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万金散尽不复来——中国企业家通往善托邦之路
善托邦——企业家的使命
我想用“善托邦”这个词来展开今天的演讲。
大家都知道有个“乌托邦”，中国最早的“乌托邦”是老子《道德经》中的小国寡民状态：“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百姓从小活到老，都看不见士兵拿着武器来来往往。中国的“乌托邦”从一开始就向往和平安宁，但没有前提、无法实现，如陶渊明的桃花源、黄粱梦、南柯梦等。
80年代初，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测人类将进入信息社会，这将给人类的意识形态带来重大调整，之后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实托邦。
“第三次浪潮文明正是一个实托邦的未来。这个文明能容忍个别差异。这个文明以家庭为重心。这个文明不是凝固的琥珀，而是创新的脉动。这个文明不再需要将全副精力倾注于销售工作。这个文明能够将情感注入艺术当中，这个文明至少基本上是要求民主和人性的，其生物环境较为平衡……”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个学者又提出与其叫“乌托邦”和“实托邦”，不如叫“恶托邦”和“善托邦”。我觉得他说得更棒。“善托邦”这个词切中要害，特别容易表达中国人千年以来最稀缺的东西——一个类似于托夫勒所设想的具有“信仰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自由”的社会。
与乌托邦相对应，善托邦是一个靠得住的具有一整套架构能够有条不紊地达到的理想状态。善托邦的思想基础是亚当·斯密、洛克、密尔、休谟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说，它已经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成为制度现实，转变为日常生活。
所有人都可以带领善托邦也都可以带领乌托邦，这取决于你的选择，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仍然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企业家就是要建设善托邦的阶层，它的产生就和善托邦有关。17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就是起源于一批追求善托邦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来荣耀所信仰的上帝（善托邦在西欧表述的是天堂的概念）。而中国的善托邦实践是从19世纪被外国人打开国门之后开始的。
企业要把人举起来
一元开户、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礼劵储金、婴孩储蓄、通知存款、旅行支票……以上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习以为常，然而当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陈光甫最初推出这些举措时，在中国金融史上无疑是创新之举。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第一行训是“服务社会”。陈光甫曾说“本行所恃，既全在服务二字，则应以平等眼光，招待社会人士，不可以贫富贵贱，而显示招待上之区别……” 国外的银行大楼气派十足、富丽堂皇，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大门特别小。他的想法是，如果搞得太阔气，小额储户就不敢上门了。顾客的生意，无论大小，从百元乃至一元，都不能轻看，因为顾客光顾的本身就值得感谢。
服务，不是术而是道，道高于术。在他看来，银行尽了为人服务的责任，使顾客对其满意，而换得分内之报酬，这是正当的利益。如果是不正当的利益，则一分也不苟取。
“企业”中的“企”字——下面可以想象成厂房、烟囱、写字楼等，上面举起的一定是“人”。这里的人不仅仅指的是顾客，还有自已的员工。
郭泉、郭乐兄弟创办的永安公司是老上海典雅时尚的象征，长期稳居上海百货业的龙头地位。他们在营销模式上花了不少心思，开创了橱窗陈列、时装表演、代言模式、先买货后结账的“折子”、永安礼券等。除了创新，这个品牌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重视“人”。
郭泉认为，要提高公司地位，先要提高职员人格。身为高级职员，“务必忠勤任事，戒绝不良嗜好，以勤慎朴厚治身，以谦和公正初众，以身作则，洁身自爱，为众人之表率。”
1936年，永安公司创立了英文夜学。规定21岁以下的职员，每天晚上下班后参加学习。在“永安”档案里保存着稍晚的一份《重办晨夜校计划》，每周上课三天，利用早晨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各一个半小时，课程有英文、中文和国语。这一安排已经不是简单的职业技能训练，而是着眼于员工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
郭琳爽是郭泉的长子，永安公司第二代掌门人。由他创办的《永安月刊》持续十年，每月不断，发行118期，内容不仅有关商业，还有大量小说、文史随笔、徐志摩的年谱。月刊的封面人物，没有一个明星，都是永安的员工，如送货员和纺织女工。此外，“永安”的排球队、华明乐队，以及曾多次为难民义演粤剧“永安乐社”等，一同营造了“永安”特色的企业文化。
一个人缔造一座城
19世纪末张謇以状元身份投身实业，以大生纱厂为支点，以南通一隅为基地，历经30年，从工业到教育，到图书馆、博物苑、体育场、气象台、公园、剧场、俱乐部、公路、海堤……当时外国人就曾为此侧目：中国其他的先进城市如上海，都是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外国租界的因素，才引入各种新生事物发展起来的，唯有南通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一家股份制民营企业的力量，步入了现代。
张謇为他之后的实业家提供了一个活的示范，受他影响的无锡荣氏兄弟，他们办厂的最初动机就是之一就是救助社会失业，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
他们以实业为基础，开发无锡，将自己私家的园林免费向社会开放，连小商贩进出都无人干涉。无锡的桥、公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还有大公图书馆等等，这一切都是“南通模式”在无锡的生长。
在厦门，不仅有迄今骄傲地屹立在海边的厦门大学，还有整个“集美学村”，那些中学、专业院校，在海风中不断地重述陈嘉庚当年的事业。他的企业最终失败了，但他捐资、募集资本办学，将他的家乡集美、厦门的文明水准提高了一个层次的作为不会被遗忘。当他经营受挫、经济困难之时，他竟然把自己的三幢住宅卖掉，全部捐给厦大，留下“变卖大厦，维持厦大”的佳话。世人记住他，更多的不是因为他曾经的富有，而是他的奉献。境界，在他身上有很好的诠释。
而只有小学学历的卢作孚1925年筹办民生公司，1926年开航，从一条船起步，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完成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
他的“善托邦”思想基础是他所说的十字箴言：“诚恳地对人，忠实地做事。”他真正做到“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一面办民生公司，一面主持北碚建设，从电影院、图书馆、学校到温泉公园、铁路等；还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系列机构。他常对民生员工讲“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成功自己：而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就所做的事业，使事业能切实帮助社会。”
一个人可以缔造一座城，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时代，这些故事背后都有这样一条坚定的逻辑，就是他们都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他们的日常生活都很简单，对精神的追求超过了对物质的追求。他们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一珠双璧”。
万金散尽不复来
把散财之道总结得最精妙的人是聂云台，他是曾国藩的外甥，拥有过多家大企业，担任过显赫的上海总商会会长。他提醒世人“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财，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而践行散才之道最彻底的民国企业家莫过于“棉纱大王”穆藕初。
1914年，穆藕初留美后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等多家纱厂，是黄金时代有名的棉纱大王。若只是靠着创业的成功，他在企业史上的那一页早就被翻过去了。因为他的企业鼎盛期不过短短八年，1922年之后，他亲自经营的多数工厂几乎都失败了。但是他一生都享有盛誉，靠的是在他创业成功之初，即散尽万金、捐资助学的做派，靠的是他向社会奉献过程中呈现出的人格魅力，靠的是他对财富的真实理解。他曾说：“人生在世，必须加惠于人，小则修桥铺路，施衣给药；大则富国利民，就一己之财力与地位而行之。盖钱财为善用之人而运用之，可以有利于人，地位之运用亦然。”
他做了大量公益、慈善事业，利用自己在企业界的人脉、声望，帮助过许多优秀学子或到异国深造，或在国内继续学业，从1919到1921年这三年，他投资、助学的40多万巨款几乎都是凭借个人信用从银行借来的。1920年他捐出五万银圆的巨款成立“穆氏奖学贮金”。由他前后资助留学的至少有22人，所选之人后来都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如心理学家汪敬熙、经济学家周炳琳、历史学家罗家伦、民俗学家江绍原等。此外，他心系昆曲，1921年集资在苏州开办昆剧传习所。他真正做到了万金散尽不复来，身后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财产。
成就一个企业家的无非是聚财之道和散财之道，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世人更看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然而一个企业家的境界在本质意义上是由后者构成的。仅仅具备聚财之道，拥有富可敌国的财产，而不会善用散财之道，那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面面团富家翁，一个钟鸣鼎食之辈。遥想那些摆阔比富，整日沉醉在自己财富美梦中的成功者，时代的风一吹过，他们的生命也就随风枯干，连姓名都很快湮没掉了，谁能守住那些积攒起来的财富？又有谁记得某某某曾拥有过万千荣华？世人记住的不是谁的富有，而是他的奉献。
通往善托邦之路，就是通往人之路，从立志为人出发，通往人之为人，这家企业就完美了。所有的一切都靠不住，人生也靠不住，一家企业也靠不住，世上没有五百年的企业，更没有千年企业，但是即使只有五年的企业、十年的企业，如果画了一个完美的圆，这家企业就在历史上永恒了。
辛博：民国时期，在社会动荡的状态下很多民营企业家追求善托邦，而现在在社会比较稳定的状况下却出现了很多像毒校服、毒奶粉、假酒等不良事件，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
傅国涌：这不是短期演变造成的，而一定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中国的文明演变到晚清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长期以来让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文化基础开始消失，中国进入了一个过渡时代，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恰好在此时产生的中国企业家阶层，他们身上仍保留着有士的传统，士不一定要读大学，但必须有担当，就是《论语》里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张謇、穆藕初等企业家从一开始办企业就是来帮助人，利之为利的冲动很弱，这就导致他们选择善托邦实现人之为人的目标。
中国经过50年代的一系列变故，特别是“文革”以后，旧的传统被彻底摧毁了，新的又没有出现，真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大部分从一开始做企业就是为了自己、为了挣钱，很难上升到人之为人的高度。之所以出现今不如昔的感慨，当然在于制度设计，也在于整个文化传统的断裂。
王勇：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具有强烈担当精神的企业家群体？它有一种什么土壤或者空气？
傅国涌：中国企业史的脉络不是从1912年说起，从晚清到民国中间没有断裂，辛亥革命没有中断晚清的社会秩序和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革，从洋务运动开始积累的工业基础一直在。所以民国是晚清的延续，晚清的脉络连接着整个传统的纽带，他们身上有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的士的情怀。
袁世凯称帝，掌权复辟都在不断地冲击他们的世界，但是他们抱定的一件事，我只要脚踏实地做我的事，它天下大乱也好，天下不乱也好，我只取一瓢饮。
我觉得他们身上有非常淡定的东西，人的淡定需要积累，现在为什么不行了？中断了。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凝固在血液里的东西没了。现在才几十年，大家很着急，着急是身上没底，生怕明天什么都没有了，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想多抓几根稻草，但是稻草救不了你。
巢明江：是不是人在物质到达一定程度以后，有一种东西转化成自己精神的想法，然后再去做办企业这样的事？
傅国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思考和选择，没有一条千篇一律的路子，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所以企业家们的选择也是五花八门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到赚了钱的时候才想去做善事，有的人穷也想做善事，所以世界上有最穷的善人，世界上也有最吝啬的富人。一般的大企业家也是财富积累到相当的高度以后，才想到让自己的财富变成能够让更多人受益的基金或者慈善，这个轨迹确实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但说明不了全部的问题。无论在哪一个文化背景和精神背景下，都可以发育出超越的企业家精神，能够让他从一开始就怀抱着善的东西。
今天讲的其实是整个企业史的文化脉络、伦理基础，不是企业的经营之道。最后我用殷海光先生的一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作为今天的结束，“自由的伦理基础是也只能是把人当人。”企业的伦理基础跟自由的伦理基础、教育的伦理基础是一致的，是也只能是把人当人，如果不是，人类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