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民主制为何会选出皇帝——读《An Extremist Presidency》
民主制为何会选出皇帝
——读《An Extremist Presidency》
作者：张云天，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2020级硕士，研究兴趣为古典政治哲学。
一、哥德尔的神秘发现
1938年，奥地利裔数学家、“不完备性定理”的提出者哥德尔（Godel）移居美国。后来他任职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由此认识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两人结为莫逆之交。
1946年，哥德尔申请入籍美国，为此他特意提前准备功课，如深入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然而，在读完了美国宪法的数天之后，哥德尔“颇为神秘，但又带着几分兴奋地”告诉爱因斯坦等友人：
“在他分析（美国）宪法时，他发现了其中有一些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处，而且他还发现利用宪法中的这些漏洞，一个人可以用一种完全合法的方法成为一位独裁者……他坚持他的观点，为此我们还特地讨论了他的这些可谓惊世骇俗的发现。”
几个月后，哥德尔在爱因斯坦的陪伴下申请入籍。得知哥德尔来自奥地利后，审查官告诉他，在美国不太可能会出现独裁的情况；哥德尔立刻反驳道：“哦，不，在这里也会发生，我可以证明它。”
听到哥德尔的回答，在旁边坐着的爱因斯坦顿时如坐针毡。不过，那位审查官在这关键的时刻停止了追问，这才让哥德尔最终得以顺利入籍。
其实，哥德尔当年与爱因斯坦探讨的美国宪政的“漏洞——即用一种完全合法的方法选出一位“民主的皇帝”——早已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出现过。
1804年5月18日，法兰西共和国元老院提议拿破仑（Napoleon）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并实行国家元首的世袭制，为此其制定新宪法且交由全国公民投票表决。
同年11月，《共和十二年宪法》以绝对多数公民投票通过，宣告法兰西共和国被托付给一位皇帝。该宪法还规定，拿破仑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且皇位世袭，其兄弟姐妹被封为法国亲王和公主，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从此变为法兰西第一帝国。
一个进行民主投票的国家为何最终选出了一位皇帝？如哥德尔在入籍时所言，这有可能在未来的美国再次出现吗？
二、美国从共和走向民主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阿克曼（Bruce Ackerman）撰写的《An Extremist Presidency》有助于我们思考上述问题，该文收录于2010年出版的《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一书。
在文中，阿克曼教授首先提到了美国的建国者们如何设计美国宪法：
“国父们认为国会是最危险的，他们煞费苦心地抑制来自这个方向的威胁——最明显的是，将立法机关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让它们相互制衡。”
对于现代人而言，“定期的政党竞争乃是民主的定义性特征”。然而在美国国父们的眼中，政党间的派系斗争将导致邪恶的民粹而非民主政治。
美国国父们由此认为，“宪法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制度，以使具有公共精神（publicspirited）的先生们可以通过超越小派系的尔虞我诈来赢得职位。”
可是，这一套宪法理念却被后来出现的美国政党制度完全颠覆了。从18世纪开始，“每一代人都利用政党制度向总统注入新的全民投票主义（Plebiscitarianism）的印象”。
换言之，美国逐渐从共和制走向了民主制，而后者正是“宪法制定者试图阻止的那种煽动（demagogic）政治”。
早期的美国总统大多依靠地方报纸来传达他们的主张，以此求得选举日的投票；可随着电视广播的普及，美国总统逐渐开始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
不论是威尔逊总统的国情咨文，还是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总统的声音开始从地方传至美国的千家万户。
到了1968年，在绝大多数州内，本来由政党内部确定各州的总统候选人已经变成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这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
“候选人可能会进一步向左翼或向左翼移动，以鼓励积极分子在初选中投票……这种极端主义倾向因投票民众日益两极化的特征而加剧——强烈动员起来的左翼或右翼积极分子，从两翼夹击（flanking）相对消极的中间选民。”
毫无疑问，今天美国民主党选民和共和党选民的大分裂，正是这种极端主义和投票两极化的直接表现。
我们不难看到，理性的声音逐渐被极端的声音遮蔽，温和的总统候选人逐渐被极端的总统候选人取代，而这些现象又随着互联网的诞生而进一步加剧。
三、互联网时代的选举
运作一场全国范围的竞选活动需要大量资源。在过去，美国总统候选人往往依赖分散的、不同行业的政治团体的支持。
反过来，这些政治团体对总统候选人发挥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候选人需要一大批志愿者来接触初选选民，他们传统上依靠政党组织——以及工会、大学俱乐部、社会和宗教团体——来填补空白。这使得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成为重要的把关者。”
然而，由于社交媒体的诞生，竞选资源从分散走向了集中。因为竞选总统不再需要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团体间寻求平衡和支持，而只需要在网络上与无数个体选民建立“联系”。
自此以后，竞选总统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关照不同群体与国家的共同利益，而是如何掌握“流量密码”，获得更多的“粉丝支持”。
阿克曼教授不无先见地指出：“这一新兴的制度也可能改变了前来领取大奖（即总统）的候选人的构成。它鼓励魅力非凡的局外人与经验丰富的成功政治家竞争。”
除了社交媒体之外，民意调查也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如今美国总统竞选团队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其中多数人负责每天在网上研究民众的支持率和关心的话题，并将这些内容反馈给民调专家。
“总统相信，这些‘专家们（gurus）’通过科学地利用民意调查和焦点团体，可以构建出故事情节、片段化宣告和戏剧式图景，从而以有效塑造普通选民认知的方式维持他的广泛支持。”
简言之，民调专家会告诉总统候选人如何回应新闻，如何发布信息，而民调支持率也成了衡量总统执政成败的第一指标。
正因如此，总统候选人无条件地信任他的民调专家，导致后者取代了传统的社会学家与政策顾问在总统身边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另一个互联网时代的选举悲剧在于：网络上充斥着的无数虚假信息所造成的政治杂乱化、冷漠化、娱乐化。正如阿克曼教授的批评所言：
“我们正在失去一支由充满活力的严肃记者组成的队伍，他们的工作是挖掘事实，以相对公正的方式提供故事的两面……如果严肃新闻业的经济基础崩溃，博客将退化成后现代的噩梦——数百万人不顾事实，滔滔不绝。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严肃报道不适合业余爱好者。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训练、人脉和经费。”
当社会进入自媒体时代，网络信息变得愈发混乱、片面和情绪化，真真假假的新闻故事满天飞，谣言永远跑在真相之前。
在如今的信息洪流之下，非理性的口号和编造的故事才能赢得更大的流量关注。最终，连总统候选人也不得不向其低头，甚至干脆投身其中成为新的“意见领袖”。
四、民主制选出的皇帝
“从18世纪的名流（notable），到19世纪的政党巨头（party magnate），再到20世纪的保民官（tribune），再到21世纪的煽动家（demagogue）”，阿克曼教授认为，这就是美国总统的转变过程。
如今，美国总统“有权做出3000位政治官员的任命”，多数白宫官员已经成为了总统的忠实部下，“他们将号召整个行政部门加入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业，即执行人民赋予总统的使命”。
问题在于，当一个民主国家最终选出了一位“皇帝”，其结果可能是危险乃至毁灭性的。
因为当总统承诺带领他的“粉丝”走向应许之地时，没有人能担保这不是一条驶向悬崖的道路。而在那时，总统不受议会和法院的约束——前者已经通过民意获得了合法化权力。
阿克曼教授的《An Extremist Presidency》一文写于2010年，彼时还是奥巴马当总统，在文末阿克曼教授作出了一个预言：
“奥巴马践踏国会特权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是那些像阻挠议事那样站不住脚的特权。但是下一任反叛的总统可能不会有同样的宪法约束意识。他可能会坚持履行他自称的民众授权，即使这会引发一场深刻的宪法危机。”
十多年过去，阿克曼教授的预言似乎正在逐渐变成现实。没人敢断言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历史不会成为美利坚共和国乃至其他民主国家的未来。对此，我们必须学会更加谨慎和警惕。
天义
宣城丨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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