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幽灵与政治哲学的未来

导言

过去五十年以来，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一直由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自由平等主义所主导。随着自由主义陷入危机，这些思想是否已经过时了呢？在《正义的阴影下：战后自由主义与政治哲学的重塑》（In the Shadow of Justice: Postwar Liber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一书中，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助理教授卡特莉娜·弗雷斯特（Katrina Forrester）认为，罗尔斯所代表的平等主义传统无法完全应对未来的危机。因而，我们现在有必要思考，应该如何来做，才能发展出适合我们自己时代的政治哲学。本文是作者于2019年9月17日发表在《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上的对这本著作的概述文章。

罗尔斯的幽灵与政治哲学的未来

作者：卡特莉娜·弗雷斯特

译者： 赵宇飞

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6年的政治动荡以来，许多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失败了。混乱的情势使得经济学家们停下了脚步，其中一些人通过更新他们对不平等的研究，来对此加以回应。混乱的情势也使得政治科学家们停下了脚步，他们后来纷纷转向了民主、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议题。但是相比于其所可能谈及的内容，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却三缄其口。

这种沉默，部分是由于今天政治哲学的性质，即政治哲学认为值得问的问题和它所忽视的问题。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正义的本质。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一直专注于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特定回答。

罗尔斯在20世纪中叶的工作带来了政治哲学的范式转变。在他之后，哲学家开始探索正义和平等在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语境中意味着什么，并以这些概念及令人印象深刻且煞费苦心的细致来描述一个正义社会的理想结构。结果证明，这个理想结构非常接近战后社会民主的一个版本。在这个框架之中，他们已经详细阐述了许多抽象的道德原则，为现代自由主义提供了哲学支柱。这些理念旨在帮助我们看到正义和平等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以及自身所提出的要求。

这是一个胜利的故事：罗尔斯的哲学方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罗尔斯之后的政治哲学家并非不同意这一点；哲学家最擅长的是做精细而激烈的争论。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对游戏的基本规则形成了强烈的共识，认为自己参与了一个具有共同概念框架的集体智力项目。几代人以来，政治哲学的主导概念和目标或多或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说现代政治哲学与现代自由主义紧密相连，而自由主义正在溃败之中，那么现在或许是时候问一问这些看似永恒的思想是否已经不再有用了。罗尔斯的思想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发展起来的，他的理论与战后的自由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是其失败的同谋吗？政治哲学是否和自由主义一样陷入了危机，并需要加以重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卡特莉娜·弗雷斯特（Katrina Forrester）的著作《正义的阴影下：战后自由主义与政治哲学的重塑》（In the Shadow of Justice: Postwar Liber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图片来源：http://bostonreview.net/philosophy-religion/katrina-forrester-future-political-philosophy

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了《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尽管他那时已沉浸于对正义观念的研究长达二十余年。该书篇幅达600页，为哲学家们提供了两个原则作为评判社会的视角：其一是正义原则，它肯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其二是平等原则，它要求限制不平等，安排资源，从而使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受益。罗尔斯的愿景是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一个“财产民主社会”（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在这个社会里，不平等受到严格的限制，任何人皆有其产。

罗尔斯用一套完整的论据来支持他的主张。其中最著名的观点是他关于“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的观念。在这个思想实验中，身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后面的各方选择据以组织、管理和审判社会的正义原则。正如这些概念和许多其他概念所示，罗尔斯发明了一整套话语，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转化了政治哲学的概念语汇。直到20世纪末，无数的著作都致力于阐发其术语。

罗尔斯的思想有如此深远影响的一个原因在于，哲学家们认为它填补了哲学想象的空白。许多政治哲学家说，这个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消亡了，二战使得人们不再能思考正义或乌托邦；出于反极权主义的普遍观点，在每次渐进式改革的背后，人们总能看见通往专制主义的滑坡。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正义论》被誉为复兴政治哲学之作，并为自由主义者在战后社会民主中发现的正义社会之梦想提供了其哲学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的书和他的思想是多么的成功：仅在出版后的十年，一份书单就列出了与之展开对话的2512项著作和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是按照他的样子来加以重塑的。

罗尔斯的思想和他的徒子徒孙们的思想融合为了一种被称为“自由平等主义”（liberal egalitarianism）的学说。起初，他的读者会询问他的论点是否有效，需要多少的平等，在实践中又意味着什么——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抑或其他什么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及其自由和平等原则，被应用在了新的道德和政治形势上。自由主义哲学的逻辑迈向了更大抽象性和复杂性，这促使哲学家们寻求挑战哲学难题，而他们在罗尔斯的理论中找到了足够多的哲学难题：人与人之间什么样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什么样的不平等则是能够被允许的）；应该如何构建法院、民主程序等机构/制度（institutions）¹，以促进个人和集体的兴旺繁荣；平等与自由、正义与公平、道德与责任等观念之间的概念联系；“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经典问题，即谁得到什么（不仅是财富和收入，还包括自尊心），谁又欠谁什么。

20世纪70年代中期，罗尔斯的思想被引向了新的方向。其中一些人利用起源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²的对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的要求，来更新罗尔斯关于国际相互依存的新时代的理论。另一些人则在环境危机的推动下，探讨了对后代的义务，并发展出了代际正义（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的新理论。随后的几代政治哲学家会对罗尔斯的方法和概念提出质疑，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采取貌合而神离的方式来提出质疑；甚至那些反对它的人也被它所塑造了。到了20世纪末，英语世界的政治理论家们在正义理论的阴影下工作，罗尔斯则成为了一位守护神，一位分配正义的平等主义梦想背后的高瞻远瞩者。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早在1974年就写道：“政治哲学家现在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范围内工作，要么就必须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

罗尔斯建立的架构不仅成为了一种遇到任何新问题时都可参考的学说，而且成为了一套高度灵活且适应性强的意识形态的哲学架构，即现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在于其哲学美（philosophical beauty）：它为回答无数特定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由此，哲学自由主义成为了罗尔斯的代名词，而政治哲学则开始代表一种自由主义。

但是这种罗尔斯式的哲学更新有一种反讽的意味。20世纪7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所取得的具体政治和经济成就，二战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自由主义随之崩溃。当这些国家面临财政危机和合法性危机时，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获得了权力，而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理念则被打破。在这一语境下看，罗尔斯的方案似乎非常不合时宜。他对福利国家的宏大哲学辩护发表于危机前夕：对一些人来说，它似乎来自一个逝去的时代，是一个正在消亡的意识形态的最后喘息。罗尔斯理论在之后几十年的成功只不过更凸显了其不合时宜：福利主义在政治上越是分崩离析，罗尔斯的论点在政治哲学中就越是根深蒂固。

因此，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故事不仅仅是在哲学上取得成功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幽灵的故事，罗尔斯的理论在它所描述的情境——也即它现身于世时的情境——消失了很久之后，仍以幽灵的形式存在。罗尔斯曾希望他的理论是动态的，但在实践中它被战后自由主义的假设所困扰，并且随着现实本身的转变，它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

自由平等主义是在一个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形成的：那个社会有稳定的增长；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工会密度较高；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程度较大；尽管福利制度是孤立的、零碎的和不稳定的，但有着广泛的合法性。另外，它是一个通过战争和帝国建立起来的社会，在冷战中形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得以延续。罗尔斯理论出现于其中的这种战后自由主义，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美好的社会民主主义。

事实上，罗尔斯的“财产民主社会”从来不是对福利国家的简单辩护。他未发表的论文显示，作为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写作的年轻人，罗尔斯所捍卫的是一种比他如今被人们所记住的自由主义更为温和（minimalist）的自由主义。他警惕权力的集中（尤其是集中于国家），担心强制（公司的强制，但也包括工会的强制），渴望社会稳定。他一开始时比社会民主党人更接近一些早期的新自由主义者，尽管他逐渐转向了左翼。

战后具有自由主义共识的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富裕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们普遍认为，美国社会是建立在共识的核心之上的，或者至少是建立在其真正的可能性之上的。罗尔斯也不例外。他的哲学反映了战后自由主义及其后代的诸多自相矛盾之处，既体现了其成功，也体现了其局限。罗尔斯最终完成他的理论时的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富裕的时代、民权的时代和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时代，但它也标志着一个城市危机和大规模监禁的时期，这是一个去工业化和金融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时代，公共投资被削减，工人运动被镇压。在罗尔斯框架下工作的哲学家们假定了胜利的到来，但没有预见到其代价。当罗尔斯第一次动笔写下他的理论时，他认为情况正在好转：在民权运动之后，会出现种族自由主义；过度的资本主义是可遏制的，而且不平等是有限的。当他在1971年发表他的想法时，它反映了早先时代的乐观主义。但罗尔斯的不合时宜是他成功的一部分：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粉碎了战后的自由主义共识，那时尚未发表的罗尔斯理论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动荡时期。当它出现时，它为新的共识提供了基础，而此时其他的自由主义理论正处于危机之中。

从罗尔斯对战后自由主义的解释中诞生的政治理论是相当灵活的：它最初是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但它也可以被扩展为对自由社会主义的辩护。然而，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影响了政治哲学的未来形态。它侧重于司法和立法机构，但赋予其他社会、政治和国际机构以较小的作用和价值。它基于一种审慎的政治观点，将民主视为讨论的模型。它的分配框架挤掉了其他关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动态和组织的思维方式。

罗尔斯愿景的这些方面限制了它能够整合或理解的政治类型。随着他的理论被广泛接受，与这些特性不相容的观念被搁置一旁，或者完全从主流哲学话语中消失。自由主义哲学家摒弃了关于国家性质、政治控制、集体行动、法团人格和对历史的诉求的旧有论点和担忧。理论家们有时会陷入自己集体创造的概念结构之中，而无论他们自身的政治动机如何，他们的概念选择往往会具有政治含义。随着之后几代人在他们前辈论点的基础上立论，哲学范式呈现出一种政治形态，这是任何一个独立的理论家都未曾设想过的。它有自己的逻辑和政治，这有助于决定什么样的伦理和政治问题足够令人费解，从而值得引起哲学关注。

例如，自由平等主义者倾向于坚持认为，重要的是解决当前不平等的制度方案；过去的不公正与此无关，而基于历史观点的争论则被驳回。这意味着,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黑人权力”（Black Power）³和反殖民运动对奴隶制和其他历史上的不公正所提出的赔偿要求也被拒绝。这也意味着罗尔斯一脉的政治哲学家经常将后来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假设的反对，解读为对平等的身份主义式的挑战，而非帝国主义和非殖民化历史的批判。

随着哲学家的关注点得到巩固，罗尔斯主义的便利就成为了进入政治哲学精英机构的代价。处于边缘的人看到，只有采取自由平等主义或其主流的替代方案，其他思想才会得以被考虑，如女权主义者、批判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等。同样常见的是，对立的政治观点或论点并没有被直接拒绝，而是被容纳在自由平等主义的范式之中，而后者往往分散了前者的力量。当边缘化的思想被自由主义哲学家吸收时，它们经常被扭曲，从而得以与更大的范式相一致。只要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财产分配理论，从而与罗尔斯式的分配正义的关注点相一致，那就可以从事分析性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也是如此，它必须与讨论和审议的理论相兼容。正如英国哲学家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⁴在关于哲学中全球正义理论起源的论争中所点明的那样，为了符合正义理论的典范标准，人们需要将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⁵理论家们提出的彻底改革全球南北关系的要求加以“本土化”（domesticate）。自由主义哲学的宽容性本身就挤压了激进批判的可能性。

在这个概念整合的时刻，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危机基本上和英语世界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擦肩而过。很少有人写到合法性危机和后工业社会的挑战。通过重新思考工人阶级的主题，并将对工作的分析从工厂转移到学校、监狱、诊所和卧室，许多社会理论家试图解决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宏大叙事的崩溃这一问题。罗尔斯主义者们并不太担心这些与之相竞争的理论所试图解释的崩溃或社会变革，即阶级、资本、工作、国家或主体的变化。相反，当许多其他体系被拒绝时，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宏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拒绝接受这些新的挑战，自由平等主义才在战后自由主义解决方案的失败中幸存下来。

这并不是说政治哲学没有受到政治变革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发展了一种与之相竞争的平均主义，即“运气平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ism）。这种平等主义旨在解决罗尔斯的制度性关注的局限性，他们认为这让个人摆脱了困境。他们探讨了个人责任和控制选择的难题。其中许多人是左派，但他们如新右派（New Right）那样，对责任、依赖、选择和市场解决方案做了个体性的讨论。其他人则以社群或人权的名义挑战程序主义和市场化。一个被称作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思想流派成为了主要的替代选择；它的支持者优先考虑社群而不是个人，优先考虑社会本身而不是原子化的、自由的个体（尽管在实践中，许多社群主义者回到了罗尔斯自己开创后抛弃的观念）。罗尔斯式自由主义者们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司法、立法和民主机构，以及个人。他们和他们的社群主义批评者们都忽略了行政国家更大范围的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兴起。那些政策将公共福利职能外包，并加以私有化，扩大了国家的监狱职能和公共管理的范围，又引入了竞争、管制放松和新的跨国形式的恩庇关系和治理。 

这些盲点并没有阻止罗尔斯的理论成为其追随者和批评者的试金石。因此，罗尔斯主义的兴起是一个胜利的故事——是一小群富裕的白人男性分析性政治哲学家的胜利，他们在美国和英国的少数精英机构工作（特别是哈佛、普林斯顿和牛津），并构建了一个具有自身生命力的普世化的自由主义理论。他们从自身所处之地启程，除了他们对全球（the global）的想象外，他们的目光几乎全部集中在北美和西欧的福利国家。然而，他们希望他们的政治哲学有更广泛的影响；他们试图让他们的理论跨越空间，以涵盖更广泛的社区、国家、国际领域，最终涵盖整个地球。他们也跨越了时间，利用过去来重新想象未来，让政治哲学变得尽可能的普世且不受约束。但最终，他们仍然局限于战后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之中。

图为本文作者卡特莉娜·弗雷斯特

图片来源：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网站

然而，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人对其极限的探索，罗尔斯范式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压力。今天，面对如此尖锐的分歧，它的主要假设和共识目标显得格格不入。怀疑使得许多哲学家产生了一些最初几代罗尔斯主义者所忽视的想法。

有些人将罗尔斯的观念延伸到公司、工作场所、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算法、边界和工会，将这些作为运用正义理论的场所。其他人则重新利用剥削和支配理论来补充分配原则。自称为政治现实主义者的人，通过让民主理论变得对实际政治冲突的性质更加敏感，试图将政治重新纳入政治哲学。此外，也有人放弃了以分配作为重点的观点，以及在研讨室里模拟政治的民主审议观点。在这些批评中，自由平等主义早期阶段的局限性得以被阐明。一种一开始对意识形态、利益以及国家、企业和工会的强制力量持反感态度的政治哲学，后来成为了一种与政治脱钩的关于理想话语（ideal speech）⁶的理论，或许不足为奇。但如今，这种理论已经被发现是不足的了。由于一些人重新审视了殖民主义遗留的伦理问题（如赔偿），曾经因正义理论的非历史性而被排除在外的问题现在也受到了质疑。对受压迫者的意识形态和伦理的研究，借助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洞见，又得以复苏了。

因此，政治哲学家们正在不断调整，不断将平等主义框架延伸到新的方向。但这就够了吗？罗尔斯式的观念是否能帮助我们面对自己当下的需求还尚无定论。像许多人文科学一样（部分归功于专业化和日益不稳定的学术体系的限制），政治哲学继续致力于解决特定的问题，而不是建立新的体系性理论。即使随着新的主题进入哲学领域，政治哲学家的实质性关切已开始转移，但许多争论仍然是在一套反映一个不同时代的假设的思想阴影下进行的。在一个智识传统下工作有其好处，但如果这个传统难以阐明不断变化的情况，那么这么做也会有其代价。毕竟，美国的激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中获得了更多的灵感。

这部分是因为罗尔斯理论的政治遗产模糊不清。我们身处金融危机的另一边⁷，从这一有利位置来看，自由平等主义现在可以被看作是冷战结束带来的“历史终结”的完美左翼自由主义。在那个相对平静和充满自由主义乐观愿景的时期，政治看起来是技术官僚化的，并以新的共识为特征，此时自由平等主义似乎与比尔·克林顿或托尼·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⁸的中间主义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往左多走了一两步罢了。在阐述他的理论时，罗尔斯想提供一个判断社会渐进改革是否向正义靠拢的方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自由平等主义和自由民主一样，都显得霸权化了，似乎罗尔斯哲学可能只是简单地渴望改革一种即便不太完美但已颇为成功的自由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平等主义可以被看作要为乌托邦想象力的缩小负责，并且同时也是技术官僚新自由主义（technocratic neoliberalism）兴起的同谋——它加强了而不是帮助消除了不公正。既然历史终结的说法似乎是自鸣得意的且错误的，这种哲学自由主义的政治作用就更不确定了。

然而，与此同时，罗尔斯的理论也可以被看作是世纪中叶福利国家主义时刻的一种颇受欢迎的回溯。如今，在新自由主义的荒漠中，这种回溯已经具有了某种乌托邦式的吸引力。在今天的大环境下，自由平等主义所要求的分配安排，从全民医保到免费教育和资本的广泛分散都很激进。一些人认为，这些安排可能为最近英国和美国左派社会主义愿望的复兴提供了制度蓝图；科尔宾主义（Corbynism）将罗尔斯主义者们纳入其理论家之列。

这种乌托邦式的诱惑本身就说明，我们低估了孕育自由平等主义的战后自由主义共识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的政治距离。随着重心的右移⁹，罗尔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成为了左翼自由主义的权威。这些观念在大萧条和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与在新右派和新自由主义对民主国家制度的攻击取得成功后的时代里，意义完全不同。

因此，我们面临着模棱两可：如果说自由主义哲学的部分内容看起来被束缚在技术官僚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结构之中，那么另一些内容则看起来很适合我们自己所在的剧烈不平等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对普世性原则的渴望。对于组织财产分配和为之做辩护而言，以及对于限制不平等而言，自由平等主义无疑仍然是无与伦比的资源；在第三条道路的那些年里，不平等在政治上经常被忽视，但哲学家们从未忽视过不平等。在这方面，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没有完全适应20世纪70年代后的时代是它的优势之一。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也强烈抵制在20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去本性化、反本质化和个殊化的智识运动。罗尔斯的普遍主义和规范性愿望比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挑战更为持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顽抗看起来像是保守主义，但现在它有可能成为一种资源。如果政治哲学家们放弃他们的一些归化性（naturalized）的假设，把某些形式的争论看成受限于某个已经过去的政治时刻，他们也许可以在捍卫他们意义深远的社会正义原则方面，做新的政治工作——不仅仅是辩护，还包括说服。

问题仍然是，平等主义传统能否应对我们未来的危机。但罗尔斯式愿景的诸多方面表明，它无法应对挑战。我们最迫切的关注就在于它的盲点。自从自由平等主义兴起以来，国家扩张了，但也变得私有化了。资本主义和工作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并将继续改变，而且很有可能以剧烈而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改变。处境最差的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被重新构建，其构成及其作为变革的推动者而非商品的接受者的地位都需要加以重新审视。政治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专制主义者、激进运动和新寡头在不负责任的金融制度、新媒体平台、新技术和气候变化所塑造的新的国际格局中进行斗争。

自由平等主义者有一些工具来应对这些变化，但我们的问题也需要新的框架，而这些新的框架则要背离在一个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斗争时期发明出来的框架。现在是时候问一问，如果要想有一个适合我们自己时代的政治哲学，还需要做些什么。 

译者注：

[1]institutions一词在英文中兼有“机构”和“制度”之意，而文中所举的例子也表明，此处作者在使用该词时，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故以“机构/制度”这一译法点明。

[2]指发展中国家。

[3]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是上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社会运动，旨在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安全和自足的权利，同时也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后于80年代逐渐衰落。

[4]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1936-2009），英国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生前曾于牛津大学、伯明翰大学、基尔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著有《正义诸理论》（Theories of Justice）、《政治论证》（Political Argument）等多部作品。

[5]“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经济观念，要求重新审视当时全球政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关系、结构和进程，并主张将古典自由主义纳入全球经济中。

[6]此处应当是指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话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

[7]指我们身处金融危机之后的时代。

[8]第三条道路（Third Way）又称“新中间路线”（Middle Way），是处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概称。

[9]“重心的右移”应指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在政治光谱上的右移。

翻译文章：

Katrina Forrester,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Boston Review, September 17, 2019.

网络链接：

http://bostonreview.net/philosophy-religion/katrina-forrester-future-political-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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