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
新书速递 | 《毫无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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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籍信息
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珺 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
[2] 作者简介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占领华尔街”主要参与者，先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师承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出版有《债：5000年债务史》，受到《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的高度赞誉。
[3] 书籍简介
凯恩斯曾在20世纪30年代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但如今，人们在工作上花费了更多时间。
你的工作对世界做出贡献了吗？2013年，大卫·格雷伯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在几周内收获了超过百万次的阅读点击，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人们深切关注的议题。
是谁在创造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它是如何降低效率，阻碍个人价值的实现，加剧不公平的？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犀利的笔触，将自己的观察、研究与反思悉数呈现，剖析了困扰世人的当代社会病灶。
[4] 目录
推荐序
不要迷失在“分配性努力”中 梁永安/ V
打开摩天轮的座舱 严飞/ IX
序言
40% 的工作毫无意义/ XV
第一章 什么是“狗屁工作”？
/ 008 为什么说黑帮杀手并不算是“狗屁工作”
/ 013 为何我们对“狗屁工作”的主观判断往往是正确的
/ 020 一个常见的误解：“狗屁工作”基本都出现在公共部门
/ 023 为什么说理发师并不是“狗屁工作”
/ 028 “纯狗屁的工作”“挺狗屁的工作”和“有点狗屁的工作”
第二章 狗屁工作的种类
/ 036 五大类狗屁工作
/ 070 复合型狗屁工作
/ 074 次级狗屁工作
/ 075 是否有人还未察觉自己正在从事狗屁工作？
第三章 为何狗屁工作从事者说他们不快乐？论精神暴力（上）
/ 082 当着闲差却无所适从
/ 088 谈谈狗屁工作的核心：虚伪和无目标感
/ 096 我们为何会错判人类做事的动机
/ 100 “假模假样工作”发展史：“花钱买他人时间”概念的兴起
/ 108 论时间的道德性和自然工作节奏之间的冲突
第四章 身处狗屁岗位有何感受？论精神暴力（下）
/ 121 为何说身处狗屁岗位并不总是那么糟糕
/ 123 谈谈“无处安放的愤怒”和“被迫假装工作”带来的痛苦
/ 132 谈谈“无法引发后果”带来的痛苦
/ 142 谈谈“觉得自己没资格痛苦”带来的痛苦
/ 152 “知道自己做的是坏事”带来的痛苦
/ 156 尾声：谈谈狗屁工作对创造力的扼杀
第五章 狗屁工作为何会激增？
/ 177 因果关系和社会学解释的本质
/ 181 政府在创造和维持狗屁工作中扮演的角色
/ 184 对激增原因的几种错误解释
/ 191 一个典型的行业：金融业
/ 203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封建主义与古代封建主义的相似与不同
/ 209 管理封建主义的帮凶：媒介经理人
/ 219 说说结论，并重新谈谈因果关系的三个层面问题
第六章 为何社会对狗屁工作的激增无动于衷？
/ 228 用价值衡量绝对标准的不可能性
/ 234 当代社会大部分人为何脱离经济价值来理解社会价值
/ 241 工作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报酬之间的反比关系
/ 256 从神学根源角度谈谈我们对劳动的看法
/ 258 北欧价值观“没有领薪工作的人生不完整”之起源
/ 262 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作的美化和劳动者的反击
/ 269 劳动价值理论的破绽，以及资本拥有者是如何利用这个破绽的
/ 277 工作如何在20世纪转变为自律和自我牺牲的一种方式
第七章 狗屁工作的应对
/ 289 论如何通过平衡各方愤恨情绪来维持管理主义封建制度
/ 300 机器人化危机同狗屁工作总体问题之间的关联
/ 309 工作狗屁化的政治后果，以及照料类工作生产率的下降
/ 314 谈谈“全民基本收入”
致谢 / 333
注释 / 335
参考文献 / 369
精彩书摘：谈谈“狗屁工作”现象
2013年春季期间，我无意间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国际轰动。
这一切要从一篇约稿说起。当时有一本新创的激进刊物《罢工!》(Strike!)邀请我写一篇小文章。编辑问我能不能写点儿煽动性的内容，就是其他刊物都不愿意发表的那种。我脑海里常常有那么 一两篇符合这个要求的文章，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名为《 “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的小文章交给了他。
这篇文章是基于我的一个直觉写成的。所有人都很熟悉那些在外人看来没多大作用的岗位，比如，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员、公关研究员、金融策略师、企业律师，以及那些(学术圈都很熟悉的)专门负责给某种委员会招聘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委员会的工作 正是讨论哪些委员会没必要存在。这类岗位多到列都列不完。我不 禁问自己，假如这些工作的的确确毫无意义，而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对此也心知肚明，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时 不时会碰到一些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也没有必要。
一个成年人，每周有5天，要早早起来去做一项他内心知道其实没必要做的工作(这些工作纯属浪费时间和资源，甚至还会给世界带来害处)，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沮丧和泄气的呢?这难道不是蔓延 在我们社会中的可怕的心灵创伤吗?如果答案是肯定，那么这个创伤似乎从未有人谈起过。关于人们工作时开心与否的调查和论述已有许多，但据我了解，还没有任何一项调查或论述是关于人们对自身工作必要性的判断的。
我们的社会可能已被无用的工作渗透到千疮百孔，而人们对此也避而不谈，这件事从其本质来看并非不可信。关于工作的话题充满了禁忌。大部分人不喜欢他们的工作，若是能找到借口不去上班，人们会很开心，但这样的事实甚至被认为是不能在电视上承认的。
以上的判断似乎可信，但我当时并不确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做个实验，我很想看看把这样的判断写出来会引起怎样的反响。
下面便是我给《罢工!》2013 年 8 月刊撰写的文章:
谈谈“狗屁工作”现象
1930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言道: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以至在英美等国家，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当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凯恩斯的这个预言。就技术而言，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它，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发展。恰恰相反，一项项技术集结起来，变着法儿地使我们所有人 更忙碌。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各种各样事实上毫无意义的工作应运而生。非常多的人，尤其在欧洲和北美洲，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耗费在那些他们其实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心灵上，这种状况给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深重的。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然而几乎从未有人谈及它。
凯恩斯承诺的(20世纪60年代依然被人们热切盼望着的) 乌托邦为何从未成为现实?对此，如今普遍的说法是，凯恩斯未能考虑到消费主义的兴起。在“少工作点”和“多娱乐些”两者之中，人们集体性地选择了后者。这看起来似乎是个不错的道德寓言故事，但哪怕只要细想一分钟，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说法站不 住脚。是的，20 世纪20年代至今，我们目睹了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新岗位、新行业的诞生，但这些新生的工作中与寿司、苹果手机和高档运动鞋的生产和售卖扯得上关系的寥寥无几。
那么，这些新岗位究竟是什么?最近，有报告对比了美国人在1910年和2000 年的就业情况，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据我观察，这个答案同样适用于英国)。20 世纪，用人、工人和农民 的数量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办事员、销售人员和服务业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即从“总就业人数的 1/4 增到了 3/4”。换句话说，自动化技术确实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性的工作，正如预言所说。(哪怕在全世界范围内统计，把印度和中国的工人都算进来，产业工人的比例都远不如从前。)
然而，我们的工作时长并没有大大降低，自然也就没能获得更多自由时间去追求事业、寻找乐趣、追逐幻想以及实践理念。 甚至，我们所看到的激增的数字并不是出现在“服务”业，而是出现在行政领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务和电话销售等行业，以及空前扩张的公司法、学术与健康部门、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 域。这些数字甚至没有反映出为上述行业提供行政支持、技术支持和安全支持的那些人。其实所有辅助性行业都需要算进去(比 如，给狗狗洗澡的、24 小时送比萨的行业)，所有这些工作的存 在不过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
我提议，以上这些工作就叫“狗屁工作”好了。
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问题就出在这儿!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情况是不该发生的。当然，在从前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效率低下，人们不仅把就业当作一种权利，更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这种国家体制创造的，工作岗位源源不断。(所以，在苏联百货公司 里，卖一块肉都需要三个人来干。)可是，市场竞争不是可以消 除此类问题吗?起码根据经济学理论，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绝不 可能把钱付给那些没什么用的人。但不知为何，这样的情况的的确确发生了。
公司裁员，毫不留情，有人出，有人进，这些被裁的人往往都是干实事的，他们真的在制造什么、搬运什么、修理什么、维护什么。然而谁也没办法解释，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魔法，从事行政文书工作的领薪人数最终却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跟苏联那会儿的工人没什么两样，理论上每周工作40小时甚至 50小时，然而实际有效工作时间不过每周15小时，这与凯恩斯的预言是一致的。因为他们还得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和参加各种动员大会，来更新脸书内容，来下载一部又一部的电视剧。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是从经济学角度可以解释的，我们需要转向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统治阶级意识到一件事:如果老百姓生 活幸福、工作高效、时间自由，那么就会埋下巨大的危险。(想想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就好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靠近这个方向。)同时，人们觉得工作才是 正确的事。如果有人每天醒来后，不愿投入自律高效的工作中， 那他就不配拥有好生活:这种道德理念正好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在英国学界，人们需要应付的行政事务越来越多，没完没了。有一次思考这个现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地狱或许正是这样的:在地狱中，人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做着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工作。比如，你木工活很好，因而被雇用，结果发现，你居然 需要做大量炸鱼的活，并且炸鱼这个工作也不是必须要做的，反 正真正需要炸的鱼没几条。但是不知道为何，一想到某些同事竟然炸的鱼比自己少，做的木工活比自己多，这里的人就恨得咬牙切齿。不久，地狱工厂里堆满了数不尽的炸鱼，很难吃，也没人来吃，而这竟然就是地狱工厂的全部产出。
我觉得，这幅画面为我们精确地描述了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力量。
我明白任何类似的观点都会立刻激起反对的声音:“你谁啊?凭什么由你来说哪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必不可少’又究竟怎么去定义?你不是人类学教授吗，那么人类学教授这个岗位的‘必要性’又体现在哪里?”(事实上，许多媒体后来确实是这么说的，他们表示我的工作就是无谓的社会开支的典型。)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没说错，社会价值本来就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
我不会冒昧地告诉一个认同自己工作的人，你的工作其实对世界没有贡献。但有些人自己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明白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那样又该如何?前不久，我和年少时的某个 校友重新联系上了，我俩15岁以后一直没见过面。这些年他的经历让我感到吃惊:他先是写了一段时间的诗歌，后来又在某家独立公司做摇滚乐队主唱。他的歌我在电台里听到过，但我 不知道歌手是我认识的人。很明显，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创造力满满，他的作品也确确实实点亮了世界上许多人的生活。 然而，在几张专辑接连失败后，他被解雇了。他债务缠身，女 儿又刚刚出生，他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勾了人生的默认 选项— 上法学院，跟无数茫然无方向的人一样”。现在的他就职于纽约一家知名公司，是一位企业律师。他很愿意承认自己的工作全然无用、对世界毫无贡献。在他自己看来，这份工作就不该存在。
在这里，人们有太多问题可以问。比如，我们的社会似乎对才华横溢的诗人、音乐家没什么需求，而对专攻公司法的专业人士有着无穷无尽的需求，这说明了什么?(答: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不过是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除此以外，这还表明大部分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最终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事实上，我就没遇到过一个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的企业律师。除了企业律师，前文提到的几乎所有新行业的从业者也都这么想。我们社会中存在一个领薪的专业人士阶层，如果你在什么派对上与他们相遇，恰好又提到了你 的工作或许挺有趣(比如搞人类学研究)，他们就会躲避这个话题，只字不谈自己的工作;等到几杯酒下肚后，他们却开始激动不已、滔滔不绝、骂骂咧咧，一个劲儿地表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愚蠢透顶。
这是很严重的精神暴力了。一个人若是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心中的愤怒和憎恨怎么可能不汹涌?然而这个社会的独特性就在于，正如前文所提的炸鱼的例子，管理者想出了一个方法，使这股愤怒和憎恨精准地投向了那些真正做了有意义的工作的人身上。比如，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想要拿出客观的评价标准不容易，但是如果想对这个问题稍微有所了解，你只需要询问以下几个简单的问题:倘若这个专业人士阶层嗖一下消失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倘若消失的人是护士、垃圾清理工、机械师，那又会发生什么?显然，如果护士、垃圾清理工和机械师转瞬之间就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立刻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教师，不再有码头工人，那我们的生活将会迅速陷入困境。 哪怕是少了科幻小说家，少了斯卡音乐家，这个世界都会失色不少。可如果消失的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执行官、游说者、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电话销售员、法警和法律顾问，那人类是否会痛苦不堪，是否会面临无法生存的情况，就不好说了。(许多人认为人类的处境可能会大大改善。)个人实际贡献越多，获得的报酬越少:除了少数人们熟知的例外(比如医生)， 这种情况竟然真的普遍存在。
更有悖于常理的是，似乎存在某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这种看法为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某种隐秘力量。我们可以从媒体对地铁工人的态度上得到佐证。在伦敦地铁工人和雇主发生合同纠纷时，媒体煽动民众憎恨地铁工人，说他们把伦敦搞瘫痪了。地铁工人可以导致伦敦瘫痪这个事实本身就 说明，他们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似乎正是 这一点惹恼了大家。我们再看看美国，此种情况更甚，共和党相 当成功地调动了人们对学校老师和汽车工人的愤怒(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憎恨并不针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层，也不针对汽车行业的高管，而问题恰恰是他们带来的)，指责他们要的薪水待遇太高了。这就好像在对老师和工人喊道:“书是要教的!车是要造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是要做的!有这些就够了!你们怎么还敢嚷嚷着要拿到中产阶级的福利待遇?”
假如有人想要设计出一项制度，能够完美地维护资本的力量，那他(或她)是很难想出超越前文做法的方案的。真正有产出的工人被无情地压榨和剥削。剩下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惶恐的不工作的人，这些人受到普遍的抨击和斥责;更多人是在另一组，他们领着工资但其实什么都不做，他们的岗位是为了认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感受(比如经理、行政管理人员等，其中统治阶级的财务代理人尤为突出)，同时还能促进人们对那些从事着具 有无可辩驳的社会价值之工作的人隐隐产生不满。显然，这个体系并不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将近 100 年的试错中逐渐形成的。这是唯一用来解释为什么技术水平提高了这么多，我们大部分人的每日工作时间还是远超三四个小时的答案。
此文刊出后，人们的反应恰好证明了文中的假说。《谈谈“狗屁工作”现象》掀起了舆论的巨浪。
几周内，《谈谈“狗屁工作”现象》被翻译成了起码10多种语言，包括德语、挪威语、瑞典语、法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俄语、土耳其语、拉脱维亚语、波兰语、希腊语、爱沙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韩语。文章被转载在大量国外的报纸上，从瑞士一路转载到澳大利亚。最初的《罢工!》杂志的文章页面点击量则超过了100万次。因为访问人数过多，网页崩溃了好多次。相关的博客文章到处都是，评论区则被白领人士占领，在那儿各种吐露心声。有些人给 我留言寻求指导，另一些人则告诉我，他们在我的鼓舞下辞去了工作，开始寻找有意义的事情。
在此番热度下，民意调查机构 YouGov(舆观) 也自行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面向英国居民，来验证文章中的假说是否成立。调查中的选项直接从原文中摘取，比如，你的工作是否“对世界有贡献”?结果令人惊讶，超过1/3的人(37%)表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同时，50%的人表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有贡献，13%的人表示拿不准)。
这比我预期的数据高了将近一倍。我之前估摸着“狗屁工作”的占比在20%左右。后来在荷兰进行的一项民调给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果。事实上，数据甚至更高:在参与民调的荷兰工作者中，有40%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文章中提出的论点不仅得到了公众反响的证实，还得到了统计调查结果强有力的支持。
显然，此文发表之前，对这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几乎从未有过系统性的关注。文章给了人们一个谈论的契机，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是便秘许久终于可以通畅一次，他们隐秘的感受得到了一次发泄。而且很肯定的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对该问题更广泛的探索将会来到。
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想提供一个比原始文章更为系统的论述。2013年的这篇文章是写给革命性政治杂志的，所以重点放在了该问题政治方面的影响上。事实上，该文只涉及当时我构思的一系列论点中的一个。这一系列论点是关于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自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时代以来，这种思想体系统治了全世界。然而，该思想体系的实质与其宣扬的理念恰恰相反，不过是披着经济外衣的政治行为罢了。
我为何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这似乎是唯一能解释这些当权者所作所为的说法。他们天花乱坠地宣扬着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好处，声称新自由主义能够释放出市场的魔力，声称新自由主义把经济效率放到了第一位。然而事实是这些自由市场政策总体上导致全世界几乎所有地方(除了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滞。
在大部分富裕国家，几百年来第一次，年青一代的生活很可能会 过得不如他们的父辈。然而，面对这样的局面，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只会反复呼吁要加大自由市场的力量。同样的配方，更猛的剂量，政客再将这些呼吁正式付诸实践。这让我很是讶异。如果一家公司雇用了一名顾问来制订商业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导致公司利润的大幅度下降，那这名顾问肯定是会被开除的啊;即使不开除，起码公司也会要求他再想个别的商业计划。可是我们的自由市场改革却从未遭遇喊停。改革效果越糟糕，改革力度就越大。那么对此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改革根本就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
那是出于什么考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想想统治阶级的思维模式。对国家决策有决定权的那帮人，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60年代上的大学。那个年代的校园正是政治动荡、风起云涌的中心，他们强烈地感到类似的事情绝不可以重演。因此，虽然他们对于下降的经济指标或许也有关注，但当他们注意到不管是全球化、工会力量的削弱，还是累得要死要活却跟安全感无缘的劳苦大众，抑或是对60年代个人享乐解放运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活方式自 由主义、财务保守主义”)进行的积极口头响应、消极行动支持，这些事件联合起来带来的结果是他们乐意见到的: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了少数权贵阶级，而能够对他们的权力造成挑战的组织力量已被摧毁得近乎荡然无存。虽然在经济上，这项改革效果或许不佳，但是在政治上，这简直就是完美的方案，因此他们没有动力去废除相关的政策。
《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每当你看到有人打着经济效能的旗号在从事一件经济上完全荒谬的事 情(比如，给某人付好多钱，但这个人整天啥都不用做)的时候，那 你最好先问一个问题，就像古罗马人所问的:“Qui bono?”，这件事对谁有好处?”或者“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好处的?”
本书中，我想谈的内容远远不止上述这一个问题。
我认为，“狗屁工作”现象是一扇窗，透过它，我们有机会看到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我们不仅要问自己，为何这么多人身处自己都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岗位日复一日地工作着?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必然的、是正常的，甚至是可取的?更奇怪的是，尽管这些 人从抽象意义上认同这种情况出现的必要性，甚至也觉得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比从事有意义工作的人能够获得更高报酬、更多尊重和认为完全可以接受，但具体到自身，如果是自己处在这个位置，什么都不做却拿着薪水，或者自己的劳动产出并不以任何方式造福任何人，他们还是会感到沮丧、感到糟透了，这到底是为何?这里肯定存在各种矛盾的想法、各种混杂在一起的力量。
在本书中，我想把这些混杂的想法理一理。对此，我首先会提出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狗屁工作”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其次，我也会提出一些深度的历史问题，比如，我们是从何时开始认为，又是如何开始认为创造力会给人带来痛苦?我们如何产生了售卖自己时间的想法?最后，我会就人性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写这本书也有政治方面的目的。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化作一支利箭，射向我们所处的时代，射向我们的社会和文明。有些事情已经大错特错了，人们完全搞错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整个社会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 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让工作本身成了我们的目标和一切意义所在。人们建立了这样的认知，那就是如果有人在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的岗位上不努力地工作，那么他们就是糟糕的人，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关心，也不值得获得社会的帮助。就好像大家集体默许了我们每个人被奴役的这种遭遇。我们意识到自己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做着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而且往往是我们讨厌的那个人命令我们这么做。这种意识往往会产生某种政治反应:我们一想到，说不定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并没有遭遇自己遭遇过的困境和圈套，心中就会因愤恨而耿耿于怀。因此，这个社会充盈着憎恨、怨愤和怀疑，人与人之间因此而联结。这种情况糟透了，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我希望这一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如果这本书能对此做出哪怕一丁点贡献，我就没有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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