上天国”。为此,他以各种严苛的教规彻底压制人的个性和欲望,把一切无关教义的东西通通弃绝,敢于挑战他教义的神学家塞尔维特被施以火刑。这个本来自由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怯懦悲哀的、气氛压抑的地方,所有人都被改造成只服从团体利益的顺民和奴隶,直到加尔文死去(《异端的权利》,茨威格著,希望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至于红色高棉的做法,更是惨绝人寰,早已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干校札记》记录了一段不应该忘记的痛史,它印证了顾准的名言,“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没有任何理由伟大到足以让人成为试验工具,任何个人对未来的憧憬都不能忽略基本人权。诸多历史事实告诫人们,凡是承诺在地上建立天国,号召人民投身建立理想大同世界的,都值得人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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