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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

2016-11-16 热门要闻 热门要闻



本文摘自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1999年出版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


大师呀!大师


几十年前,南京还是“首都”的时候,有两句开玩笑的话,“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形容那时候在京城里,少将、中将是值不得几个钱的。这几年国内又有了新的好玩的活,“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了,说的也是实在的情形。


“大师”、“教授”这种称呼,原不是可以随便安在头上的;就好像不可以随便取下一样,既要有内涵,还要具备相当长的、够格的资历。


随便称人做“大师”的人,往往都是“好心的外行”朋友,并不太明白“大师”的实际分量。


我也常常被朋友称做“大师”,有时感觉难为情,暗中正懊丧,看到朋友一副诚恳的样子,也不忍心拂他们的心意,更不可能在刹那间把问题向他们解释清楚,就一天天地脸皮厚了起来,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适应能力。不过,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除非我脑子里没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没有吴道子、顾恺之、顾闳中、张择端、董源,没有毕加索,没有张大干……除非我已经狂妄地以为自己的艺术手段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年艺术历史的好歹!天哪:“大师?”淡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那些学生、学生的学生都被人称为“大师”,他们安之若素的时候,找才彻底明白,我们的文化艺术巴经达到一种极有趣的程度了!


若果有人称赞我:“这老家伙挺勤奋。”倒还是当得起的。


在翡冷翠,我几乎跑遍了大街小巷以及周围的群山,背着画箱,十分逍遥。


但千万不要以为我的日子都是好过的!


在香港,出发前我有个打算,这次上意大利,要画一些非常有个人性格、泼辣的东西出来。……及至到了翡冷翠,临阵前夕,面对风景建筑都呆如木鸡。


千余年来意大利大师们的宏图伟构罗列眼前,老老实实膜拜临摹尚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调皮泼辣和个人性格的表现?


那真是一张又一张的惶恐,一幅又一幅的战栗。慌乱、自作解脱,被伟大的前人牵着鼻子跑,连挣扎也谈人上。眼看着达到二十多幅的数目,有如走进森林,天色迟暮,归期紧迫,却没能找到愿望的灵泉。


我只是明白一点,六十七岁的暮年,除了艺术劳动“背水一战”的快乐之外,时光已经无多。世界那么灿烂,千百年来艺术上有那么精彩的发明,够感谢苍天的了!


意大利土地上的人民,都是在奇妙的文化艺术里泡大的,随口就能来上段艺术评论,哼两声歌剧折子。他们不但“懂”,而且“尊重”。


我对—位意大利朋友说:“你们意大利人不装模作样;随随便便,自自然然!”


“当然!当然!”他说,“要装模作样有的是地方。到歌剧院台上去,或者上那儿去(指大理石像雕刻的石座)。有的是地方!”


这土地和这风俗太适合我的口味了。


不假客套和不粗俗的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其实也相去不远。


但丁的故居 黄永玉画作


我在市中心米切莱小教堂对面的但丁学会门口人行道上写生。这座小教堂里里外外精致得像一具鲜活的钟表。第—次见到它我几乎“吓”呆了,那么美,那么庄重!


来往的行人怜悯地从我身边走过,有的就干脆站在我后面嘀咕。画布平摊在石头地板上,我则像告地状一样趴在画布上头勾稿。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时,画幅接近完成的叫时候。扫地的大汽车来了!


小教堂外和但丁学会之间是—块不能算广场的石头大街,闹中取静。“穿堂风”令人舒服清爽。大汽车一边洒水—边扫地绕圈,每次经过我的范围,都把洒水的龙头停下来,给我留下一小块深情的干地。


彼此都没有打招呼。


洒扫工作完了,他们把大车停公小教堂远处,然后向我走来。


四个人,三男一女。年纪最大的五十多岁,女的长得好看,都穿着衫连裤的灰色工作衣。


他们静静地看我收拾最后的那几块颜色。嗡里嗡咙了一阵。五十几岁那个微胖的清洁工拍拍我的肩,打着手势。指指我的画,又指指自己,再做着数钞票的动作,推向我胸脯这边来:


“Money !You! Money!You!”


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的回答一—


“No,no!”摇摇手,然后双手仿佛托着这幅画往右边上空晃了一晃,“Hongkong!Hongkong!”对着他微笑……


看起来,我跟我对手的英文水平应该是不相上下了;倒是一说就通,感情得到明晰的传达。


“Coffee! Coffee!”他们指一指咖啡馆。


“Thank you !”我指一指画,摇摇手,点头,微笑。


你看:又通了!


他们喜欢我的画,我高兴的不只这一点——在威尼斯、西亚那、圣其米里亚诺,在菲埃索里山、米开朗基罗广场,都有人问我卖不卖这些写生——


尤其是在威尼斯美术学院码头的三个持枪的宪兵有过类似的要求——


我高兴有这种融洽的空气。


我的晚年在这里度过是合适的,大家的脾性都差不多。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画家已经很不错了,何况在意大利!


(左)人和蚂蝗不一样,蚂蝗吸血不声不响,人吸完人血还骂你不大方。(右)某种历史家越写越脸红。 (黄永玉作品/图)


延伸阅读:


以下内容节选(注意,是节选,)自《南方周末》2013年08月02日,记者李晓婷采写。


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


南方周末:你1946年去了香港,为什么后来要回大陆?


黄永玉:我认为我很左,是进步的,回来才知道自己落后。我想入不入党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左派,回来后才发现分别这么大。那时候在香港有朋友启发我让我入党,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不懂,我以为他要让我加薪、提级,我说你不要客气。以后懂事的时候想入,又不要你了。


南方周末:一直有个说法是,沈从文给你写信,召唤你回大陆,所以你回来了。


黄永玉:他不召唤我,我也会回来,因为我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常务理事,是没有办法才到香港的,香港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新的社会,这么平等、这么自由、能够有好发展,怎么不回来呢?


南方周末:回来后有过失望吗?


黄永玉:没有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警察都握手,看到三轮车都高兴,在天安门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看到了毛主席,我们跟着文艺大军,眼泪流得路都看不见。从来没有考虑有什么失望不失望,为什么呢?我们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原来就不多,现在又看到每一个人都这么平等、这么朴素。


不叫做失望,就是慢慢发现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我尊敬的一些前辈、好朋友,怎么都变右派了?我了解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一起斗争的,甚至有的人不怕牺牲生命的,有些人还是老共产党员。就有点怀疑,但是(觉得)一定有我们不懂得的道理在里面,是我们自己无知。


我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学校也对我挺看重,我也不是延安来的美术老干部,也不是徐悲鸿培养的学生,我一个人到了美术学院,80%的留学生都让我教。


当然我还有很多毛病,喜欢听外国音乐、鼓励学生看外国文学、看外国绘画,也养狗、打猎,礼拜六带个帐篷出去露营,这是资产阶级作风,所以要检查。每一个运动来了要检查,不就是认错嘛,运动过去了不还是老样子嘛。批判我的人、提意见的人也跟我一起玩,听我讲音乐、讲文学,还跟着我出去打猎。因为本身其实的确不是个事。你说是不是?


南方周末:你那时主要是不理解?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文学界、美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上千人,都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去,马思聪、夏衍、田汉……都在里面,然后回原单位接受批判,那个时候都不懂。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回去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我爱人拿热布给我敷,哭起来了。她说当时有人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会相信的。我说不要这么说,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有一个具体的信心,人类生活的规律不会是这样的,怎么会永远这样的呢?


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


南方周末:你1940年代到1953年在香港的木刻作品跟1960年代在内地的作品有区别吗?


黄永玉:区别很大。在香港的时候是“左倾幼稚病”,表现工农兵。但是兵没有地方表现,就表现工人受苦,自己虚拟、想象的那些斗争、贫穷、老百姓受帝国主义压迫,刻了这么些东西。


回来以后也表现解放后的生活、大跃进,上面说什么我们刻什么。说羊喂得像牛这么大,我就刻一个非常大的羊。人民公社盖房子,我就画了一个公社食堂。(亩产)一万斤粮食,小孩可以在(稻穗)上面跳舞,我就刻一张小孩在上面跳舞。我不一定相信。因为我必须要工作、要创作,《人民日报》要登,我就刻。


南方周末:你不相信,刻起来不会有抗拒吗?


黄永玉:那个时候的群众情绪你现在体会不到。前两年有人说,那你不是帮着说谎?我说,那个不叫做说谎,那是真的兴趣,真的刻出来,明明知道它靠不住。说香山那边一头猪,用牛配它,牛和猪怎么能配种呢?说是配了,猪养得像牛这么大,不用喂,满山吃草,所以我等着看,要是真有,我要去刻一张。


南方周末:回来后做木刻,是纯粹任务性的还是有稿费?


黄永玉:有的是任务,有的是自己即兴的创作,有的是教学的范本。政府给的任务,也有稿费,比如说《人民日报》,正常情况是5块钱一张,最多是8块,一张要刻好几天、十几天或者一个多月。但是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刻出来了,发表了。也不是不重要,你一个月有这么几张作品发表了,多二三十块钱,还是挺解决问题的。


南方周末:你在干校三年,被禁画。1972年“禁画”解除,此后的这一阶段,你做了些什么作品?


黄永玉:“四人帮”垮了以后,毛泽东纪念堂后面那一张大的画,很多人出稿子。每个星期二还是星期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要开会,就是讨论毛泽东纪念堂的进展,那个画稿老不批准。最后领导就说那你画一张,我就捡地上一张清华大学不用的设计蓝图翻过来画,地球、黄河、长江,然后是山脉。后来胡乔木同志告诉我,他也在场,大家一看就批准了。什么原因呢?它有概括性。我用毛的两句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就这样我就开始工作了。


南方周末: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开始不写小说了,去做服装史研究。当时你有问过他为什么吗?


黄永玉:我相信他对事物的判断力没有这么高明,只是一个天生的珍贵的务本心理:这个我干不了,就挑一样我能干得好的事情去干。这么几十年我同他没有谈过文学,这事怪吧!


“文革”后有一天我们和一些领导人在钓鱼台吃饭,我坐在廖承志旁边,他问我,你讲讲看,你怎么和“四人帮”斗争的?我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我才不敢呢!顶多我没有求饶。他说不求饶也是斗争。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胯下之辱一万回”


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


南方周末:你年轻时的很多木刻作品,一些前辈甚至不认识的人看到了,觉得欣赏,会主动找你买画襄助,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可能发生吗?


黄永玉:现在老头对年轻人,没有那个时候老头对年轻人这么好。那些老人家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这些老头,像臧克家先生,我刻了几张木刻拿给他,他替我介绍发表,先把稿费垫给我,现在有这样的老头没有?没有了。


巴金先生,我到上海住在他的编辑部宿舍,唐弢先生给我到处介绍工作,还介绍给一个资本家的爸爸画像,我画得不像,人家不要,没有办法。现在有这样的老头吗?


南方周末: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以后,人同人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家把布票节约下来,买一捆帆布自己做个小帐篷,带着儿女礼拜六叫个小出租车到野外去露营,很太平。现在你敢吗?小心有人把你杀了。“文化大革命”把礼法、社会关系完全破坏了,同时让每个人心里有了一种邪恶的东西,可以随便杀人、欺负人。


我三四岁时,1920年代,离城里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蚕业学校,仿照日本的制度,培养学生种桑、养蚕。两层的木楼,有课堂、有实验室,小时候我叔叔在那里教书,我常常跑到那去玩。我离开家乡13年,1950年回去,课堂、黑板、课桌、老师的准备室、柜子里的解剖刀,完全照样,没有人去动过。


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这么潦倒、这么残破,没有人想过要拿那些东西去卖或者把房子拆了偷木头。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道德标准,不是谁教的,是一种民族优良传统,千百年形成的道德习惯。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可以出去露营,我可以有猎枪,大家都有猎枪,因为不怕人造反。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怕人有枪造反。因为人心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我爱人偷偷说过一句话,我说这粒种子会长成罪恶大树的。我挨打了之后,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是邪恶的。黑妮那个时候这么小,她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有进过孤儿院,我不知道怎么进。


我这个人怎么会自杀呢?抗战八年一双小脚板跑了这么几万里路,死亡见了这么多,我才不会自杀呢!


南方周末:你觉得一个社会,是人心道德比较重要还是社会制度更重要?


黄永玉:道德是基础,它能够使社会巩固,道德没有了,社会就要分崩离析。我也不太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些人,他拜菩萨也能够管理自己,他拜了菩萨就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自己管自己——千万别做坏事,会有报应的。


南方周末:你信菩萨吗?


黄永玉:我相信善、恶。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要是年轻时候你给我一拳,我起码给你八拳,我打得你半死。我慢慢想通了一个问题,个体不能跟集体打,你可以像韩信那样受胯下之辱,韩信受胯下之辱,辱了一回,我们是一万回。


现在的中国会好起来的,因为科学发达了,以前没有想过科学可以使人向善。这是一个进步。


南方周末:科学为什么会让人向善?


黄永玉:“五四”时期提出一个口号:要科学、要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要科学。政治上科学化了,就民主了,不能随便要人家的钱,不能贪污,贪污在经济学上是不科学的。


今天有了电脑这些东西,你说谁能够禁止外界的消息传进来?过去可以控制,现在是不方便控制,有人想方设法可以看到真实的消息,这就是科学的帮助。


“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


我自己过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做,我有什么梦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你这几年读一些什么书,有哪些你觉得比较重要的?


黄永玉:这几年读老书。我在看《尤利西斯》,是我的熟人萧乾翻译的。人们老强调它的意识流,其实不仅仅是意识流的问题,它是语言节奏的技巧,很高的技巧。我最喜欢大讲故事,从头到尾讲故事。


南方周末:看电影吗?


黄永玉:看外国电影,中国电影也看。也看连续剧,明明很无聊的,后面要演什么我都知道了,还是连着看下去,拖二十集、三十集、五十集。也有的很好的,我最近看了《男大当婚》,感觉很好,人物也好。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一定要看《非诚勿扰》,就知道眼下青年男女的一些状况,一些社会关系。


南方周末:你喜欢这个节目?


黄永玉:我认为很要紧的,我是看的,还鼓动别人看。看到不太像话的事情大家很生气,还议论起来了。比如有的人目的性不明确,有的人像流氓一样,像黑社会一样。还有一些女的,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都说好了她又不干了,还有的站在那里就让人很讨厌,话很多,啰啰嗦嗦的。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一直以来的人生哲学?是持续不变的还是有变化?


黄永玉:为自己想,也为人家想,这一点我是力行的。一直是这样的。基辛格也是这么想的,他当国务卿的时候人家问他,你这个外交为什么搞得这么成功?他说,为自己想,也为人家想。我觉得这个比较具体,你弄古代的几句话来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东西太远了。


南方周末:现在谈得多的是中国梦,能讲一讲你个人的梦想吗?



黄永玉:我不想讲梦的问题,我自己过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做,我有什么梦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对于国家的梦想呢?


黄永玉:你现在问我,我现在才开始想。眼前我感觉到不简单了,去年、前年我还挺担心的,去年你们访问我的时候我还讲了,吵吵闹闹是一件好事,就怕不吵,一个人说话算数。


但是眼前稳定下来了,解决很多新的问题,心里还是比较踏实,不是吹牛的,是一步一步在做的。


南方周末: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黄永玉:没有,我没有写日记,写日记的话,“文化大革命”抄走我就跑不掉了。


南方周末:你讲过你写文章骂起人来会非常地狠,但是我们看你的文章,并没有这种东西。


黄永玉:你讲得对。需要骂的那种人就不值得写。我要怜悯他们,怜悯残暴、怜悯愚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残暴?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打起有文化的招牌,实际上没有文化。我遗憾的是,好人、坏人都读书,问题就在这里,坏人也读书,秦桧也读书,你说怎么办呢?文化这个东西要放在坏人手上就麻烦了。他可以动员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来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一个人他的对面是另外一个人,那就好办,是两个人那就麻烦了,是三个人就够呛了,到了五个人、十个人、一万人、十万人,你对付他,那你就死吧!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对付狼群你没有办法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死亡?


黄永玉:死有很多形式,一种是害病的形式,痛得在床上打滚,也医不好,子孙们哭。一种是穷死、饿死,没有饭吃。一种是打仗牺牲。自杀也是一种方式。


我活一天干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时候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呢?跟真正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把人送到火葬场,手上戴的什么表、好一点的东西就留下来,骨灰呢就不要了,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你留一个骨灰在家里,你儿子对它可能还尊敬,你孙子可能还稍微有点珍重,重孙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


人生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年年都死这么多人,李太白、苏东坡也没有怎么样,活着的人欣赏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的文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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