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专业的教授都从哪里博士毕业？

北美高校教职的社会网络

    作者｜赵宇飞

    编辑｜黄麒瑄

前言

　　众所周知，终身教授制（tenure）是北美高校普遍采用的教职制度。在评为终身教授后，如果没有法律上的正当理由，教职一般不能被终止。因而，这一制度既是对学术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在终身制下，终身教授以及处于终身制轨道（tenure track）上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或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在各个学科学术体系的内部占据着主导地位。至于其他各种名目的学术职位，如讲师（lecturer）、访问助理教授（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博士后（postdoc）等，则要么处于相对边缘性的位置，要么只被视为走上终身制轨道前积累经验和学术资历的跳板。

　　不过，即便是在终身制教职中，也有进一步的区分。与中国不同，北美高校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外，还有大量的“学院”。简言之，大多数的大学能够招收博士生，而学院则往往只培养本科生。在这一区分下，能够招收博士的高校院系提供的教职就显得尤为可贵。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中，博士的培养是学术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如果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就无法在高校中找到任何一种教职，当然也无法再培养下一代的学生。从导师的层面上说，只有培养出更多的博士，然后这些博士前往各个高校任职、进一步培养出再下一代的学生，其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方法才能不断得到传承。当然，强调博士培养的重要性并非为了否定本科学院的作用，本科教学无疑也可以传递学术思想、讲授研究方法。但对于学术再生产而言，博士这一环似乎更为要害。

　　在上述前提下，博士的输出就尤其重要。对于院系而言，能够输出博士、尤其是向本专业内学术声誉较高的院系输出博士，显然是该院系在该专业内学术地位的体现。对于在读的博士生而言，能够在毕业后找到什么学校的教职则意味着出路（即所谓的placement）的好坏，对未来学术道路的影响不言而喻。

　　在政治理论专业中，北美各个高校的博士项目分别输出了多少博士？各校政治理论专业的教授又是从哪里获得博士学位的？本文所关注的就是这两个核心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实为一体之两面，因为所有教职的输入都对应着博士的输出。为了探究上述问题，笔者借个人申请博士的机会，查阅了北美45所招收政治理论方向博士生的高校，及上述高校中两百多位政治理论专业教授的学术经历，列出各个教授目前在职的学校及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最终获得了236个有效的数据点。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教授仅包括已获得终身教职的或处于终身制轨道上的教职人员，而不包括讲师、访问助理教授、博士后等。

　　在展开具体的分析前，首先需要对数据收集做一些简要的说明。第一，在选定高校时，除参考了US News公布的政治理论专业美国高校排名外（最新的2017版排名列出了12个高校），主要根据笔者个人对各校政治理论博士项目的学术声誉（academic reputation）的印象来做筛选。这一筛选方法无疑非常主观，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目前似乎不存在更可靠、容纳高校数目更多的政治理论专业排名。不过，即便在筛选学校时难免带有主观性，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学术声誉最靠前的北美高校政治理论博士项目，大多数应已涵盖在其中了。第二，在搜集教授信息时，仅包括了在政治学系下研究政治理论专业的教授。有一些教授固然也涉猎政治理论，但就职于哲学系、历史系等院系，一律不列入。另外，部分政治学系下列于政治理论专业下的教授，可能同时持有政治理论博士学位（PhD）和法学博士学位（JD），且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相关，则一般也不采为有效的数据点。第三，极个别教授的履历中没有标明博士毕业院校，且在笔者能找到的公开资料中也无法获得相关信息，则只得在搜集数据点时略去。最后，极个别教授在政治理论专业曾获得不止一个博士学位，则只计入其获得时间较靠后的学位。

　　本文的分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会从整体上讨论各校的输入和输出情况，并画出博士毕业高校—就职高校的网络图。第二部分则进入到更具体的层面，并以纽约高校圈子、加州高校圈子及加拿大高校圈子为例，考察北美高校政治理论专业在寻找教职和招募教职时存在的“地域圈子”现象。第三部分将以“施特劳斯学派”这一案例入手，讨论政治理论学术流派在不同高校之间的地域转移和不同代际之间的传承。

▲现行的学术体制中，博士的培养是学术再生产的关键

一、博士毕业高校－就职高校网络图

　　根据收集到的来自45所高校的236位教授的信息，运用相关软件，可以画出如下的博士毕业高校—就职高校网络图：

▲毕业高校－就职高校网络图

　　在上图中，各节点的大小大致代表了相应高校政治理论博士项目向笔者所查阅的45所高校的政治学系输出的教职总人数。箭头代表着输出的方向，箭头的粗细代表着一校向另一校输出的人数。如果清点图中的节点数目，会发现大于45个，这是由于少数几个高校虽然向这45所高校的政治学系输出了政治理论专业的教职，但自身并不在这45所高校的名单之中。这一情况主要发生在欧洲高校，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政治学院等。极少数北美高校（如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也属于类似情况。另外，部分高校（如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的节点有指向自身的纽带（即相应的圆圈旁带有重影），这意味着这些学校政治理论方向的教授中，都各自至少有一位是在本校获得了博士学位。

　　直观上看，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这四所学校（以下简称H－P－C－Y）的度数中心度（point centrality）最高，即在图中相应的圆圈最大，其中尤以哈佛大学为突出。这一直觉当然也有数据上的支持。在236位教授中，仅哈佛大学一家的政治理论博士项目就输出了39位博士，占到约16.5%，即六分之一。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次之，各输出了27位博士。耶鲁大学再次之，输出了18位博士。以上四所学校共输出了111位博士，占到总数的47%，堪称半壁江山。换句话说，北美高校最顶尖的这一批政治理论博士项目，其负责授课、培养学生的教授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于以上这四所学校。并且，这一数据已经是在考虑了第二部分中将提到的地域圈子现象后的结果，对此我们会在后文详述。

　　如果我们考察H－P－C－Y四校内部的博士－教职流动，会发现更为惊人的数据。在这四所高校的政治学系中，共有37位政治理论专业的教授。而在这37人中，有21人就在这四校中的某一所高校获得了博士学位。也就是说，位于北美政治理论专业教职市场顶端的这四所学校，其教职的“内部消化率”达到了56.76%，超过了一半。

　　无论根据直觉还是数据，H－P－C－Y四校的优势都非常明显，因而我们可以将这四校归为第一档。对于输出教职人数在4人到14人之间的高校，可以归为第二档，共10所。其余高校（即输出教职人数在3人或以下的高校），可以归入第三档。如果对第二档再做区分，那么可将输出人数在10人到14人之间的3所学校归为第二档（上），包括伯克利、牛津和多伦多大学。输出人数在4人到8人之间的7所高校则可归为第二档（下），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康奈尔、波士顿学院（BC）、西北大学和UCLA。如果说H－P－C－Y四校是整个网络中的主要核心节点，那么以上10所高校就是网络中的次要核心节点。在这10所高校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伯克利、多大、哥大和UCLA这4所高校应各自被视为某个地域圈子的核心节点（详见本文第二部分），而其他6所高校则并非某个地域圈子的核心节点。

　　将这10所高校放在一起看，他们共输出了73人，占总数的约31%，不到三分之一。若再将这10所高校与H－P－C－Y四校放在一起看，则这14所学校共输出了184人，占总数的约78%，超过四分之三。相应的，其余所有学校总共输出了52人，占总数的约22%，不到四分之一。在这52人中，又有13人来自欧洲，仅39人来自北美高校系统内部。换句话说，除了4所主要核心节点高校，及10所次要核心节点高校外，其他所有北美高校向本文所讨论的45所高校政治理论教职输出的人数仅为39人，占总数的16.5%，与哈佛大学一所高校的输出人数相当。

　　将各校输出教职人数按多寡排列（从39人到1人），得到了下面的“输出教职人数分布图”。图中横轴表示序列，数字越小则高校输出人数多寡的排名越靠前。纵轴为各个高校输出教职的具体人数。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文重点考察的北美45所高校中，有十余所高校的政治学系没能向这45所高校内部的教职系统输出任何的政治理论专业博士。这十余所高校没有包含在“输出教职人数分布图”中。

▲输出教职人数分布图

　　在得出了各校的博士输出情况后，将其与前文提及的US News政治理论专业美国高校排名（Best Political Theory Programs）及笔者早先对各校政治理论博士项目学术声誉的印象作对比，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第一，US News榜单中部分排名相当靠前的高校，成功输出的博士人数惊人的少。其中包括：杜克大学的政治理论专业在榜单中排名第6，仅次于H－P－C－Y四校及伯克利，但仅向本文考察的45所高校输出了1位博士。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在榜单中排名第7，共输出了3位博士。圣母大学在榜单中排名第8，博士的输出量竟然为0人。由此可见，这三所在榜单上专业排名相当靠前的高校，其博士毕业生在北美高校寻找教职的情况并不十分理想。如果考察以上三校政治理论项目官网上的博士毕业出路统计，会发现基本能够与上述结论相符合。

　　第二，除了上述三校外，一些一般认为在政治理论领域学术声誉不错的高校，博士输出情况似乎也欠佳。例如，布朗大学输出了2人，麦吉尔大学输出了1人（且为向“加拿大高校圈子”内输出，详见本文第二部分），纽约大学输出了1人（且为向本校输出），宾夕法尼亚大学输出了1人，等等。不过，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个别学校虽然在印象中在专业领域内不算非常突出，但博士输出情况很不错，如明尼苏达大学、约翰霍普金斯等。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点是北美之外的政治理论项目向北美高校输出的博士。可以明确地看到，只有少数欧洲国家的高校有能力向北美输出政治理论专业的博士。更准确地说，只有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其中英国高校向北美输出的博士最多，包括牛津12人，剑桥3人，伦敦大学学院（UCL）1人。其他在政治理论领域内知名的英国高校，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圣安德鲁斯、爱丁堡大学等，则输出量为0人。之所以如此，或许一大原因在于，英国这些知名高校毕业的政治理论方向博士生更愿意留在本国，而非前往美国寻找教职。毕竟，英美两国的学术体制并不完全相同，且英国政治理论的博士项目往往培养时间较短（或许是出于这一原因，笔者在检索简历时发现，个别人在获得牛津或剑桥的政治理论方向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高校读了第二个本专业的博士学位），这都使得英国毕业的博士生在美国高校教职市场上占有率较低。

　　除了英国外，仅有法国向北美45所高校的政治理论方向教职输出了5位博士，意大利则输出了4位博士。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会看到，这9位来自欧陆的教授所就职的高校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4位都就职于由哥大、CUNY、纽约大学和新学院（The New School，或NSSR）组成的“纽约四校圈子”中。

二、地域圈子与内部消化

　　在上文中已屡次提到，北美高校政治理论专业的教职市场存在明显的地域圈子现象。在笔者所考察的45所高校中，主要存在三个凝聚子群（cohesive subgroup）。具体而言，就表现为三个以地域为纽带的高校圈子：纽约四校圈子、加拿大三校圈子和加州七校圈子。在这三个地域圈子内，出现了所谓的内部消化现象。一方面，在这些高校政治理论专业就职的教授，有较大的比例来自地域圈子内的高校。另一方面，这些学校成功向45所北美政治理论专业顶尖院校输出的博士生中，也有很大的比例流向了地域圈子内的高校。

1、纽约四校圈子

　　纽约四校圈子由哥伦比亚大学、CUNY、纽约大学和新学院组成。事实上，这四所学校地理位置极为接近，都地处曼哈顿，各自校区间车程不超过半小时。在博士输出方面，哥大输出的8位博士中，有2人在新学院任教，另有2人在CUNY任教。CUNY输出的2位博士中，1人留在了本校，另一位则去了新学院。新学院输出的2位博士中，有1人在哥大任教。纽约大学唯一输出的博士，则在本校任教。综合以上数据，这四所高校共输出了13位博士，其中有8人留在了纽约四校圈子内部。

　　在获得教职的教授方面，这四所高校目前共有30位政治理论专业的教授。如上所述，来自纽约四校圈子内的有8人，占约26.7%，超过四分之一。在其余的22位教授中，5位来自耶鲁，3位来自普林斯顿，2位来自伯克利。另有4位来自法国或意大利。以上数据在两个方面值得留意。其一，纽约四校圈子的教职中，从欧陆输入的人数尤为多。本文在第一部分中提到，北美45所高校的政治理论专业共输入了9位在欧陆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而其中竟有接近一半是在纽约四校圈子内任教。究其原因，这应与纽约四校圈子内部强烈的左派氛围有关。法国和意大利高校的左派氛围大多也相当浓厚，因而纽约四校圈子引入了不少学术背景来自欧陆的教授，也并不难以理解。确实，如果具体考究这4位在欧陆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他们的研究兴趣无一例外均集中在美国学界语境中相当“左翼”或“进步派”（progressive）的主题上。其二，在这四所高校的30位教授中，仅有1位来自哈佛，0位来自芝大。考虑到哈佛和芝大的政治理论专业在北美高校网络图中均占据了主要核心节点地位，且输出博士人数为第一和并列第二，这两所高校对纽约四校圈子明显偏低的输出数据无疑值得关注。鉴于高校院系招募教职和博士毕业生谋求教职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笔者对这一现象初步的解释是，或许是因为哈佛和芝大的政治理论专业在学术取向和研究风格上与纽约圈子的四校相差甚大，才导致了明显的输出偏低。

2、加拿大三校圈子

　　本文要讨论的第二个地域圈子是加拿大三校圈子，包括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和约克大学。在博士输出方面，多大输出的10位博士中，有1人留在了本校，另有3人在约克大学任教。麦吉尔大学仅输出了1位博士，在多大任教。约克大学输出了3位博士，其中2人留在了本校。综合以上数据，这3所高校共输出了14位博士，其中7位留在了加拿大三校圈子内部。

　　在获得教职的教授方面，这3所高校目前共有24位政治理论专业的教授。如上所述，来自加拿大三校圈子内的有7人，占约29.2%，超过四分之一。在其余的17位教授中，2位在法国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另外15位教授的博士毕业院校则相对分散地分布在哈佛大学（4位）、普林斯顿（2位）、芝大（2位）、康奈尔（2位）、耶鲁（1位）、伯克利（1位）、西北大学（1位），均为第一部分中所列的第一档和第二档的学校。考察以上数据，再考虑到这三所高校也向美国高校输出了相当多的博士，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政治理论领域，加拿大三校圈子确实可被视为北美高校圈子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其仍然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但这种相对独立性只与北美高校内部的其他地域圈子（如纽约四校圈子、加州七校圈子等）相当，而并不至于使其游离于北美高校圈子之外。

3、加州七校圈子

　　本文要讨论的第三个地域圈子是加州七校圈子，包括伯克利、UCLA、UC Davis、UC Irvine、UC Riverside、UCSB和UCSD这7所UC系统的高校。与前两个地域圈子不同，加州七校圈子内部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伯克利和UCLA为第一层，而其他各校为第二层。

　　在博士输出方面，伯克利输出的14位博士中，有3人在UC Davis任教，在UC Riverside、UCSB和UCSD任教的各有1人，共计6人在加州七校圈子内找到了教职。UCLA输出的4位博士中，在UC Irvine和UC Riverside任教的各有1人。UC Davis输出的2人中，有1人在UC Irvine任教。综合以上数据，这7所高校共输出了20位博士，其中9位留在了加州七校圈子内部。

　　在获得教职的教授方面，这7所高校目前共有28位政治理论专业的教授。位于第一层的伯克利和UCLA共有11位教授，无人博士毕业于加州圈子内的高校。具体而言，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的4人，毕业于牛津的3人，毕业于哈佛、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的各1人，另外有1人毕业于法国高校。位于第二层的5所高校共有17位教授，其中9人来自加州七校圈子内部，占到了约53%，超过了半数。更准确地说，这9人均来自伯克利、UCLA和UC Davis这3所学校。另外的8人中，3人来自芝大，2人来自约翰霍普金斯，来自波士顿大学（BU）、乔治城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各1人。

4、小结

　　将以上三个地域圈子放在一起看，在其所涉及的14所高校任教的政治理论方向教授共计82位（占总数的约34.7%），而这14所高校在北美45所高校构成的教职市场上则共计输出了47位博士生（占总数的约19.9%）。在这47位博士中，有24人在各自地域圈子内的高校找到了教职，占比约51%，超过了半数。而在这些高校任教的82位教授中，则相应的也有24人是在各自地域圈子内的高校获得了博士学位，占比约29.3%，超过了四分之一。

　　如果我们研究H－P－C－Y四校毕业的博士生在不同高校政治理论专业教职的占有率，则会发现，该比例的高低与目标院校是否属于某一地域圈子高度相关。在属于三个地域圈子的14所高校任教的82位教授中，博士毕业于哈佛的有6人，普林斯顿9人，芝大5人，耶鲁6人，四校共计26人，占比约31.7%，尚不到三分之一。笔者在第一部分提到过，H_\四校毕业的博士在本文所考察的北美45所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职中，占有率约为47%，接近半数。而在除上述14所高校外的31所北美高校中，共有154位教授任教，其中博士毕业于哈佛的有33人，普林斯顿18人，芝大22人，耶鲁12人，共计85人。也即，H－P－C－Y四校的占有率则达到了约55.2%，甚至超过了半数。换句话说，四校在地域圈子外的高校的教职占有率比在地域圈子内的高校的教职占有率，高出了约23.5%，将近四分之一。注意到，那14所处于某一地域圈子内的高校，其政治理论专业的教授中有约29.3%是在各自地域圈子内的高校获得了博士学位，而这一数字与此处的23.5%相差不大。从直觉上说，各个地域圈子内高校间的“内部消化率”似乎基本可以解释H－P－C－Y四校毕业的博士在这些高校政治理论专业的教职市场中相对偏低的占有率。基于上述观察，我们可以认为，在本文讨论的几个地域圈子内部，哥大、多大、伯克利和UCLA这四所高校充当了地域圈子核心节点的作用。

▲北美高校政治理论专业的教职市场存在明显的地域圈子现象

三、学术流派：地域转移与代际传承

1、施特劳斯学派成员网络图

　　除了地域圈子的内部消化现象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维度是学术流派的传承和转移。如前所述，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都需要通过培养博士来得到传承，学术流派更是如此。在政治理论学界内部，学术流派众多。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笔者将着重分析施特劳斯学派在北美高校政治理论学界的情形。之所以选择以施特劳斯学派作为分析的案例，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该学派的学术特征非常鲜明，如“隐微写作”等文本解读方法已几乎成为这一学派成员标志性的特征。第二，该学派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内部认同程度相对较高。这当然并不是说施特劳斯学派的学者之间没有学术上的争论，完全铁板一块。例如，该学派内部也存在所谓“东海岸施派”与“西海岸施派”之争等等。但这些争论并不改变的一个事实是，学派成员几乎都对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解读方法抱有强烈的热心，并主动地将这一解读方法扩展到各种经典文本的解释上去，从而在政治理论或相关的领域内做学术上的扩展。政治理论学界内的其他学术流派，如剑桥学派等，则相对更为松散一些。第三，施特劳斯学派在部分高校政治学系的聚集化程度很高，这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我们讨论这一学派在北美高校的扩散和传承。

　　在上文提到的45所高校236位教授中，笔者根据个人对施特劳斯学派的认知，做了辨别和筛选，初步认为其中大约有20位属于典型的该学派成员。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筛选必然有所遗漏，因为筛选时在学术兴趣、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标准，都尽量从严而非从宽。在北美高校政治理论学界，受施特劳斯或施特劳斯学派的问题意识、学术思路、学术品味影响的学者，远远不止20位左右。不过，其中有许多人并不会被认为是典型的施特劳斯学派成员。毕竟，“受该学派影响”或“向该学派的研究思路相对开放”与“成为该学派的成员”之间，相差甚远。

　　在筛选出了典型的该学派成员后，运用相关软件，可以画出如下的网络图：

▲施特劳斯学派成员网络图

　　在该图中，各节点的大小代表着相应学校政治学系输入和输出施派成员的总和，这比单纯的输入值或输出值更能体现该校在该学校内部的影响力。可以看到，在北美45所高校中，施派成员主要集中在以下9所高校：芝大、哈佛、多大、波士顿学院、密歇根州立、圣母、UC Davis和耶鲁。图中的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不在其列，是因为最初选定45所高校时，该校并不在其中，但该校向圣母大学输出了一位施派成员。

2、施特劳斯学派的传承与地域转移

　　施特劳斯学派在北美学界的传播，始于施特劳斯从1949年起转入芝加哥大学任教。在此之前，他虽然也曾先后在哥大和新学院度过了12年的学术生涯，但当时还没有建立一个学派的野心，故而在这段时间内，也无从谈起施特劳斯学派。因此，芝加哥大学是该学派在北美学界传播的原点。在施特劳斯之后，他许多知名的学生，如《美国精神的封闭》的作者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与施特劳斯共同主编《政治哲学史》的约瑟夫·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等施派第二代学者，乃至施特劳斯学生的学生，如纳坦·塔科夫（Nathan Tarcov）等施派第三代学者，后来也都回到芝加哥大学继续任教。毫无疑问，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芝加哥大学都是施派的中心。

　　除了芝大外，哈佛是施特劳斯学派早年的另一个中心，也向北美高校输出了大量施派的学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在哈佛政治学系的重要影响力。这位施特劳斯的私淑弟子和哈佛政治学系的前系主任，自1961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始终在本校任教，直到现在仍未退休。不过，他在哈佛似乎并没有完全相同学术取向的继任者。

　　如果将笔者筛选出的约20位施特劳斯学派成员按照博士毕业年限排列，就会发现1990年前后是重要的分水岭。以二十年为学术传承中的一代，大体上1970年之前获得博士学位的施派成员属于第二代施派学者，在1970年到1990年之间获得博士学位的为第三代施派学者，而在1990年后获得博士学位的则基本可认为是第四代施派学者或第五代施派学者（后者人数还较少）。可以想见，第二代施派学者应当绝大多数都是在芝大获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曼斯菲尔德的影响力，在第三代施派学者中，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这也使得哈佛成为了这段时期内施派的第二个中心。

　　然而，在第四代和第五代施派学者中，虽然仍有相当多的人在芝大获得博士学位，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人数显著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波士顿学院。该校的政治学系培养了许多更年轻的施特劳斯学派成员，成为了这一学派新的中心，并输出了许多博士毕业生在圣母大学、UT Austin、密歇根州立等高校的政治学系任教。波士顿学院在施派内部的影响力，也促成了该校成为北美高校政治理论学界的次要核心节点之一（如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看到的那样）。

　　而波士顿学院之所以在最近三十年输出大量的年轻施派学者，当然与该校之前输入了一大批第二代、第三代施派学者密切相关。随着第二代施派学者的老去和退休，波士顿学院又在过去二十年里引入了数位第四代施派学者。可以看到，波士顿学院在两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性。第一，施特劳斯学派学者从芝大、哈佛、多大等高校向该校的扩散，是某种特定学术流派在校际间做地域转移的典型案例。第二，该校政治学系内部的施派代际交替，也堪称是某种特定学术流派在某所特定高校不断传承的典型案例。这种地域转移和代际传承，并不仅见于波士顿学院。例如，施特劳斯学派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圣母大学、UT Austin、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政治学系也都出现了类似情况。

　　根据上文对施特劳斯学派这一案例所做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学术流派的代际传承和地域转移的规律。某一学术流派要在某校建立影响力，有两种可行的模式。其一，有个别影响力极大的教授不断对该流派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做推广，如施特劳斯早年在芝大的努力，以及曼斯菲尔德后来在哈佛的努力。其二，该学术流派在该校有多位成员，并不断引入新的成员。具体到施特劳斯学派，就包括芝大在1970年后的情形，以及后来波士顿学院等高校的情形。显然，第一种模式是第二种模式的基础，而第二种模式中的代际传承能够成功，也往往意味着学术流派在不同高校间实现了地域上的转移。

总结

　　通过分析北美45所高校政治学系中236位政治理论方向教授的履历，我们建立了博士毕业学校与就职高校之间的社会网络，并按照博士输出人数对各校做了分层。哈佛、普林斯顿、芝大、耶鲁这四所高校无疑是整个网络的主要核心节点，这四校的博士毕业生在北美政治理论学界教职系统中的占有率接近一半。除这4所高校外，伯克利、牛津、多大等10所高校是网络中的次要核心节点。其中伯克利、多大、哥大、UCLA可被视为各自地域圈子内部的核心节点，而牛津、明尼苏达、约翰霍普金斯、康奈尔、波士顿学院、西北大学等6所高校则并非某个地域圈子的核心节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讨论了北美高校内部的三个地域圈子：纽约四校圈子、加拿大三校圈子和加州七校圈子。从地域圈子内部各高校毕业的博士生，往往有更大的比例在该地域圈子内各高校任教。相应的，各校教授也有更大的比例是从地域圈子内高校取得了博士学位。这无疑会挤占哈佛、普林斯顿、芝大、耶鲁这四所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在圈子内部教职系统的占有率。

　　在第三部分，我们以施特劳斯学派为例，集中分析了学术流派在高校间的地域转移和在代际间的传承。我们发现，要实现这两点，或者说要实现某一学术流派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必须先有个别影响力较大的教授在个别学校做有力的推广，然后再向其他学校不断输出博士毕业生，在不同高校中形成代际之间的交替。

感谢奚源同学在涉及社会网络分析的术语处，为笔者提供了许多的帮助。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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