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到冬宫去：俄国君主制的登场与落幕（1754—1917）》

[1] 书籍信息

[美]苏珊·P.麦卡弗里，《到冬宫去：俄国君主制的登场与落幕（1754—1917）》，高领亚 译，光启书局，2023年1月。

[2] 作者简介

苏珊·P. 麦卡弗里，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分校的历史教授，著有《沙皇俄国工业化政治》，主编有《俄罗斯帝国后期的煤炭与政治》等，合编有《欧洲语境下的俄国（1789-1914）》等。

[3] 书籍简介

在俄国君主制最后的150年里，欧洲风云变幻，工业化迅猛发展，市民阶层崛起，现代政治思潮席卷各国，无不给罗曼诺夫王朝带来挑战。

正如君主制并非一成不变，冬宫及其广场也扮演着多种角色：它是皇室居所、帝国展示权力的舞台、匠人与建筑师的训练场、艺术品博物馆，也是首都市民生活的中心。在这里，君主与平民相遇，皇宫与城市交汇。

成千上万民众从各地来到圣彼得堡，成为宫殿的建筑工、建材供应商、差役仆从、守卫士兵、艺术家、文物管理员……他们与皇室成员一起上演着一幕幕精心编排的君主制大戏。而1917年，当布尔什维克占领冬宫，这座由人民搭建、打理、参演的舞台也最终由人民继承……

[4] 书籍目录

致谢
引言
绪论
第一部分 君主制表演的新舞台
1 “一个不同的冬宫”
2 砖木结构的宫殿
3 新城市中心
4 展演君主制
第二部分 展演城市君主制
5 爱国之宫
6 皇室内眷及其主人
7 文化之宫
第三部分 观众登台
8 继承人
9 到冬宫去
结论
参考文献
中英对照表

[5] 精彩书摘

皇室内眷及其主人

从维多利亚英国至罗曼诺夫俄罗斯，君主制通过适应得以幸存。在众所周知的专制统治巅峰时期，罗曼诺夫家族也遇到了其他欧洲统治者在那个时代面临的去神秘化的力量：公共领域日益扩大，印刷媒体激增，科学世界观扩张，社会世俗化，逐渐复杂且清晰的协会组织也带来挑战。在俄罗斯，以扩大参与和修改宪法为形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压力加剧了这些压力。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 19世纪 60年代农奴解放骚乱以及 1881年的政治暗杀，对俄罗斯君主制都有所打击。虽然压力不断，俄罗斯君主在整个 19世纪还是保留了他们的专制主义统治，并扩大了他们的民族和帝国的重要意义。叶卡捷琳娜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尤其后者，将俄罗斯定位为君主制政府和旧体制的主要捍卫者，他们寻求方法维护因农民叛乱、王朝混乱、宫廷政变和宪政挑战而被削弱的制度，并使其更加现代化。

扩大 1812爱国崇拜是尼古拉延续其兄长统治的标志。但他强调自己作为有序家庭领袖的角色，这一点与其兄长的模式不同。尼古拉 对君主制的神秘化和去神秘化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探讨，并对他们之间的年代线性概念提出了挑战。

统治时期最普遍的主题之一便是皇家家庭安宁和婚姻和谐。他在冬宫舞台上向市民、仆人和游客展示家庭生活的意义，不是为了表明皇家与他们并无二样，而是为了展示秩序井然的家庭的品质。尼古拉似乎116 在说，其他男性承担着大小家庭主人的责任，他们可以向他学习。

君主制的一个特点是，它由一个家庭向外散发。但长期以来，欧洲君主似乎都在掩盖这一事实。然而，在法国大革命和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后，欧洲君主要么被迫接受各种宪法限制，要么设法抵制，但无论如何，他们越来越强调自己与庶民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们强调国家或帝国纽带，且认为自己的家庭可作为代表。西蒙·沙马（ Simon Schama）认为，在整个欧洲，皇室“家族”的形象 18世纪晚期才出现，并于 19世纪及以后得到充分发展。对比路易十四和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沙马观察到，当政王朝逐渐从“神圣家族”变成“客厅内的家族”。在俄罗斯，是尼古拉一世迈出转型的第一步，其继任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扩展，他们“用家庭内饰取代了王朝图腾，把自己包装成慈父贤母，而非骑兵或法官”。b尼古拉通过将罗曼诺夫王朝描绘成一个家族，推进了他所认为的罗曼诺夫王朝持久的正直品性。

亚历山大一世没有给他弟弟留下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家庭榜样。他的家庭安排看似有序，但有些紧张，介于放荡不羁的祖母和一本正经的弟弟之间。亚历山大的直系亲属圈子包括他的寡居母亲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 Maria Fedorovna），以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 Elizabeth Alekseevna），阿列克谢耶芙娜性格内向，两个女儿孩童时期便已早夭。这个家庭一本正经，没有孩童。伊丽莎白从未以女主人的身份管理过自己的家庭，因为她的婆婆比她活得还要长久。皇帝皇后听从太后行事，主持贵宾晚宴的也多是太后。家庭聚会也总是在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宫中举行。皇帝夫妻婚姻不忠，虽谨小慎微，但皇室内部人尽皆知。

展示模范家庭

尼古拉的婚姻则要幸福得多，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但他在努力塑造家庭主人的角色时，却受到了当时大众传媒的限制。在摄影、大众印刷和电子通信带来宣传爆炸的前夕，尼古拉突然想到了比他的任何前任117 或继任者更充分利用圣彼得堡冬宫大舞台的做法。宫殿是一种媒介，他可以在其中把自己塑造成家长，同时保留君主制神秘感的关键因素。在这里，尼古拉将 18世纪优雅而冷漠的朝廷变成了一个现代（且可说是庞大）的家庭，由和谐且尽职的家人维系。因此，他扩大了冬宫现有的所有公共用途，如新年舞会等，同时还增加了新的庆祝活动，比如 12月 25日的军事纪念活动，比如邀请大批身份最为卑微的人参加圣彼得堡圣徒彼得与帕维尔教堂的复活节仪式。尼古拉执政期间，每年参观冬宫的圣彼得堡人民数以万计。尼古拉将冬宫里外翻了个遍，程度远超以往所有的皇室主人。他热爱这一建筑，亲切地称其“ Zimnii”（意为“冬天”），情感超过所有住在此处的罗曼诺夫家族。对尼古拉来说，家庭生活和帝王职责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当他和家人住在冬宫时，他们很少下台在幕后活动。

住在该宫殿的人一代接着一代，舞台本身就是一幅不断改造和重新装修的场景。冬宫众多房间最初无人居住，后来逐渐挤满了孩子、出嫁的女儿和她们的夫婿以及皇储的家人。通常情况下，新登基的统治者会继续住在他们年轻时居住的房间，不过通常会安装更为精致的装饰。因此，君主寝宫并非固定，时间不同，位置各异。叶卡捷琳娜和后来的保罗都住在彼得三世最初为自己打造的房间里。该房间位于东南区域，可俯瞰草地广场。保罗去世后，他的遗孀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在南方保留了自己的住处。亚历山大和伊丽莎白则住在他们童年居住的房间里，位于海军部一侧。此后，历代君主都或多或少住在冬宫这一区域。这里远离繁忙的冬宫广场，可以看到河景。

尼古拉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Alexandra Fedorovna）育有七个子女，对他们宠爱有加。但夫妻二人从未占用其受人尊敬的兄长的寝宫或办公室，后者多年来一直被当作家庭圣地不受侵扰。他们在附近改造了一个大套房，从窗户可以看到北边的涅瓦河和西边的海军部。御书房则位于这一区域的三楼，房间临河，非常恢宏。而尼古拉似乎通常会避开这一房间，选择一间位于二楼角落、面向冬宫广场的简朴办公室。他经常睡在那里的一张行军床上，并在此忍受最后的病痛折磨，于 1855年去世。据说，路人有时可以看到尼古拉在二楼办公室里借着灯光工作到晚上的身影。和住在冬宫的任何一位君主一样，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似乎很享受他们在冬宫创造的生活。他们塑造的幸福家庭生活显然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家庭和睦或是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自然倾向，但他们在宫廷舞台上的展演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向陌生人——特别是地位低下的陌生人——展示真实的家庭亲密关系并令其信服，这绝非易事。一种方法便是，邀请特定观众观看或许是日常家庭生活的私人表演。

皇后每天早上都会在茶壶旁接见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密友和仆从都会见证这样的晨昏定省。即使是最小的孩子，也要停下手边的事，穿过“众多走廊、大厅和楼梯”，去给祖母请安。早上十点，尼古拉和妻子一起饮茶。茶水由侍女精心准备，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则亲自斟茶。这种家庭团队合作往往会持续一整天，因为大臣们在沙皇书房向其汇报工作后，经常会被邀请至皇后宫中，享用“皇家晚餐”（domashniuiu trapezy）。尼古拉不参加这些晚宴。

皇帝还在复活节打开了圣彼得堡圣徒彼得与帕维尔教堂的门，这在其登基后几个月便开始了。夏洛特·迪斯布鲁（Charlotte Disbrowe）曾对此有所记录。夏洛特是一名英国外交官的女儿，曾被 1826年圣彼得堡圣徒彼得与帕维尔教堂新颖的复活节仪式所震撼。她和丈夫“风风火火”来到圣彼得堡圣徒彼得与帕维尔教堂，“非常满意地看到尼古拉一世亲吻几百个恭敬男仆，他们高矮胖瘦、老少美丑皆有”。迪斯布鲁记述道，近三个小时时间里，皇帝亲吻了约七百名臣民。

“人们整齐地排着队，或者说一串一串地走到他面前接受荣誉，场面真是不同寻常；皇帝陛下把他的嘴巴擦了又擦，擦了又擦。”迪斯布鲁吃惊地发现宾客中竟有车夫和门卫。尼古拉还将其前任们接待商人代表团的习俗扩展至新的工业家骨干队伍。例如，1833年 5月，沙皇 尼古拉一世邀请了 500人在冬宫共进晚餐，他们都参加了一场俄罗斯制成品展览。受邀者包括贵族工厂主、第一和第二行会商人，有些人和皇帝同席而坐。莫斯科商人伊万·雷布尼科夫（Ivan Rybnikov）后来回忆说，每个客人都收到了活动的门票，并邀请他们在“皇帝陛下的冬宫”用餐。招待在音乐厅举行，有伏特加和开胃菜（zakuski），晚宴随后在圣乔治厅举行。雷布尼科夫看到皇帝和皇后“手牵着手”，还有皇储、沙皇的两个女儿以及他的弟弟迈克尔，他们带着客人进入晚宴。这一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记述道，用餐期间，尼古拉与制造商就关税政策进行了交谈。如果沙皇希望如此场合可把自己的家庭习俗传播得更远更广，雷布尼科夫回到莫斯科后的举动会让他感到满意。50年后，一名亲戚在大众杂志《俄罗斯旧时代》（Russkaia starina）发表了他的故事。据他称，从圣彼得堡回来后，雷布尼科夫“马不停蹄地把这次沙皇家人出席的晚宴给一个莫斯科商人留下的印象，告诉了当时不在莫斯科居住的所有子女……尼古拉皇帝接见他的情景被描述和记载下来，并在商人中传播”。c很显然，雷布尼科夫的后代将这个故事保存了下来，通过雷布尼科夫的儿子传给了这位女士。一个家庭保留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的记录并不奇怪，但所记故事中皇帝和他的妻子手拉手，并由他们的孩子陪同的情节，就非常有趣。通过在冬宫接待这位商人家长，尼古拉成功地展现了他的王朝的财富和辉煌，以及自己模范家庭的天性。这样一来，他显然巩固了君主制纽带，并在雷布尼科夫家族延续了三代。邀请一群具有代表性的见证人参加具有王朝意义的家庭仪式，是传播尼古拉管理有序的家庭形象的另一种方式。圣彼得堡媒体此后会详细报道这些事宜。在这样的场合，尼古拉会利用冬宫的所有荣光，有时会欢迎成千上万的市民来到他的家中。诸如命名日、皇帝未婚妻的宗教皈依仪式以及未来亚历山大二世 16岁生日时举行的新“多数表决仪式”等家庭聚会，均在冬宫教堂举行，邀请的客人来自社会各层，包括商人和基层公务人员。《圣彼得堡公报》和更为大众的《北方蜜蜂》（Severnaia pchela）总会仔细报道代表皇室的人物，这些报道清楚地表明，这些活动是整个大家庭的表演。皇室成员跟随皇帝皇后，120 按照要求穿着细节考究的朝服，穿过冬宫二楼大部分区域，从寝宫一路走到教堂。他们路过一排排大厅时，会向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打招呼。奥尔加·尼古拉耶芙娜（Olga Nikolaevna）回忆说，在持续“无数小时”的问候中，她握着父亲的手。“结束时，我们已完全疲惫不堪。”显然，无论具体仪式场合为何，最多展示的是皇室家族的婚姻和谐、美好、健康、顺从和虔诚。

到目前为止，尼古拉在冬宫最活跃的活动是民众元旦舞会，这是他在国内君主制舞台上运用的一项继承来的传统。19世纪 30年代，这些活动规模空前，参加人数多达三万。尼古拉时期的传记作者坚持认为，参加尼古拉元旦化装舞会的市民范围比以前要广泛得多。伊万·普什卡列夫是一名 19世纪中叶的城市生活编年史作者，他忠实拥护君主制度。据普什卡列夫称，与其他宫廷活动不同，民众元旦化装舞会逐渐被理解为“国民宫廷假日”，吸引了“都城几乎每一个居民”。

根据普什卡列夫的说法，活动前几天，内务部会把票发给“想要的人，没有任何门槛（bezprepiatstvenno）”，因为“沙皇丰富的陈设、近卫兵团的音乐以及人民的娱乐本身，就吸引了游客的注意”。在圣彼得堡和冬宫生活中，领取这三万张票的人数和种类无出其右。其中包括“大量的商人，留着飘逸胡须、穿着长袍、戴着圆帽的店主，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穿着羊毛和锦缎礼服，戴着钻石和珍珠。有穿着民族服饰的格鲁吉亚人、切尔克斯人和鞑靼人”，还有“身着节日服装”的军官和外国使节。普什卡列夫的描述表明，低层行会的商人当时已被允许参加元旦化装舞会。

从晚上八点开始，冬宫所有大房间都为这一场合而敞开，整个皇室会及时出现在每个房间。皇帝向人们致意，并和一些人聊天。宾客享受着茶水、啤酒和开胃菜，“就算没有警察在场，始终秩序井然”。在这些大型的元旦舞会上，宾客的宁静成为传奇。彼得·巴尔捷涅夫（Peter Bartenev）是 19世纪下半叶大众历史杂志《俄罗斯档案》（Russkii arkhiv）的出版人，他在介绍一封尼古拉写给帕斯凯维奇亲王（Prince Paskevich）的信时，重申了这一说法。在 1832年的信中，皇帝评价了参加宫廷化装舞会的 22364人的和平举止，他认为“从国际形势和世界状况的大背景来看”，这非常了不起。一位 16岁的商人女儿在日记中留下了关于 1831年元旦舞会的记载。朱莉安娜·波莉洛娃（Juliana Polilova）清楚地记得，那年 1月 1日，一些访客来到她富有的父母位于圣彼得堡的家中，其中有一些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的长者，他们递给她父亲一个信封，里面是定于 1月 4日举行的冬宫民众化装舞会的门票。她的父亲解释说：“冬宫门票是通过证券市场委员会分发给商人的。”a老波利洛夫此处暗示了圣彼得堡各种团体被邀请参加元旦舞会的途径，包括帝国非俄罗斯族的臣民。团体中的“长者”把门票分发给值得信赖的人，他们要对着这些人的行为最终负责。

朱莉安娜朝气蓬勃，她的母亲和裁缝师帮其备了一套牧羊女服装，没有面具。1月 4日，她和父亲乘坐雪橇，穿过冰封的涅瓦河，脱去外衣，进入冬宫。他们去参加舞会时，马车夫留在外面，照看雪橇和斗篷。人群簇拥中，他们走上大楼梯，朱莉安娜紧握父亲的手，以免与其走散。灯光璀璨，黑人禁卫军（court Araps）身着制服，沿楼梯而立，弄得朱莉安娜眼花缭乱。b到了顶部，他们交了票，然后被领进冬宫展览层的正室。

他们所经大厅两侧，均设有镜子，里面有乐师演奏，还有众多士兵和平民。有客人穿了戏服，有些则只穿了晚礼服。大家站在一起聊天，品尝仆人递过来的食物。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邀请朱莉安娜跳舞，成为她当晚的舞伴。整个活动高潮来临，“一个男士戴着面 具，身材高挑，身着连帽斗篷，在一个矮个男子的陪同下，在舞者中穿梭，和他们进行交谈。就连姑娘们也在和这个高个子说话，说着笑话，笑声连连”。这个陌生人颇为神秘，他走向她，问她是不是觉得无聊。朱莉安娜有些疑惑，笑称她全程都很开心。他用手托着她的下巴，称赞她，问她是谁的女儿。朱莉安娜知晓，宫内不能撒谎。她把父亲的名字告诉了陌生人，并问他是何人。这让他咯咯笑了起来，然后开始和其他人说话。当然，我们的女主角很快知道，她一直在与皇帝本人说话。朱莉安娜的陪同向其保证，她的天真只会让君主高兴，“他喜欢化装舞会，如果真的没有被认出，他会十分满意。我向你保证，他会把这事告诉皇后，会记住你很久”。

这个小故事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了解了君主制在这个众所周知的专制统治巅峰时期的一种运行机制。在这个盛大的舞台上，尼古拉扮演着皇家内眷的主人，他的宾客穿着盛装，看到这一场面的同时，也陶醉于自己的配角角色。君民一起上演了君主制盛况。当尼古拉和年轻姑娘交谈（如他在上述场合的举动）时，我们可能会觉察出，他创造了终身拥护君主制的人。的确，朱莉安娜记述道：“与君主的对话，如燃烧的文字，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她不仅讲述了这一故事，还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辉煌时刻。这个故事后来成为波利洛夫 —西弗采夫家族传说的一部分，60年后出现在他一个从未谋面的侄子的回忆录中。通过这个故事，冬宫一线微光传至西伯利亚，朱莉安娜和她的丈夫搬到那里。口头传说、家族故事和宫内轶事是传播君主制思想的重要媒介，它们放大了皇帝的个人魅力，而 19世纪中期的其他媒介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冬宫广场和涅瓦堤岸举行的户外仪式上，与君主制舞台邂逅的市民范围更加广泛。每年大斋期开始前的“谢肉节”（Maslenitsa，又称黄油周）是冬宫广场上最热闹的时刻。I. V.罗斯科夫申科在给家人的信中说道，他对展台（balagany）印象特别深刻，至少有十个分布在广场周围，向海军部延伸。这些展台由木板搭建，设有柱子和穹顶。“展台不足描述这些巨大城堡……它们非常雄伟，让人想到哈尔科夫剧院。”著名艺术家演奏音乐，从各个角落传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冬宫广场和米里纳亚大街，还有人沿林荫大道漫步，在涅瓦河岸滑雪。这些都让罗斯科夫申科大为赞叹。庆祝活动以“一天两场戏剧”结束，“此时，与其说人们在欢庆，不如说是被欢庆征服”。毫无疑问，尼古拉会很高兴，因为罗斯科夫申科在信中还提到了第一士官生学校（ the First Cadet Corps）的百年校庆，当时正在燃放巨大烟花纪念。“他们说这些花了三万卢布，”罗斯科夫申科写道，“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尼古拉还延续了涅瓦河畔的圣水仪式。至 19世纪中叶，圣水仪式已成为一个很多人参加的仪式，更多面向市民，而非朝廷。一位英国观察员以特有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描述了 19世纪 50年代的这一场景。约翰·莫雷尔（ John Morell）写道，沙皇及其所有家人，还有他的朝廷成员，在一排炮响后，走出冬宫，前往位于涅瓦河冰面上的“宏伟的八角圣殿”。“游行队伍向圣殿行进之时，人群涌来，毫无秩序，很快涅瓦河和涅瓦河岸被密密麻麻的人群覆盖，消失于视线之中。”仪式期间，大主教将十字架插入“圣殿”中央的冰洞中，人群逐渐安静下来。皇帝用金杯尝过圣水后，与朝臣一起回至冬宫。“这时候，人们离开岸边，带着要盛圣水的水罐，疯狂地冲向圣殿。这是一场斗争，一场混乱的你推我搡，一场无法形容的喧嚣。有人甚至跳进河里；母亲在河里给孩子洗澡。”

莫雷尔的印象表明，圣水仪式引发民众热情，但人们目的各不相同。很多人把这一仪式看作是吸引并向自己家庭和家人传递神圣祝福的方式。有人则利用这一机会近距离观察君主家族和宫廷成员。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一节日主要是看望或被看望的机会，与朋友相见，和孩子们愉快出游，与他们的城市生活融为一体。例如， 1831年，波莉洛娃在日记中记载，主显节当天，天气非常寒冷，她的父母不允许她参加涅瓦河上的仪式，她非常苦恼，因为她想着在那里见到她的心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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