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仇视美国？
1946年7月，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一直生活在焦虑和担忧之中。他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特务开始跟踪他。
要么站在新政权一边，要么与美帝为伍。费孝通选择了前者。
11日，李公朴被暗杀。费孝通家背后城墙上的短墙已被拆去--这意味着特务可以随时进来抓人。四天后，闻一多倒在枪口下。下一颗子弹的目标似乎就是自己。这让费孝通异常惊恐。当晚，他与潘光旦、张奚若等十几名知识分子携家人躲进美国领事馆。28日，在得到安全保证之后，他们一行才离开。
费孝通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与美国的这次“过命交情”竟成为他与美帝国主义交往的罪证。他自己，将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对美国进行全面的谴责和控诉。
费孝通1936年留影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危难时刻获庇于美国，显示了当时的费孝通对美国的“爱慕和信托”。
在过去几年中，费孝通因在《观察》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被《纽约时报》赞为“中国最优秀的专栏作家”。他着墨最多的，就是美国。
1943年，32岁的费孝通受美国政府的邀请，访美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在那一年中，他把对美国的感受以专栏形式发表在昆明的《生活导报》上。这些文字后来集结为《初访美国》一书，风行一时。
在此书中，费孝通像当时的大多数国人一样，对美国这位盟友充满了赞美之情。美国的繁荣首先给了他巨大的冲击，但他更欣赏美国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他发现，崇尚平等、爱好自由、追求独立的精神才是美国的“骨骼”，大城市、大企业只是美国的“皮肤和肌肉”。“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靠祖宗余荫，靠自己，不买账，拼命、刻苦创造出来的记录”，是“从贫穷中自己打出来的天下”。
他眼里的美国并不完美：民主有被资本和财富劫持的危险。美国文化一心向前看，不尊重老人、不敬畏天命。即便如此，他仍对美国满怀信心。因为美国人“眼睛望着上帝”，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缺点，“肯不惮其烦地想在人间创造天堂”。新政以来的国家政策表明，美国的“平民世纪”已经拉开序幕。
内战后，费孝通曾一度寄望美国帮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随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和内战的爆发，全国范围的反美思潮开始兴起，费孝通也逐渐放弃了对美国的“爱慕和信托”。从1947年开始，他不断撰文，批评美国在世界范围的政策。尤其是华莱士1948年的落选让费孝通对美国民主制度失望。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被资本家所挟持，“民主、民主，如果其内容被一一抽调，剩下的除了名字还有什么呢？”
此时的费孝通，更像是一名时事评论员，怀着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以民族主义视角来观察和评论美国，但终究也还在独立、理性的范畴之中，其文风和逻辑，都与后来《白皮书的批判》一文形成鲜明对比。
1949年8月5日， 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承认对华政策失败，但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是美国丢失中国大陆的关键所在，同时寄希望于“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
两周后，费孝通撰写《白皮书的批判》一文。在此文中，他首次使用“美帝国主义”“人民的力量”“统治阶级”等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术语，谴责美国之前的对华政策“是要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帝国主义与人民力量斗争的第一回合已见分晓，人民的力量胜利了，帝国主义摔了一跤”；“武松打虎，这是我们的景阳冈”。这种毛泽东式的文风也首次出现在他的评论中。
文风转变的背后，是时代的巨大变革。在费孝通撰文之前，毛泽东就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连续发表了五篇批判白皮书的社论。他在批判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批评那些“对美国还存在幻想”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口头上拥护共产党，骨子里还想“看一看”，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是“美国所谓改组中国政府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费孝通此文，可谓是对毛泽东和新政权的“表态”。对美国的好感，实质上是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体制的推崇；对美国的批评，则意味着对共产主义和新政权的支持。意识形态竞争是一场站队游戏，要么站在新政权一边，要么与美帝为伍。费孝通选择了前者。
中共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与费孝通颇为类似。抗战期间，作为中国的盟友，美国一度得到中共的极力称赞。1944年，美国派出军事观察组到延安，中共与美国方面出现了一个密切合作的时期。但是随着美国逐渐卷入中国内战，在调停中偏袒国民党政府，中共逐渐改变了抗战期间对美国的正面看法。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从此，在中共的话语中，美国从“友邦”变为“中国人民的死敌”。新政权成立后，采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冷战的性质和国际环境的恶化，促使其新政权更加猛烈地批判美国。此时反美教育的重点，是清除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情绪。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改变了事情发展的进程。面对强大的外敌，统一广大民众的思想，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
恐惧与谣言
战争爆发后，中国媒体对美国展开猛烈抨击，称美国是“阴险的”“有预谋的”的“强盗”和“战争贩子”，它正在有计划地实施它侵略朝鲜、侵占台湾，进而侵略整个亚洲的意图。
在官方舆论众口同声的背后，实则是群众思想的“波动和混乱”。
据当时的调查资料显示，民众中普遍存在畏战求安、漠然无谓、“恐美”、“崇美”、“亲美”心态。到美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进入“三八线”以北，直逼鸭绿江时，这种心态发展到顶峰。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美国有足够多让国人羡慕的地方。美国富有，“每人都有汽车，能吃白面”；美国民主，“每个人都有一张选举票”；美国科技发达；美国文化繁荣，好莱坞的电影好看，流行音乐好听。美国货也深受欢迎，商家“卖东西给顾客总喜欢介绍‘这是美国货’，有的甚至把本国货刻上U。S。A来冒充美国货”。
有不少群众表示对美国“恨不起来”，尽管“理论上知道可恨，感情上不觉得什么恨”。因为“美国过去也是日本的死对头”，还“在中国办学校开医院和慈善事业”，提供了很多救济物资，“日本来的时候，他办了难民区，明明是救了我们，怎么说他是仇人？” 而且“美国很富，怎么会到别的国家抢东西？”
最普遍的是对美国的恐惧。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之中。 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对比之悬殊，自然容易让国人产生恐美心态。对原子弹的恐惧尤为严重。民间众说纷纭，相传“原子弹威力很大，每颗炸方圆百里”，炸过的地方“10年不生草木”。不少人对解放军也没有信心，认为“他们是土包子，没法跟美国兵打”，“出兵也不过是打游击”。
普遍的恐惧心态使谣言四起。“要变天了，国民党要回来了”、“朝鲜失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国民党要登陆作战”，一时间，各种谣言满天飞。谣言使新解放区的一些农民不敢积极参加土改，有的不敢接受土地，或不敢在新分到的土地上耕种，不敢把分地打的粮食和自己的放在一起。有个别党员甚至要求退裆，有些新被批准入党的，又要求不入了。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在1950年10月30日的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谣言传播的情况：“日来以朝鲜美军大胜，上海谣言甚盛。机关中旧穿列宁装者，多改穿西装。”
为了鼓舞全民士气，有效进行战争动员，新政权发动了一场全民范围的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时事宣传的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国不能置之不理；二是坚决清除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以“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
此时，费孝通正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在贵州考察民族问题。当他在次年一月返回北京时，“三视”教育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
抗美援朝时期，新政权通过所有可能的宣传方式，以图在短时间内改变民众的美国观。
按照中共中央在1950年11月所作的指示，宣传工作围绕三个主题：“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报纸和书刊是进行反美宣传的重要工具。从1951年到1954年，《人民日报》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文字平均每月就达两万字左右。这时发行的相关书刊，估计在1亿册以上。报纸书刊还充分使用漫画和图片，以更生动的方式进行反美宣传。在当时颇为流行的漫画《黑店》中，一名漂亮的美国小姐坐在前台，兜售“美国民主”“美国慈善”“美国福音”“救济面粉”等等。而在后院，则是凶恶的刽子手正在把许多人扒皮放血。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在《年关结账》中讽刺了美国因失道寡助，必然失败的结局。
新政权还利用广播、戏剧、曲艺、说书、鼓词、幻灯、壁报、文艺演出、图片展览等形式宣传抗美援朝。北京市把天桥曲艺人组织起来，进行时事政治学习，通过他们进行宣传。那些摔跤的、耍魔术的，在圆场之后就讲开了时事；那些说大鼓、唱坠子的就在茶馆、戏院清唱现编的新词。1951年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快板“Ok曲，奉劝美国迷”：
大街坊，小四邻
来看美国流氓
……
大有财，小有财
可别去向老美靠
他们招你们过去住
剥光了撵回来
柏油也漆不像黑奴，滚你的，
不成材黄皮肤
……
大老板，小店东
可别看了美钞心动
他们招你们去合股
一转眼踢出来，
再不见自家的门户，
只好垃圾桶里住
……
大街坊，小四邻
算起来这已经是旧账，
就可恨“美国之音”，
还要把死灰到处扬，
别看像甜蜜蜜，
闻起来，火药气！
活该，那些人才相信，
Ok骗不了人民
如今看来，当时的一些报道为追求宣传效果，有夸大事实之嫌。1951年5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则报道，谴责“美帝国主义者批准宗教外衣、带着慈善面具来屠杀中国人民……干出了虐杀成万个中国儿童的罪大恶极的勾当”。
“仅在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的三天中，挖掘出来的较大的孩子骸骨，就盛满了三口大棺材”。协和医院则在一次图片展览中“展示了美帝国主义用中国人作实验，把精神病患者用X光照死及给中国人注射抽疯针等大量照片”，通过“血淋淋的事实，使一些受美国影响较深的人也认清了其侵略本质，清除了崇美、亲美思想”。
“条条痛苦通美帝”
在进行轰炸式宣传的同时，新政权还发动群众运动，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据中共中央在1950年底的总结，当时最成功的群众运动有两种：集会游行和控诉会。
从1950年秋开始，各地纷纷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1951年的“五一爱国示威大游行”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游行活动。当时的统计数据表明，参加此次游行示威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各阶层民众，一共有1。8643亿人以上，占了全国总人口39%以上。
上海《展望》杂志在当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了游行示威的具体场景：“在行列中，我看见了常年不出门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他们也抱着孩子，坐着三轮车参加了游行；甚至有些祖孙三代都参加了游行，特别使我感动的是生长在太平天国年间的99岁的张倪氏，由孙女陪伴着参加游行……其中有许多有血有泪的典型控诉。大家都一齐高呼着，高举着毛主席、斯大林、金日成的画像，抬着各种图表，上边标志着生产、工作及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成绩。”
天津居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个人在作为大众之一员而存在时，“他有意识的个性将被群体的无意识人格所淹没”，其思想和情感很容易随着群体间的相互传染而转向一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正是通过这种机制来改变民众对美国的认识。诉苦运动亦是如此。
1950年11月的一天，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举行控诉美帝大会。主席台旁悬挂着两幅大画，一幅是日寇、美帝拿着刀的凶像，一幅是被枪杀、鞭打、火烧、强奸的中国人；墙上是“血债血还”四个大字。装管工人刘星辰控诉的时候，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我们村里有三百多户、一千多口人。在抗战中，我们的村子被日本鬼子全烧了。粮食刚放在场上，眼巴巴地看着被烧光了。老人和小孩受不了冻饿，活生生地死掉。解放后，人民政府帮助我们把房子盖了起来。现在美帝又想来，为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得好好团结起来，努力生产，支援咱志愿军部队与朝鲜人民军”。
沈阳群众聚会，反对美帝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
这是一个典型的控诉会场景。通过布置场景，使会场充满仇恨、血腥氛围。控诉者先控诉日本的罪行，激发大家的仇恨心理，再把对日本的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
因为当时的很多民众根本没有见过美国人。把仇日引向仇美的最主要方法是把美国类比为日本，“美帝就是当年的日本鬼子”。这些都由宣传队先进行引导。有些宣传队知道群众所熟悉日寇的“三光政策”，就说美帝在朝鲜实行“新三光政策”，使农民认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有些则宣称美帝“正在走着日本的老路”，即先侵略朝鲜再侵略中国。宣传人员还称美帝正在重新武装日本，让它再次侵略中国。
在控诉“蒋匪和地主阶级”时，也沿用了同样的逻辑。即先控诉他们的罪恶，接着指出“美国鬼子又是蒋介石的爸爸”，以此引发对美国的仇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条条痛苦通蒋匪、条条痛苦通美帝”，“条条幸福通北京、条条幸福通莫斯科”。
除了这种回忆对比式的间接控诉，还存在对美帝暴行的直接控诉。控诉会在1951年上半年达到高潮。据无锡市统计，仅五一期间，大小控诉会议举行了近千次，参加控诉会的群众有13万人。当时的辽西省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大小控诉会的参加人数达334万多人，占全省740万人口总数的45%强。仅据2市5县的统计，召开大小控诉会1。3435万次。
在国家权力的极力推动下，抗美援朝运动甚至发展到偏远的广西苗区。1951年11月，费孝通正在广西龙胜考察，他发现那里的群众也发动了控诉美帝、订爱国公约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迎来了高潮。
改造美国观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1951年初便已开始。这一年的1月，费孝通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式上宣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改造知识分子的美国观是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
1952年之前，思想改造还算是和风细雨，循序渐进。之后，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结合起来后，变成疾风骤雨之势。
当年出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书中，刊登有费孝通的文章，题为“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标志着他的“初步过关”。这其实是费孝通的第三篇检讨。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全面“检讨”了自己对美国的看法。他认为自己在初中时所读的教会学校是美国腐蚀中国年轻人的工具；清华大学则是美帝靠“掠夺了中国广大人民的血汗”建立的，其目的是“腐化、收买青年，为反动派服务”。他把1943年受邀访美的经历解释为美国的阴谋，即美国以“盟国的面貌，以文化联络的名义”，收买为侵略中国计划服务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称好友费正清和费慰梅为美帝的御用文人；他检讨自己没有认识到美国民主的虚伪本质。费孝通还着重检讨了昆明的美国领事馆避难一事：“这个行为正给美帝带上了一个虚伪的面具，迷惑了群众，把敌人当作朋友，这个损失远过于少数民主人士的性命。我为了自己的鲜血而牺牲了更多的人民的鲜血。”
他的同事潘光旦则足足做了五次检讨才最终过关。在3月29日的第四次检讨时，虽然潘光旦已经向费孝通那样，对自己的美国观进行了全面检讨。仍有人在会上批判他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否认潘在对美认识和感情上已经彻底改造思想。还有人甚至把潘光旦建国前后所写的反美文章竟然也说成是”站在美国立场讲话“。
各族人民投入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
几乎所有与美国有关联的知识分子都经过了一次或多次自我检讨，改变对美国的看法。梁思成、金岳霖、茅以升、周培源、葛庭燧等知名知识分子无不撰文检讨自身的亲美、崇美情绪。检讨的内容与费孝通大同小异，即承认美国民主的欺骗性和它的帝国主义本质，宣称美国文化的浅薄和生活方式的堕落，认清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下降趋势。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费孝通发表《打开和平的大门》一文，充分体现了思想改造后的美国观。他认为”美帝国主义卑鄙无耻，明攻吃了亏，就会打算暗算我们“，”我们要像爱国卫生运动打击细菌战一样，加强思想改造，使思想中的灰尘垃圾，天天清扫，不让有，有了不让它积累。这就是明辨是非，站稳立场，经常检查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敌人无隙可乘“。
工人们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
这是费孝通在改革开放之前最后一次公开表达对美国的看法。这一年的《人民日报》则宣布，经过抗美援朝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国人民坚定地统一了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和平的敌人、民主的敌人、文化的敌人、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