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川 | 伦敦政经的教授们如何上政治学理论的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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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经的教授们如何上政治学理论的基础课？

作者｜周一川

引言

去年九月[小编注：此处指2015年9月]，笔者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攻读政治学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入学伊始，该专业的学生就被告知，由系里不同研究领域的教授们共同讲授的“政治学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Theory）一课将是专业必修课程，所有人都要参加。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门课程呢？它又缘何被政治系的教授们如此重视？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希望对这门课程做一种回顾式的介绍，以期与读者分享目前西方高校在政治学理论的教学中某些值得借鉴的理念。

一

作为一门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最大的亮点即在于，它向学生展示出了“政治学理论”这一学科在不同面向上所能呈现出的全部样态。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之间的纠缠关系造成了人们在认识政治学理论这一学科时的困惑。譬如，为政府的公共决策寻求正当检验，是否属于政治理论家的工作？纯粹对霍布斯文本的诠释，又是否属于政治学理论的关注内容？事实上，不同学者在面对这种知识划分问题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对于开设“政治学理论的基础”的教授们来说，他们似乎取得了以下共识；我们无意对政治学理论再做一种严格的界定与划分，而更倾向于消除壁垒，干脆将政治学这一领域内与实证研究方法针锋相对的另一种研究传统和盘托出，“无所忌惮”地去触碰有关现实、历史、文化与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相关的思想资源。基于这样的理念，“政治学理论的基础”呈现出了一种惊人的多元性；在同一门课上，学生们既可以遇见偏公共政策领域的Mazor Joe教授，也可以接触到“康德专家”Flikschuh Katrin教授，还能见到着迷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Jenco Leigh教授。在我看来，这种看似粗放的教学设计实在比某些固守学科界线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高明许多。既然知识的划分归根到底只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行为，那么作为一门面向硕士的课程，又何必过于拘泥呢？

政治学理论等于政治思想史吗？

不过问题在于，如果各自术业有专攻的教授会出现在同一门课中，那整个课程又将遵循什么样的逻辑主线来进行呢？会不会因为内容上的兼容并包而使得课程设计缺乏紧凑性呢？事实上，虽然有众多教授的参与，但整门课依然有主线可循。从内容上看，十节课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前两节属于“导入部分”，主要介绍了政治学理论这一学科关注的内容、常用的基本方法以及所要求的逻辑学常识。第三节到第五节属于“第一专题”，重点关注政治学理论需要回馈的“现实维度”。在此一部分，教授们先后引领学生思考了以下论题：反思均衡的“描述性”与“慎议性”之分；理想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各自差异以及内在联系；“分析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的两种应用途径。第六节到第七节属于“第二专题”，重点关注政治学理论需要面向的“历史维度”，即由政治思想史而牵扯出的意义与方法论问题。在这一部分中，学生不仅接触到了施特劳斯与斯金纳的方法论之争，更反复思索着在分析哲学浪潮冲击下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在自我辩护时所处的尴尬处境。第八节到第十节属于“第三专题”，重点关注政治学理论需要理会的“文化维度”；随着批判理论、性别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的兴起，政治学理论越来越显示出某种“与时具进”的必要性。事实上，在学生对后殖民理论、非西方思想以及女权主义理论的接触中，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有关政治学理论的传统认识也在悄然瓦解。综合来看，“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一课所呈现给学生的，恰是一个正在不断更新的学科系统；它一反传统，在触及现实、历史、哲学与文化等领域的同时，也突破了政治学理论研习者对于该学科的刻板偏见与狭隘想象。

二

除去这种视野上的开阔，“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一课真正吸引学生的地方还来自于它的某种“本真”；授课的教授们实际上对政治学理论这一学科所处的某些尴尬处境丝毫不采取任何遮掩的姿态与立场。在第七节有关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意义的课堂上，主攻康德政治哲学的德国教授Flikschuh Katrin就指出，今天任何有志于理论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的青年，事实上都面对着一种自我辩解的尴尬处境。当一种拒绝意义并与历史保持距离的分析哲学潮流逐渐占领英美高校哲学系的阵地后，你如何对普通人来说明你所从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意义？毕竟，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研究再怎样深入精道，都无法期待它们能直接转化为解决现代世界冲突与矛盾的灵丹妙药。而正是看到了这一点，Flikschuh Katrin教授坦言，或许那些以政治思想史为毕生志业的学人——自然也包括她自己——当初选择走上这条道路时，也只是出于一种知识上的乐趣，除此别无他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她认为，我们的确不能对理论工作给予过高的期求。毕竟，由理论所散发出的影响往往都是非常间接且周期漫长的。在这一点上，Flikschuh Karin教授与中国学人李猛的观点非常接近。后者的这段话，今天看来也同样引人深思；
“我还是相信读莎士比亚、荷马与柏拉图，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有两点要补充一下。第一，我们对待古典的社会秩序与理想，不能像我们当年对现代社会的态度一样，认为找到了万用灵药。我不认为孔子或柏拉图提供了我们逃避现代社会问题的一个避难所，读古典要抛弃和克服这个幻觉。”[1]

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令布鲁姆扼腕叹息的恰是一种以阅读经典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传统在美国大学中的丧失

此外，“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一课难能可贵的地方还在于它能不断地纠正着学生认知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由于我们今天所遵守的一系列学术规范，尤其是学科划分，全部来自西方人在过去几百年内的摸索，因而在对具体学问的探讨中，我们很容易就会忽视自己故国的传统从而在任何时候都对西方的传统采取亦步亦趋的姿态。而这样做的后果，无论是对西方的思想资源还是对我们自身的传统来说，都是极具破坏性的。以笔者曾就读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为例；尽管我们也会开设类似“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等课程，但有关中国思想与学术传统的内容似乎从未出现在“政治学理论”这种基础性课程的教学内容中。事实上，这无疑会在学生的认知图景中造成某种刻板偏见，即理所当然地相信所谓西方的就是普世的、一般性的。然而在第九节的课上，曾以章士钊的政治思想作博士论文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Jenco Leigh教授，就向我们指出“比较政治学理论”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必要性。她始终认为，为了防止西方人在道德文化上的优越感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某种变型，比较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者必须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而绝不能以文明所创造的物质成果来评定是非。只有认识到了这点，一种超越于区域研究之上、并且不满足于获取特定经验材料而单纯致力于挖掘一切思想资源作为普遍化理论潜力的尝试才是可能的。在笔者看来，能给予学生一种多元的认知图景，也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不落俗套的地方。

萨义德就曾认为，曾几何时的“东方主义”事实上就是西方建构的产物；它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结论

“政治学理论的基础”课程简介

正如本课的课程大纲所示，“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一课的设计初衷并不在于为学生建立起有关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整体见识，也无意向他们提供关于某一政治哲人思想体系的指南。或许与大多数学生的期待相左，“政治学理论的基础”实质上仍属于某种方法论的课程；它所希望提供的那种'conceptual toolbox’有助于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了解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的全部问题意识与相应的解决思路；譬如，如果你是一名政策顾问，那么如何去分析堕胎问题是否合法？如果你从事思想史研究，又怎样来理解文本与意义之间的精妙关系？而当你致力于开发多元，又怎么做才能在自己的文明谱系下表达一种异己的传统？ 如笔者所言，“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所散发出的最大魅力莫过于，它向学生展示了“政治学理论”这一学科在不同面向上所呈现出的全部样态。毕竟，并非所有学生将来都会走上严格的学术道路，因而能提供一种尽可能贴合所有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论课程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正是看到了这点，伦敦政经的教授们才决定将现实、历史、哲学与文化融为一炉，开出一门不落俗套的政治学理论基础课程。

注释

[1].“现代的我们依旧过着鲁滨逊式生活”. http://www.guancha.cn/LiMeng/2015_05_31_321540_1.shtml

课程涉及的部分代表性文献

1.Leopold David, Marc Stears. 2008. Political Theory: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John S. Dryzek, Bonnie Honig, Anne Phillips. 2006.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3.Peter Singer. 1995. Animal Liberation. London: Pimlico4.David Estlund, ‘Utopophobia’,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42(2) (2014), pp.113-13455.John O’Neill, Martin O’Neill. 2012.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uture of Flood Insurance. https://www.jrf.org.uk/sites/default/files/jrf/migrated/files/vulnerable-households-flood-insurance-summary.pdf6.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8(1) (1969), pp.3-537.Margaret Leslie, ‘In Defence of Anachron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18(4) (1970), pp.433-4478.Allen W Wood. 2002. Unsettling Obligations: Essays on Reason, Reality, and the Ethics of Belief. Stanford, Calif: CSLI Publications9.Tully, James,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a Critical Activity’, Political Theory, Vol.30(4) (2002), pp.533-55510.Euben, Roxanne L, ‘Contingent Borders, Syncretic Perspectives: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Theory, and Islamizing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1) (2002), pp.23-4811.Jenco, Leigh Kathryn, ‘What Does Heaven Ever Say? A Methods-Centered Approach to Cross-Cultural Engage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1(4) (2007), pp.741-75512.Goto-Jones, Christopher S, ‘The Kyoto School, the Cambridge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Wartime Japan’, East Asia Culture Critique, Vol.17(1) (2009), pp.13-42

图片/微信编辑｜刘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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