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张春桥：“革命迟早总要来的”——读《张春桥狱中家书》之二

蓦然回首，十月革命已一百年了，我在读《张春桥狱中家书》时，发现他多次怀着感情说起十月革命，他是1917年生人，正与十月革命同龄，1976年他从权力的宝座上突然跌落，余生凄然，虽以高寿而终，一直活到2005年，还有近三十年的漫长时光，但从他的家书中看不出他有什么反省，无论面对国族的命运，还是世界人类的命运，他依然固守着原来的思维方式，以他熟悉的那套阶级论话语思考世事，难得的是字里行间透出了几分乐观和自信，没有阶下囚的丧气和迟暮老人的暮气。当然，他执笔写信的时候，心中也不是没有过虑，因为这些信要经过检查，他并不能完全畅所欲言，但家书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传递出他真实的思想，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1998年12月20日，他在写给女儿维维的家书中说：

“有一个问题，都怕谈，又不能不谈，只好转弯抹角地说一点。这个问题就是革命。我欣赏叶利钦，他比较鲜明。在十月革命节，他以沙皇的口吻说：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早已下了命令，取消了十月革命节，为什么又总是念念不忘这个十月革命，年年在这一天咒骂一番十月革命呢？他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知道。我以为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好像经过他的金口这样一说，革命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我想，把叶利钦的话改一改，可能更接近实际，接近真理。我想应当这样说：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

他在信中谈到叶利钦不是第一次，早在1992年1月21日，苏联解体不久，他就在家书说：“我觉得叶利钦这个人很可爱，他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当然，他的真面目还是掩饰起来的，不然早就被识破了。”

当张春桥红极一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之日，1931年出生的叶利钦还在苏共的地方党务系统默默无闻，1976年才当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那时他恐怕不会听说叶利钦其人。他晚年目睹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大厦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轰然倒塌，对叶利钦当然也不会有好感。他一辈子活在无产阶级革命带给他的生活中，成败毁誉都与这场革命绑在一起，他不能接受革命一去不复返的事实。即使在1998年，他已经八十一岁，革命仍然是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有力支撑，此外也就是亲情。他不能否定他心中的革命，所以，他才会说：“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

他的革命想象并没有因时代变化而动摇，回顾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他认为各国资产阶级都已成为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人了，他相信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的解体是资产阶级复辟，“并不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当初不该革命，而只是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缺乏经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他说叶利钦说错了，“既然十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索【锁】链，为什么不会再一次突破呢？这只是开始，不是终结。”

那时，他通读了一百五十万字的《世界通史》，又不停地关心国际时事，就是想理解急剧变化的这个世界，对于十月革命故乡的变化尤为揪心，他说叶利钦那里的事证明，“气势汹汹地篡夺了苏联劳动人民几十年革命和建设成果的俄国资产阶级也是一批蠢货。”说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送给欧美资产阶级瓜分，日子越来越难过。也是在这封1999年1月20日写的家书中，他提到自己读《世界通史》最后的大事年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大事件，特别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出生在这些重大事件发生之后，他一生的命运与此相关，他的思想形成与此相关，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情结永远都解不开。他说：“一百年，弹指一挥间，谁敢说世纪之初不又是一个革命高潮呢？”他认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试验，“21世纪将会有更伟大的历史连续剧上演！——这就是我在1999年之初的祝愿。”

1999年8月21日，他给女儿写信又一次提到叶利钦和十月革命，他说叶利钦想驾驭矛盾，矛盾却按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不过上万人，在矛盾发展到尖锐的时候，竟自能够把旧世界掀翻了。我还是那样想：革命迟早总要来的，也许就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点。”

我想起1915年出生的顾准，张春桥的同时代人，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早年卷入革命洪流，1949年后都在上海工作，顾准最初的地位要比张春桥还高，两人后来的遭遇很不一样。顾准在1974年离世之前留下的独白，已经在反省他们走过的这条道路——

“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一下这些问题：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这都是张春桥当时不可能去想、终其一生恐怕也没有想过的问题，即使那些被囚禁的长夜，也没有令他触及这样的问题。1967年正是他登上“文革”舞台，风云际会的开始。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又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他们其实都被这场革命吞噬了，只是他们的思想已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从1967年到今天，又过去了整整50年，在十月革命一百年后，历史还在提出新问题，张春桥家书中的私语——“革命迟早总要来的”，是否还会有人认真对待？

                       201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